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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山东省金瓶梅文化委员会和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5月11日至13日在枣庄市峄城区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日本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近50篇，会前出版了《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五辑。正如复旦大学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黄霖先生在开幕词中所说，这次会议是继2005年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金学会议，对于新史料的发现，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金学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培养壮大“金学”队伍，澄清近来某些困扰人们的问题，都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方式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学者们就此作出了新的有益的探讨。许多学者的基本意见是，这部小说不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晚明文人的相关记载也反映其产生比较突然，是在较短时间内问世的作品，是在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出现的。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认为，《金瓶梅》是小说家独立创作的作品，因为此前没有发现任何前导性的作品，目前也未发现在成书之前其故事在社会上流传的记载。但《金瓶梅》的作者应是一位下层文人，而不太可能是“大名士”、“大手笔”。来自香港的著名金学家梅节先生在作者身份问题上，与袁世硕教授有大体一致的意见；但在成书方式问题上，梅节先生则主张“世代累积”说，而非完成于一人之手。他立论的依据主要有三点：其一是今本《词话》的虎头蛇尾结构，正是说书体文学的特征，这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世代累积成书的小说相似。其二在《金瓶梅》抄本出现前，其故事在民间讲说的记录至今还没有发现，但在抄本出现后却有。张岱《陶庵梦忆·不系园》所记崇祯七年十月，杭州艺人杨与民“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便是明证。其三，对《金瓶梅》两个系统的版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此前应有一个艺人说唱本《金瓶梅传》，在流传、说唱过程中对此本不断进行修饰加工，形成“累积”。 也有许多学者依然坚持“大名土说”，认为作者是说书艺人的观点也不尽合理，直到现代，许多著名艺人都缺乏写作能力，都需要有文人代笔，明代说书艺人创作的可能性就更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胡令毅教授在其所提交的论文《沈明臣和应伯爵》中，重点研究了曾作过胡宗宪门客、与徐渭情况最相近的沈明臣，认为沈明臣不是大名士，没有俗文学方面的成绩，因此与“绍兴老儒”、“嘉靖间大名士”对不上号，徐渭才具备这些条件。胡先生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沈明臣与小说中应伯爵的对应关系，正因如此，沈明臣更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南开大学孟昭连教授、广西大学邢永川副教授试图通过对祟祯本《金瓶梅》诗词来源的考证，探讨该本的改编情况及改编者的有关情况。河北师范大学的霍现俊教授对《词话》本中明代同名同姓人物作了细致考证，以期对作品中的诸多悬案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河南大学的邢慧玲副教授将《金瓶梅》与《金云翘传》作了比较，指出两书均以历史和原型为基础经一定虚构而成，两书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都有相似之处，从而认为两书的原创者均是徐渭。枣庄政协的许志强先生就《金瓶梅》与古兰陵文化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这些工作对于金学之谜的破解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从语言角度考察《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及作者问题，是学术界经常采用的方法。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张鸿魁研究员认为，校刊和词语训释是《金瓶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自己熟悉的方言去解释《金瓶梅》中的词语，很有必要，但一是不要以偏概全，二是要注意方言读音，三是应进行音义形的综合考察。上海市作协褚半农先生专就《金瓶梅》排印本在辑校时，将许多吴语词径改为能用普通话解释的词语问题，举出许多具体的例子给予了说明。又发现在第五十六回中，应伯爵向西门庆举荐水秀才时所念一诗一文，其中有几个吴语词，并就这一现象作了分析，这对于考证作者及故事发生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山东枣庄地区文庆珍先生、山东师范大学张文国先生等专门挑选了几个在鲁南地区耳熟能详的方言俗语作了分析，从而确定作者所生活的基本范围。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金瓶梅》中既有山东方言，也有吴语成分，其原因应与运河文化的特殊性有关。种种方言经过运河而向其他地区传播，从而形成了这种特有的语言现象。因此，现在整理《金瓶梅》时，对于其中的方言应取慎重态度，不宜采用“径改”的简单做法。正由于《金瓶梅》中的方言有以上特点，所以用来证明作者为何处人时，就要考虑各种可能性。一个作者如果长期只在一个地区生活，一般只能熟悉这一地区的方言。但如果他在不同的方言区分别生活过很长时间，那他应当对这些地区的方言都有了解甚至比较熟悉。当他下笔写作时，就可能同时出现他所生活过的几个地区的方言，这样一来就很难轻率地断定他是某一地区的人。因此，方言研究应当走向科学化，使用电脑等现代技术，进行大规模的定性定量分析，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河北工程大学杨国玉副教授在对《金瓶梅》的语词进行微观考察时发现，前91回的某些习惯用语到了后9回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前91回有8处在描写打人时，总是用“杀猪也似叫”，在后9回有一处却是“犹如杀猪叫”。根据这一现象可以推知，《金瓶梅》前91回(不含第53—57回)当为原作，后9回则是出自另一人之手的续作。香港城市大学洪涛先生对《金瓶梅》中的双关语、戏谑语、荤笑话的作用及其英译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指出这些看似骈指的小玩意，大多都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以十分活泼的语言形式展现了人间百丑图。但把这些笑话翻译成英语，则遇到了许多困难。洪涛先生结合几种英译本，对各种翻译的得失作了细致分析，这对于如何使《金瓶梅》更好地被国外接受，无疑具看重要意义。 关于《金瓶梅》的思想内容，与会代表发表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见解。大连大学王立教授对盛行一时的成书复仇说作了跨文化探析，认为这些传闻的共同母题核心，是对于复仇手段的关注，即以毒药复仇。然而这种复仇方式恰恰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正义复仇方式，基本上不符合传统的复仇逻辑。因此这很可能是利用域外传来的非正规的复仇方式，来对世人痛恶的奸佞进行以毒攻毒的泄愤。河南大学张进德教授认为，《金瓶梅》是作者在承袭《水浒传》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之所以要借径于《水浒传》，是因为《金瓶梅》的作者要表现市民社会，就必须为自己的故事选定恰当的人物来做主角。于是，作为市井代表且有很高知名度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便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尤其是《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故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其本身英雄、侏儒、泼皮与美女的纠葛潜存着强烈的审美效应。尽管《水》与《金》是性质不同的小说，但并不排除两部小说在思想观念上的相通，这也是《金》之所以借径《水》的重要原因。 曲阜师范大学刘相雨副教授和楚爱华副教授，都对《金瓶梅》所描写的家庭表示了关注。刘相雨分析了《金瓶梅》中的夫妇关系与儒家倡导的家庭伦理之间的关系，认为西门庆的家庭是一个带有浓郁商业气息的市井之家，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对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楚爱华则从父子关系的角度指出父亲的缺失使西门庆甩掉了传统理性对个体的钳制力量，从而获得了最大的生存空间，个人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徐州图书馆谭楚子副研究员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对欲望世界心驰神往之后，顿悟人生终究是一场荒诞的悲剧，汲汲以求的欲望原来毫无意义，于是重蹈永恒绝望的虚无之中，为世人留下了他直面人生的心路历程，这正是《金瓶梅》的意义所在。 对《金瓶梅》的艺术特点和成就，与会学者也作了多角度的探讨。山东师范大学杜贵晨教授从“拆字”这一文化现象人手，将《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曾被改名为“贾庆”，与《红楼梦》将一个贵族家庭命名为“贾府”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徐州师范大学赵兴勤教授对《金瓶梅词话》的叙事策略作了文化解读，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一种诗性叙事，《金瓶梅词话》的诗性已荡然无存。但它以犀利的笔触直逼人物内心深处，虽然远离了诗意的畅想，但未尝不是一次创作意识的扩展。山东大学王平教授分析了《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和《红楼梦》中婚俗描写对刻画人物性格、表达创作主旨、构思故事情节所起的作用，并比较了三部小说在这方面的异同，从而可以引发人们对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作进一步思考。湖北大学韩晓先生指出，《金瓶梅》的空间设置和结构方式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有很大的不同，其叙事空间主要由现实空间构成。对应于空间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的关系，叙事空间的结构方式有重叠套盒式和平行板块式两种。从总体上来看，《金瓶梅》的空间结构方式属于重叠套盒式。这种集中而稳定的叙事空间不仅标志着古代小说空间结构方式的成熟，也大大推动了古代小说理论中有关小说空间理论的发展。 不少与会者对《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暨南大学史小军教授、聊城大学宋培宪副教授对潘金莲这一形象及其性格形成的多种因素作了细致分析。史小军认为，童年生活和婚姻生活的不幸是她复杂形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宋培宪则从分析《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形象入手，指出这一角色所具有的类型学意义，《金瓶梅》实际上是延续发展了这一类型。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赵莎莎受到张竹坡“月娘为月”评点的启发，将吴月娘的形格特点与月亮作了比较，肯定了小说的这一象征手法。河南大学研究生王景晓、吕珍珍、王晓静、黄春枝等也对《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表示了关注。王景晓分析了孟玉楼这一形象，指出孟玉楼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作者告诫人们节制情欲的创作意图。黄春枝分析了宋蕙莲这一形象，指出宋蕙莲作为奴婢，有其奴性的一面，又有倔强与反抗的一面；既有轻狂放荡的弱点，又有善心未泯的长处。吕珍珍认为《金瓶梅》中的女性以性欲的满足来张扬自我、实现自我，与此形影相随的却是极端个人主义和纵欲主义的恶性膨胀，她们在人性复苏的同时又走向了人性的变异。王晓静认为，《金瓶梅》对女性人体的物化描写，一方面体现出一种对女性形体美和神韵美的追求，同时由于受到审美心理因素特别是男权中心文化的影响，女性人体又被当成了赏玩的对象。女性在强大的男权话语下，只能以男性的审美情趣为宗旨来塑造自身的美。这些观点从女性视角出发，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在分析人物形象时，不少与会者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如济宁学院王振星副教授将《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作了比较，认为《金瓶梅词话》基本承袭了《水浒传》的脉络，武松这一浓墨重彩的人物虽然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仅仅承担着情节结构的连贯推动作用，但其勇士的色彩并未褪去，作者在武松身上寄托了对男性人格的一些理想因子。济宁学院的周晴副教授将《绿野仙踪》中的温如玉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作了比较，指出从总体上看这两个人物区别很大，尤其是结局迥然不同。但在这相异之中，又有本质上相同或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走的是一条追求功名富贵、贪恋女色的纵欲享乐之路。西门庆贪财好色，最终纵欲而亡。温如玉则幡然悔悟，最终回到了人生的坦途。因此，在阐释生命与人生意义方面，温如玉是西门庆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南京市电视台的黄强副编审指出，按照严格意义上的标准，《金瓶梅》中无清官，但是为什么作者还一再强调陈文昭、杨时、曾双序等是清官形象呢？这是因为与蔡京等大贪官相比，陈、杨等人可以算得上是清官。而要做一个真正的清官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他们都以悲剧命运作为结局，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金瓶梅》的著名评点家张竹坡也是会议关注的热点之一，徐州师范大学吴敢教授对张竹坡研究状况作了综述，他将张竹坡研究史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现代时期又可分为六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马廉、韦利的资料收集与简单考证；20世纪50年代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晴、泽田瑞稳的《金瓶梅》版本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柳存仁、芮效卫关于张竹坡生年的准确推断与关于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初王汝梅、刘辉、叶朗、陈昌恒、蔡国梁、黄霖等对张竹坡身世的进一步追踪与对张竹坡评点的详细评论；紧随其后吴敢访得《张氏族谱》，张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晓；其后20年张竹坡评点研究全面展开。扬州大学董国炎教授分析了张竹坡对吴月娘和孟玉楼两个人物形象截然不同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张竹坡关注的重点，在于一种立身处世的学问，这一学问可以概括为：安命待时、守礼远害。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认为，张竹坡的评点涉及到《金瓶梅》的伦理价值观念、叙事方法、情节线索和人物关系，其中最引人注目而且与传统形式文论最具内在关联的，是他的小说评点所蕴涵的生命化观念。 吉林大学王汝梅教授对曹雪芹之前的明清作家评《金瓶梅》作了梳理，认为《金瓶梅》的评论可以脂砚斋评点《红楼梦》为界，分为前后两阶段。前一阶段是把它与《三国》、《水浒》《西游》作比较、相比美，称之为四大奇书之最。后一阶段则把它与《红楼梦》比较，有《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之说。在脂砚斋之前二百年的《金瓶梅》批评，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金瓶梅》的特点、作用和地位；创作上的别开新路与人物塑造；作者的遭际。这些批评实际上已承认《金瓶梅》作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革新家。广西大学张廷兴教授分析了明清艳情小说的分期以及《金瓶梅》产生的背景，指出《金瓶梅》在艳情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许多学者在扩大“金学”研究领域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来自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介绍了日本的《金瓶梅》研究现状。日本学者在专题研究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根据作品，参考其他文献，研究货币、交通、服饰、饮食、音乐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会的冯成略先生、山东省金瓶梅文化委员会的李志刚先生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展开。 在会议开幕式上，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深情回忆了台湾著名“金学”家魏子云先生在“金学”方面的功绩和他对“金学”事业的挚爱之情。魏子云先生希望“金学”事业后继有人，我们高兴地看到，出席本次会议的既有老一辈学者，又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金学”事业将克服困难，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