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结构和后半部的评价问题
一
关于《水浒传》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老话题了。早在五十年代，就有过一场《水浒传》的结构是否“有机”的争论。茅盾说：“从全书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毫无割裂之感。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来，《水浒》的结构是严密的，甚至也是有机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就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对《水浒传》结构的疑问，来源于对它的“整体”和“局部”构架的错觉。一般说来，《水浒传》中的单个英雄的故事，是作为“同一个母题而各自独立的许多故事”（《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而存在的，但它实际上与所谓“母题”又并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整体是作品所展现广阔社会生活图画，而局部的细节描写，则对整体起着充实丰富的作用；但在《水浒传》中，整体与局部却呈现着相互游离的状态。当我们面对着丰满、逼真、精妙、细腻的单个英雄故事时，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在涉及这一领域时，他们确实充溢着创作的热情，因为那才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因而他们能够从生活出发，得心应手、开拓纵恣、酣畅淋漓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武松的故事，占了整整十回，加上鲁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宋江的故事，石秀的故事，雷横的故事，卢俊义燕青的故事，这些反映了市民生活的五光十色的故事，不仅构成了《水浒传》的主体，而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堪称《水浒传》的精华。至于《水浒传》的后半部，作者显然是在一种手不应心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从形式上看，作者仿佛是在按照“讲史”的格局行事，但宋江之征辽，本属子虚乌有之事，征方腊也并无多少史料依据，一开手就失却了讲史先天的特长。而在叙事上，又由作者所擅长的世相的即社会风俗画的刻划转向两军对垒的战争场面的铺叙，于是只好以诸如“五虎靠山阵”、“鲲化为鹏阵”、“太乙混天象阵”之类程式化的讲述混充其间，致使《水浒传》的后半部，在艺术上明显地逊色于前半部，给人以分别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感觉。
造成《水浒传》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状况，根源在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成书方式。鲁迅关于“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的表述，精辟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谓“奇闻异说”，当是指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添加进去的虚构甚至神化的成分。《水浒传》不是历史小说，它的最早的作者，那些市井的“瓦舍艺人”，对史实的考订既缺乏兴趣，也没有从事考证的可能，他们只能以传说中既定的“造反”──“聚义”──“招安”的框架为凭依，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好恶情感，无拘无束地生发起来，敷衍开去，不但发展了传说中原来就包含着的虚构的因素，而且填进了许多新东西，通过一系列“辗转繁变”的过程，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故事，进入了“小说”的领域。这个时候，“史实”被淹没了，一个个鲜明的性格被创造出来了。这些故事虽然有时要受这个大躯壳的制约，但在更多的方面却挣脱了这个大躯壳的羁绊，变成了反映市民的意愿的文艺作品。
《水浒传》的集大成者施耐庵，在按照“母题”把这全部已有的庞大丰富的材料组织成一个统一整体的时候，尽管也曾努力确定一个总的发展线索，找到各个部分的匀称的比例，注意到各个部分之间的合理穿插和前后关联；但是，他面对的毕竟是在“说话”阶段已经获得了高度成就、实际上已经无法改变其定型结构的“单个故事”的预制部件，这就明显留下了许多不能堪称为“有机”的缺陷。有人说，作为完整的长篇看，《水浒传》中有些事件与场面描写颇嫌越出全书主题范围，有的喧宾夺主，有的成为赘疣，影响了结构的完整。然而，《水浒传》的精神，恰恰体现在与所谓“农民起义”的主题视角下是“赘疣”的单个故事之中。《水浒传》的结构，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概括、与对主题的表达的程度和要求相适应的。尽管它不能算是高度有机统一的，然而确实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必然如此的。
二
《水浒传》的基础工程是“小说”，但要想构成一部长篇巨著，终究要走一条仿照“讲史”模式的路子才行。尽管那样一种大格局不是《水浒传》的作者所熟悉和擅长的，但他们又不得不按照固有的大框子敷衍下去，于是出现了种种难以驾驭的复杂局面。
但是，就整体的构架来说，《水浒传》采用了以虚起、以虚结的手法，所以还是相对完整的、有机的。王圻《稗史汇编》说：“《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小说开头从洪太尉将龙虎山伏魔殿内锁着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放出世来，让梁山英雄一个个登场；结尾“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则写宋徽宗梦中见宋江垂泪启奏：“臣等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北退辽兵，东擒方腊，弟兄手足，十损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后，与军民水米无交，天地共知臣心。陛下赐以药酒，与臣服吃。臣死无憾，但恐李逵怀恨，辄起异心。臣特令人去润州唤李逵到来，亲与药酒鸩死。吴用、花荣亦为忠义而来，在臣冢上俱皆自缢而亡。……今臣等与众已亡者，阴魂不散，俱聚于此，伸告陛下，诉平生衷曲，始终无异。”并告以天帝哀其忠义，已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又写李逵厉声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轮起双斧，前来报仇。天子吃这一惊，撒然醒来，见灯烛荧煌，李师师犹然未寝。写来极有文学的意味。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和谐与完美，大团圆的结尾，最符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但施耐庵却极有胆识地突破了这种格局，将《宣和遗事》“封节度”的结局作了根本的改动，“受命为臣赐锦袍，南征北战有功劳。可怜忠义难容世，鸩酒奸谗竟莫逃。”“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皇天若肯明昭报，男作俳优女作倡。”让梁山泊全体人马在接受招安，并以或阵亡、或残废、或出家的巨大代价，接连立下了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的大功后，仍然受到奸臣的嫉恨陷害，或饮鸩而亡，或被迫自缢，风消云散，零落殆尽。胡适认为《水浒传》后半部“还有几段很感动人有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就是指这种带有凄惨的悲剧意味的文字。
同时，《水浒传》塑造了三个贯串全书的人物形象，使得作品从形象体系上结构成为一部统一的艺术品。
第一个形象是宋江。在全书中，宋江如众星之拱月，为众英雄所钦服。他在梁山泊聚义中的领袖地位，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他作为梁山梁山泊聚义的核心和灵魂，与把它引上接受招安的道路，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早在梁山泊排座次后，宋江在菊花会上作《满江红》词，既恳切地希望“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又表达了“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虎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心愿。紧接着他就带领柴进、戴宗、李逵等往东京看灯，以打通李师师的关节，终于通过燕青将衷情达知天子，实现了招安的夙愿，并且立即将兵力转向征辽，以此为国家出力，立功建业。
随着身份和所处地位的变化，旋即产生了“义”和“忠”的错位和全新的矛盾。宋江想要“忠”，但奸臣们却不容许他“忠”。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只好以牺牲“义”为代价，这是何等的痛苦！
首先是军校一时性起，杀死克减朝廷赏赐的酒肉的厢官事件，给宋江带来两难选择。按梁山泊所定的规矩，军校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但如今是“一身入官，当守法律”，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弟兄不曾坏了一个”的宋江，也只好“滴泪斩小卒”了。
接着又是面对辽方劝降的考验。辽国欧阳侍郎说：“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埋没，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妒贤嫉能，赏罚不明，以至天下大乱，河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不得聊生。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受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若沿途掳掠金珠宝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忠心报国，建立功业，回到朝廷，反坐罪犯。”在辽国的劝降面前，连吴用都产生了动摇：“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宋江反驳道：“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宋江的民族气节，凛然可敬。
但不幸的是，一切都被欧阳侍郎言中了。正旦节时，由于蔡京进了谗言，立有大功的梁山泊好汉，只有宋江、卢俊义得以“随班朝贺”。宋江心中愁闷，面带忧容，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李俊、张横与吴用商议，“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却，只是落草倒好。”宋江得知后向大家表白道：“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你们众人，若嫌拘束，先当斩我首级，然后由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即便如此，宋江仍不见容于奸臣。当他饮了朝廷所赐有毒药酒，自知必死，却担心李逵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便将李逵骗来，在酒中下了慢药，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宋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大宋朝的忠心，也彻底结束了梁山泊的事业。
第二个形象是吴用。吴用是梁山泊运筹帷幄的人物，他以其智术权谋，把握着一个个事件解决的契机，并借此造成强烈的悬念以吸引读者。吴用的形象的显著特点是有权术而无性格，有智谋而无信念。他是宋江政治军事路线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却不具备宋江的义气。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本是吴用的主意：“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得这件事来，正中了他的机会。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一面申复省院，勒兵听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进城，备细告知宿太尉，烦他预先奏知委曲，令中书省院谗害不得，方保无事。”处此时此境，吴用此计，不失为妥当之法，但比起宋江的“滴泪”来，吴用却毫不动情，一味冷漠处置。在征方腊的过程中，三番五次损兵折将，使宋江一再“心中烦恼，怏怏不乐”，“大哭一声，蓦然倒地”，吴用又以“生死人之分定”，“此是各人寿数”加以劝解。这种对战友亡故的冷漠态度，与宋江的重于弟兄情份，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三个形象是李逵。李逵是《水浒传》中最为生动、真实、鲜明的人物。他从第三十八回登场起，就一直活跃在作品之中，且始终保持其独特鲜明的性格。林冲、鲁达、武松，固然也形象逼真，呼之欲出，然而一旦上山，他们的性格就立刻淹没在人群之中，不如李逵，终《水浒传》之篇，都没有减弱其艺术的魅力。
李逵的性格中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豪爽粗野，而又时见天真率直。他鲁莽使性，满肚子不全时宜，形诸行动，便是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水浒》有诗曰：“贿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亏。以强凌弱真堪恨，天使拳头付李逵。”由于作品着重表现李逵性格中勇敢奋斗的一面，从而使得这个形象获得了历史的积极意义，反映了人民对于黑暗腐朽的封建统治猛烈冲击和坚决反抗的精神。
但在前半部，李逵的形象也有许多不可爱之处。作为一个流落在江州的小牢子，“他是个没头神，又无家室，只在牢子里安身，没地里的巡检，东边歇几日，西边歪几时，正不知那里是住处”。人家不肯借钱与他，就要和人放对；赌输了银子，就抢掳别人财物；去船上强买活鱼，还要行凶打人；卖唱的女娘打断了话头，就把她用指头捺倒；甚至黑旋风的大名，“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李逵的两把板斧，固然杀过官兵与奸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更多的是无辜的良民。他在江州横行，只有戴宗说得下他，因为戴宗是他的顶头上司，是李逵经济上的资助者，又是他政治上的保护人。李逵对于宋江，更是倾心和拜服，特别在宋江送了他十两银子之后：“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给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他在江州这个人广物盈的大去处，本来厮混得颇不错，他是为了解救宋江，劫了法场，才上了梁山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的。因此之故，他只承认宋江的权威，说：“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谁也不怕。”忠于宋江，是李逵最本质的信念，一切唯宋江之意志为转移，尽一切努力维护宋江的领袖地位，是李逵的行动准则。
但在后半部中，李逵鲁莽而又天真烂漫的性格，得到充分的发展，更加显得丰满起来。当他在荆门镇投宿，听刘太公说宋江强夺了他的女儿，回到山寨，便睁圆怪眼，拔出板斧，砍倒了忠义堂前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又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说：“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须知李逵是最听宋江的话的，他不久还说过“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的话，但此时却要与他动真格的，说明李逵心目中，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已超过哥们义气之上了。
李逵是反对招安的，下半部关于招安与反招安的冲突中，李逵始终是反对派的代表。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招安没有出路，至少那将受制于人，失却以往无拘无束的快活。当宋江朝贺回来，闷闷不乐，李逵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弟兄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但也要看到，李逵并不是和招安完全绝缘的，在他身上，也存在接受招安的因素。第三十九回，李逵道：“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这岂不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注脚么？回家接娘，谎说“铁牛如今做了官”，在梦中再次见到老娘，哭着说道：“铁牛如今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再从小说的构思来看，写李逵之反对招安，不过是小说家的故添波澜，受招安的结局是早就规定也了的，到最后不是让李逵在宋江“义”的旗帜下接受了招安，并以自己的死来殉宋江“义”么？
综上所述，《水浒传》靠了这三个人物形象，才使排座次以后的情节得以维持下去，并时时与前半部相呼应，使得不那么有机的结构，增添了若干有机的粘合剂。《水浒传》的结构形式，是在一定条件下，为表现自己独特的主题而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和形式之间，是完全适应的。
三
回顾对于《水浒传》的评价，从以标举它是“农民起义的颂歌”而大加张扬到以的指责它是“农民革命叛徒的颂歌”而大肆鞭挞，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起大落。推究其起因，都莫不源于后半部，源于对招安问题的看法。
客观地说，《水浒传》的后半部关于招安的描写，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是服从于《水浒传》主题的需要的。
首先，梁山泊好汉之逼上梁山，大都是“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的。落草为寇，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难以持久的。包括晁盖在内，都没有对向何处去作出明确的回答，因而都不能清醒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都并不以落草为荣，不准备把打家劫舍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既然如此，那种希望得为人臣，“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就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作为领袖人物，宋江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在“义”之上添加了一个“忠”字。他的“忠义”观，与梁山泊的利益和命运是一致的；他的招安主张，亦即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寻找一个“体面”的归宿，“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的，在当时条件下所能选择的可行的道路。
梁山泊接受招安的曲折过程，更可以揭示问题的实质。第一次招安之所以失败，除了李虞侯、张干办狐假虎威、倚势凌人以外，毛病主要出在宋徽宗的诏书上。诏书中说：“近为尔宋江等啸聚山林，劫掳郡邑，本欲用彰天讨，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龆龀不留。”这种侮辱、恐吓、威胁的语气，使宋江以下皆有怒色，李逵则扯碎诏书，痛打钦差。宋江说：“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吴用说：“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又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吴用表面上也讲了一些反对招安的话，实质上他不赞成的只是一厢情愿的一味退让的招安，而是希望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接受招安。果然，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吴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提出：“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把衷情达知今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为上计。”第三次招安，诏书就是另一番语调：“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心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怜悯。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赍奉诏书，亲到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于是众人山呼万岁，招安宣告成功。从商品交易的规律看，取得了胜利，才具有讨价还价的相当资本。
同时，招安的结局又是《水浒传》成书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的，是《水浒传》独特主题的需要。《水浒传》的书名的来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按“水浒”一词，出《诗经·大雅·绵》“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之句，“水浒”，就是水边的意思。水边怎么会有“传”呢？实在不好解释，金圣叹因此发了一通议论，说什么“‘水浒’也者，王地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也，天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所共弃也。”其实，《水浒传》的本名就叫《忠义传》（有1975年上海图书馆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京本忠义传》残页为证），《水浒传》第八十一回入回诗亦云：“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小说本身提供的内证。《忠义传》本为纪传体正史中的一类，二十四史自《晋书》起，始设“忠义列传”，原因是在那祸难荐兴、苍生涂炭的乱世里，有不少“蹈节轻生”的忠义之士，“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赢得了后人的赞美和称颂。宋代的历史与此极为相似，人民对志在卫国的忠义之士寄予热情，是很自然的。鲁迅说：“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废弛，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胡适也说：“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有人想望英雄的心理。”《水浒传》第一回写洪太尉命人打开伏魔殿后，风石碑后有“遇洪而开”四个大字，评论道：“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第四十二回写宋江遇九天玄女，赐与天书三卷，法旨道：“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不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造反者为什么被称为“忠义”？就是因为他们日后参与了“辅国安民”的事业。征辽是宋江秉承“天意”而接受招安的主要动机，也是梁山泊好汉招安后的所干的第一件大事，《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平辽的“千载功勋可敬”，题名“忠义传”或“水浒忠义传”，意谓居于水浒之忠义之士之传，是很贴切的。后来有人以为宋江等人啸聚山林，不能算是“忠义”，就把两字删去，于是就剩下含混难明的“水浒传”三字了。 |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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