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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军人在忍受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情况下参加了从独立战争到越南战争的所有重大战争，为美国的独立与发展流血牺牲。二战中，约250万非裔美国人登记服兵役，约91万非裔美国人加入了美军，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高峰时期，美军中约8.7%的比例为非裔美国人。 然而对于二战中的非裔美国军人而言，他们要赢得的不仅是一场世界战争，更是争取平等权利的国内战争。在非裔美国作家笔下，非裔美国军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才真正得到了严肃对待。非裔美国作家切斯特·海姆斯的《要喊就让他喊去》以二次大战中作者在加州海军船厂工作时的经历为素材，将国内与国外的形势一起比较。一方面，美国人怀着对日本人的种族仇恨奔赴欧洲，与迫害犹太人的德国种族主义者进行战斗，另一方面参战的非裔美国士兵和在国内的非裔美国工人却饱受美国种族主义的迫害；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一个自我标榜为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却饱受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的迫害。与理查德·赖特着重表现美国黑人的社会环境不同，海姆斯的小说着重表现了美国黑人对这一环境的个人反应。同样，威廉·加德纳·史密斯的小说《最后的征服者》以战后被占领的德国柏林为背景，描写了一位非裔美军士兵与一位德国白人妇女的爱情故事，揭露了美军白人种族主义对非裔美国士兵的压迫和羞辱。作品的讽刺是双重的：一方面战争中支持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德国社会对非裔德国人持宽容态度，另一方面打着民主、人权、自由口号开赴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却在自己军队中实施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 非裔美国士兵约翰·奥利佛·基伦斯(John Oliver Killens)以自己在二战美军中的亲身经历创作出版了《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And Then We Heard the Thunder, 1963)，惊心动魄地揭露与谴责了美国军队对非裔美国军人实行的种族歧视与迫害。 主人公黑人士兵索利·桑德斯本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未毕业便报名入伍，进入了一支种族隔离的军队。最初，索利还是一名爱国主义者，对战争抱有很大热情，认为这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索利教育持消极态度的战友泰勒：“要是希特勒征服了美国，黑人的境况要比现在坏一百倍……国家正在打仗，国家需要我们……国家会记得我们和所有人一样参加了战斗。” 军人服务社的美女营业员范妮·莫是个黑人民权主义者，她对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提醒索利，在美国这样种族隔离的军队中，黑人不仅要与外国法西斯战斗，还必须与国内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战斗，因此必须这是一场“双V”(赢)的战争。战友罗杰斯也提醒索利，无论战争性质、结局如何，他们“在白人的丛林里都是个有色人种”。然而此时的索利试图超越种族界限。他“大义凛然”地告诉范妮，自己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黑人，而美国人的共同敌人是法西斯。 目睹与经历了军队的种族歧视后，索利对先前的想法产生了怀疑。部队中，所有军官都是白人。黑人士兵比白人士兵承担的公差勤务多，得到外出的通行证比白人少，苦活累活都是黑人士兵的份儿。黑人周末休假进城处处受到限制，多数酒吧不对黑人开放，甚至连一些军人服务社也实行种族隔离。黑人士兵稍有不满就立即被宪兵投入军事监狱。 然而索利真正的觉醒来自自己的惨痛经历。一次索利为送范妮回家不假外出，路上遭到警察越权盘查。索利打算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自己忠于国家、支持战争、态度端正、深受信任，且很快要被提升为军官，和白人一样，他也是一位“南方绅士”。然而白人警察直接将他关进警局。一位宪兵上校对他破口大骂：“你是人吗……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个黑鬼、黑鬼……”上校的羞辱令索利怒不可遏，他冲上前去掐住上校的脖子，却被一拥而上的宪兵一把拽住，上校趁机对他大打出手，直至他昏死过去。此后，索利对军队与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一支不民主的军队如何能打一场民主的战争”？索利告诉白人军官，他们很快将被送到海外去为国家、自由和民主战斗牺牲，而恰恰在祖国被剥夺了享受自由与民主的权力。他们参军是为了反对希特勒的种族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在美国民主军队中大行其道。他开始“仇恨美利坚合众国这支伟大的白人民主军队”，因为“这支军队把威力最猛的大炮对准他的脑袋，永远炸碎了他关于军队与战争的宏大幻想”。索利认为种族主义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他说战争结束后自己要当作家。他执笔与其他受侮辱与受迫害的黑人士兵联名写信给黑人报刊《人民先驱报》，揭露与控诉美国军队中的种族歧视与迫害。信中写道：“我们黑人感觉身处一个敌对国家和一个强奸民意、不讲民主的军队中。我们不久就要被这支军队送到海外去向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并为自由与民主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这封信被所有黑人报纸和部分白人报纸广泛转载，在美国政坛与军界造成了很大震动。然而军方并没有着手解决种族歧视问题，而是欲盖弥彰，并将写信的黑人士兵抽调到新组建的部队，以削弱他们在原部队“闹事”的基础。 面对种族主义压迫，黑人士兵并没有屈服。作为一种反抗姿态，斯考蒂多次不假外出。他告诉索利，日本人、德国人都没有伤害过他，他的天敌是白人。即使到了战场，这种反抗依然没有终止。塞缪尔中尉告诉索利，一支参与第一波进攻的黑人部队在战斗结束后清点阵亡人数时发现所有的南方白人军官都“神秘地阵亡了”，包括黑人一级军士。他猜测很可能是平时遭受奴役的黑人士兵向白人军官放了黑枪，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军队种族主义的愤怒与反抗。 作品的最后，黑人士兵决定以实际行动向军队中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发出挑战。以“书呆子”为首的十几个黑人士兵，开着吉普来到当地一家被宪兵规定“黑人禁入”的俱乐部。这遭到了美军宪兵的粗暴干涉，他们驱散并逮捕了两名黑人士兵。回到兵营后，“书呆子”组织50多名黑人士兵全副武装地冲向宪兵站，打响了一场“美军有史以来意义最为深远的民主之战”。美国军方派出了强大的白人军队，几乎所有“暴动”的黑人士兵都被打死。黑人士兵汉克企图投降：“我们这么相互杀戮毫无意义，毕竟我们都是美国人”。话音刚落，他就被一名白人士兵击毙：“你只是个黑鬼，黑鬼！”索利和塞缪尔目睹眼前的惨象目瞪口呆。他们不敢相信美军这支“民主、反法西斯军队”竟会对自己的士兵大开杀戒；他们不敢相信祖国竟然对自己的黑人儿子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是一场集体私刑！ 《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被称为“非裔美国人的《从这里到永恒》”。与琼斯的作品相似，基伦斯笔下的军官阶层几乎是专制腐败的代名词。在所有白人军官中，惟一一个同情黑人命运的正面形象是罗伯特·塞缪尔中尉。作为一个白人军官，塞缪尔有他的局限性与脆弱性。他同情黑人士兵，却不敢触碰现行体制。但作为同样遭受种族歧视的犹太人，他对黑人士兵的遭遇感同身受。当连队两名士兵再次遭到宪兵毒打后，塞缪尔向基地副官达文波上校报告事情真相，他为黑人士兵的辩护受到了严厉训斥。塞缪尔终于认同了索利先前的观点：美军这支为民主而战的军队恰恰是不民主的，黑人必须打赢两条战线的战争。当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爆发战争后，他摆脱了犹豫与胆怯，与黑人士兵并肩作战。在开枪打死了两个瞄准索利的白人士兵后，他自豪地对索利说：“我是白人，也是你的朋友，你是黑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人类的朋友。” 二战结束后不久，杜鲁门总统下令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尽管美国海、空军于1950年便完成了种族融合，但拥有绝大多数非裔美国军人的美国陆军却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实行种族融合。只有从越南战争起，美国军队才真正实现了种族融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歧视的彻底消失。在谈到越战时，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揭示了其种族主义特性，称其为一场“白人的战争、黑人的战斗”。 作品中，作者通过索利之口告诉大家，这里将是新世界诞生的地方——美国的种族主义似乎只有经过血火的洗礼才有希望被彻底祛除，非裔美国人也似乎只有通过暴力才能为自己赢得自由、民主、平等与尊严。作品最后，几个疲惫的白人士兵来到索利面前，表示他们只想坐下歇一会儿，并不想和黑人作战。至此，作品似乎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 基伦斯深受美国20世纪30年代左翼运动和杜波伊斯、休斯、赖特等早期非裔美国作家的影响，强调文学创作必须担负其社会责任，必须介入政治。针对有人批评《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宣传味道浓厚的说法，他引述杜波伊斯《黑人艺术标准》的话回应说，所有艺术都是宣传。和许多自然主义小说相同，基伦斯的作品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如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只是不同观念的传声筒，人物性格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带有面具化的倾向；思想过于直露，手法过于简单，文体过于芜杂等等。但尽管如此，《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现实生活，宣传了非裔美国人反抗美国种族主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紧迫性，积极配合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成为美国非裔战争小说的重要文本之一。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