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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身份研究是新近提出来的一种媒介研究方法。研究者认为，媒介所处的当代社会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新技术的挑战、受众的觉醒以及全球化、产业化等问题的出现，致使传统媒介的身份成为一个问题，而过去的一些媒介理论似乎不足以应对这种变化，这就使媒介身份研究的出现成为可能。同时，研究者紧紧抓住“身份”这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不断发展的概念工具，梳理身份的内涵和边界，指出媒介身份研究是建立在身份理论、生态系统论和角色—功能理论等知识积累上的理论构想，它能够沟通和融合各种理论观点，理解和应对当前媒介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和一定的科学性[1]。 在初步论证了媒介身份研究的可能性和科学性之后，研究者又进一步提出了媒介身份研究的四个核心理念群：全景全息视野、规范背景与自组织原则、复杂性思维及以人为本。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从全球—地方、过去—未来、他—我和实体因素—价值观念体系四个维度建构了媒体身份的思维框架，并提出了媒介身份研究的研究范畴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由此初步勾画了媒介身份研究的基本蓝图[2]。 总而言之，媒介身份研究的核心观点在于将媒介视为一个具有“身份”的社会类生命体，这个身份在多种社会因素相互影响和互动中形成，并决定着媒体的传播行为。这类研究非常注重“身份”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和方法的核心价值。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研究，媒介身份研究仅仅是一种透视媒介的方法和视角，也不应该宣称自己是一个“全面的”理论。因此，有必要把它置于各种媒介研究理论特别是前沿理论的比较语境中，参与理论竞争，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理论构想，确认自己的理论位置，看到缺失和可能的优势，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在当代，有两种具有较广影响力和前沿性的媒介研究理论值得关注：一种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指导下的媒介研究；另一种是媒介生态研究。两种理论包罗万象，非常庞杂，都有一种囊括整个社会的理论“野心”，因此，在本文对它们进行详细评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对比也注定是简陋的，而且可能会有所偏颇。笔者仅仅想就媒介研究这样一个特定的领域和对象，为媒介身份研究树立两面镜子，希望能够对此研究有所借鉴和助益。 一、场域理论与媒介研究 场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术语，指的是一个由特定规律决定的多种力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关系整体，比如磁场。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场域可以描述成为一种由各种社会地位所构成的多维度的空间；而每一个实际的社会地位又是依据相互调整的多维度系统而界定下来。上述相互协调的多维度系统所包含的价值，是与不同的适当变项的价值相对应的。因此，在第一个层面上，行动者的不同社会地位是依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本总量；而在第二个层面上，则是依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本的组成成分，也就是说，依据在他们整个资本总量中不同资本的相对比例。”[3]230－231 因此，对场域概念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各种力量和因素之间按照特定的规则和利益取向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 社会场域还涉及到一些关键概念，比如社会资本（这是对各种力量的标准化）、生存心态（又被译为惯习、习性或者实践感）、特定场域的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等[4]137－139。 根据场域理论，“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Alain Accardo, Patrick Champagne, Remi Lenoir, Dominique Marchetti及Louispinto发展了一种以‘媒介场域’（media field）概念为中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其中心论点是面对经济场域已然增长的影响和渗透性，新闻的自主（autonomous）性减弱了。新闻媒介，作为统治权力的代言人（agent），正在削弱其他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autonomy），因此也损害了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5]。 本森认为，相对英美传统的媒介研究，场域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重要的贡献：首先，提出了一个“中观”的视角，联结了媒介批判研究和传统传播学研究，特别是理论和实证相结合。这个视角还包括对媒介机构研究和受众研究，并打破了被动—主动的受众二分法。其次，凸现了变化的过程，特别关注媒介场的变化对社会其他场域和部门的影响。最后，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提出了一个将政治与知识分子行动混合在一起的行动方案[5]。 总的来说，媒介身份研究与场域理论具有很强的亲近感，有很多的共同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整体的思维方式。虽然两者的理论渊源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从一个全景的视野来看待研究对象。场域理论从结构化的立场出发，对场内游戏规则非常重视，对场与场之间的联系和紧密互动的关注，就体现了这种认识的倾向。媒介身份研究则以系统论作为其理论构成的基石之一，特别强调系统的整体特性，既强调社会对媒介整体性的影响力，又把媒介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看待，展示了这种媒介研究方法强烈的整体意识。 2.中观视角。这与整体观分不开，也就是从一个多维联系的角度来看待和切入研究对象。这既包括一种结合批判和传统媒介功能研究的原始理论冲动，也来源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理解，总是用一种“间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即把任何研究对象都置于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不但在网中，同时自身也构成网状结构，不但作为网的联结点具有某种普遍的特性，同时也拥有自己的个性，而这两种特性正是通过特定的研究对象、以特定的方式进行转化和沟通的。 3.批判的立场。无论从理论渊源还是从立场来看，媒介身份研究和场域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持批判的观点的。前者认为当前媒介身份明显失衡，产生了一系列恶劣的社会影响；后者则认为媒介的自律性下降，往往成为权力的帮凶。 4.对权力问题的敏感。场域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力量游戏的理解上的，并用资本概念化和标准化了各种可能的力量；而媒介身份研究认为，身份的变化与权力因素（实体性因素）密切相关。 5.以人为中心。媒介场域研究通过对大量场内职业人员和广泛受众的调查等实证研究来建构和证明自己的理论；媒介身份研究也把人作为媒介身份形成的意识中枢和转化中介，最后将自己的理论焦点落到了媒介人上。 6.强调政治介入。媒介场域理论强调知识分子对知识和意见传播的集团控制，倡导一种普遍的法团主义；媒介身份研究则认为，通过媒介教育努力和对媒介身份的主动设计，为新的更加和谐的媒介身份形态而出力。 从基本的理论构想和宏观上来看，两种理论之间具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实际上，场的概念是媒介身份研究的灵感来源之一，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两者还是存在很大的分野。 首先，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场域研究实际的研究对象是某种抽象的场域，如艺术场、政治场或者新闻场，不存在实在意义上的媒介场。比如电影也是一种媒体，但是从场域角度来看则属于艺术场，其研究是从种种因素（包括人）来推论场，并向一个虚构的场聚焦。媒介身份研究则着眼于大众传媒，既聚焦于媒介实体，同时又把媒介作为一种中介来折射其他元素，是一种发散式的开放研究。这是两者最关键的区别。 其次，媒介场域理论作为一种再生产理论，具有决定论色彩，可能出现自我“封闭”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为媒介可能出现的任何革命性变化留下空间。媒介身份研究相对比较乐观，对制度及媒介的理想观念可能存在的积极作用有着期待，并认为媒介身份的变化还留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对未来开放。比如，两者在对待经济力量的观点上就有重要差异：场域把经济力量作为其关键性的主宰和变化的动因；媒介身份研究则强调其他因素对经济力量的牵制，以及多因素的复杂效果。 再次，媒介身份研究是基于全球视野下中国媒介文化身份困惑和生存危机的处境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本土色彩和危机意识，希望能够直面中国问题。这是源于欧洲环境的场域理论所不具备的。 最后，媒介场域理论非常注重实证和微观的研究，这是非常值得媒介身份研究学习和借鉴的，也是媒介身份研究找到自身现实依据的根本所在。 总之，场域理论的真正野心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尽量“客观”和“科学”的解释模式，对媒介或者新闻领域的研究不过是试图验证和充实其大的理论框架，而且它真正的研究对象是新闻界，不是所有的媒介。而媒介身份研究是希望紧紧抓住媒介（大众传媒）这个研究焦点来透视社会、媒介和人的关系。两者的理论地位不同，理论出发点不一样，特别是研究对象和理论目标存在巨大的差异，就媒介来说，媒介身份研究相对更加贴切些。 二、生态学与媒介研究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兴起与整个社会对环境污染的焦虑、开始重新理解发展进步与环境的关系密切相关，其主要灵感来源于生物与环境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就是把媒介视为一个大的“生命”系统，这个生命系统有自己的运作规律和关系结构，同时通过与外界环境频繁复杂的物质、信息交流，来保证自己不断变化更新，以获得相对平衡、和谐、稳定的系统形态。 媒介生态学本身应该怎样界定现在还没有定论，争议较大。从广义上来说，研究的方向和可能的范畴是非常广泛和具有发散性的，因为大部分东西都可以作为一种交流和传递信息的介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多媒体”环境，但是从中国实际的研究案例和主流趋势来看，一般是指大众传媒。 北美的一些研究者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媒介生态学观念，并在几十年中形成了研究传统、机构和气候。从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麦克卢汉为媒介生态学研究提供了灵感，他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了许多口号，比如“媒介即讯息”、“冷媒介和热媒介”以及“地球村”等观念，并把媒介喻为人的延伸[6]1－2。波兹曼为媒介生态学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1968年的演讲中，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7]。这种命名与定义对媒介生态学这一独特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北美媒介生态研究提出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媒介被看做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系统（media as environments），重点在研究其内部结构方式，包括其特定的语法和代码系统，并考虑对处于这种环境中的人感知、意识和思维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第一个理解层面的反向延伸，把媒介整体作为一个“包裹”着人的、形成以符号环境为主的外在环境（environments as media），重点在于给人带来的种种影响以及产生的种种人际互动。这两种理解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相互翻转。总而言之，媒介作为环境指的是媒介通过自身的结构特征（应该包括物理特征）、信息方式和特定的传播内容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符号环境，这个符号环境将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既包括单一媒介的结构化研究，又包括多媒介环境的结构化特点探讨，还有环境中的人际互动，以及与其结构特征相联系所产生的影响[8]。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可以称之为媒介社会文化决定或者影响论，是在科技发展观指导下的从媒介指向社会的一个思考路径，其研究的核心理念和范畴相对明确和清晰，同时也比较狭隘。 但是，媒介生态学本身的复杂性和理解上的多种可能性，导致其在学术传播的过程中打破了北美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畴（主要因为北美的媒介定义是广义的，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为研究方向的拓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实际上，其他的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的研究者往往接受的是“媒介生态学”这个诱人和富有暗示性的提法，他们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媒介生态学的外延开始无限扩大和弥散，在一些实际的研究案例中又特别地被缩小。 中国研究者一般直接对环境和生物生态学进行知识迁移，接受生态学的一些核心理念，把媒介（这里的媒介一般被理解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大环境中一个组成部分，注重社会文化等外部条件对媒介的影响，比如从《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9] 这样的题目中就可以知晓其研究的取向和理解的角度。但是，许多研究者通过这个视野，把媒介生态问题更多地理解为生存问题，特别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存问题，比如从经济学考量媒介种群最佳数量和形态结构、特定媒介的生态位①、如何有效利用资源等方面，无疑把视野给缩小了。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章从生态伦理出发对媒介的社会作用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媒介生态学需要系统地进行理论再梳理，以确立核心理念和研究范畴，而不要泛化成为可以把各种东西都塞入其名下的空框架，使其失去理论意义和存在价值。 媒介身份研究与媒介生态学也存在着许多理论共同点。媒介生态学从生物或环境生态学获得灵感，生态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而媒介身份研究也把系统论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这就决定了两者具有许多共通点，比如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和循环观[10]，对复杂性的强调，中观的视野及对实证的重视（当然大家对实证的方法倚重不同，理论目的不同）等等。非常巧合的是，场域理论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这恰好反映了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转型：从分析走向综合。 但是，媒介生态学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②，包括很多的研究方向，还有许多相关研究也不一定使用所谓的“媒介生态学”这样的称号。同时，集中在媒介生态学名下的种种研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和矛盾，既缺乏基本共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笔者主要是从北美媒介生态研究的传统和中国媒介生态研究现状两个方面，来考察媒介生态研究与媒介身份研究的差异。 北美研究的主导传统是“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无论从什么理解角度和其研究的实际状况看，它的研究重心都在于媒介如何为人们建构一个微观或宏观的感知、意识和行为的环境，特别是符号环境。虽然他们也考察作为环境的媒介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人际互动，但是基于媒介生态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依据的理论资源，这个研究的根还是技术决定论（悲观）。人往往是被影响的对象，“目中无人”则说明没有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人的主动作用和反思能力。 而媒介身份研究首先是把媒介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整体社会环境中的媒介，同时也考虑受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媒介对人的影响，包括信息结构方式和媒介物质存在方式对人的影响，也包括对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然后再从人返回到社会，特别强调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循环关系。这样的研究聚焦于媒介自身，并把媒介看做社会与人之间联系的一个转化中介，而且准备把人特别是媒介人作为关注的重要方面和中心线索。 这样看来，与北美媒介生态研究传统相比，媒介身份研究更全面，视野更广阔，更有可能窥见社会的全貌。同时，媒介身份研究因为注重社会对媒介的整体影响，故对复杂的权力关系更加敏感，批判的倾向非常突出，而且不但强调观念的力量、人的主观因素，也特别强调对研究本身的反思性。 媒介生态学在中国倒是发生了理解上的转变，国内的研究者确实充分考虑了社会环境中各因素对媒介的影响，但却显得非常浮躁，基本上把北美的媒介生态研究传统丢到了一边，表面上扩大了视野，实际上失去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实质和内涵。而且，通过直接对生物和环境生态学进行类比和简单的知识移植，国内媒介生态研究更多地开始考虑媒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存问题，或者是从生态伦理的立场进行道德评价。在宏观理论架构缺位的情况下，这类研究案例往往随性而来，缺乏真正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一定程度上和实际效果上反而有损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和良好的理论初衷。 这可能是任何研究都会出现的早期现象，但也正好说明了当前国内媒介生态研究不够成熟，大而无当，不如媒介身份研究集中。媒介生态研究是一种极富前景的研究方向，比如其“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思路，特别是在这个方面细致、丰富和深入的研究成果是媒介身份研究暂时所缺乏的。但是这种研究也充满陷阱和误区，就其当前的研究现状和对媒介（大众传媒）的理解来说，其适用性、合理性和体系性等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媒介身份研究的局限和未来可能性 三种研究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亲近性，但是媒介身份研究与其他两种媒介研究范式有几个不同的特点：首先，它具有非常强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危机感，比如在全球化趋势和急遽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对自我身份的追问恰恰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又非常急迫的问题，必须面对和作出自己的回应；其次，研究的焦点和针对性非常强，目标明确，即转型期的中国媒介；最后，在方法论上非常强调自己作为一种研究工具的过渡性和开放性。因此，媒介身份研究对当代处于种种力量斗争的旋涡和新变化中的中国媒介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认识和理解的深入有可能使研究尽量接近媒介问题的核心，并指导传播实践。 同时，媒介身份研究方法具有实验性，处于发展阶段，故存在着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首先，这种理论在当前非常不成熟，仅仅是一个理论构想，发展的方向包括：在纯理论角度特别是方法论方面进一步深入和细致化；从宏观视野分析媒介（中国媒介）的身份问题；不同媒介特殊身份研究；媒介与人、与媒介人之间的互动理论模式建构。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作为本研究的现实基础，然后从种种具体的研究再返回到宏观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和理论修订。要想获得相对的理论完备性，还有许多具体的研究工作要做。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媒介身份研究只是一个假设和未完成的框架而已。 而且，当前媒介身份研究主要聚焦于媒介身份的形成问题，对于媒介对社会和人的影响问题考虑不足（特别是新技术环境下的形式方面）。媒介如何影响社会和人本身是媒介研究的中心和主流议题，成果颇丰，一般包括内容影响（文本分析）和形式影响（技术结构和信息方式）两个方面。但是媒介身份研究主要讨论社会和人对媒介的影响，由于在方向上与一般的媒介研究背道而驰，研究的焦点不一样，就很可能遮蔽另外的视线，这是十分遗憾的。从理论上说，两个方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是互动和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媒介身份研究理论框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比如认为媒介可能具有身份，就暗含着媒介可能具有某种独立性和自主的“生命力”，这种独立性表明媒介不仅仅是社会各种力量和因素的直接“传感器”，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导致影响它的各因素通过它返归社会和人的时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形或者变异，这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好坏都有，存在多种可能性），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之一。这样，媒介身份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文化决定的问题了，还涉及到媒介自身的权力膨胀问题③。 在一些基于新媒体技术“崇拜”或者恐惧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中④，媒介的这种独立性被认为可能产生一种媒介霸权和对社会信息全面控制的后果⑤。这在当前，特别是在中国还未成为一个事实，但却是面对未来必须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也是未完成的，还有大量细致复杂的研究要做。 其次，必须以问题作牵引，使研究充分具体化和情境化，防止空论和过于抽象的探究。这不仅是身份研究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是研究意义和价值的前提。 再次，媒介身份研究中的媒介仅仅是一个“聚光镜”，媒介身份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关系，是一种整体的网状关系，那么人自然将成为一个最重要的聚焦点，因为人是关系的枢纽，这样媒介身份研究就有可能超越大众传媒的狭隘视野，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 最后，媒介身份研究是开放的。一方面，媒介身份研究可能涉及到许多领域，研究的可能性非常多，不应该被死的理论框架所局限。另一方面，这也是第一个层面的延伸，方法和对象是统一的，但是对象不可能完全受制于框架，因为所有的理论框架总有“死去”的一天，而对象却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在面对未来的发展中，必须谨记媒介身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视角和研究工具，在当前与研究对象是相对统一的，但是当问题发生了变化，认识进一步深入，也许媒介身份研究作为一种认识的桥梁作用就失去了意义，自然消融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并被新的认识和研究工具所替代。 ［收稿日期］2007－05－21 注释： ① 生态位（niche）主要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中种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关系。 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生态学应该称之为媒介生态研究或者生态学视野下的媒介研究，因为这个研究方向还不能成为“学”。 ③ 这种自我权力膨胀不仅仅来自于其借自经济和政治的威力，更加可能来自于信息和科技力量的自发性。 ④ 如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让·鲍德里亚对技术的悲观和“宿命”感以及一些人对信息和媒介社会“全景监狱”式的隐喻等等，都表达出一种对新媒体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强烈关注和复杂反应。 ⑤ 可以在当代的“媒体依赖”及“媒介审判”等现象（从形式上看是一种信息权对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挑战）中看到媒体未来发展的这种可能性和趋势。 【参考文献】 [1] 邵培仁、邱戈：《论媒介身份研究的可能性与科学性》，《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第13－17页。[Shao Peiren & Qiu Ge,“On Feasibility and Scientific Validity of Media Social Role Study,” Modern Communication, No. 3(2006), pp. 13－17.] [2] 邱戈：《媒介身份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卷，第191－199页。[Qiu Ge,“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edia Identity Studie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7, No. 3(2007), pp. 191－199.] [3] P. Bourdieu,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4]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Gao Xuanyang, Bourdieu's Society Theory,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罗德尼·本森：《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韩纲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第2－23页。[Rodney Benson,“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 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 trans. by Han Gang, News and Communication Study, No. 1(2003), pp. 2－23.] [6]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M.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rans. by He Daok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7] N. Postman,“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 in A. C. Eurich(eds.), High School 1980: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New York: Pitman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0, pp. 160－168. [8] 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陈星译，《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第4－16页。[Lin Wengang,” The Brief History of Media Ecology's Science Origination in North America,” trans. by Chen Xing, China Media Report, Vol. 4, No. 2(2003), pp. 4－16.] [9]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第17－26页。[Cui Baoguo, “Media is a Fish: Several Thoughts about Media Ecology,” China Media Report, Vol. 4, No. 2(2003), pp. 17－26.] [10]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第20－22，45页。[Shao Peiren,“Media Ecology's Five Idea,” Journalistic University, No. 4(2001), pp. 20－22, 45.]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5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