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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思想史的谱系中，庄子诞生于公元纪元前的华夏神州，而尼尔·波兹曼则成名于20世纪下半叶的北美大陆。一个是前无古人的思想家，一个是名噪全球的文化传播批评大师。在绵延两千余年的历史时空隧道中，两位大师不可能谋面，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有着共通之处：二人都对技术文化与“乐”之关系的探讨情有独钟，堪称技术文化批判的挚友。 庄子是世界上最早对技术进步展开反思并加以批判的思想家之一。《庄子·天地》有这样一则故事：子贡路过汉阴，见一老者抱瓮从井中汲水灌溉庄稼，便告诉他如使用一种叫“槔”的机械，就可大大提高灌溉功效。孰知老者忿然作色曰：“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可见早在当时，庄子即已意识到技术进步的悖反之处，当“机事”将人心异化为“机心”时，技术就会沦为漠视人文精神的可怖绞架。 作为后现代的文化批判大师，波兹曼对技术文明的负面影响洞悉无遗。他在阐述电视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影响时，似乎继承了庄子的批判思路。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他指出：电视的声画并茂以及操作的简易性消逝了人类的童年，任何人都可以在娱乐中透视电视所传达的意思，一切都成了娱乐化的文化。……电视“让人看”的性质让人们放弃了思考，转而单纯追求视觉快感的满足。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对技术进步的深刻批判，势必引出对人生幸福快乐的深层次理解。围绕着对“乐”的理解，庄子提出的命题性哲言是“至乐无乐”：“天下有至乐无有哉？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在庄子看来，无为才是真正的快乐，反之，一味追求“至乐”势必走向反面，危害无穷。一味追求身体感官的享受，势必导致人性的丧失，“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味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与庄子的“至乐无乐”相对应，波兹曼开出的警世谶语是“娱乐至死”。如果说在草昧初开的上古时代，追求“至乐”还要受到诸多条件限制的话，那么在号称已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信息社会，我们无疑已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对沉醉于电视技术之中的人们大声疾呼：“娱乐是电视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 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波兹曼对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预言进行了比较：一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他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一种是让文化成为让人窒息的监狱；另一种则是把文化变成一个表面光鲜绚烂，却让人娱乐至死的舞台。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埋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沦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有可能成为现实。在印刷时代走向没落，电视影像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波兹曼以拉斯维加斯为例，提醒沉湎于狂欢泥潭中的人们：“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的上述预言告诉我们，虽然业已迈入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在技术层面已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但在德性层面却有沦落于“娱乐至死”式精神荒漠的可能。正如大儒牟宗三所言：“尽管你说古人是原始人，比如说他们吃饭用手抓，你从这个地方看，他们是原始；可是你从智慧这个地方看，他们并不原始。所以孔子的那些到现在还是可以讲，这个就是智慧。有些东西，比如说科学知识和物质文明，是后来居上，但是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后来居上。比如关于德性、智慧这些方面的问题，现在的人并不一定比古人强，而且常常还是远不及古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虚心地向古人学习。在两千多年前, 庄子能够敏锐地意识到那些什伯之器可能给人类生存带来无法回避的“恶”, 这对于醉心于技术或工具理性的现代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深刻的启迪。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9日1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