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房翠莹：沈伯俊教授，您好，我是马来西亚《东方日报》专题记者。我们正在企划一个关于“国际汉学热潮”的专题，得知您是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想向您请教相关问题，希望您愿意接受访问。 沈伯俊：很乐意接受你们的采访。 记者：您何时开始研究《三国演义》？为何研究《三国演义》？ 沈伯俊：我读小学时便已熟读《三国演义》。198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1981年秋天开始从专业角度研究《三国演义》，迄今已经二十七年了。我之所以从事《三国演义》研究，主要出于这样的认识：《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在中华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然而，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却相当薄弱，远远不如《红楼梦》研究和《水浒》研究，这与《三国演义》的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因此，我有责任在这方面认真钻研，为推动《三国演义》研究作出贡献。由于我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2年在全国率先发起对《三国演义》的重新研讨，1984年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后，学会日常工作又一直由我主要承担，我既希望保持在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又有义务全面了解研究发展的情况，一些报刊和出版社也经常约我写有关《三国演义》的论著。这样，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都促使我在《三国演义》研究中不断努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尽管我在《水浒传》、“三言二拍”、《镜花缘》和其他作品的研究中也花了许多功夫，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成就和影响确实都不如我的《三国演义》研究。所以，国内外学术界的同行都认为我一直在主攻《三国演义》研究。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吧。 记者：研究《三国演义》二十七年，您认为《三国演义》给您最大的启发和收获为何？ 沈伯俊：二十七年来，我出版了25部专著、专书，其中关于《三国演义》的占了20部；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其中关于《三国演义》的大约120篇；发表学术随笔、札记、鉴赏文章200余篇，其中关于《三国演义》的大约150篇。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那丰厚的思想内涵、强大的艺术魅力、深广的文化价值使我乐于为之上下求索。在漫长的研究历程中，我得到很多启示，真是收获多多。这里主要谈三个问题： 第一，对《三国演义》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华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 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 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 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写；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呢？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１．对国家统一的向往。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周代以来三千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２．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另一方面，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而予以热情歌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歪曲”；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一概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 ３．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纲，残害百姓，荒淫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完全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挞。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不顾百姓死活，却急于过皇帝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厉批判。袁绍虽然颇有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胸无伟略，见事迟缓，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当，以致关键时刻内讧不已；心胸狭隘，文过饰非，甚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持“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任诸葛亮，既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又有灵活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４．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描绘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现了对国家统一、清平政治的强烈向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通观全书，有许多讴歌理想道德的动人故事。为了忠于“桃园之义”，关羽不为曹操的优礼相待所动，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跋涉，寻访兄长；为了维护兄弟情义，刘备不顾一切地要为关羽报仇，甚至宁可抛弃万里江山；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殚精竭虑，南征北伐，不屈不挠，死而后已……当然，对“忠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他的所谓“忠”，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甚至只是为某一集团的领袖卖命捐躯；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他的所谓“义”，用在政治原则上，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用在人际关系上，往往以个人恩怨为转移，但也常常指对平等互助、患难相依的真诚追求……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厚，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 就这样，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坐标轴。罗贯中依靠这两大坐标轴，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 第二，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罗贯中是这样一位人物：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只一个未得其时的下层文人；而从中国文学史的视角观之，他却是一个雄视千古的伟大作家。尽管我们对他的生平业绩已经难以弄清，但他的煌煌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却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几乎所有名公巨卿、文人雅士，永远辉耀于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真是：思汇千年融众史，笔生五色绘群英。 当今时代，本应是一个民主精神、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时代；然而实际上，由于某些有权有钱者的反面示范效应，由于某些庸俗媒体的鼓吹诱惑，也由于人们自身的庸懦和贪欲，身份崇拜、权势崇拜、金钱崇拜却常常大行其道。罗贯中的不朽创作，继承了自屈原、司马迁以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以民为本的情怀、独立不倚的节操，写出了历史的真义和民族文化的精髓，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人生启示。 可以说，当今的作家学者在知识的掌握上也许超过了古代作家，但在人格力量上却往往并无优势，甚至常常瞠乎其后。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地对古人顶礼膜拜，更没有理由以“后来居上”的优越感而藐视前贤。 第三，对于治学之道有了更加切实的把握。二十七年来，我坚持了“循序渐进，知故求新”的研究方法，这正符合公认的治学之道。“循序渐进”，就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办事。首先，必须详细占有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逐步选择和调整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重点和研究角度。在写作中，我由写单篇论文到写系列论文，由编著《三国演义辞典》、整理《三国》版本到撰写专著。这样一步一步地前进，基础比较扎实，得到的研究成果质量较高，并具有自己的特色。“知故求新”，就是在研究中要在“知故”的基础上“求新”。所谓“知故”，就是全面、深入地了解过去。这包括：（1）反复精读《三国演义》，包括各种版本的《三国》，做到烂熟于心：（2）熟读有关《三国演义》的各种历史资料，包括史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后汉书》、《华阳国志》、《资治通鉴》、各种笔记小说、宋元戏曲中的三国戏、《三国志平话》，等等；（3）全面掌握《三国演义》研究的已有成果，包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资料汇编、论文、专著等。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从已有的成果出发，较好地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和视角，避免“无的放矢”，简单重复前人的劳动。所谓“求新”，就是在“知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研究，勇于提出新的见解，进行新的开拓，力求比前人有所前进，有所突破。比如，对《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是我成绩比较突出，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我刚开始研究《三国》时，还没有重新整理《三国》版本的打算。但是，在反复研读《三国》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书中的一些“技术性错误”，到1984年就形成了重新校理《三国》的决心。1986～1987年编著《三国演义辞典》，我对《三国》的人物、情节作了大量考证，仅人物辞条就加了623条按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指出《三国》中的“技术性错误”。这样，我重新校理《三国》的决心更大了。以后，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我接连出版了六种《三国》整理本，并出版了《三国演义》评点本，每一种都校正了原本中的八九百处以上的“技术性错误”。几百年来，还没有人像我这样对《三国》版本作过全面、细致的整理。因此，这些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这完全是“循序渐进，知故求新”的结果。 记者：请问中国及世界各国目前的《三国演义》研究和推广现况为何？ 沈伯俊：这个问题非常大，这里只能作一些粗略的介绍。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本体研究”的深化，一种是“应用研究”的拓展。前者是把《三国》当作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其人物、情节、美学价值等进行研究，并从文学的研究发展为文化的研究。后者是把《三国》当作智慧的宝库，当作人生的启示录，从政治、军事、人才学、管理学、经营谋略等方面探讨其应用价值和当代意义。二者各有其价值，各有其成就，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作为一部富有魅力的伟大作品，《三国演义》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日本人湖南文山（京都天龙寺的两位和尚义辙、月堂的合名）就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日文，这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此后三百年来，《三国演义》已经被亚、欧、美诸国翻译成各种文字，全译本、节译本已有六十多种。各国学者都把《三国演义》看作中国文学史上灿烂的明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和《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国外又出现了持续不断的“三国热”。 说到国外的“三国热”，以日本最为突出。《三国演义》在当今日本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简直令人惊奇。例如：《三国演义》的日文译本，至少已有二十余种，而且多次再版。如立间祥介教授翻译的《三国志演义》，1972年出版后，几乎年年再版。各种译本的发行量加起来，至少已是几百万套。日本的《三国演义》改写本、新编本、连环画多达几十种。其中，仅横山光辉改编的《漫画三国志》，就有大小两种开本，印数已经超过三千万套，几乎平均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套。日本设计的《三国演义》电子游戏软件，出了一版又一版，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受欢迎，发行量也是数以百万计。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起步较早，尽管《三国》研究专家的数量不及中国，但在资料占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却很有特色。特别是在《三国》版本的研究上，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等学者思路之细密、比对之精微，都给中国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大家的重视。在此基础上，日本《三国志》学会于2006年7月30日在大东文化大学宣告成立。学会由从事三国历史、三国思想哲学、三国文学艺术和小说《三国志》（即《三国演义》）研究的学者组成，会长由著名的三国史专家、京都女子大学原校长狩野直祯担任，副会长为金文京教授、大上正美教授、堀池信夫教授，事务局长（秘书长）为渡边义浩教授，首批会员达100余人。我出席了这个学会的成立大会，并荣幸地被聘为海外理事。此外，日本的“三国迷”遍及全国，他们自发组织的“三国迷俱乐部”就有上百个，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经常进行讨论，组织《三国演义》知识竞赛；还多次组织“《三国演义》之翼”访华团，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探访三国遗迹，凭吊三国人物，以此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2006年7月底至8月初，我应邀访问日本，参加《三国志》（含《三国演义》）研讨会，作主题报告。与会者除了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著名大学的《三国志》研究会成员，还有跟随家长来的小学生。在随后举行的《三国志》学会成立大会上，一位戴眼镜、很秀气的小女孩跟着母亲，不仅认真旁听，还勇敢地举手提问；在会后中日学者聚餐时，她又拿着日本学者渡边义浩、田中靖彦写的《三国志的舞台》一书，跑来找我和另外两位中国学者签名。这种真诚与热情，非常令人感动…… 在韩国，《三国演义》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小说。近几年出版的《三国演义》韩文译本、评本、改写本达一二十种，其中李文烈的评译本，自1988年问世以来，销量已达数十万套（每套十册）。韩国学者郑元基，1996年曾不远万里，来到成都，跟我一起研习《三国演义》。十余年来，他把《花关索传》等研究资料和中国学者的多部《三国演义》研究著作译成韩文出版，包括我的《三国演义辞典》、《三国漫话》、《校理本三国演义》等，并出版了自己的研究专著，已经成为韩国有影响的《三国演义》专家。1997年，韩国学者组织了第一个高层次的三国文化考察团，由韩国国家电视台派出的摄制组陪同，并聘请中国《三国演义》专家陈翔华先生和我先后担任顾问，历时二十天，行程上万里，考察了九个省、市的几十处三国遗迹。事后，摄制组将考察过程整理为15集电视专题片《中国文学纪行·〈三国演义〉》，已在韩国国家电视台播出，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泰国，高等学校招考新生时经常出与《三国演义》有关的试题。曾任泰国总理的著名文学家克立·巴莫，曾以三国故事为题材，创作《孟获》、《终身丞相曹操》等小说。《三国演义》又是泰国华侨、华裔加强团结的精神纽带。如“刘氏宗亲会”就自称是刘备的后代，多次组团到成都武侯祠祭奠刘备，寄托怀乡念祖之情。当中央电视台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剧组到泰国进行宣传访问时，各种新闻媒介每天都作了大量的报导，剧组成员每到一地，都是观者如堵，盛况空前。 在马来西亚，《三国演义》流传很广，并有多种马来文译本。马来西亚华侨、华裔早就成立了“关氏宗亲会”、“刘关张赵龙冈会”，作为自己保存文化血脉、团结互助的组织。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曾经与马来西亚的“关氏宗亲会”有过通信联系，后来知道他们成立了《三国演义》研究会，曾经致信祝贺。可惜九十年代后期以后，与他们的联系中断了，不知他们近来开展活动的情况如何。 此外，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三国演义》也流传很广，并有多种译本。在这些国家的华人社会，三国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关羽崇拜至今还很普遍。当中国中央电视台创作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这些国家播放时，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 欧洲各国也有一批《三国》专家。其中，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教授早在1970年就出版过专著《〈三国演义〉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魏安博士的专著《〈三国演义〉版本考》，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尔梦女士出版的专著《中国小说在亚洲》，其中不少篇幅介绍了《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情况。这些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都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 澳大利亚的前辈学者柳存仁教授，早在1976年就发表了《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中年学者马兰安博士，多年关注《三国演义》研究，也是很有成就的《三国》专家。 美国过去似乎没有着重研究《三国》的学者。不过，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罗慕士（Moss Roberts）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三国演义》的英文全译本，对《三国演义》在美洲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著名学者蒲安迪教授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书，对《三国》也有独到的论述。华裔学者董保中教授过去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戏剧，却于2001年组织大约20位美国学者到四川，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一次高水平的三国文化国际研讨会；此后，他以更大的兴趣投入《三国》研究，已经发表几篇有特色的论文。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确实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研究和推广。 记者：《三国演义》作为中国文学，也许有其文化局限性，为何吸引各国学者投身《三国演义》研究？为何能吸引各国读者阅读？ 沈伯俊：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罕见的杰作，《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问世六百多年来，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典籍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华文化越来越广泛地向海外传播，它也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今天，《三国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海外华人，还是国外汉学家以及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朋友，凡是想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都将把《三国演义》当作必读书。 记者：您如何看待三国热？《三国演义》热潮对中国及世界造成什么影响或冲击（文化、思想或生活上）？ 沈伯俊：在中国，《三国演义》早已家喻户晓。近年来，又出现了持续不断的“三国热”。一些评说《三国》的书籍成为畅销书，三国题材的影视、电子游戏长盛不衰。这种“三国热”，其实是“传统文化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读三国，评三国，为的是更多地了解传统，更好地接续传统，从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增强民族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不过，无庸讳言，由于立足点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目的和心态不同，在众多的评说中，也有不少是脱离文本但求口舌之快的戏说，有一些自以为是主观猜测的臆说，甚至有少数蛮横霸道厚诬古人的瞎说，其中自然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乃至曲解。作为一个《三国》研究者，我的立场是：拒绝戏说，避免臆说，反对瞎说。这些年来，我先后出版了《三国漫谈》、《三国漫话》、《沈伯俊说三国》、《你不知道的三国》等著作，就是为了普及《三国演义》，为读者提供“正确、有益、有趣”的三国文化知识。“正确”是指文章的内容皆为研究所得，没有学理和知识上的错误；“有益”是指着重写那些读者感兴趣但并不了解、略知一二却说不清楚的问题，可以帮助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有趣”是指能够带给读者审美愉悦，激发读者进一步读书、思考乃至研究的兴趣。我想，如果“三国热”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今后的传承和发展是有益的。 就世界而言，我认为还没有形成普遍的“三国热”；这种“热”，主要是在亚洲部分国家，特别是“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存在。这些国家的“三国热”，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让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这种传播和交流，还有助于在各国培养一批专门从事中外政经商贸交往、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才。 记者：请问海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和普及对汉学研究的影响为何？ 沈伯俊：“汉学”一词，原本指海外学者对有关中国的各种学问的研究。就这个意义而言，海外的《三国演义》研究本来就是汉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海外《三国演义》的研究和普及，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汉学研究的发展和普及，扩大了汉学研究的影响，而且在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必然与汉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互相借鉴，互相吸取，共同发展。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海外的《三国演义》研究，对中国的《三国演义》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 记者：请问您对现今《三国演义》研究的看法及未来展望为何？ 沈伯俊：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健康，成就突出，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其主要标志是：其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根据我的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大约160部，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5部）的三十二倍；发表研究文章大约2200篇，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135篇）的十六倍多。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其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八年来，总共举行了18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5次专题研讨会（1986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研讨会”，1987年1月在昆明举行的“《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1993年5月在浙江富阳举行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2002年8月在山西清徐举行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研讨会”，2003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3次国际研讨会（1985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2001年4月在成都、南充举行的“三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继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下列八个问题：（一）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籍贯。（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三）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五）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六）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七）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八）关于“三国文化”研究。具体情况，可参见拙作《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初稿写于1996－1998年，2000年修订，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综观新时期中国的《三国》研究，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第二，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逐步增强。第三，《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已经初见成效。自2001年9月以来，已经接连举行了七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均以《三国演义》的数字化为重点。其中一次在韩国首尔、一次在日本东京举行，第七届则于今年8月下旬在澳门举行。已经取得的主要成绩有：（1）实现了毛宗岗评改本、嘉靖元年本、叶逢春本等八个重要版本的数字化，包括文字版、图像版和图文对照版三种形式。其中文字版采用文本方式，可用于检索。（2）建立了初步的《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包括上述八个重要版本和有关文献（如《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华阳国志》等）的电子文本。（3）绘制了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地图。第四，学风比较端正。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交流取得了一定进展。 不过，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仍嫌不足。例如：尽管有关毛宗岗父子和毛评的研究比之过去大有进步，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毛宗岗父子和毛本《三国》的专著；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梳理《三国演义》接受史的专著。第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的货色，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第三，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方法不够多样。例如：母题学的方法、原型批评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使用得不够。第四，部分学者的思想方法存在明显缺陷。例如：在讨论罗贯中的籍贯时，有人为了证明罗贯中祖籍为今山西清徐，从《三国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中找出一些词语（以《三国》为主），名之曰“清徐方言词语”。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清徐人在使用的词语，就等于“清徐方言词语”，就可以证明罗贯中是清徐人。这在概念上是错误的，逻辑是混乱的。其实，稍加辨析就可发现，这些所谓“清徐方言词语”，大多是明清小说中的常用词语，而不是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而不应作为考证作者籍贯的依据。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渠道仍然不够畅通，有效的合作更是少见。 展望今后的《三国》研究，我想强调五个问题。第一，进一步深化《三国演义》的基础研究。例如：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如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厘清，都需要通过精细的研究，争取逐步统一认识，不能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 第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对此主要想谈两点：（1）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2）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 第三，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着手之前，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同时，应当大大强化研究者重视研究史的意识，把这与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联系在一起。我和谭良啸编著、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大辞典》，附录有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足资研究者参考。目前，已有不止一位学者正在撰写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研究史，这对于帮助研究者掌握有关信息，避免低水平重复劳动，提高研究水平，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以今年8月下旬在澳门举行的第七届“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为契机，将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第五，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文化阐释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进入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以后，中外学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学者应该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与海外学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记者：沈教授，十分感谢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精彩的评论。 沈伯俊：不必客气。希望今后有机会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附记】 这篇答记者问写于2008年8月中旬。《东方日报》在采访我的同时，还就儒家思想、《孙子兵法》、《红楼梦》等专题，分别采访了几位中外著名学者。11月4日、5日两天，《东方日报》以四个版的显著位置，连续刊出“东方议题·汉学风在起”专版（上、下），综合报道了这四个专题的丰富内容；并在11月4日的A12版上刊载了四位中外学者的照片：除我以外，还有美国著名华裔哲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日本著名中国小说研究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金文京教授，韩国著名儒学专家、孟子学会会长赵骏河教授。由于其间相距两个半月，除将文中关于第七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8月下旬在澳门举行）的表述略加修改外，全文一仍其旧，公开刊出，以供广大《三国》研究者、爱好者参考。 2008年11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