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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高的尺度来衡量，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成熟状态。假如我们的批评家都能像别林斯基那样热爱真理，那样严格认真，那么，我们时代的文学风气一定会更好，我们的作家也不会因为批评家的无原则的夸赞和纵容，而在写作上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 ■文学批评的直接客体对象是作品，直接主体对象则是作家。文学批评则是主体之间经由作品展开的对话和对抗。以开放的态度承受他者的批评，以对话的姿态回应别人的质疑，是每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现代公民的社会义务。 上世纪中叶，德国学者马克斯·本塞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批评与论战》的短文，冯至先生将它译了过来，发表在1944年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应该将“批评”与“论战”区分开来，因为批评家区分作品的真伪，评定它的价值，而论战家则以宣示和捍卫真理为己任，“热情饱满，思想充沛，同时对人类有强烈的爱，他的生存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一个论战家的态度必须是道德的”。 这样的区分，其实并不很科学。因为，在批评家与论战家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第一流的批评家，如别林斯基、勃兰兑斯、鲁迅、乔治·奥威尔，往往都具有论战家的道德姿态和精神气质。克尔凯郭尔说：“生产者、新的创造者，永远需要场所，所以他是战斗者。”事实上，批评家也需要有“战斗者”的精神，因为，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他才敢于坦率而尖锐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才敢于颠覆固有的文学秩序，才敢于向文学界的权威们发出尖锐的质疑。 用较高的尺度来衡量，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成熟状态。我们缺乏“论战家”型的批评家，缺乏把文学当做圣物的纯粹态度，缺乏求真的热情和面对问题的勇气。我们把人情世故和利害得失，置于文学之上，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说自己苛刻和不厚道，因此，在展开批评的时候，便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就像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所批评的那样：“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要想改变文学批评的现状，就需要在我们的意识里注入敢于质疑的勇气，就需要在我们内心培养善于“论战”的能力，就需要包容和鼓励像别林斯基一样具有“论战家”性格的文学批评家。假如我们的批评家都能像别林斯基那样热爱真理，那样严格认真，那么，我们时代的文学风气一定会更好，我们的作家也不会因为批评家的无原则的夸赞和纵容，而在写作上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而陷入一种沾沾自喜、莫予毒也的幻觉里。 那么，别林斯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批评家？在他的批评里，有哪些东西至今依然像金子一样闪光和宝贵，依然值得我们肯定和吸纳呢？ 就学术水平来看，别林斯基并非第一流的学者，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他曾经赞美过沙皇发动的波罗金诺战争；在美学理念上，他曾经宣扬过“纯艺术”论；在文学上，曾经贬低甚至否定过乔治·桑和席勒，对圣博甫的“历史批评”，也曾做过不正确的评价； 从认知方式来看，正像普列汉诺夫所批评的那样，“一般来讲，别林斯基在抱有妥协情绪的时期，往往滥用先验论的逻辑体系，并且轻视事实。”然而，“他痛心而愤恨地回忆自己以往思想上的迷误，并运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来补偿这些过失”。所以，在这样的错误和转变里，人们所看到的，不是见风使舵的摇摆，而是一以贯之的真诚态度与自我纠正的勇气，正像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一贯，是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 做为批评家，别林斯基远不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人，而是一个招怨树敌甚多的人。他是专制政府和斯拉夫主义者的眼中钉，也是文学界许多人的肉中刺。他之所以成为不少人集矢的怨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极为罕见的坦率和正直，按照伯林的形象而夸张的描述：“他常像一只肉食鸟，扑击一位作家，酣畅尽言，将其人片片撕碎。”作为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别林斯基热爱真理和自由，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和高尚的利他主义者。他反抗权贵阶级和社会不公，同情那些受奴役与受损害的底层人。对他来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随波逐流，或者，因为恐惧而沉默或撒谎，简直就是可耻的堕落。他将文学批评当做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事业。别尔嘉耶夫说：“对他来说，文学批评只是体现完整世界观的手段，只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正因为这样，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的态度就特别坦率和勇敢，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畏惧。 在一些人的错误的观念里，文学批评是一种低级的依附性的精神现象，是任何一个略有表达力的人都可以搞的事情。然而，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批评却是一种极有难度、极为复杂的工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和修养才行。他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中说：“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有人认为批评这一门行业是轻而易举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大错特错：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的热烈的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观性———这是公正无私的态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诱引的本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担当的责任又是多么崇高！人们对被告的错误习见不以为怪；法官的错误却要受到双重嘲笑的责罚。”别林斯基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这种“稀有”才能和“公正无私”态度的人，而他的文学批评，则因此有了近乎完美的典范意义。 文学是一所特殊样式的学校。如果说，教育人是文学的固有功能，那么，文学批评则是强化文学的教育作用的重要手段。别林斯基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批评，改变人们的意识结构，提高人们的鉴赏力，指导人们对艺术和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我们的批评应该对于社会起家庭教师的作用，用简单的语言讲述高深的道理。它在原理方面应该是德国式的，在叙述方式方面应该是法国式的。”所以，他的文学批评是深刻的，也是活泼的，没有一点儿迂腐沉闷的学究气。他在《论巴拉廷斯基的诗》中说：“我们必须指导人们的审美口味和关于典雅事物的理解，拓展人们对典雅事物的爱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帮助读者理解和欣赏第一流的杰作的同时，毫不宽假地批评了那些有问题的劣作。他认为，杂志应该为读者提供“批评”：“批评应该是杂志的灵魂、生命，应该是它的一个经常持久的专栏，是一篇绵长的、不中断和不结束的论文。”在为《望远镜》、《祖国纪事》、《现代人》等杂志所写的大量的批评文章里，别林斯基深刻地分析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柯尔卓夫、克雷洛夫、波列伏依等人的文学成就和局限，描述了俄罗斯文学的流变轨迹，指示出俄国文学应该前行的方向。伯林高度评价他在这一方面的伟大成就：“他传给别人一种真理神圣之感，从而改变了俄国人的批评标准。……他改变了众多俄国人思想与感觉、经验与表达的品质与格调。” 在人们的印象中，别林斯基像契诃夫一样，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因为“极其粗野地谩骂基督”，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锐批评和猛烈攻讦：“他在骂基督的时候从来不对自己说：我又能以什么来代替基督呢？……他极端地自满，这已经是他本人的讨厌并可耻的麻木了。”事实上，别林斯基有自己的“上帝”；他的上帝是这样一个“理念”，——“它不仅是智慧的，并且还是有爱心的！人啊，为你崇高的使命骄傲吧，骄傲吧”；在这伟大的“理念”里，正确的道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摒弃利己主义，把自私的我踩在脚下，为别人幸福而生存，为同胞、祖国的利益，为人类的利益牺牲一切，爱真理和善良，不是为了求得报酬，而是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受尽苦难，然后重见上帝获得永生……”他将这称作“永恒理念的道德生活”。由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批评，是很不准确、很不公平的。 是的，别林斯基全部的文学批评，都植根于这个伟大的“理念”之中；他的批评不仅是一种求真的认知行为，而且是一种求善的伦理行为。他的文学在表达爱意和善念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一点也不比那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低。他怀疑并排斥“基督”，但他用自己的“理念”和方式来行善。他特别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关心人类的处境与幸福。所以，虽然别林斯基一度曾经宣扬过“纯艺术”的主张，但是，进入文学上的成熟时期，他便将自己的文学观念放置在道德和伦理的基础之上，将“善”置于“美”和“真”之上。在关于德罗慈陀夫的《道德哲学体系试论》的书评文章里，别林斯基用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语言，体系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伦理思想，阐释了“道德法则”和“对人类的爱”，甚至谈及“灵魂”的“永恒的秘密”等伦理学范畴的问题：“文学和艺术也是为最高的善服务的，而这最高的善同时也就是最高的真和美。”根据这样的文学理念，别林斯基所理解的文学批评，就不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行为，而是近乎宗教信仰一样庄严的伟大事业。 文学批评的直接客体对象是作品，直接主体对象则是作家。文学交流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学批评则是主体之间经由作品展开的对话和对抗。以开放的态度承受他者的批评，以对话的姿态回应别人的质疑，是每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现代公民的社会义务。在作家面前，批评家必须保持不卑不亢的对话姿态，要把作家当做一个可以质疑的对话者，必须向他发问并陈述自己的真实判断。与作家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难免会因此受到误解甚至伤害，对此，批评家无须觉得委屈和不平，而应该将它看做自己必须承担的压力和考验。1834年，二十三岁的别林斯基写出了天才的评论文章《文学的幻想》。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依然处于幼稚阶段的俄国文学的不满，甚至认为俄国“没有文学”。他说：“文学是民族的自觉，凡是没有这自觉的地方，文学如果不是早熟的果实，就是博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某一阶层的人的手艺。”为了帮助自己时代的文学摆脱对欧洲人的“模仿者”角色，他试图改变批评界的那种拍马溜须、只说好话的风气。别林斯基对那种低三下四地讨好作家的势利的批评家深恶痛绝：“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文学界仍旧流行着一种可怜的、幼稚的对作家的崇拜，在文学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爵位表，不敢对地位高的人说真话。碰到一位名作家，我们总是只限于说些空话和溢美之辞； 不顾情面地说真话，我们就认为是亵渎神圣。”他反对“文学中的偶像崇拜”：“什么东西曾是、现在是、我认为将来还有很久一段时间将是极度妨碍在俄罗斯传布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培养口味的主因？那便是文学中的偶像崇拜！……盲目的狂信常常总是社会幼稚的命运。……要冒犯几个芝麻大的小权威，我们还得拥有对真理的公正无私的爱以及性格的力量才行呢，大些的权威就更不用说……”别林斯基知道冒犯这些“偶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无所畏惧：“跟社会舆论进行战斗，明目张胆地反对它的偶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可是，我胆敢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有勇气，毋宁说是为了对真理的无私的爱。”别林斯基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他被称为“冷评家”和“酷评家”。有人则编造谣言侮辱他的人格，试图从道德上击垮他。他一如既往，毫不畏葸。 以平等而自由的姿态向作家说真话，一针见血而又有理有据地指出问题，是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在别林斯基心目中，没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谈论的。他绝不讨好任何作家，无论他社会地位有多高，无论他曾经享有多高的文学威望。他批评以“俄国的伏尔泰自居”的苏玛罗科夫：“他的全部艺术活动，不过是可怜亦复可笑的装腔作势而已。……然而，这个可怜的劣等文士却坐享了怎样的盛名啊！”他批评卡拉姆辛，认为他的作品的主要缺点，“在于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远没有丈夫气概的对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辩家的夸夸其谈”；他批评欧仁苏的“声名远扬”的《巴黎的秘密》是“最可怜最平庸的作品”； 他毫不客气地否定杰尔查文的全部文学成就：“杰尔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仅仅在细节部分镶嵌着珍贵发亮宝石的不成样子的粗笨玩意儿。”他批评玛尔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没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重复着自己”。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别林斯基的这些判断和评价，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正确而可靠的。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典范性，他对文学真理的无条件的热爱与忠诚，近乎完美地体现于他对果戈理的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的批评。在世界文学史上，像果戈理与别林斯基这样的相得益彰的创作—评论共生现象，极为罕见。阅读果戈理的作品，而不读别林斯基的评论，就好比游览巴黎而漏掉了卢浮宫。 果戈理的幽默和讽刺，不同于拉伯雷和莫里哀，也不同于萨克雷和菲尔丁。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温柔的怜悯，甚至深深地爱着他们，所以，他的讽刺就谑而不虐，有一种含着同情的诗意性的感伤，让人在捧腹大笑之后，顿觉悲从中来，心里别有一种酸楚而怅惘的感觉。对果戈理作品的这一特点，别林斯基的阐释准确而深刻，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1835年发表于《望远镜》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激情饱满，酣畅淋漓，不仅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含泪的喜剧”等经典性的概念，而且还在开阔的比较视野中，揭示了果戈理作品的“显著特征”：“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以及“那总是被悲哀和忧郁所压倒的戏剧性的兴奋”；揭示了果戈理“纯粹俄国的幽默”的特点：“平静的、淳朴的幽默，作者在这里装扮成傻子的模样”，以及“诗歌的秘密”：“当你一直读到那悲喜剧的结局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悲痛地微笑，那么忧郁地叹息呢？这便是诗歌的秘密！这便是艺术的魔力！你看见的是生活，看见了生活，就不得不叹息！……”他认为果戈理的中篇小说的“纯洁的道德性”，将“对世道人心发生强烈而有益的影响”，——“啊！在这样的道德性面前，我是随时准备屈膝下跪的！”别林斯基的这篇评论文章，凡认真读过的人，莫不击节称赏。正是通过别林斯基的引导，读者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果戈理的价值，才理解了他的喜剧性作品的意义。 然而，后来，果戈理却出版了他的《与友人书简选粹》。在这本新作里，他自我作践，贬低自己的创作成就，否定自己昔日的文学精神，并且宣布，“只有到了自己的作品获得沙皇满意的时候，您才会对这些作品感到满意”； 还赞美俄罗斯的官方宗教，赞美落后的沙皇制度和宗法制度。果戈理的这本“极为有害的书”，“深深地激怒了和侮辱了”别林斯基。在他看来，果戈理误解了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因为“神秘的狂热不是他们的天性”；这本书不仅降低了果戈理作为作家的身价，特别是降低了他作为人的身价。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最迫切的民族问题就是消灭农奴制，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去实行至少已经有的法律”，然而，果戈理却教导地主“向农民榨取更多的钱财，教导他们把农民骂得更凶”，别林斯基说：“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的愤慨吗？……即使您有意要谋害我的性命，我也不会比为了这几行可耻的文字更仇恨您。”在《给果戈理的信》的开头部分，别林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尊心受到侮辱还可以忍受，只要一切问题都局限在这里，我在理智上还是能对这个问题沉默不语的，然而到得真理与人的尊严受到侮辱，这却是不能忍受的； 在宗教的庇护下和鞭子的防卫下把谎言和不道德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传，这是难以沉默的。”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论战家”，就是这样一个高尚而伟大的文学批评家。 别林斯基生于1811年，死于1848年，死得实在太早、太可惜了。在1840年3月24日致鲍特金的信中，别林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我将死在杂志岗位上，吩咐在棺材里，在头旁放一本《祖国纪事》。我是文学家，我带着病痛的、同时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这样说。俄国文学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为了俄国文学，他不知疲倦地阅读和写作，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虽然只活了短短的37年，但别林斯基却完成了许多人活到老年也未必能完成的工作。他却留下13卷俄文本《别林斯基全集》，而由满涛和辛未艾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别林斯基选集》，也有皇皇6卷，总计290多万字。书籍是作者的人格镜像，是通向真理的林中小路。别林斯基的著作，就是他伟大人格的“客观对应物”，就是他不朽的纪念碑。有这样的著作留存下来，就意味着他的精神将薪火相传。只要人们仍然热爱文学，仍然热爱真理，那么，他就会作为文学批评的伟大典范，而常常被人谈起，就会受到人们永远的崇敬和怀念。 原载：《文学报》2013年05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