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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复仇女神》这般“残暴而可怕”的书，很难不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著名观点：“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不过，《复仇女神》中的主角、纳粹分子马克西米连·奥厄并不平庸，他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善于独立思考，但即便如此，这样的一个人也陷入反人类的深重罪行中不能自拔，事实上，他与“平庸的恶”之间有着扯不断的干系，即使其“恶”之心态在极端与平庸之间摇摆不定。 作家乔纳森·利特尔的《复仇女神》是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书，既指篇幅的浩瀚长度，也指内容的残暴和可怕。前党卫军军官马克西米连·奥厄逃过战后的惩罚，回忆起他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包括基辅大屠杀、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的灭绝行动，在柏林被苏军攻占时，奥厄杀死最好的朋友托马斯，用其证件逃出了包围圈。战后，他躲过被俘和受审，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过着安逸的生活。 作为一名刽子手，奥厄用这样的言辞为自己辩护：“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刻，谁来做已经不重要了。更何况，我认为，无论是看着别人做，还是自己做，同样都需要我责任心的介入。”我们看到，责任心放在这里，构成了对正义与人道莫大的讽刺，个人的平庸或不平庸在此无分轩轾，因为都变为罪行的同谋。区别仅在于，平庸者“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而不平庸者哓哓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开脱，以体制之名解除个人的责任。 奥厄原本是一个知识分子（法学博士），他加入党卫军并不仅仅为了职位的升迁，事实上不乏真诚之意，却不料身不由己地变为罪孽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尽管不时有反思和批评，但泥足深陷、沉溺其中却是必然的结局。汉娜·阿伦特曾说“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强调了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而对奥厄这样在知识分子和刽子手身份之间徘徊的人，虽不同于平庸的恶，但其呈抽离状态的辩解更令人齿冷，因为其开脱似乎已自成一理论体系，有纳粹体制这个大的替罪羊，个体几乎可以抽身而出、置身事外了。“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恶魔。我所做的事，我总是有道理的，道理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总之是人类的道理。”体制是个大的囚笼，人在其中被异化，但是否如奥厄所说个体无可选择，只能随波逐流，沉沦复沉沦？我看未必有其必然性，否则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具有非凡才华的作家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艰难却保有独立人格的生存就不可解释了。 “极端的恶”有明确的恶之理念与坚定信仰，与“平庸的恶”之浑浑噩噩形成鲜明对比，而如奥厄这样事实上的刽子手、理念中的知识分子，我想其沉沦介于极端的恶与平庸的恶之间。他不完全相信大屠杀的正当性，却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去执行之；他头脑中有反思和批判，却无力起而抗争，最终只能归咎于体制的牢笼，甚至还提出了自成其说的理论：“现代的大屠杀是一种由大众进行的、为了大众的、对大众施加的进程。在我们的经历中，它同样也是一种被必然实施的工业方法分割了的进程。”理论堂而皇之，但刽子手之恶的行径却掩藏不了其浓重的血腥味。 奥厄是一个具有判断善恶能力的人，这是他与“平庸的恶”的最大区别，可这种能力并未导向善的方向，却有着“假如我们想打赢这场战争，那就必须这样做”的言论。这种行径是可怕的，因为将巧言令色作为推脱自己罪行的自圆其说，浑不知良知的泯灭，不愿承担任何历史的责任，将自己潜在的“恶”不觉中发挥出来，因为此时这个昔日的知识分子认为杀戮已成为正当。即使后来逃脱惩罚，其灵魂之堕入深渊却早已是注定的了。 汉娜·阿伦特曾这样表达她的信念：“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期待启明并非仅空想即可达到，而是需要每一个公民切切实实地努力，有反思批判，也有行动实践，既要认清体制链条上的环环扣扣，亦要有勇气对罪行说“不”。启明与“人”的沉沦是背离的，不管是“极端的恶”之沉沦，还是“平庸的恶”之沉沦，都只能与启明愈来愈远。拿自己开刀，以体制为攻击之靶，此种勇气方可摒除“恶”的魅影，使“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见到晨曦的微光。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