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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毫无疑问相当成功。这一文学形象的成功，要远远高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当然，这所谓“真实地位”也是由后世历史学家们从各自立场记载而成，说它“真实”，不过是比小说家的天马行空做派要相对规矩罢了。）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诸葛亮这一角色的存在，使得在《三国演义》崇尚残酷武力的历史背景上，不再全由关羽、张飞那一帮杀人如砍瓜切菜、比玩麻将都轻松的武将们唱主角，而是凸显了军事智谋和儒家人格的分量乃至绝对统制力。 人类真正的历史是由英雄还是平头老百姓创造出来的，老王没有专门研究，但凭着自己的几十年读书经历，完全可以胆气十足地说：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的历史，完完全全是由文人即作家创造的。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自原始社会起，就一直是武力和强权在大事小事上说了算，继《三国演义》出，罗贯中为天下手不能缚鸡、肩无力挑担的弱书生这一群体出了一口恶气，并由此开了历史小说的一大模式：在全武行的故事和人物里面，一定要安插一个诸葛亮式的军师角色来搅动全局，而且随处增添精彩。随后问世的《水浒传》亦步亦趋，塑造了军师吴用，而且干脆就以“智多星”命名，够替文人们显摆的。老王近日在玩读易经，张飞、李逵好比是火，五行中火的克星是水，张、李者流就生生被水性的两个军师给克得没有一点脾气，看得那叫一个开心!但文人的一大毛病由此显现，那就是得了便宜卖乖，罗贯中笔下的莽张飞、施耐庵笔下的黑李逵一律被作家设计出来的武力的对立面角色诸葛亮、吴用收拾得服服帖帖，只有哇哇抓狂乱叫之功，绝无跟军师当面叫板掰腕之力，这里面当然是艺术虚构讨了太大的便宜。（而且受罗贯中影响之大，施哥哥玩起克隆来竟毫不走样，三国里诸葛亮培养了接班人姜维，梁山上吴用的接班人有朱武。）说句到家的话，诸葛亮和吴用这一类型人物的塑造，至少有八成属于文人的白日梦成分。 在诸葛亮身上，除了超人的智慧之外，更被赋予诸多合理合情的理想色彩，而且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不离不弃着。虽然他在书中以及后世的舞台、影视节目中都一水儿的道家服饰，但他表现出来的人格精神却烙着彻底属于孔家店底色的儒家Logo。 诸葛亮决意出山辅佐刘皇叔那一阵儿，几位世外高人（同时也是诸葛亮的好友），如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几位，对此事的腔调不外是孔子师徒当年周游列国所遇到的楚狂人接舆“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那一路腔调，老王当年读到三国这一段时曾想，孔明先生要是身后也跟随着子路那样一群学生，八成要同样发表一通“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式的入世言论。入世的态度，表现出诸葛亮身上深厚的儒家色彩，后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实践，都使这一色彩在他身上逐渐加强。当这样想着的时候，在少年老王的脑海里，诸葛孔明的身影竟与孔子有了几分重合。如果站在后人的立场上看，他们两位也确乎有许多相同元素：孔子致力恢复周礼，铁定的是“复辟派”，而诸葛亮一生保汉朝根苗刘备恢复汉室，是铁杆的“保皇派”。在大力弘扬国学、没人追究孔夫子复辟言行，相反还高度评价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的当下，应当不会有人再阐发诸葛亮保刘保蜀之举系阻挡历史发展的车轮之类高论。 在入世姿态之外，诸葛亮还表现出儒家重情而轻利的一面。在老王看来，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闪亮出山，是在充足的铺垫之后的必然结果。如果从阅读心理看，估计到这火候他还不出山的话，连古代的广大读者朋友都不干了。本来，罗贯中写小说（专家们早有定论，《三国演义》是在当时民间流行的故事以及多种相关话本的基础上整合完成）的首要目的，便是对读者服务（这颇符合咱们当代的“二为”方针哪），他先得把读者包括听众哄开心了才行，然后才会适当考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毕竟写书不是为了挨骂。刘备与诸葛亮顺利联手这一情节，倘从人生成功说的角度说，其实是一场十分成功的双向选择。也是由于《三国演义》一书众多性格各异又故事精彩的人物的存心，才会出现前几年格外火爆的《水煮三国》那本专给青年人励志的职场读物。只是，从职场成功角度来看刘、诸葛联手，终是过于功利化。以老王的眼光来看，诸葛亮毅然出山，应当是以被刘备人格所打动为前提的，为情所动，这对智者而言着实难得，却也十分合逻辑。 客观地说，以诸葛亮那般精通术数的本领，自己出山之后最终将走向何方、究竟能助刘家皇叔多大的臂力，早在刘备一顾二顾之时，他老先生躺在里屋沙发上随手揲上一局卦，也就乩得分晓，但他愣是毅然出山，这里面，也暗合了儒家精神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劲头。否则投到曹氏阵营，保管他事半功倍，加官封侯不在话下，曹操的那些高参哪里是他的对手呢。诸葛亮舍曹氏而取刘氏，正是显出了做人的高洁。 诸葛亮投身刘皇叔阵营伊始，便毫无保留，正可以借后人诗句“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来作评，别管是革谁的命吧，总之是全须全尾没有一点自私，尽数付与蜀国的大业，出身未捷，死而后已。以其生命最后阶段“六出祁山”为标志的北伐失败来说，纵算在蜀国国力不厚、人才不广的背景下进行，但导致失败的原因也十分偶然，往往只是粮草不继以及在个别战斗环节上个别将领执行他的战术有偏差所致，功败于垂成。老王认真阅读和分析之后的结论是，诸葛亮在北伐期间为战胜曹魏创造了基本条件，他曾以武器装备的技术革新来部分弥补兵力不足的致命劣势，比如他制作一弩十发的连弩，使其成为极具威力的远射武器，还积极运用火炮，发挥火炮的威力（平南中之乱、火烧上方谷），同时认真研究后勤保障，发明木牛流马，不仅节省了人力，还提高军粮保证率。看，这是否可以说诸葛亮代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呢? 写到这里回头看一下，自己是头脑单纯地立足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来说事，论证还算诚实，不足之处在于有些上纲上线为诸葛亮拔高。 近读朱多锦先生《诸葛亮文学人物形象批判》，文中的诸多新鲜见解扑面而来，初读之下已是收益良多，正欲再读三读，被吾友王桃花劈手抢去，看了两天回来报告我说：此文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读书方式，即将文学虚构情节与历史真实混为一谈的读书法，并且拿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评价标准，去套七分虚构、三分真实的小说人物，然后回过头来板起面孔来说事论理。 朱先生有一段为《三国演义》及诸葛亮盖棺论定（这样说，好像死诸葛吓死活仲达之后一直敞着棺材口迄今没盖上似的）的评价：“一部《三国演义》，实为一部肯定没落，歌颂倒退，鼓励政治行骗的小说。在东汉末年豪杰并起之际，在三国鼎立相互攻伐之时，诸葛亮这样的人物（还有刘备等人），一是在政治上代表反动和没落，二是在军事上挣扎之后注定失败，三是在人格上充分表现为肮脏小人。” 对一部文学作品和人物形象的评价，其实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比如朱先生文中认定“刘备‘三顾草庐’头两次‘顾’而不‘遇’，无非是诸葛亮玩的一种欲往先止的花招而已”，在老王看来，评判诸葛亮是怀着“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的酬谢知己的心态而出山助刘似乎更有道理一些，须知，真正高智商如诸葛亮者，绝不屑于耍“欲往先止”的小聪明。说到底，文艺评论的不同意见之间不过是文斗而已，老百姓都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朴素道理。 作为一个涵咏儒家精神和道家思想的人物，诸葛亮实在可以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正面人物之列，再多说一句，倘是他老先生一边摇着鹅毛扇清风指面，一边入世建功立业，一边再多念两句佛经的话，便是儒、道、释通吃，估计能得到更多国人的赞同票，不过那时候印度的达摩老祖好像尚未到咱们中国来传教。所以说，诸葛亮其实是三国时期中国文人理想人格之集大成者，当然，以上是就其文学形象这一层而论。至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的真实，得等老王再去读一个历史学的博士之后才有发言权，说不定到那时会在另个议论层面上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 原载：《当代小说》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