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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人，明末著名文学批评家，“竟陵派”的领袖。钟惺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诗文创作及其评点上，他的诗文深幽孤峭，清远荒寒，在文学史上自成一派；他的评点针对性强，语言精到，阐述深刻。《钟惺评点三国演义》，原名《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刊刻年代晚于李卓吾而早于毛宗岗。钟惺关于《三国演义》的评点多是针对具体人物所发，小说主人公的性格、行为、思想、品格等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钟惺对照历史并结合自身的价值观念对人物进行分析品评，力求达到“引古人之精神，接后人之心目，然后止焉”的目的。 一、钟惺《三国演义》评点的理论渊源 对小说评点的过程就是评点家接受、欣赏和阐释的过程，评点家首先是以一名读者的身份来面对文本。根据发生认识论的原理，读者进入阅读时，心理上已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用海德格尔的话，叫做“前结构”。评点家品评文本前，已存在既成的理解模式，它参与、制约着对作品的理解，是当前理解发生的前提与预见指向。那么，钟惺在阅读、理解、品评《三国演义》的时候也是受制于他的“前理解”的，这种既成的理解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晚明的社会环境和评点风气 文学不是一种孤立、封闭的精神活动，而是与人类的其他精神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读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极大地影响着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体会。钟惺生活在晚明时代，万历皇帝独断专行，士人争名夺利，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人们的思想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和传统的程朱理学、禅宗思想、黄老学说等相互交织，互相碰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学流派更迭频繁，异彩纷呈，李贽接受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抨击伪道学，重视个性精神，前后七子主张文学复古运动，公安派倡导“独抒性灵”，钟惺受到公安派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与谭元春一起开创了“竟陵派”。 明代是我国文学批评异常繁荣的时期，文学流派和文学观点非常丰富，在这个时期，评点受到批评家的青睐。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思潮的激荡碰撞，文人士子逐渐追求自我拓展，为了加强自己的文学观点，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批评家经常在阅读的过程中借助评点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评点成为明代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 政治腐朽颓败，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思潮此起彼伏，文学流派异彩纷呈，钟惺《三国演义》评点就是在明代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2.钟惺的社会经历 进入青年后，人们会逐步形成自己对世界人生的基本看法，虽然这种看法不一定以清晰的理性方式表现出来。但在每人的思维、行为、为人处事方式中时时可以透出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支配来。同样，批评家的评点字字句句无不映射本人衡量人物品格、事件优劣、道德标准的原则，反过来说，世界观和人生观极大地影响着评点家所做的判断。 钟惺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他的父亲一方面让他学习文章写作以利科举而走仕途，另一方面又为他请来博学的老先生为他讲授诗文子史等古学。这样的学习生活造就了钟惺远大的理想抱负、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坚持。面对失败的现实，钟惺转而研究佛法，并且颇有建树。政治上的抑郁不得志，让他从对现实的关注转向逃避社会，仕途不顺畅让他心灰意冷。面对滚滚而来的历史大潮，钟惺是渺小的，他无力改变命运，也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现实让他无可奈何。 钟惺对《三国演义》的评点自然也就受其自身所受教育的影响，受其社会经历的制约，受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支配，所以评点中透射着钟惺多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同时以上所提种种作为“前理解”也决定了钟惺的评点内容与方式，品评的标准和原则。 3.钟惺的诗学理论 钟惺的诗学主张在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特征等已经有了一种经验性的把握，并且得出一整套系统理论。诗学理论是他思想的精髓，必然作为一种内在尺度贯穿评点的过程，成为制约其阅读理解《三国演义》的前理解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诗归序》中钟惺提到“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矣。”[1]（P404）可见，钟惺重视继承与借鉴，并且强调了自己文学主张的实用性和目的性。“接后人之心目”也是钟惺评点《三国演义》的主要目的。这种超脱的境界理想主宰着钟惺的思想，并贯穿在钟惺的诗文创作和评点批评中。 钟惺的老师用读史的方式来教育他，培养他的是非观念。读史的习惯使钟惺崇尚古人，要求“怀抱古今”，并做到“于古人经世之旨颇有所窥”。[2]对于史书的熟悉，包括对它们的内容、形式、主题与风格的把握，使钟惺的心中积累下了特定的阅读经验，因而，在他阅读《三国演义》时，既成的阅读经验与新作品形成了一种隐秘的关联，他不知不觉就带着由过去作品所形成的阅读眼光来看新作品。所以在《三国演义》评点中，随处可见钟惺以史为标准评价衡量人物道德行为，传统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是他品评人物的主要根据。 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读者的前理解已经预先决定了他的阅读结果——审美认识和理解的方向，虽然这同时也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性质与特点。读者的审美期待无时无刻不同化着他的阅读结果，所以，研究钟惺《三国演义》评点的理论内涵不能忽略以上三个方面。 二、钟惺《三国演义》评点的思想倾向 在传统的观念中，历史研究主要针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忠奸善恶进行评价，钟惺评点《三国演义》也不例外。他把目光集中在主要人物身上，侧重对人物性格的品评，观点鲜明，语言简练，从评点方式、品评标准来看，既彰显了作家的创作特点，又表现出钟惺的批评观点。 1.坚持忠义标准 忠义，在封建时代是一切社会品德中的至高境界。忠义的观念早就深入人心。钟惺从小就受史书的熏陶，传统思想在钟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影响着他对《三国演义》人物的评判。钟惺衡量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忠义，也就是他自己的价值观，对待君主要忠心，对待朋友、恩人要仁义。在评点中，钟惺着重正面弘扬这一标准，在许多人物身上都突出了这一价值标准。钟惺认为忠和义是不容侵犯的，“云长义气深重，孟德素敬服之，然百般奉承，不能得他一降，可见忠义既立，奸邪无所用也。”[3]（P268）钟惺把忠义这个道德标准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人只有‘忠义’二字千古不磨，华容道上放释曹操，为义迫也。故史亦曰：关羽报效曹公，张飞义释严颜，二将并有国士之风”。[3]（P526） 当然，钟惺对忠义这一道德标准，也是辩证地看待的，没有一概而论。钟惺能够从大局出发，客观地评价和判定人物。“王经母子，世以王陵母子比之。不知王陵母子，汉之忠也；王经母子，特操之忠耳，安可同类而共褒之？”[3]（P1196）对于愚忠效主，俯首帖耳之辈，钟惺没有一概褒扬，而是明确地指出这些人的“忠”盲目不分对象，是不值得提倡的。 2.体现因果观念 因果报应，或称果报，是对中国人产生很大影响的佛家基本教义，因果报应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作家，而且又常常由作家的心灵之镜透射到古代叙事作品之中。甚至，这种意识客观上已凝固成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渗透到作品的深层。现实中的不幸遭遇曾使钟惺潜心佛法，佛法中的轮回思想以及因果报应也深刻地影响了钟惺。“曹操带剑上殿，司马师亦带剑上殿；曹操弑伏后，司马师亦弑张后，曹操废张后，曹操废献帝，司马师亦废芳立髦。自作自受，报应分明，始见天网疏而不漏。”[3]（P1151）钟惺对人物的评价爱恨分明，界限清楚，对于“老瞒”的奸狡，钟惺更是多加笔墨来谴责。曹芳被废，钟惺认为是曹操废汉献帝而种下的恶果，也是曹氏家族应得的报应。钟惺在评点中所表现出来的因果报应观念，不同于单纯的说教，而是把因果报应思想作为道德束缚的有效基础，将道德与功利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行为和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紧密相连的，有什么因，必有什么果，恶行必然带来恶果。 因果报应以及论文思想在钟惺的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同时认为因果报应绝对公平，任何人都要服从这个规则，没人能超出这一规律，即使是倍受钟惺欣赏的关羽也不能脱离因果报应的控制，“据玉泉禅师之言，云长受害，乃颜良之报也。可见世上因果，着着不差，即忠义如云长，亦不能免也。”[3]（P805）虽然关羽倍受钟惺欣赏，但在钟惺看来，即使忠义两全如关羽的人在因果报应面前也是如此，因此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想逃避责任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因果报应观念，不仅是在道德上进行褒贬，更能约束人的思想行为，使人积极行善，起到了抑恶扬善的作用。 3.崇尚智谋取胜 钟惺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他十分希望在政治上能有所建树，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他欣赏有见识、有能力的人，尤其崇敬有智谋的人。智谋，包括智慧、才华、计谋、韬略等多方面的内涵。 诸葛亮是钟惺欣赏的另外一个人物，钟惺对他的评点多围绕他的智谋展开，钟惺发自内心地崇拜诸葛亮，并将其和诸多其他人物进行比较来突出诸葛亮的智谋。其中，比较最多的是周瑜，“江东二乔，正仲谋、公瑾痛处。孔明指住痛楚下针，不由周郎不心酸发竖，的是针针见血妙手。”[3]（P471）赞孔明做事针对性强，抓住要害，一针见血。更用“不由周郎不心酸发竖”侧面赞扬诸葛亮的智谋。“赤壁之役，大得力于东南风，正是闲中一着，全局都胜也。公瑾棋虽高，还不如孔明无敌手。”赤壁之战，借得东风，获得胜利，用一“闲”字，举重若轻，却恰恰烘托出诸葛亮才智过人之处。“孔明早知三分，特令去放曹操。周瑜不识天时，苦要来争荆州，却把孙夫人弄假成真，白白送与玄德。其不及孔明，何止万里哉！”[3]（P564）再一次用周瑜来衬托诸葛亮，说其不及诸葛亮不止万里，钟惺评点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诸葛亮的赞赏，当然这赞赏来自诸葛亮过人的智谋。诸葛亮的智谋使得强弱易位，扭败为胜，因祸得福，转危为安，导演出一幕幕精彩的壮剧，使钟惺为之折服。 三、钟惺《三国演义》评点的理论特色 1.浓厚的封建思想及明确的教化意义 作为一名封建文人，钟惺受到的是儒家文化思想及教化至上文学观念的长期熏陶，他本身处于封建伦理纲常的范围之内，具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在此影响下，他想着敦教化、厚风俗、行劝惩，力争使评点能够有补世道人心，所以小说评点带有教化色彩也就不言而喻了。钟惺《三国演义》评点中带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倾向，这是钟惺作为封建文人以文救世，以封建正统来规范天下的责任感的体现。“桃园结义，名则兄弟，情则朋友，分则君臣，故三分事业，千古为昭。‘乱世之奸雄’，五字为操一生定评，桥玄、何顒之见，还不出许劭头地。”[3]（P11）这段评点极力推崇刘、关、张三人为兄弟、朋友和君臣的名誉、情分及职责。在评点者看来，刘、关、张三人的关系是封建社会、家庭、国家的典范，是应该被大家所遵守的，并且在此基础上，钟惺以许劭的“乱世之奸雄”来定位曹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钟惺的思想是以服务于封建秩序为宗旨的。 同时，钟惺作为封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也让他自然而然通过评点的文字进一步巩固和塑造人物正反两方面形象，从而达到抑恶扬善的目的。 2.善于辨析是非的客观公正态度 不绝对地一概而论是钟惺《三国演义》评点的另外一大特点。作为封建文人，钟惺对待问题并没有绝对化，而且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文本中的人物角色，并能直指问题，揭露本质。如“孟德杀伯奢一家，误也，可原也。至杀伯奢，则恶极矣，罪大矣，可恨矣，可杀矣！更说出‘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无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3]（P43）这里，钟惺客观公正地对待曹操杀吕伯奢一家这件事情，他明确指出，杀伯奢一家，是误会，从某种程度来看，这时曹操的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到了杀害吕伯奢本人的时候，曹操的暴戾及奸诈本性就暴露无遗了，既知道错杀伯奢家人，不仅不悔改补救，反而变本加厉把吕伯奢也一同杀害，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宁使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的混账话，对曹操的行为和言论，钟惺不仅激烈反对而且是愤恨的，文人强烈的正义感使钟惺痛恨曹操的毒辣而“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 3.既注重揭示形象特点又针砭现实的价值取向 钟惺《三国演义》评点臧否人物，公允得当，既揭示形象丰富的内涵，又体现了人物性格发展的连贯性。如评曹操“老瞒自刎、割发等事，似同儿戏。然万军悚然，兆民受福，则实事也。天下事，又孰有真假乎？做得来，便是丈夫。彼道学辈，口内极说得好听，一到厉害之际，便仓皇失措，如木偶人一筹莫展，可笑哉！”[3]（P161）虽然以“乱世之奸雄”来定位曹操，虽然由“拥刘反曹”的思想支配，但钟惺大多数时候也能针对现实，尤其借助人物评点来针砭时弊。以上一段评语恰恰是利用最实际的标准来衡量曹操，“做得来，便是丈夫。”同时，也讽刺了当时的道学先生们“口内说的好听，一到厉害之际，便仓皇失措，如木偶人一筹莫展，可笑哉！”钟惺能够用现实的标准去衡量曹操的行为，同时，又反过来讽刺当时现实社会中的道学之辈，这也是对晚明社会现实的批评指责。 在针对人物评点时，不断丰富英雄人物的正面形象，也不断揭露反面人物的奸狡本质，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评点者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读者，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使评点者有意无意地传达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使自己的道德标准得到发扬。正面的形象让世人效仿，而反面的形象则供读者来唾弃，借此来达到敦教化，厚风俗，行劝惩的目的。这种关心世俗民生，关注世人道德情操的文字恰恰体现了钟惺《三国演义》评点的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钟 惺.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罗贯中.三国演义（钟惺评点本）[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代亮（1983—），女，辽宁锦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原载：《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25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