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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号竹坡，以号行世。 张竹坡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正月完成对《金瓶梅》的评点。张竹坡上承金圣叹，下启脂砚斋，通过对《金瓶梅》思想与艺术的评点，在很多方面将中国小说理论推进了一步，从而使自己名垂青史，立言不朽。 张竹坡在他评点《金瓶梅》的当时，即随着《第一奇书》的“远近购求”而“才名益振”（《仲兄竹坡传》）。刘廷玑自序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在园杂志》卷二，在谈到《金瓶梅》时说：“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板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这一段话写于康熙壬辰（1712）冬，可为一证。真正高度而又公正地评价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翔实而又准确地披露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过程的，是张竹坡的胞弟张道渊。张道渊主修《张氏族谱》时，写于康熙六十年的《仲兄竹坡传》，表达了他们之间兄弟加知己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仲兄竹坡传》：“兄一生负才拓落，五困棘围，而不能搏一第，赍志以殁，何其阸哉！然著书立说，已留身后之名，千百世后，凭吊之者，咸知竹坡其人。是兄虽死，而有不死者在也”。在张竹坡一生中，如果说家族内给他直接影响的是父亲张 和二伯父张铎的话，则家族中始终理解他、支持他的人，便是其三弟张道渊。可以说，张道渊是张竹坡和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第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者。张竹坡在批评《幽梦影》时曾说：“求知己于兄弟尤难”，这当不是无端的感慨。 有清一代流传的《金瓶梅》版本，基本都是“彭城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本。这似乎足以说明张评本的影响，以及世人对张竹坡与张评本的认同。即在其家乡彭城，张竹坡便是名闻遐迩。道光二十九年稿本《清毅先生谱稿•赠言》录阎圻《前初到徐，有客来云，张竹坡先生将枉顾。闻先生名久矣，尚未投一刺，仍乃先及之。因感其意，得诗四章》，又《再辱竹坡先生将赠诗谬许，颇愧不敢当。不谓先生意中，乃亦知此时此地有阎子也。用是狂感，漫为放歌一首》。阎圻是“明末二遗民”之一阎尔梅之长孙，康熙己丑（1709）科二甲第41名进士，官工科掌印给事中。阎诗前题为七律四首，其第三首颈联为“凭陵六代穷何病，赏鉴千秋刻不妨”，则该诗当作于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之后。阎圻作诗当时虽系布衣，亦有诗名，对竹坡推许如此，可见竹坡的影响。其后只有李海观笼统地批评张竹坡为“三家村冬烘学究”（《歧路灯》自序），算是一个例外。 但晚清间彭城张氏后人与文龙打破了这一格局。道光五年张协鼎续修彭城张氏族谱之时，将《仲兄竹坡传》中有关《金瓶梅》的文字删削净尽。《清毅先生谱稿》更指责他“直犯家讳，则德有未足称者，抑失裕后之道矣。”而文龙于光绪五年、六年、八年前后三次评点《金瓶梅》，用的底本都是在兹堂本《第一奇书》。文龙评点的是《金瓶梅》小说，并非完全针对张竹坡的评点，但张评近在手头，观点相左之时，当然要弹出不同的音符。在洋洋六万言的评点中，文龙24次点到“批书者”、“批者”、“阅者”，均指张竹坡。对于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三人的评价，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对于张竹坡贬吴扬孟安庞的观点，文龙大不以为然，其24处批评有21处为此。不仅仅是《金瓶梅》人物论，于《金瓶梅》艺术论亦有不同见解。如第三回“定挨光王婆受贿，设圈套浪子私挑”，张竹坡批道：“妙绝十分光，却用九个‘便休’描写，而一毫不板，奇绝，妙绝！”而文龙批道：“挨光一回，有夸为绝妙文章者，余不觉哑然失笑。文字忌直，须用曲笔，……挨光一层，早被王婆子全已说破，此一回不过就题敷演。”文龙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张竹坡的评点，如第一百回“文禹门又云：作者或有深意，批者并无会心，阅者当自具手眼，……自始自终，全为西门庆而作也，为非西门庆而类乎西门庆者作也。批者亦当时时、处处、事事有一西门庆，方是不离其本旨。奈何只与春梅掇臀、玉楼舐痔而与月娘作对头，犹诩诩然曰：此作者之深思也，吾得其间矣。嗟乎，妄甚！”应当承认，文龙对张竹坡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有的还相当准确和深刻，但文龙毕竟只是闲中消遣，只是对作品的赏析，而没有像张竹坡那样有意识地进行文学评论，因而没能站在小说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张竹坡，便不能不失之狭隘。 其后半个世纪，未见涉及张竹坡及其评点者。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3年初版）“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一人情”首列《金瓶梅词话》，第三题即为《张竹坡评〈金瓶梅〉》，其题解说：“竹坡名未详。刘廷玑《在园杂志》称彭城张竹坡，盖徐州府人。曾见张山来《幽梦影》有张竹坡评，则顺康时人也。”“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五猥亵”《东游记》题解：“每章后附‘竹坡评’，末附‘尾谈’一卷，……竹坡不知即张竹坡否？”此可为20世纪语及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第一例。 光绪十七年编刊的《徐州诗征》铜山卷中，选了张道深诗二首，注云：“道深，字竹坡，著有《十一草》。”竹坡的这两首诗亦见载于《晚晴簃诗汇》卷四十。1926年官修《铜山县志》，于其《艺文考》中曰：“张道深《十一草》，道深字竹坡。”1935年张伯英编刊《徐州续诗征》，徐东桥为绘《张氏诗谱》，于道深名下注云：“▲子。”此乃首次公开归竹坡于彭城张氏世家。《徐州续诗征》编刊前后，马廉收集《铜山县志》、《第一奇书》、《在园杂志》、《友声后集》关于张竹坡的载录，判断竹坡“生于清康熙初年”，“卒于清康熙34-51年之十七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隅卿杂抄》）。应该说，张竹坡与《金瓶梅》这一研究方向，在现代，是由孙楷第和马廉两位先生首开其端绪的。日本汉学家在《金瓶梅》版本研究方面得天独厚。长泽规矩也《〈金瓶梅〉的版本》（1949.1东京•东方书局刊《金瓶梅》附录）、小野忍《关于〈金瓶梅〉的版本》（1950.12《东京支那学会报》第7号）导夫前路，鸟居久睛《〈金瓶梅〉版本考》（1955.10《天理大学学报》第21辑）、《〈金瓶梅〉版本考再补（上）（下）》（1961．2-3东京•大安刊《大安》第7卷第2、3号）集其大成，泽田瑞穗的《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61．6名古屋•采华书林刊《天山系列丛书》第1卷，该书后经寺村政男、崛诚两人修补为《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81．8出版）后续有为。第一奇书本包含其中，得到一次集中清理。 英国汉学家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为1939-1940年伦敦约翰G．P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英文节译本，写了一篇《引言》。在《引言》中，韦利虽然认为张竹坡是一位苏州出版商的假名，但对谢颐为《第一奇书》所写的序，以及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认为“提供了一系列精细推敲”。< 1956年10月25日，《新民晚报》发表一丁《评<金瓶梅>之张竹坡》一文，算是20世纪第一篇研究张竹坡的专文，尽管因为体例，该文只是一个简介。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62年英文版曾对本衙藏板本《第一奇书》有所叙录，“关于张竹坡……他当是康熙九年（1670）生人。至于他的营生，……大约也是书贾或替书坊办理一些文墨的读书人”。柳氏考定张竹坡的生年，是对张竹坡研究的一个贡献。惜该书中文版1982年12月始为发行，其时国内张竹坡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台湾潘寿康《张竹坡评<金瓶梅>》（1973.12台北《黎明文丛》18）则是台湾学者关于张竹坡研究的最早一篇文章。 称得上第一篇研究张竹坡现代学术论文的，是美国汉学家戴维•特•罗依（Davin Tod Roy，中文名字芮效卫）的《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该文见浦安迪主编的《中国的叙事文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4年出版。关于张竹坡的家世生平，以及其评点《金瓶梅》的时间，该文说了不少错话；但关于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该文从文学批评史和小说理论的高度，给予了最内行的肯定和较有力度的阐释。文章说：“这些被忽视的传统评点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竹坡评点的主旨是要说明《金瓶梅》整部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精心结构而成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本身微不足道，却都是不可缺少的。……这足以说明竹坡评论的性质和重要性。……他对《金瓶梅》的评论总的说来，是很光辉的文学批评，他的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竹坡的评点就不仅仅是对《金瓶梅》最好的评论研究和中国小说理论的宝藏，而且对堪称中国传统叙事文学顶峰的《红楼梦》的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希望当这部被忽视的评点作品得到公正的评价时，张竹坡也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赢得一个重要的位置。” 芮效卫的预言，很快便得到了证实。20世纪80年代初，王汝梅、刘辉、陈昌恒、叶朗、蔡国梁、黄霖等蜂拥而起，几乎同时而又相对独立地倾注于此一专题。他们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事实上形成集体集中攻坚的局面，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系列性成果，极大地推动和推进了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 从公开发表的时间上看，王汝梅《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二期)可为我国大陆第一篇张竹坡研究专题学术论文。该文及其后作者展开阐释的《张竹坡与<金瓶梅>评点考论》（《吉林大学学报》1985年第一期）、《张竹坡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6）等可为一组。在这组论文中，关于张竹坡，根据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在园杂志》、《幽梦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我们知道，张竹坡，徐州府人，是康熙初年一位重视通俗小说，热心评刻《金瓶梅》，‘其年不永’的文学评论家”。关于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一）继承和运用发愤而作，不愤不作的进步文学思想来评价《金瓶梅》，认为它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是一部史公文字，而不是淫书”；“（二）从对文学作品与历史的区别中，提出文学真实性观点，加深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三）总结《金瓶梅》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特点，提出在‘抗衡’与‘危机相依’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四）总结《金瓶梅》‘千百人总合一传’的结构特点，给《红楼梦》网状结构的创新开辟了道路”。“除了以上四点以外，竹坡从艺术形象实际出发，对作品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的方法，也值得肯定。”同时指出“仅就他的《金瓶梅》评论看，谈艺时，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真实观，是进步的；离开文学形象，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抽象地说孝道论寓意时，是迂腐的，保守的。张竹坡其人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保守艺术上进步的有矛盾的人物。他给我们留下的这宗古典小说评论遗产是精华和糟粕杂揉”（以上引文俱见《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 几乎同时，刘辉写于1981.5.1的《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及其稍后撰写的《<尺牍偶存>、<友声>及其中的戏曲史料》（《文史》第15期，中华书局1982）、《再谈张竹坡的家世、生平及其评<金瓶梅>的年代》（《文学遗产增刊》第17辑，1983.6）、《<金瓶梅>张竹坡评本“谢颐序”的作者及其影响》（写于1983.9，载《艺谭》1985年第二期），可为一组。这组论文对张竹坡的家世生平，有进一步的追踪发掘；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也有概要的评议。关于张竹坡，另根据《友声》、《铜山县志》、《徐州诗征》、《徐州续诗征》等，将张竹坡归入彭城张氏世家，并绘制了一张简明的张氏宗谱，认为“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1670），卒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竹坡评《金瓶梅》……时间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地点扬州”，“肯定谢颐序的作者是张潮”；关于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张竹坡评本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有不少细致的、中肯的分析，并且对艺术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有所探讨，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看法虽存谬误，但也颇有可取之处”。 陈昌恒1979-198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该文的提要载《华中师范学院报》1983年第一期），与其《“西门典型尚在”——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兼与朱星先生商榷》（《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2年第三、四期）、《张竹坡评<金瓶梅>理论拾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二期）、《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8）亦为一组。以张竹坡的小说理论作为硕士论文，陈昌恒当为世界第一人。陈昌恒的研究重点是文艺理论，所以他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有更为深刻的论述。陈昌恒认为“张竹坡在他的评语中破天荒地提出了典型这个概念，并且准确无误地直接用在对《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西门庆、陈经济身上，……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在小说理论的发展史上，无疑都具有独创的意义”。“对于典型概念的内涵，……首先，张竹坡看到了典型形象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能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的某些共同性来。其次，……并没有仅仅留在人物的普遍性、共同性、一般性上面，而且还看到了典型人物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陈昌恒还认为“张竹坡在他对《金瓶梅》的全部批评中，充分注意到了典型性格的塑造，并且就典型性格的个性化，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见解”。接着他具体分析了“因人用笔说”、“抗衡说”、“犯笔而不犯说”三种典型个性化的手法，“张竹坡自己用了一句极为精当的话，总结为‘为众脚色摹神’”。陈昌恒更认为“张竹坡的‘并恶及出身之处’的见解，指的是典型人物所生活、行动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是一致的，是同时并存的，是再现典型人物性格所不可缺少的客观依据，这就涉及到了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这一典型理论的重要命题。”陈昌恒进一步认为张竹坡的“足完鞋子神理”，是“看到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典型性，指出细节的描写要围绕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进行”；认为张竹坡的 “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是“看到了作家熟悉生活的重要性，而且对世情小说的作者深入生活、了解社会、观察人生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认为“张竹坡所提出的‘假捏一人’、‘幻造一事’，正是指的在为典型人物摹神中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艺术虚构”，指出“张竹坡关于典型情节的艺术虚构的三点要求：一、典型情节的艺术虚构与典型性的艺术虚构的统一。……二、每一个典型情节的艺术虚构，都应该……全面地、有机地、清晰地展示出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发展的逻辑。……三、还要求情节的虚构应有诱惑性，能引人入胜”；认为“张竹坡的‘因一人写及一县’的小说理论，指的是由中心典型人物的性格刻划，与典型家庭的日常琐事的描写来实现的”；认为张竹坡的“千百人总合一传”，是对“《金瓶梅》网状结构理论的最好发挥”。陈昌恒总结说：“张竹坡是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的批评家，他根据《金瓶梅》的创作实践所提出的‘而因一人写及一县’的世情小说理论，在古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无疑是开创性的”（以上引文俱见《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论》）。 黄霖的《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发表虽然稍晚（载《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7），但观其文意，写作当不晚于1983年。关于张竹坡，黄霖在《晚晴簃诗汇》卷四十中发现一则张竹坡的简介及其诗二首，进而追踪《徐州诗征》、《徐州续诗征》、《铜山县志》、《尺牍友声集》等，认为这个张竹坡正是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他评点《金瓶梅》曾得到了张潮的启发、支持和赞扬”，“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其时他肯定受到了一些刺激，这也就是他批评《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认为“张氏家藏的诗稿和家谱到1933年时尚属完好，……估计今天还存于世，……敬请海内外有心和有力于此事者进一步探索。”该文在孙楷第、柳存仁、戴不凡、朱星、王汝梅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针对张评《金瓶梅》的原本，可说是《金瓶梅》张评本版本研究的中国第一篇专题论文，认为“张评本《金瓶梅》有两种系统：一种是多《凡例》、《冷热金针》、《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三篇附论而无回评，另一种是有回评而少三篇附论”，而“有回评系统的本子（目前所见乾隆丁卯本、影松轩本等）还是比较接近原本的”。 蔡国梁与前面四位不同，他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着眼点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他写于1982年12月的《明人清人今人评<金瓶梅>》（《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四期），连同其后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评》（载《金瓶梅考证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7）、《清评点派论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12）亦为一组。蔡国梁认为张竹坡“的评点虽然瑕瑜互见，然其抉微搜隐，自成系统，有利于后人掌握全书的主旨、构思、运笔与脉络”，“张竹坡的‘以空结此财色二字’和‘苦孝说’，给后来评论《红楼梦》的各家以直接的影响”。 孙逊的《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文学遗产》1981年第四期），则是以美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其实，以上几位在研究张竹坡时，都有详略不等的美学审视，有意无意间，一门新的学科已经粗具蓝图。而全力建设这门小说美学学科的，要数叶朗写于1981年的《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2）。该书第五章为“张竹坡的小说美学”专章。此前有李贽、叶昼、冯梦龙（第二章）、金圣叹（第三章）、毛宗岗（第四章），其后有脂砚斋（第六章）、梁启超（第七章）。该章以十节篇幅展开讨论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指出张竹坡的“独罪财色”，表现在“张竹坡所说的‘泄愤’，包含了三层意思：对于现实生活黑暗面的批判，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批判，与作者本人的遭遇有关”，“张竹坡对于小说艺术批判性的看法，比金圣叹又有所发展”；张竹坡的“因一人而写及全县”，被鲁迅说成“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张竹坡指出的《金瓶梅》的这个叙事方法的特点，就是“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的“市井文字”，是“对于《金瓶梅》这种美学风貌的概括和肯定”，“显示出我国古典小说向近代小说转变的趋向，也显示出我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趋向”；张竹坡的“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概括了“《金瓶梅》塑造人物的特点和成就，强调人物描写的个性化就是要写出每个人的‘心事’，而讨出每个人‘心中的情理’，要‘曲尽人情’，这对于塑造人物的理论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张竹坡“让丑角作‘点晴之笔’，乃小说中化隐为显的一种手法”；张竹坡的“小小博浪鼓”和“小小金扇”，是看到了“小道具在小说中的作用”；张竹坡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扩大和丰富了‘白描’这个概念的内涵，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小说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张竹坡的“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富贵气却是市井气”，“实际上是对审美描写和非审美描写作了区分”；张竹坡的“特特错乱其年谱”，“认为这是作者的神妙之笔”。叶朗总结说：“张竹坡的评点中有不少陈腐的说教和烦琐的文字游戏，但是透过这些陈腐的、烦琐的议论，它却给当时的读者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就象《金瓶梅》这部小说要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要接近于近代小说的概念一样，张竹坡的小说美学也要比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小说美学更接近于近代美学的概念”，“张竹坡对于小说美学确有真知灼见，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这是一个张竹坡研究的突飞猛进阶段。这是一场虽系个人选题，累积下来却形似集体攻坚的科研。这是一例随着思想解放而开辟新的学术领域的典型。经过以上几位师友的努力，张竹坡研究，已经不是朱星那样简单武断的否定（《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10），也不是戴不凡那样著录式的肯定（《金瓶梅零札六题》，载《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2），而是形成一定阵容，打开一个局面，出现一批成果，作出引人深入的考证，发表了令人信服的宏论。尤其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已经粗具规模，接近结题。八十年代初期研究张竹坡的这几位师友，不久都成为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著名金学家。 不过，张竹坡研究还有空白。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短缺，严重影响着中国小说美学与《金瓶梅》研究这两门学科的建设。 1984年3月，笔者出席武汉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触及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方向。返徐以后，得到业师郑云波先生的鼓励和吉林大学王汝梅先生的督促，遂全力投入彭城张氏家谱和家藏故集的访求。 彭城张氏是徐州望族，其后裔遍布市区与铜山、肖县等地，十二世张伯英更是近现代地方名人。伯英先生的金石考古很有功力。他的书法，更将汉隶、魏碑融进楷书，端庄润劲，自成格势，独步一时。笔者调查彭城张氏的家乘遗集，即从张伯英一支后人入手。五月中下旬，在很多师友的惠助下，辗转寻访到张伯英的从弟张尚志。尚志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铄，确切告知铜山县罗岗村尚有一部族谱存世，并具函绍介于其侄、族谱保存者张伯吹。 五月二十九日晨，笔者遂骑自行车前去罗岗。原来张竹坡的从兄张道瑞，六传一支兄弟两人，长曰介，次曰达，达即张伯英的祖父，罗岗所居乃介之后人。罗岗在徐州市南三十里，属今汉王镇管辖。时值双夏，伯吹正在麦地点种玉米。接谈之后，即于地头摊解笔者据调查结果并地方志乘所编制之《彭城张氏世系表》。伯吹以手指表，侃侃而谈，某人熟知，某人闻名，某人某某事，某人某某村云。忽戛然停语，执手而起，曰：客至不恭，歉歉，请屈尊舍下一观。笔者一向认为风尘中通脱达观者所在定多，而伯吹慷慨有识，早已心许。伯吹自房内梁上取下包袱一只，掸去灰尘，悉令观览。一面自谦道：我识字无多，不知价值，请自取用。笔者早已解袱取书，蹲地开阅。谱名《张氏族谱》，一函，函封系借用，其签条书题《有正味斋全集》，乃张道渊纂修，张璐增订，乾隆四十二年刊本。伯吹自一旁曰：先君爱读书，重文物，动乱之年，“四旧”人俱焚之，独秘藏梁端，易箦之时，尚叮嘱再三。伯吹摩挲族谱，怅然往忆。笔者亦陷入沉思：竹坡家世生平湮没三百余年，人莫能详知，而今即将见世，当是含笑欣慰于九泉的吧？ 后来，七八月间，在铜山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信和等人的协助下，笔者又访见康熙六十年刊残本《张氏族谱》与道光五年张协鼎重修刊本《彭城张氏族谱》各一部，以及其他一些抄本张氏先人诗文集。九月中旬，徐州师范学院（今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时有恒先生捐献书目编制告竣，也发现有一部康熙六十年刊残本《张氏族谱》与一部晚清抄本《清毅先生谱稿》。 在这些新发现的张氏家谱中，以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最具文献价值。该谱辑录有关张竹坡的资料最多、最全，计：《族名录》中一篇一百七十五字的竹坡小传，《传述》中张道渊撰写的一篇九百九十七字的《仲兄竹坡传》，《藏稿》中张竹坡的诗集《十一草》、《杂著藏稿》中张竹坡的一篇七百七十字的政论散文《治道》、一篇三百六十八字的抒情散文《乌思记》，以及其他一些与竹坡生平行谊有关的文字。 《张氏族谱》发现以后，张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晓，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因而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 譬如，《张氏族谱》中的张竹坡是否即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如前文所述，至今仍有人怀疑或误植。现在《族谱•传述》录张道渊《仲兄竹坡传》：“（兄）曾向余曰：《金瓶》针线缜密，……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铁证如山，怀疑论从此可以打消。 再如，张竹坡的家世，地方志乘、郡邑诗征里涉及的彭城张氏族人有限，记载也很简疏，又有不少谬误，并且世系不明，无法统系。如上所述，前人只能知其大略。但在《张氏族谱》中，族人俱有小传，重要人物还有家传、志铭、行述、藏稿等。这就可以全面、系统、详尽地了解竹坡的家世。如竹坡的祖父张垣，是明末抗清殉难的民族英雄，清人纂修的方志，自然只能含糊带过，族谱等文献则详细记载了张垣壮烈牺牲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于是便可理解为什么竹坡的大伯父张胆以副将两推大镇而未获批准，竹坡的父亲张志羽一生留连山水，啸傲林泉，等等。 又如张竹坡的生平，今天不仅可以进一步确切知道他评点《金瓶梅》、《幽梦影》的时间，到扬州和在扬州给张潮写信的时间，到苏州的时间和在苏州写的其他诗篇，而且还知道他出生时的神话般的传说，童年时期的颖慧，家庭经济、身体素质和志趣爱好，北上京都夺魁长安诗社的壮举，五困棘围未搏一第的命运，效力河干、图谋进取、不幸疾卒的结局，以及他为什么能够在《金瓶梅》评点中提出“苦孝说”等论点。这就能不是泛泛地议论，简略地介绍，而是周密地考察张竹坡的生平身世，勾勒他的行动线索，梳理他的著述行谊，探讨他的思想脉络，理解他的小说美学的源流、精髓和价值。 又如张竹坡的诗集《十一草》，现已得其全集，从而可知《徐州诗征》所选，只是《十一草•客虎阜遣兴》组诗六首的一部分；还可以判断《十一草》的收集人、编定人和诗集名称的命名人；甚至可以推考张竹坡诗作的总数及其流传与存佚。 围绕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笔者先后发表《张竹坡生平述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三期）；《张竹坡年谱简编》（《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一期）；《张竹坡扬州行谊小考》（《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二期）；《张竹坡家世概述》、《张竹坡<十一草>考评》（以上《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述考》（《文献》1985年第三期）等20多篇论文，结集成《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7）与《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9 ）二部专著。 这一组文章的发表和二部专著的出版，正如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所说：“刘辉在《<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对此作了如此评价：‘如果说国内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问题正处于探索阶段，只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话，那末，在《金瓶梅》重要批评家张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则有了明显的突破，完全处于领先地位。’这个评价是客观而恰当的”。 随着1985年6月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6年10月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展开，随着1989年6月14日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金瓶梅》研究，包括张竹坡研究，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迄今为止，张竹坡研究已有四部专著出版，另在其他20多部金学专著中，亦有关于张竹坡研究的部分内容。而张竹坡研究的专题论文已有百篇之多，几乎年年均有张竹坡研究的新成果问世，以20世纪为例，1950-1978年1篇，1979-1984年9篇（其中1984年3篇），1985年13篇，1986年2篇，1987年8篇，1988年5篇，1989年2篇，1990年2篇，1991年3篇，1993年1篇，1994年6篇，1995年5篇，1996年4篇，1997年2篇，1998年1篇，1999年1篇，2000年1篇，累计68篇。第一奇书的整理出版亦颇见成效，如《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齐鲁书社1987.1第一版，1988.3修订重印，1991.10收入该社《明代四大奇书》；《会评会校金瓶梅》，刘辉、吴敢辑校，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王汝梅校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删节本），秦修容整理，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一版等。 张竹坡家世生平的全面知解，极大地推动着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研究。王汝梅《论张竹坡批评<金瓶梅>康熙本》（《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1期）、吴敢《张评本<金瓶梅>琐考》（《徐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7年1期）、王辉斌《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2期）、王汝梅《关于<金瓶梅>张评本的新发现》（《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3期）等将第一奇书版本研究引向深入。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整体研究亦有新篇，吴敢《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期）、徐朔方《论张竹坡<金瓶梅>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6期）、加拿大汉学家米列娜《张竹坡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提要载《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1集，成都出版社1991.7）等均有系统客观的论述。徐朔方肯定“在《金瓶梅》，则是张竹坡作了开创性的探索”的同时，也指出张竹坡的《寓意说》、《苦孝说》“没有任何书内或书外的事实作为依据，却把外来的封建伦常观念强加在作品身上”。徐朔方强调“研究工作最需要的是冷静的探索”（张梦华《春日访徐朔方谈金瓶梅研究》，见《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1集），此即为一例。米列娜则通过“张竹坡论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张竹坡论《金瓶梅》的有机统一性”、“张竹坡论《金瓶梅》的浅层意义到象征意义的转化”的论述，“证实张竹坡的评点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十七世纪新的学术思想、新的潮流的体现”。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专题研究更为多见。俞为民《张竹坡的<金瓶梅>人物论》（《金瓶梅学刊》创刊号，1989.6）、周书文《张竹坡论<金瓶梅>的人物系统刻画》（《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3期）等为张竹坡《金瓶梅》人物研究一组；俞为民《张竹坡的<金瓶梅>结构论》（《金瓶梅研究》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7）、周书文《张竹坡论<金瓶梅>的艺术结构特色》（《洛阳师专学报》1994年1期）、王平《评张竹坡的叙事理论》（《金瓶梅文化研究》第3辑，华艺出版社2000.9）等为张竹坡《金瓶梅》结构研究一组；另外，吴敢《<金瓶梅>的文学风貌与张竹坡的“市井文字”说》（《金瓶梅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9）研究的是张竹坡的小说美学风貌，蔡一鹏《论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道德理性思维方式》（《文学遗产》1994年5期）研究的是张竹坡的小说批评思维方式，崔晓西《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的“清理”范畴及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3期）研究的是张竹坡的情理说等。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2）更可谓张竹坡资料专集，所有这些均标志着张竹坡研究的全面展开。 张竹坡研究的成果影响到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文学通论、中国小说学等多门学科的建设。如中国文学批评史，20世纪80年代以前，郭绍虞、朱东润等人的经典通史，均未涉及张竹坡；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之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之《清代文学批评史》即专列一节“张道深评《金瓶梅》”。新兴学科如中国小说理论史，无一例外均有张竹坡专章，见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0），方正耀《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王汝梅、张羽《中国小说理论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1）等；又如中国评点文学史，亦给张竹坡以相当的篇幅，见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6）、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等；又如中国文学研究史，不止在一章一处讲到张竹坡，见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7）、黄霖主编之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1）等；又如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12），傅璇琮、蒋寅总主编之七卷本《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5）等均有对张竹坡的专门评论。 张竹坡研究是《金瓶梅》研究热点之一，论者见仁见智自然在所难免。近年其争议之处，已经不是张竹坡的生平行谊，甚至不是对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理论分析，而是张评本《金瓶梅》的评价与版本问题。 关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众口一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越到后来，评价越高，这才有前文徐朔方先生的持平之论。横空出世的《金瓶梅》，破天荒第一次打破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妖魔神怪为主体的叙事内容，以家庭为社会单元，采取网状树形结构方式，极尽描摹之能事，从平常中见真奇，被誉为明代社会的众生相、世情图与百科全书。得益于此，《金瓶梅》的评点评议也水涨船高，为有识者所重视。而张竹坡的评点在《金瓶梅》所有的评点评议中最为出色。随着世界思想解放的浩荡潮流，随着新时期中国百家争鸣的和煦春风，随着新学科、新课题的丛出不穷，《金瓶梅》研究被尊为“金学”，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被视为热点，张竹坡研究不但成为金学，而且成为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评点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分支。张竹坡之受到重视，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之得到赞誉，大势所趋。确实，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采取书首专论，回首与回中总评，和文间夹批、旁批、圈点三种形式，或概括论述，或具体分析，或擘肌分理，或画龙点睛，对小说作了全面、系统、细微、深刻的评介，涉及题材、情节、结构、语言、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成为《金瓶梅》的阅读指导大纲与赏析示范，使中国小说理论与中国文学评点健全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体系。给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以公正相当的评价，给张竹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评点史，尤其是中国小说理论史中以恰当应有的地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学术进步的必然。可以说，张竹坡没有辜负《金瓶梅》，学术界也没有辜负张竹坡。同时，也不必掩盖，张竹坡的小说评点，也着实说了不少迂腐的话，写下一些牵强附会的文字。另外，他从金圣叹、李渔那里得到不少启发，他的评点中留存着众多的金、李的痕迹。幸运的是，张竹坡之后的中国小说评点家，相形见绌，这才使张竹坡脱颖而出，高标独帜。张竹坡毕竟只是17世纪的一位青年才俊，不必抑低，也不要拔高。 关于第一奇书本，有两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一是原刻本问题。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谓“原本未见”。鸟居久睛《金瓶梅版本考》、《金瓶梅版本考再补》均认为是康熙乙亥年的皋鹤堂刊本，“但它的下落不明”。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据陈思相《金瓶梅后跋》推测原刻本“应在1684年（康熙23年）之前不久版行”。戴不凡《小说见闻录》认为是在兹堂本。刘辉《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认为在兹堂本只是“第一奇书之早期刻本”，其“第一奇书之原刻本”应为康熙乙亥本。王汝梅《金瓶梅探索》却认为“本衙藏版甲、乙两种为其他各种第一奇书祖本”，又说：“本衙藏板乙本……只是在装订时未装入各回的回前评语”，他同样认为“本衙藏板翻印必究本”所少的《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亦系漏装，“如果是有意不装入此两篇，则可能有政治上的原因”，其理由是“张评本回首评语与总评各篇、眉批、旁批、夹批是同一时期同一写作过程中的产品，而不可能分两阶段：先写总评、眉批、旁批、夹批，刊印为‘康熙乙亥年’本（即在兹堂本或无牌记本），过了一个时期，再刊印补写回评的本衙藏版甲本”，并举例“说明写回评在前，写眉批在后” 。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认为“此说纯系误解。……现在看来，附录部分，文内夹批、旁批，是张竹坡于康熙乙亥年三月最先完成的，随后拿去付刻。而所有回评，则系以后所补评，故第一奇书本最早刊本，皆无回评”。至于鸟居久睛所说“这些回评成于何人之手不清楚”（《金瓶梅版本考》），王汝梅和刘辉对此观点却非常一致，均主张其著作权非张竹坡莫属。黄霖《金瓶梅考论》与刘辉、王汝梅认识均不一样，他列举9条理由之后说：“目前一般所见的在兹堂本及无‘在兹堂’三字的‘康熙乙亥本’并不是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原本。原本未见，很可能是已佚的芥子园所刊的四大奇书第四种本。……目前所见乾隆丁卯本、影松轩本等还是比较接近原本的”，并认为《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乃书商所为。吴敢《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则认为“皋鹤堂是张竹坡的堂号……皋鹤草堂本是徐州自刊本……而且是原刊本，……至于皋鹤草堂本封面刻有‘姑苏原板’字样，当系张竹坡的伪托。”王辉斌《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认为“现存的康熙乙亥本与在兹堂本，均为张竹坡评本的二刻本，……张评本的首刊本，是没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包括康熙乙亥本、在兹堂本在内所附的上述三篇文章（按指《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谢颐序）的。……首刻则当在康熙32年张竹坡‘客长安’之前”。 二是谢颐是谁的问题。阿瑟•戴维•韦利《金瓶梅引言》认为谢颐不是真名，顾希春译为中文时便干脆译成“孝义”。顾国瑞、刘辉《<尺牍偶存>、<友声>及其中的戏曲史料》认为是张潮的化名。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亦认为谢颐即张潮。吴敢《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对顾、刘二位观点作有辨证，结论是“《金瓶梅》是张竹坡批评的，皋鹤堂是张竹坡的堂号，则作序于皋鹤堂的这个‘谢颐’，当即竹坡本人。《第一奇书•凡例》：‘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序中说：‘不特作者解颐而谢’。两相对应，当出一人之手，可为佐证。”王辉斌《张评本金瓶梅成书年代辨说》则认为“谢颐与张竹坡是非为一人的”。综上所述，张竹坡研究史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古代时期主要是刘廷玑、张道渊、文龙的简明评议。现代时期又可分作六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马廉、韦利的资料收集与简单考证；20世纪50年代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睛、泽田瑞稳的《金瓶梅》版本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柳存仁、芮效卫关于张竹坡生年的准确推断与关于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初王汝梅、刘辉、叶朗、陈昌恒、蔡国梁、黄霖等对张竹坡身世的进一步追踪与对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详细评论；紧随其后吴敢访得《张氏族谱》，张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晓；其后20年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研究的全面展开。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