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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水浒》关于人物形象的成功描绘，并不表明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尽善尽美，相反却有一些人物形象是在相互矛盾的状态下展开活动的。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来剖析，有关人物形象的矛盾关系恰恰反映了《水浒》主题思想的矛盾。 在《水浒》一书中，人物形象着墨最多、个性最为鲜明并且性格反差最大的一对人物形象就是宋江与李逵。下面，笔者就从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入手，深入剖析一下宋江与李逵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关系与《水浒》主题思想的矛盾，为进一步探究《水浒》的思想内涵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一、 宋江与李逵思想性格的相同点或者相似点深化了《水浒》主题思想中的“忠”与“义”成份 凡是读了《水浒》的人都知道：宋江与李逵的性格迥异，思想倾向也有较大的差异，作者在书中经常以浓墨重彩来描写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点及其矛盾冲突，并且所用笔墨颇具夸张的成份。例如，宋江办事沉着、稳重、细心，而李逵则特别鲁莽、冲动甚至感情用事。这类例子在书中经常出现，不胜枚举，例如，宋江与李逵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如此：宋江处世老道，言谈举止文雅得体，不温不火，情深义重，甫一见面，便使得黑旋风李逵从心底里儿折服；而李逵在这次相会中，则行事莽撞，须臾工夫连闯数祸，先是赌输了钱打架闹事，然后为抢一条鱼供宋江享用，居然与浪里白条张顺在江中厮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作者在这方面的大肆渲染，读者往往关注他们思想与性格的不同点，而往往忽略了两人思想与性格的共同点或者相似点。但是，无论是从作者的描写还是从读者的感受来看，宋江与李逵这对性格迥异的人物，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毕竟关系是最为亲密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超越了宋江与书中任何一位人物的关系，几乎到了宋江离不开李逵、李逵亦离不开宋江的地步。试想一下，如果在塑造宋江形象的过程中缺少李逵，或者反过来在塑造李逵形象的过程中缺少宋江，那么《水浒》一书在人物形象的刻划方面就会黯然许多，甚至大失光彩。站在作者的角度来看，书中是刻意将宋江与李逵这两个人物放在一个相互对照、相互映衬的情境中来刻划的。在许多情节中，写宋江实际上衬托了写李逵，反之亦然，写李逵也衬托了宋江。 既然如此，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虽然宋江与李逵两个人的差异性极大，但是从艺术辩证法的原理来看，宋江与李逵的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明显的思想与性格的差异，也必然有思想与性格的内在一致性或者内在的同一性。并且，这种内在的一致性或同一性，通过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情节的演绎，又对《水浒》的主题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有必要先谈一下有关《水浒传》主题思想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水浒》作为一部人物形象众多、故事情节复杂的古典巨著，其主题思想不是用一两句话或者下某些定义、结论，就可以说通言透的，因为《水浒》有着极为丰富、深刻、复杂的思想内涵，主题思想的表现又是多线条、多变化的。但是无论《水浒》这部书的思想内涵多么丰富、复杂，其核心却包含了“忠”与“义”的两大成份，故《水浒》又名《忠义水浒传》。 如果说，宋江与李逵的思想性格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格格不入，但是这两个人物在对待“忠”与“义”的问题上，却有着本质的相似性、一致性甚至同一性。“忠”与“义”就象一根绳子将处于绳子两端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系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而这根绳子在演绎故事的时候，就又象一条轴线，把宋江与李逵牢牢地围拢过来。尽管故事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起伏，但宋江与李逵却总是围绕着“忠”与“义”这根轴线，展开各自的活动、宣泄各自的感情、表明各自的态度。因此，宋江与李逵两人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便是“忠”与“义”。而“忠”与“义”恰恰又正是《水浒》的作者千方百计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中的最为重要部分：一百单八将被逼上梁山扯旗造反，是一种曲线的“忠”与“义”；而最后寻求招安、归顺投降则是直线的“忠”与“义”。 正是由于宋江与李逵都追求“忠”与“义”这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所以，尽管宋江与李逵的思想性格差异极大，但彼此都会因为理想具有一致性而互相佩服对方、尊重对方乃至于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甚至出生入死。《水浒》的主题思想，正是通过一系列人物思想性格的塑造和一系列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相关的矛盾冲突来充分体现的。虽然《水浒》的主题思想存在许多互为矛盾的地方（下面将细述），但是在“忠”与“义”的问题上，《水浒》的思想倾向性却是毫不含糊的。 笼而统之地说，在封建社会中，“忠”与“义”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基础之一。但是，“忠”与“义”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内涵却是大为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细而论之，“忠”与“义”在《水浒》一书中，已经与封建正统思想的“忠”与“义”差别很大，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背道而驰”了。《水浒》里面的“忠”与“义”，不仅有着忠于封建阶级以及忠于最高统治者的一般性意义，而且还带有主持社会正义、为民请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积极因素，所谓“打家劫舍”、“替天行道”就是“忠”与“义”在《水浒》一书中的高度体现。“打家劫舍”乃是下层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劫富济贫的一种极端方式，而“替天行道”中的“天”虽然属于封建统治秩序和地主阶级的家天下，但“行道”则非常明确地含有为下层人民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进步成份，这就是《水浒》离经叛道、深爱广大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 再进一步地来看，“忠”与“义”具体到宋江与李逵这两个人物的身上，其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简而论之，宋江的思想性格偏重于“忠”的一面，而李逵的思想性格更多地偏向于“义”。但无论如何，“忠”与“义”却是宋江与李逵都认可的道德信条。正是基于此，两人水火不容的性格才能够维系在一种统一的框架内，两个人的关系和友情才能够存在、延续并得以发展，而《水浒》的主题思想正是通过宋江与李逵思想性格的一致性与同一性得以进一步深化和集中表现的。 二、 宋江与李逵思想性格的对立加深了《水浒》主题思想的矛盾 如前所言，《水浒》一书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最明显的表现应当是其主题思想的矛盾性。众所周知，《水浒》是一部反抗封建暴政、歌颂农民起义的著作，但其进步的思想倾向却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说到底，在书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其主题思想的矛盾性。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水浒》虽然表现了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愿望，但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使是反贪官，也反得很不彻底。细看起来，《水浒》有这样一个怪圈：对于一般的贪官污吏，作者恨之入骨，也让书中的人物极力去反。但是对于官阶较大的贪官，虽然同样恨之入骨，但作者表现的反抗力度却远远不够。例如，对于大贪官高俅，书中将其罪恶揭露得非常充分，也非常到位，但是当高俅被俘之后，作者却有意让宋江力排众议，善待高俅，进而最终堂而皇之地放走高俅。其实，作者在书中对此情景进行描绘时，感情上也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作者对高俅采取了戏谑、讽刺与挖苦的笔调，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不得不让宋江替高俅进行解脱，放其一条生路以待日后招安之用。 所以，《水浒》的主题思想就是陷入这样一种怪圈：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象进行抨击与反抗，而最终的结果又走向妥协与投降。这种矛盾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矛盾与冲突来展示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描写就是宋江与李逵的对立关系和格格不入的性格差异。 宋江与李逵这两个人物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思想倾向上，宋江与李逵在反对贪官污吏、为民作主的立场上是比较一致的，有时甚至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但是在涉及到梁山泊起义军前途命运的政治观点上，宋江与李逵则是尖锐对立的，有时当矛盾激化的时候甚至达到了冰炭不容的地步。两人最尖锐对立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对待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上，两人的政治态度有着极为鲜明的不同：宋江将皇帝视作至圣至明的帝王，即使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政治昏暗，那也是皇帝被奸臣蒙蔽的结果，而且宋江还坚信皇帝有朝一日总会觉醒，并会逐尽奸佞的。《水浒》的结局，就是以皇帝惩处奸臣，对已接受招安的梁山泊将领封官许愿收场的。因此，《水浒》的作者，通过宋江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忠君”的政治理念。但是，这种“忠君”的理念，时常在书中会出现矛盾，并导致《水浒》主题思想的矛盾和混乱。作者虽然出于“忠君”的政治理念来进行人物形象的刻划并据此进行故事情节的展开，但是作者显然对封建最高统治者并不满意，尤其是对昏君宋徽宗时常嘲弄并颇有微辞。虽然作者对宋江这个人物的政治理念表示了肯定和赞颂，但作者的政治理念与书中人物宋江那种对皇帝绝对愚忠的理念是有所不同的。为了表达这种矛盾的心理，作者塑造了李逵这个形象，并把李逵当作宋江的政治对立面来刻划。书中的李逵不仅反贪官，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皇帝，在作者的笔下，李逵多次表现出对皇帝的无比痛恨，并且多次扬言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显然，李逵的政治倾向性与宋江的政治倾向性在对待封建最高统治者的问题上，是截然对立的。这种截然对立，是作者政治理念自相矛盾的产物。一方面，作者从根本上是忠于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但是作者并不完全希望人们象书中的宋江那样，对皇帝完全愚忠，而是希望忠于那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能够体察民情的贤明君主。所以，作者在描写和歌颂宋江的同时，经常让李逵出来与宋江唱对台戏，对昏君进行一番抨击与谩骂。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担心对昏君的过度鞭笞会最终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秩序，因此每当李逵对皇帝的抨击超出一定限度时，作者便会让宋江出来，压制和限制反抗的情绪，并且最终让宋江将李逵用慢性的已被奸臣调了包的所谓“御赐药酒”毒死。当然，作者在此情节的处理上，并非对宋江的这种做法一味赞成，相反却对李逵之死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惋惜，形成了浓郁的悲剧效果。 其二，在对待招安的问题上，宋江与李逵则是完全对立，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所谓招安，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的一种策略与说词，其实，招安就其本质而论，就是要求农民起义军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在有关招安问题的描写上，作者也是充满了矛盾心理的。就《水浒》的前七十一回而言，虽然偶尔提及到招安的问题，但是这并没有构成主要的思想倾向性。前七十一回，主要是通过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表现出作者反抗封建社会黑暗政治的进步思想。因此，宋江与李逵在前七十一回中的关系比较和谐，两个不仅能够和平共处，而且能够生死与共。但是，作者在写后半部《水浒》时，招安与投降的思想倾向显然占了上风，因此，宋江与李逵之间的矛盾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并且时常激化。作者虽然对宋江的招安行为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矛盾与痛苦的心理。作者的这种矛盾与痛苦心理，分别体现在对宋江和李逵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一方面，作者站在封建正统观念的立场上，把起义领袖宋江塑造成投降派，对宋江的投降倾向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不满黑暗的封建统治现实，又不得不在书中塑造出一个反对投降的人物李逵。虽然作者从大的方面和总体上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肯定，但作者也从一定程度上对李逵反投降的行为采取一种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态度。例如，在宋江与李逵对于招安问题的斗争中，作者多半是采取欣赏的态度和萧洒的笔调来描写李逵的。不过，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作者最终还是让宋江投降主义的路线占了上风，然而这并不说明作者对投降与招安的看法不存在一种矛盾的痛苦心理。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和痛苦的心理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在招安之后描写宋江与李逵的形象时，总是带着浓郁的悲剧性的情调。特别是到了故事结局的时候，宋江为了担心自己死后李逵会重新扯旗造反，用被奸臣调了包的皇帝御赐药酒毒死李逵。有必要指出，作者在描写此事时，并不是对宋江的这种行为持绝对赞赏和肯定的态度，相反却更多地突出了李逵之死的悲壮气氛。由此可见，作者在描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出现了理念与情感的分离，这就是说：作者在理念上是肯定宋江投降的行为并且否定了李逵的造反精神，但在情感上却对李逵充满了同情和惋惜。 对于这一点，过去的众多学者往往在批判《水浒》投降主义思想倾向的时候，忽略了作者理念与情感的分离，亦即作者表现投降主义倾向时的矛盾和痛苦心理。文学作品在许多情形下，常常是理念与情感的复杂混合物，虽然作者的理念比较明确，但作者的情感因素往往又与其理念相左，在这方面《水浒》表现得尤为突出。毋庸置疑，《水浒》最终的主题倾向性的确归于招安与投降，然而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由于作者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便常常对招安与投降流露出讽刺甚至不满的情绪，进而由此构成了《水浒》主题思想的矛盾性。而这一矛盾性，主要是通过宋江与李逵这两个既对立又亲密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 耐人寻味的是，文革时期，全国上下曾经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水浒》评宋江的政治运动。如果我们撇开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不谈，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过去那种对《水浒》一概否定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和错误的。因为当时的众多学者只片面强调《水浒》歌颂投降的一面，而忽视或者根本无视作者表现投降这一主题时的矛盾心理以及痛苦的心情，由此导致把《水浒》歌颂投降主义的思想倾向性绝对化。其实，我们如果细读《水浒》并从客观的角度着手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作者对宋江与李逵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是非常微妙与复杂的：作者既肯定宋江又欣赏李逵；既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及其行为，又偏偏有意识地塑造出了一个反对投降主义的铁骨铮铮的黑旋风李逵；既对宋江的投降行为从理念上进行肯定，又通过李逵的反抗行为表现出对投降的不满和痛苦心情。细究起来，这恰恰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所处的那个封建时代的矛盾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一方面，作者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在描写梁山英雄的反抗精神时，最终将其结局归于招安和投降，这正是作者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因此，一部《水浒》，虽然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威武雄壮，但却终究是它那个时代的精神产品，它不可能逾越其所处的历史与时代。 原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