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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略萨曾劝诫年轻的小说家说，作家最好不要对获奖期望太高，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 ●略萨获奖后，虽然有众多媒体争先恐后的报道，但是在中国出版界并未有多大的反响，并非中国的出版界大佬们对略萨不感冒，而是因为略萨的中文著作版权早已瓜分完毕，竞争的硝烟战根本打不起来。 上个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中，有四位领军人物从拉美作家群中脱颖而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该是马尔克斯，他于1982年最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对中国作家影响深远。两年后的1984年，以《跳房子》闻名的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因病辞世，剩余的两位，秘鲁作家胡利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一直都是近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今年略萨不负众望终于获奖，也难怪众多媒体都说是“实至名归”。在我看来，这四位拉美文学的领军人物任何一位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更不要提拉美文学的宗师级人物博尔赫斯和胡安·鲁尔福了。 放眼世界，很少有一个地区像拉丁美洲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更为奇特的是这些出生在不同国度和地域的作家，无论是在题材、风格和技巧上都显示出如此众多写作经验的类通性。近几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我总是强调说谈略萨就免不了要谈论其他拉美作家，免不了要谈论拉美这片神秘而蛮荒的土地。无论略萨还是马尔克斯，他们都与拉美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某种神秘的共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拉美文学的风格是一种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我们谈论最多的拉美文学风格又是“魔幻”的，这两种看似完全不搭界的风格又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有人说是靠作家的想象力，有人说只是表面的统一，内部依然是分裂的，如此等等。略萨在1971年曾写过一篇关于马尔克斯的论文，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声称对欧美作家而言，他们无法理解拉丁美洲这块神秘土地的现实本身就是一种荒诞与神奇的结合体，拉美作家之间之所以有着如此共同性正是这块神秘的蛮荒之地的真实写照，而不是所谓吹嘘得天花乱坠似的魔法技艺。 略萨获奖后，虽然有众多媒体争先恐后的报道，但是在中国出版界并未有多大的反响，并非中国的出版界大佬们对略萨不感冒，而是因为略萨的中文著作版权早已瓜分完毕，竞争的硝烟战根本打不起来，不像去年诺贝尔奖爆得冷门颁给了罗马尼亚女作家赫塔·米勒后，众多出版界大佬们为挣得中文版权拼得你死我活。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已经有略萨的中文作品面世，云南人民出版社规模宏大的拉美文学丛书成为我们了解拉美文学的一个重要参照，其中收录了略萨的作品。其后时代文艺出版社购得了略萨作品集的版权。新世纪以来尤其在2009-2010年间，上海九九读书人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一向以外国文学见长的上海译文出版社都在不间断地出版略萨的作品。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与拉美文学有关的爆炸性新闻，在我们饱受盗版之苦十几年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权终于尘埃落定，被新经典文化以百万美元的高价购得。 略萨的获奖，著作中文版权的瓜分，马尔克斯的畅销，拉美文学的魅力可见一斑。也许我们该换个角度思考一个问题：拉美文学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开头部分：多年以后，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想必会记起父亲领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句式曾被众多中国作家模仿。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和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有着熟悉的影子。博尔赫斯曾言，每一位作家事实上都创造了自己的先驱者。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总会让我们想起某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当下语境中的重新复活自然会对作家现在和将来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位拉美作家，生于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在谈到拉美文学的辉煌成就时说，当代所有的拉美作家都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略萨也好，科塔萨尔也好，马尔克斯也好，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欧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叙事方式，与此同时又没有丧失拉美文学中独特的荒诞神奇的现实主义风格，无论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都紧紧贴近拉丁美洲的大地之上。略萨年轻的时候研读过福克纳、博尔赫斯、萨特、福楼拜等，他甚至不止一次提到说他宁愿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他依靠那个时代众多欧美作家的滋养而活。但是这种对欧美作家的倾心和模仿并没有让他丧失自我的风格。对一种小说技巧而言，它只能服务于他笔下那些神奇，仿佛永无休止自动繁衍的故事时才会焕发出魅力和光彩。所谓“世界性的眼光”是一种大传统，而拉美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小传统，只有当小传统融于到大传统的时候，这种拉美文学的奇异魅力才会自动升华。就如同那个一生没有走出奥地利的银行小职员卡夫卡，只有在他用德语写作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文学中的魅力所在。拉美文学对中国作家的意义不在于模仿这种技巧性写作，而在于把握住这种世界性的眼光的同时，还不要丧失掉本土传统的根源。 1997年，略萨曾劝诫年轻的小说家说，作家最好不要对获奖期望太高，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作家最应该做的就是写作，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最好的生活方式，不必十分在意其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十几年后，略萨终于站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而且他就是那个受之无愧的人。 原载：《文汇报》2010-10-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