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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9年“新年新诗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拉开帷幕，这个被称为诗歌界“春晚”的朗诵活动已进入第5个年头。“新年新诗会”已经举行5届了!这或许会令不少人感到意外。当年，诗人杨晓民在中央电视台这一主流媒体发起创办这样的朗诵会时，人们在表示惊诧的同时，心里不免掠过一丝疑虑：能够坚持多久？大概至多一、两年也就偃旗息鼓了，一些人如此猜测。 “新年新诗会”能否持续，这是它在创办之初遭遇的最大疑问。如今，5年过去了，它的实绩使上述疑虑渐渐消退，而代之以另一种好奇眼光的重新打量，并思索它的意义。经过5年的积累，它的意义方显露出来。 5年里，“新年新诗会”共朗诵现当代新诗作品100余首。虽然算不上首首都是名篇佳作，但新诗历史上一些公认的重要作品，如《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天狗》（郭沫若）《死水》（闻一多）《再别康桥》（徐志摩）《雨巷》（戴望舒）《蛇》（冯至）《预言》（何其芳）《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赞美》（穆旦）《金黄的稻束》（郑敏）《无题》（阿垅）《悼念一棵枫树》（牛汉）《望星空》（郭小川）《乡愁》（余光中）《红玉米》（痖弦）、《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食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星星变奏曲》（江河）《神女峰》（舒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西川）等，先后出现在朗诵会上，其中有些作品堪称新诗中的经典。当然，还有一些不大为人所知的诗作，正是通过朗诵会的展示而开始流传和被接受。 “新年新诗会”每年设置一个主题。2009年的主题是“生命”，此前四年的主题分别为“时代的记忆”、“我们的土地”、“情感的花朵”、“我们的家园”。每年的主题又由若干小单元组成，比如2009年的“生命”主题，包含了“生命之美”、“生命之歌”、“生命之忆”、“生命之悟”四个方面。这些主题，既有历史性和民族特色，又具时代感和当下指向；既经过了长期的沉淀，又能够及时地对当前重大事件和场景作出反应（如2009年“生命”主题的部分内容与刚刚过去的汶川地震灾难有着直接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主题与我们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展现了萦绕于我们自身的“记忆”、“情感”、“生命”中的诗意。这些主题在不同音乐与画面（色调）的映衬下，经过朗诵者的演绎，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带给观众崭新的审美感受。 想必大多数看过“新年新诗会”的观众会同意，它最令人瞩目的“看点”之一是，绝大部分新诗作品是由中央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朗诵的。尽管这种阵容“豪华”的朗诵形式也许会引起议论之声，尽管不是所有主持人的朗诵都让人满意（其朗诵艺术自有行家评说），但不能不说，在新诗创作和阅读渐受冷落的今天，这一举动显示了非同小可的效应。这种效应，倒不仅仅体现在主持人阵容给人观感上的亲切与新奇的混合，而且更在于“新年新诗会”极大地改变了诗歌的传播方式，稍稍修正了根深蒂固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些观念，重塑了诗歌经典与普通受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它的象征性意义要大于诗歌朗诵本身所应取得的成就。 曾几何时，诗歌在人们心目中占有相当崇高的位置；然而时过境迁，诗歌的形象不再风光依旧。或许，“新年新诗会”无力挽回诗歌曾经获得的影响力，无法让诗人们重温曾经拥有的辉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辐射广泛的主流媒体推出的这一节目会吸引一部分人重新关注诗歌，引导他们偶尔安静地坐下来阅读诗歌，重新体悟自己内心深处不易觉察的一份感动。 朗诵，从某一方面来说是对诗歌的一种诠释和认知，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一种交流和传播。在中国古代，诗歌经典常常要忍受“藏之深山、传诸后世”，甚至湮灭在历史烟尘中的命运，其传播与传承也多限于口耳相传或很小规模的授受。由于受物质条件（印刷、交通、通讯等）的制约，古代诗歌经典的传播，其速度缓慢而范围狭窄。在新诗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像闻一多、朱光潜、林徽因等诗人组织的“客厅”朗诵，和战争年代在街头、田野、广场为宣传鼓动而举行的集体朗诵；不过，这些朗诵要么囿于“圈子”而无法扩散影响，要么流于功利而失之粗糙，尚不能充分发挥朗诵的传播功用。 随着一个传媒时代的到来，电视日益显示出其在视觉、听觉等全方位的强势冲击力。正是看中了电视的强大传播功能，“新年新诗会”找到了一个恰切的将文本与媒体结合起来的契合点，局部地改变了诗歌阅读和接受的方式，打开了诗歌经典与普通大众间的一条新的通道，使遥不可及的诗歌经典有机会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这种新的传播方式预示着经典传承的新的可能——传播推动着传承。不妨说，对于经典，只有给出了有效的传播途径，才能保证传承的有效性。就此而言，“新年新诗会”印证了经典的传播与传承的辩证联系。 原载：《文艺报》2009-02-10 原载：《文艺报》2009-02-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