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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在生存环境恶化之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作家以构建社会理想为出发点，以“爱心”、“救世”的愿望，勾画出拯救社会的乌托邦。“乌托邦”是“真理”、“正义”、“自由”、“善良”、“幸福”的化身和寄托，着眼于人的集体存在模式，揭示了人类永久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提出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理想社会的愿望[1](613)。由乌托邦衍生出的对立的“反乌托邦”概念，是人们对传统的实体论（本体论）哲学解构的结果，是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反思和反拨。反乌托邦作品的作者从人类的“守望者”的立场警戒和劝谕人们。如号称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叶·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1921年）、阿尔都斯·赫胥黎① 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年）、乔治·奥威尔② 的《一九八四》（1949年），以文学虚像描写的手法揭示乌托邦思想给现实生活造成的可能的消极影响和恶果，以及科学技术将带给人前所未有的道德困惑，并警示世人即将面临的灾难的前景。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美梦，把人们带入天堂，带给人们憧憬和希望的话，那么反乌托邦则是文学家制造的一个噩梦，将人们带入地狱，带给人们恐怖和绝望。 在俄罗斯后现代语境下，反乌托邦思想出现有一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的巨大成绩使作家们真诚地相信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巨变，他们渴望并相信美好的理想即将实现。他们满怀革命理想主义激情，讴歌时代，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献上真诚的赞歌。40年代末，苏联文坛出现了“个人崇拜”、“粉饰现实”、“无冲突论”，充满真诚的乌托邦精神的文学逐渐演变为充满谎言的“瞒与骗”及“粉饰生活”之作。崇高的乌托邦理想被虚假的理想主义替代，渐渐蜕变成伪理想主义。这种乌托邦精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作为人学，作为对现实形而上的、审美化的否定这一本性，而反乌托邦精神正是体现了文学对其自身本性的追求[2](241－256)。随着“解冻”思潮的兴起，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这种依附于官方意志的乌托邦精神的危害性。六七十年代，苏联反乌托邦精神大为兴盛，“后乌托邦”常被称为“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反乌托邦作品揭露乌托邦理想的虚假及其消极影响，作品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讽刺性的滑稽诗[3](75)。苏联解体更使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前景感到失望。90年代后，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具有反乌托邦思想的作品更多地展示了伪理想主义给俄罗斯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给当代人造成生存困惑和心理阴影，暴露在世界强势文化冲击下俄罗斯社会和人恐惧、不安。反乌托邦作品的代表作家是维·佩列文。 佩列文作为年轻一代著名的后现代小说家，创作了短篇小说《蓝灯》（Синий фонарь，1992年）、中篇小说《奥蒙·拉》（Омон Ра，1992年）、《昆虫的生活》（Жизнь насекомых，1993年）、《黄箭》（Желтая стрела，1993年）以及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1996年）、《“百事”一代》（Generation П，1999年）、《从无处来到无处去的过渡时期的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из Ниоткуда в Никуда，2003年）等。佩列文运用后现代手法创造了虚拟的现实世界，以“反英雄”、“反乌托邦”解构苏联“神话”，消解一元意识形态，力图逃离强权对个人意志的控制，转向内心向往的自我世界，以构建自己的“虚空”世界。在他的笔下，人类最高和谐模式的乌托邦意识变为一种令人恐惧不安的噩梦，被渗透着“荒诞的反乌托邦”[4](228)替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生活总有建功立业的地方”、“为成为真正的、大写的人”的种种美好理想，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喝着百事可乐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内心世界。面对强大的科技文化对生活的冲击，人们不知所措，恐惧不安，为生存的困境而奔波，为自己摆脱不开这个噩梦而苦恼，借酒浇愁愁更愁。试图由“大写的人”蜕变成昆虫，自由地飞翔在天空，自在地生活在地面上，可是昆虫的悲惨生活使他们望而却步。从小幻想着成为“真正大写的人”的奥蒙·拉，幻想着成为像加加林一样的宇航员，飞向自由的宇宙空间，为宇航事业做出贡献，获得功绩。为了这个所谓美好的未来和理想建立功勋的“英雄”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和借口，以牺牲个人生命为代价，搭进了个人的生存权和幸福。然而，这些人清醒之后又能怎样？在强权政治的压制下，虚假的伪理想主义无法摆脱，要么像昆虫一样生活，要么像奥蒙·拉一样被追杀。面对这种生存两难的抉择，人物在“理想”和“现实”中游荡，进而出现了彼得似的噩梦。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历史和当下现实，哪个为梦哪个为醒？对彼得来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逃离开这噩梦。然而，逃到哪里？就像《黄箭》中说的那样，人人带着各自的梦想，坐上“开往毁坏的桥”的火车，却又不知道自己本身就是乘客，伴着不停息的车轮声，在肮脏、混乱不堪的火车上空虚地度过自己的余生，每个人都想从这个火车上活着出去，但出去之后又到哪里？甚至连自己死后的落脚点都没有，更不知道自己乘坐的火车来自何方，奔向哪里？也只有沉浸在“形为空，空为形”的虚无世界中。 这就是佩列文小说创作中“反乌托邦”思想不同形态的显露，很难说佩列文哪部小说就是地道的“反乌托邦”作品，但他的“反乌托邦”情结却是以种种不同形态显现在他的小说创作里。从佩列文小说创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反乌托邦”情结来看，笔者认为，与其说佩列文的某部小说是“反乌托邦”作品，还不如说他的多样小说组合成了一系列后现代语境下的“反乌托邦”图景：由对动物生存的困惑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揭示乌托邦思想带给整个社会的消极影响和巨大灾难；由对一国社会现实的描写、拼接和罗列，到对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深刻揭示了乌托邦思想造成的显性的社会恶果，借此警戒和劝谕世人。 一、理想带来的生存困惑 佩列文的小说是对苏联乌托邦幻影的讽刺[5](62)。在《昆虫的生活》中，佩列文将“大写的人”降格、蜕变为具有双重性的动物。他以寓言的形式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人的精神困惑和对生存的恐惧予以形象化，出现了“苍蝇”、“屎壳郎”、“蚂蚁”、“蛾子”等昆虫形象。动物一旦进入作家的艺术视野，成为“主角”，就意味着人形英雄的衰退，对宏伟、远大人类集体理想的消解，“伟人”、“超人”英雄形象随之消失。佩列文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的小说中没有主人公，只有人物”[6](72)。人与动物在佩列文的笔下几乎一样，正是借动物看似卑微细小的生活，远离人类社会政治和道德，漫无目的和无意义的劳作，才体现出作者对某种乌托邦理想王国的消解，让读者更加感到虚拟的动物世界其实就是“虫形的苏联社会”。 《昆虫的生活》用拟人的幻想将各种昆虫的生活描绘得非常逼真，折射出了整个俄罗斯社会和人的真实的生活状况，表达了作者对人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思考和关怀。 在昆虫世界里，昆虫们的任何意愿都受到生存意志的控制，这种强意志早已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转化成某种美好的理想。苍蝇、蚊子和蛾子“从黑暗飞向光明”的理想，蚂蚁“为了生活而生活”的理想，屎壳郎“为了建立‘圆’的世界”的理想、大麻臭虫“黑骑士”的理想、蝉“为了天赐的食物”的理想等，构成了昆虫世界自我价值的高度集中。在这种理想的驱使下，在“现实”与“理想”矛盾的抉择中，昆虫们选择了理想，他们忘记了自我，忘记了苦难和徒劳无益的奔波，忘记了生存的意义，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然而，他们追求的这种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理想”连最基本的生存保证都没有，还带来生存的危险和道德的困惑。“适者生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成了昆虫们的生活逻辑。为了生存他们用尽各种手段，甚至自相残杀，昆虫世界遭遇毁灭性的灾难。 在进行成年仪式时，屎壳郎父亲教导儿子，为了让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建立“圆”的世界。父亲送给儿子成年仪式的礼物就是已团好的小圆粪球。父亲教育儿子，为了生存如何为自己和下一代积肥，只有成为一个越滚越大的粪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变成一个世界生存下去。因为每个动物本身就是一个“圆”，只有看到自己影子的动物才能看到自己的“圆”，而世界上只有知道生存的古老知识的金龟子才能看到这个“圆”。因为只有金龟子知道世界的神秘，整个世界就是金龟子的“圆”。为了让整个世界变成自己的“圆”，就要不停止地前进。父亲为了让儿子感受到世界的神秘变化，了解生活的本质，他让儿子将手伸到“大粪球”③ 的内部，享受飞离地面、在阳光下荡秋千的美好感觉。儿子永远记着父亲的教导。父亲在他的心目中就是他向往的“大粪球”，是掌握世界命运的“金龟子”。为了让手中的小粪球圆成一个世界，为了看见自己的“圆”，以便让自己与世界一起前进，他开始实施“建立‘圆’世界”理想的行动。他努力奋斗，不停地推动着小粪球前进。他吃尽了各种苦头，经过了险些被其他昆虫吞吃的经历。每当他害怕、疲乏之时，一想起父亲的教导，他又不停地前进。然而，小粪球越滚越大，凡是粪球滚过的地方，他看到的是死尸一片，同类被粪球残酷地粘吃掉。直到他长大了，结婚生子，他只看见天上的乌云，看到昆虫们被粪球粘杀掉的现实，看到同类的自相残杀，他却始终没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也没能成为自己的“圆”，命运也没能永远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和孩子还时常碰到被其他昆虫吞吃的危险。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谎言的诱惑下，屎壳郎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他只能一年四季不停地推着粪球前进，却又不知道自己将奔向何方？ 作者在这里用寓言的形式描写父辈乌托邦理想对屎壳郎的影响，揭示这种影响带来的生存困惑。屎壳郎在接受父亲的教导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忘记了自己的苦难，忘记了生存的危险，只是盲目地推着粪球前进。即使知道这种理想是空想，但他已经中毒很深，无法从这种理想中自拔。除了依附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要么被同类吞吃，要么继续推着粪球粘吃他者，毁灭昆虫世界。可是生存下来的路又将怎么走，他很困惑。在此，作者以昆虫对生存的困惑观照人类社会的现实、人类生活的苦难，以审视昆虫的“成年仪式”对后代生活的影响警示世人，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一旦依附于某种理想就会丧失对个体生命、苦难与不幸命运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即将带给社会毁灭性的灾难。 二、虚幻的乌托邦 梦是个人化了的神话，神话是消除了个人因素的梦，梦和神话都是心灵动力的象征。在佩列文看来，原来的乌托邦中的一切都是虚像，是人们内心的不平衡引起的虚假的符号。于是，他企图建立宗教哲学虚空的乌托邦，以期寻找一种起平衡作用的折中形式，创造一种理想的个人创作自由模式的小说。 佩列文在创作中提出的问题不再是社会的而是形而上的，不再是暂时的而是永恒的[7](257)。在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中，作者通过“集体无意识”的个人梦幻，从统一的个人转变成大众集体型的精神病患者，从个人无意识转变成平面程序化的虚像[8](338)，转为一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他将单一的“伪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患者的彼得分裂为多个人物，以来自不同阶层的四个人物支离破碎的梦幻，揭示虚幻的乌托邦。以彼得·普斯托塔（Петр Пустота）、玛丽亚（Мария）、谢尔久克（Сердюк）和沃罗金（Володин）四个人的命运揭示乌托邦造成的恶果，反映了解体后的俄罗斯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沉湎于麻醉品制造的幻觉中，在大众文化的熏染下失去理智，在似梦非梦的虚拟世界里畅游，正是这种醉生梦死表达了当代俄罗斯人对理想社会追求的失落和对生存的恐惧。在解体后的苏联，这些人物处在十字路口，丧失了精神家园，成为真正的精神流浪汉。他们只能以精神病院为家，他们再也没有必要为过去第一个登上宇宙的加加林激动、流泪和哭泣，不再担负“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历史重任，不再为公正、职责、道德、和善等价值观念束缚，在虚拟的世界里他们可以自由地信奉东正教，选择崇拜的对象，选择行善、忏悔，甚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爱变成真诚的奉献。他们可以进入虚空的“无所去处”（Никуда）的空间，进入东方佛教倡导的快乐幸福的“涅槃”④ 世界，在这个由“空”而来的空间中产生新的生命[9]。 《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以四个人在精神病院接受审美疗治来显现深受乌托邦思想影响的严重后果。彼得·普斯托塔否定自己的存在，他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只是从医生的患者档案里得知自己的身世。从小自闭，好激动，不与人交往，人称他“虚空的人”。他只对西方哲学问题感兴趣，探索虚空和“不存在”的哲学问题。他丰富的精神生活与俄罗斯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他与任何人都无法沟通，只能进到精神病院。他将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独特感受说给精神病院的医生，还不时就世界的本质与自己争论，探讨中国禅宗关于“空”的内涵，他虽然无法弄清生活的内部矛盾，但还拥有独立向往自由的思想。在医院发表演说，自认为是哲学家。他沉浸在自己虚构的故事中，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恰巴耶夫和小说的作者富尔曼诺夫做了颠三倒四的拼贴和颠覆。玛丽亚表现了人认识的危机，处在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性变异的十字路口。“他”不明白自己虽然很爱自己的国家，却总想逃离它。“他”满脑子都是墨西哥肥皂剧、好莱坞动作大片和明星施瓦辛格，“他”将自己看作是墨西哥电视连续剧中的女主人公玛丽亚，试图与美国大片的著名演员施瓦辛格联姻，幻想着以女性的身份嫁给施瓦辛格，搭乘施瓦辛格的飞机飞向西方，却撞在了电视塔顶上，以失败告终，躺在了精神病院。谢尔久克拒绝物质现实，进入内心的自我与绝对，沉浸在醉酒的昏昏沉沉中。在他的醉话中能够感受到中国禅宗思想的“空”、日本神道教所倡导的武士剖腹精神等文化内容。他以醉鬼的形式，呕吐出周围世界的混乱状况，以及对人生存意识思想的表露。俄罗斯企业家、新贵族沃罗金既是个疯狂的强盗式的投机人物，又是东方哲学和希腊哲学各种编码组成的符号联合体。他以野蛮、疯狂的原始人行为和外表张扬的个性，既显示了传统文化的崩解，又暴露出当今科技文化冲击带给人们恐惧和不安。 作者以这四个精神病患者的噩梦作为对抗乌托邦理想的手段。通过他们梦幻中的所思所想，提出“虚空”和“存在”的哲学问题。用支离破碎的非现实世界解构真实世界。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逃离噩梦，即逃离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去寻找个人、国家生存的道路。作者提出摆脱文化和世界观危机的“逃离”战略，将代表着各种文化符号的思想集中于彼得一个人身上，让其“虚空”的思想显示世界画面，从中找出一种折中的方法，也许“虚空”的思想就是佩列文克服危机、研究新文化模式的最好的出路。 然而，当佩列文以“虚空”提出自己的反乌托邦思想时，势必也将自己推到了另一个虚幻的乌托邦之中。他的小说就像是对万能真理幻觉的忏悔，正如谢·科尔涅夫（С．Корнев）认为的，“佩列文实际上不是后现代主义作家，而是像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经典的思想作家。俄罗斯经典思想作家就是善于生产出非常令人感兴趣和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的人，同时还不失为思想家，即一个真正的社会或宗教的传道者和道德家。他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还是个将同一个道德形而上的理论一字不落地、坚决而公然地灌输给读者的固执的、不可救药的思想家。”[10](244－245)。也许从佩列文的反乌托邦情结中，读者还是能感受到作者两难选择的困惑，既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响又要千方百计地摆脱这种思想影响的意图，只好以虚幻的反乌托邦世界重新建构人类语言的新“巴比伦塔”⑤，即将人类不同语言文化再次融合为一体。 三、灾难的前景——新巴比伦塔的建造 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不再像苏联英雄时代那样具有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以理性为中心的人类价值体系彻底崩溃，非理性主义代替了理性。在商品化、广告信息化竞争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宣传和影响下，喝着可口可乐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的一代，他们是“该受诅咒的乱世一代”。长篇小说《“百事”一代》“所描写的，却不是这一代中‘该受诅咒’的那部分人，而恰恰相反，是那些由于社会的变化而在生活中获得了成功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那些认为自己获得了成功的人”，“为了去适应新的社会，人不得不努力地获得诸多猴子的特征”[11](1－2)。他们不再满怀忧虑地思索着人类存在的状况和意义，不再关心政治，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玩世不恭、麻木不仁。他们在商业和政治的广告中既不想过平静而普通的生活，又无法忍受现实社会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既“不能去操纵别人的智慧，又不能让自己成为此类操纵的牺牲品”[11](2)；既不想得知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去，不想了解自己的历史，又无从弄清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既找不到生活混乱的原因，也看不到生活下去的意义，更无法预测自己的明天，完全“迷失在那个没有希望的电视机屏幕前”⑥。 《“百事”一代》是一部通过虚像描写强权的小说，“强权通过排挤自由的追寻而获得”[5](66)。无论是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有钱的官僚，还是喝着百事可乐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都憧憬着能够进入到西方世界生活。受世界强势文化的冲击，原苏联乌托邦思想中一元论观念虽然被放弃，但真理一元论和价值一元论的影响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俄罗斯还继续蔓延。“百事可乐”成为人们生活中唯一选择的真理，电视广告带来的金钱收益就是唯一的价值。作者将俄罗斯政治生活虚拟化、电脑程序化，使其成为电视传播的信号。小说是对当今俄罗斯现实生活的反映，展示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异化过程，带来了“反乌托邦”效应，“给出了一个未来人类社会的反乌托邦象征”[11](5)。 《“百事”一代》反映了媒体驱动下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恐慌，广告和媒体语言所制造的世界中“百事一代”的生存状况。小说是电视或大众文化的变体，是由电视大众文化和各种广告“脚本”构建的新巴比伦塔。该小说“所描绘的不是社会的转型，而是智慧的转型，这智慧在忙于解决现实生活急速变化条件下的生存问题”[11](1)。解体后的俄罗斯受大众媒体、电视广告、网络文化的强势冲击，社会迅速商业化。吉普车上猴子搂着俄罗斯美女、喝着“百事可乐”的广告成为“百事”一代的最终象征。高尔基文学院毕业的知识分子瓦维连·塔塔尔斯基（Вавилен Татарский）以一个广告文字撰稿人的身份跻身于这汹涌的文化大潮之中。在他的身上更多地遗留着父亲对共产主义信仰和60年代理想追求的痕迹，那就是他父亲将60年代苏联文坛上走红的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Василий Аксенов）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的两个姓名中的开头字母联合组成了他的名字“瓦维连”（Вавилен）。然而，塔塔尔斯基却为这个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名字感到难堪，他对朋友们谎称，是父亲因迷恋东方神学给他起的近似古代名城巴比伦（Вавилон）之意，以便将来研究巴比伦之谜。塔塔尔斯基大学毕业后，曾当过翻译。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剧变，社会迅速商业化，塔塔尔斯基决定弃文从商。塔塔尔斯基受雇于车臣商人，在售货亭里卖香烟。与大学同学莫尔科文（Морковин）的偶遇，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他开始步入广告界，在几家广告公司工作，为国内外的诸多著名商标撰写广告词和广告脚本。最后他成了大权在握的广告公司的老板。从卖香烟、给广告公司写脚本，到自己创办广告公司，当老板，真可谓是成功人士。他在自己的发迹生涯中学会了如何投机取巧，如何抓住现实中能够成为进攻的“目标群”，如何讨得电视大众的欢心，通过广告获得更多的金钱利益。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认识到与金钱密切挂钩的新“强力机构”——电视和广告。如果说金钱是决定人类生活的“第四维”的话，那么，电视和广告则是构成人类生活的“同一性”的毒品、假肢，导致了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心理共振”，“人类有了共同的语言，在虚拟的、不真实的世界里建造将再一次触怒上帝的新巴比伦塔。”[11](5)。 佩列文敏锐地观察到时代变迁后价值的差异。通过主人公塔塔尔斯基的发迹、成功的人生经历和心理变化，暗示价值观念的贬值、丧失，以追求“虚空”的观念表达他的理想追求，展示当今社会的灾难图景，警示未来社会即将面临的灾难性前景。解体后的俄罗斯处在社会巨变的转型期，作为知识分子的塔塔尔斯基的发迹、成功，无疑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解构。瓦维连·塔塔尔斯基在商业社会中失去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原有的独立人格，失去了自我，迷恋上了吸毒和嫖娼，目睹和参与过黑手党人内部的争斗、凶杀行动。他的个人发迹史也证明在苏联传统价值观念完全崩溃，宗教信仰、历史观、家庭意识等受到巨大冲击，苏联时期的英雄豪情壮志不再，对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失去兴趣。人生变得毫无意义，内心极度空虚。一切都不复存在，连同人们的过去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统统被抛弃。人们既感受不到对社会堕落的感慨，也听不到令人不敢正视的绝望的呐喊，更没有寓意深刻的象征，整个社会处在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的灾难之中。在佩列文看来，这就是乌托邦思想渗透的恶果，是再次激怒上帝而引发混乱的“巴比伦塔”的再造。佩列文展示了新俄罗斯贵族的金钱“价值”观，重新塑造了商业社会中成功的“当代英雄”，给主人公留下“获得拯救的机会”，“在未建成的高塔顶部，从睡梦中醒来，他还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11](3)，以此展示自己的反乌托邦情结。 如果说佩列文前几部作品重在揭露虚拟理想追求的乌托邦思想的虚假、消极影响的话，那么，《“百事”一代》则展示了这种乌托邦思想渗透已产生的恶果图景，以及即将出现的灾难前景。作者从对当代俄罗斯社会现实的描写到对整个人类未来发展的关注，从对过去语言历史性的记录到对当下社会文化无顾忌的引用，从跳跃的虚幻情节到现实场景，预示着重新构建了一个融各种语言文化的新巴比伦塔，而这个新举措就充满了“反乌托邦”的情结。 注释： ① 阿尔都斯·赫胥黎（1894—1963年），英国小说家及评论家。其《美妙的新世界》是对20世纪政治和技术潮流的深刻怀疑，是对噩梦景象的未来社会的描写。 ②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英国小说家及评论家。创作有《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年）、《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年），以及讽刺俄国革命的政治语言小说《兽园》（1944年）和《一九八四》（1949年），描写一个过分集权的社会如何歪曲真相和不断地改写历史。 ③ 屎壳郎父亲将自己看成大粪球。他将儿子抱起来悠荡。 ④ 此处为佛教用语中的超脱生死的境界，而不是用作“死”的代称。 ⑤ 即《创世纪》中的巴别塔。《圣经》载，大洪水后人们在巴比伦的示拿所建造的塔。据《创世纪》第11章记载，巴比伦人想建造一座巨城和“塔顶通天”的高塔以扬名。此行动激怒了上帝。上帝变乱了工人的语言，使之互不相通，结果塔未建成而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此神话主旨是说明人类语言纷杂的原因。 ⑥ 这是佩文在《“百事”一代》扉页中引用加拿大流行歌手莱昂纳多·科恩的一首歌的歌词。 【参考文献】 [1]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C],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2]董晓：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苏联文学中的两种精神//刘文飞编：《苏联文学反思》[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Борис Гройс．Утопия и обмен[M].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к．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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