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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楼梦》，为什么还要搞版本?一搞版本，再写成文字，最容易弄得破碎支离，纷纭缭乱，让人看来目迷五色，莫知所归。我遇到过的同志就曾有表示过这样一种意见的：“《红楼梦》不就是《红楼梦》吗?还要闹什么‘版本’!(指着手边的一部印本《红楼梦》)这给一般读者看，不是满好了吗?《红楼梦》大致就是如此嘛!……”我以为，这除了自有看法而外，恐怕也足以说明有些同志对“版本文章”没有多大好感，甚至因此对搞版本的发生了反感。从此，我就明白了像我这样也写“版本文章”的，应当从中聆取教训，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那个不该“离”的“题”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红楼梦》才是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 《红楼梦》还有真的、假的之分，还有“曹雪芹的”和“张三李四的”之分吗?是的，正是这样。 高鹗续“成”了“全本”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就是假《红楼梦》，它要表现的思想，和曹雪芹大不一致。有人认为，续成的全本在高鹗以前就有了，高鹗不过是“重订”者。这个问题本文不拟多谈。即使真是这样，那也必然有个“张鹗”“李鹗”在；拿高鹗来作这伙人的“代表”，也还是顺理成蕈，名归实至，因此我只提高鹗的大名。版本，本来指木刻书的不同版本，我们为了方便，借此名称，统指钞写本、活字本等等。有几个重要的年份，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里程关键： 乾隆十九年 甲戌 一七五四 是年已有脂砚斋“抄阅再评”本。 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一七九一 是年程伟元、高鹗印成百二十回本，俗称“程甲本”。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 一七九二 是年程、高把一再“重订”过的百二十回本再次印行，俗称“程乙本”。 道光十一年壬辰一八三二 是年王希廉的“护花主人”评本刊行。所据的底本为程甲本。 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辛亥、壬子(清末民初) 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八十回，上集前四十回辛亥年印出，下集次四十回壬子年印出。 一九二○——一九二三 鲁迅先生讲述小说史以至《中国小说史略》印成。内中第二十四章为《红楼梦》专篇，举例引文，概从戚序本。 一九二七 胡适抛出他的“程乙本”，让亚东图书馆废旧版、排新本以行。 一九五五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庚辰本。 一九七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大字戚本与庚辰本(并改正一九五五年影印本之失误)。 不必再制作精详的表格，只消这么粗粗一列，许多问题就已经显示清楚了。 乾隆辛亥，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红楼梦》只有八十回钞本；在此以后，印本出现，钞本日渐湮埋减少。传钞的情况，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八旗人士在他们的“圈子”内传观影写，并且还不敢怎么公开，流传的范围实际不广；发展到“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程伟元语)，这指的该是“书贾”之流吧?已经不再是读者藏书者的觅阅借钞，而是作为商品牟利。但这仍然并不是公然摆售，不是公开问世的阶段。一部而售至数十金，也还远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这个阶段的《红楼梦》，基本上是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 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从思想上向封建社会挑战的书，是一部用“假语村言”掩护“真事隐去”的书。围绕着它，必然要展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迨到上述传钞时期的最末阶段，就有人想到用偷改原作、续成伪本的办法来和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作斗争。其结果，就是高鹗炮制了一部百二十回的假的《红楼梦》。 这就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分水岭”。从乾隆五十六年起，跨过“岭”，程本正式出笼。 程本凭仗着它的印制整齐和故事“完整”，以及政治因素(此义另文论述)出笼之后，马上风靡天下，势力影响，莫与之京。(这里可以注意的是，程印本的价钱一点也不比钞本便宜，它的原印本的市价也是“数十金”；后来翻刻本日益增多，但就是翻本，价钱每部也要“不及二两”。可见程本初出立即风行，并非由于售价低廉!这一点不应有所误会。)说也奇怪，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它的势力影响，首先集中表现于杭州一带，特别是海宁。 个人所见到的，从乾隆末到嘉庆初，最早的有代表性的《红楼梦》题咏者，大多数是杭州人，而第一部“红学专著”则出于海宁人周春之手。周春是“索隐派”专著家的开山祖师。红学在东南半壁－兴起，那兆头就不怎么美妙。 见诸笔墨的红学，端以杭州一带为“发祥地”，随后就移到了苏州。苏杭齐名，在红学上也不例外。苏州的红学家代表就是王希廉(雪香，护花主人)。他也是一个红学开派者。他以评点的方式来表现他的红学，其成绩就是护花主人评本。此本一出，先前的翻刻程本的白文本就又避席让位，王评本从此风行天下。后来数不清的化身千亿的坊间本，实际大都由此而来。王评本用的是程甲本，但是他又有零星的改动(大抵是不懂书的北语北事而妄改)。 单是王评本，就又垄断统治了《红楼梦》市面整整八十年。 评本，是关系红学史的一大问题，说起来也是源远流长。《红楼梦》一开始，传钞问世，就是脂砚斋的评本。这种风气和明代的“评点派”有关所以到清代康熙年间，金圣叹评《水浒》，毛宗岗评《三国》，陈士斌评《西游》等等，还是盛行一时。程高二人炮制成百二十回本，只印了白文，还不得不在卷首设词表白解释一番。嘉庆间的翻刻程本，已然出现了带评的本子，则不过那种评语质量、数量都太不成局面，完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没起过什么重要作用，所以后来再也没有人记起它，提起它。王希廉则是要继这个中断之“统”，于是《红楼梦》再度以评本形式流行，立即风靡一世。不过，这丝毫也不是说王评真有任何独特的价值优点，现今还能知道的肯定比王氏要高明得多的评本，不止一种，都未能保存下来或为大家所见；而王评本之所以独能“瓦缶雷鸣”，正如程高百二十回本一样，只不过是他有办法刊印蝴来罢了。阳湖派散文家恽敬，曾以四色笔精批《红楼梦》，这是著例。有人则告，他收有一部女读者的旧评本，文词见解，颇有可观。我自己也见过重要的手批本。像这样的例子，湮没无传的，不知有多少。真是有幸有不幸。最近，清代蒙族读者哈斯宝的评本才得重为人知，也是一例。——在王氏以后，大某山民、蝶芗仙史、太平闲人……也都相继有评本与王评并行或合刊。但这类本子终以王评本为先导兼首席，所以我还是推它为“巨擘”和代表。八十年以后，狄葆贤要印行戚序本，也还得先自己作出前四十回的批语，同时登广告征求次四十回的批语，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红楼梦》“注定”得有批语，得搞出评本，不然就显得“寒伧”。 可是，有一点确实说来惊人。狄葆贤印行的这个新评本的底本，却是被程本垄断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以后首次再显于世的一部真的(或接近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 这真是一件大事。它打破了一百二十年伪本的垄断局面!想一想，这是何等的快事和壮举?狄葆贤虽然为了石印戚本也曾力事宣传，但他当时却未必真能从整个《红楼梦》版本史上来充分体认此举的重大意义。 戚本重现的意义和它本身的价值，并非一下子就能得到正确认识。脂砚斋的批语中曾引过两句俗谚：“一日卖出三千假，三年卖不出一个真。”这好比一向把鱼目当珠的人，你给他真珠时，他疑心是鱼目。 十年过后，俞平伯先生作《红楼梦辨》，其中有一章题目叫做《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写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且引几条俞先生的原话看(着重点为引时所加)： 两本既互有短长，我也不便下什么判断，且也觉得没有显分高下底必要。(原版页一二六) 在这回里，戚本还有两节很荒谬的文字，高本也是没有的。(页一三七) 戚本虽也有好处，但可发一笑的地方，却也不少。(页一四二) (引戚本大段原文后说)这竟全是些梦话，……而且文词十分恶劣，令人作呕。(页一五○) (第六十七回)至于优劣底比较，从大体上看，高本是较好的。(页一五四) 戚本在第六十九回，又多了一节赘瘤文字，大可以删削的。(同上) ……我们也不能判什么优劣，只能说他们不相同而已。(页一六○) 这位评书人(按指狄葆贤——引者)底见解，实在不甚高明。他所指出戚本底佳胜之处，实在未必处处都佳；他所指出两本底歧异之点，实在有些是毫无关系。……(页一六一) ……使用纯粹京语，……这原是戚本底一个优点，不能够埋没。惟作眉评人碰到这等地方，必处处去恭维一下，实在大可不必。他们总先存着一个很深的偏见，然后来作评论，所以总毫无价值可言。(页一六二) 以上这些，都是俞先生“我作这篇文字，自以为是很平心的”见解。当然，据他自己后来辩解，早年见事不明，另有理由，这完全不是本文评论的范围与目的，故不枝蔓。我要表的只是让读者看看在戚本印行以后从权威红学家那里所获得的反响是个什么样子。 然而，人的见地是有不同的。 我不记得鲁迅先生曾经正面地对戚本、程本作过比较性的评论。但是，他又确实用另外的方式作了重要评论，如上面“表”中所列。那时，鲁迅先生也别无更多的本子足资比较，其藉以鉴别的条件与俞先生一模一样。可是他在讲小说史时凡引《红楼梦》，一概采用戚本而不采程本(只是在遇到戚本偶有脱漏，才据程本略施校补)。 谁真谁假?何去何从?鲁迅先生“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已然给我们指得一清二楚。 在程本垄断统治了一百二十年的情势下，当第一部基本上是属于脂本系统的(即接近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出现后，鲁迅先生毫不迟疑地确认了它，肯定了它。不服气先生的眼光识力，又有什么话好讲呢? 但是，还有一个胡适。对于他，在这里我只提三件事。 一件事是，他虽然在一九二一年提到了戚本(和俞先生看法相合，说它是“很晚的钞本”)，到一九二一年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在其第五节，才摆出一篇“脂本与戚本”。二件事是，他后来反而说，自从他作了“新材料”一文，人们才知重视旧钞本云云。这真是大言不惭，贪天之功，力图抹杀别人的、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比他们早了一二十年的真知灼见。三件事是，他始终不承认戚本首次重现于世的意义，一味吹嘘只有等他到一九二七年因买到一部甲戌本而写了一篇“文章”，这才是什么“我们现在回头检看这四十年来我们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来做‘《红楼梦》的新研究’的总成绩，我不能不承认这个脂砚斋甲戌本《石头记》是近四十年的‘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现”! 谁也不想否认这个甲戌本的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但是谁也不会承认上引胡适的这一段(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还不止此。胡适是在一九二七年夏天，从“海外归来”以后不久，买到甲戌本的。这个最懂得“重视”旧钞本的“划时代”者，却于这年的冬天，十一月中，在上海作他的《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原来他不但不想早将甲戌本公之于世，让大家可以进行研究，却让亚东图书馆把他的程乙本重印，他并且对承担标点排印程乙本的人的“这种研究精神”，表示“很敬爱”和“应该感谢”。 到底是谁在重视旧钞本即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谁在提倡假的高鹗的《红楼梦》?答案具如我上面粗列。 什么是斗争?这就是斗争。鲁迅先生和胡适，就是在《红楼梦》版本问题上，也表现出学识上的很大不同来。 由于胡适的缘故，从一九二七年起，程甲本垄断的局面－“进”而成为程乙本垄断的局面。 打破了这个局面的，是解放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在一九五五年影印了庚辰本。这是戚本印行后的另一件重大的事情。 胡适提起过，庚辰本的原藏者徐某是俞平伯先生的姻亲，而俞先生并不知他藏有此本。奇怪的是，等到胡适在一九三三年得见此书并又写了文章之后，也仍未见俞平伯先生对此本有任何设法研讨的愿望和迹象。俞先生在甲戌本原书卷尾写了跋文，从中也很难看出他当时对这个会见旧钞本本身有什么值得说起的认识。加上上面引过的他对戚本的评价，我总觉得，在俞先生说来，开始重视旧钞本，怕是很晚的事了。其真正开始重视的原由，说起来怕也是复杂的，我就不拟多谈了。 继庚辰本之后，己卯本不久也为我们新中国人民所公有。此二本的原底本是乾隆二十四五年间的整理清写本。在庚辰本中，并且保存着一次在乾隆二十一年钞写核对的痕迹。己卯本最近因历史博物馆发现另一残存部分，经过集合考察，证明它是一个本子的分散者。这种本子，使我们得以窥见《红楼梦》在程印本以前的真本的基本面貌。 甲辰本是解放后较早发现的一个写本，共存八十回；因有“梦觉主人”在甲辰年作的序，所以也称做“梦觉本”。 一九六一年，北京图书馆收得了一部清代蒙古王府的旧钞本，除书后面配钞着后四十回可不必多论外，前八十回基本与戚本同，但无戚序。这个本子与戚本为同祖之本，比经过石印的戚本更可靠些，很有价值。后来，发现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写本戚序本，也足资校勘。最近，听说生海又发现了有正书局石印戚本的底本前四十回。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了已经十分难得的有正戚序大字本。经历了六十多年以后，戚本已然获得了更多的姊妹本和参考材料。对于它的研究，可望有新的收获。回顾鲁迅先生在二十年代之初首先采用戚本文字以反对程本的事情，真是令人欣慨交并了。 这篇“常谈”的目的，在于叙述《红楼梦》版本史上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里程，试图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来龙去脉，为《红楼梦》的读者提供些许佐助，这确实都是老生之常谈。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更没有谈得好。至于各本的详细情况与诸般问题，不但绝非“常谈”所能容纳，而且众说不一，纷纭万状，一谈就会絮絮有所剖辩，真是罄南山之竹也难写尽，因此有意地省略了。 在《红楼梦》版本问题上，还有一个方面，也应略加谈论。很多的记载，证明存在过一种不止八十回、而后半部与程本迥然不同的本子。可惜这种本子至今也未能找到一部。清代人的记载不一，今亦不拟在此一一罗列。单说后来的，张琦翔先生确言日本儿玉达童氏对他说过，曾见三六桥(名三多，八旗蒙族人)本，有后三十回，尚能举出情节迥异的几条例子。褚德彝给《幽篁图》作题跋，也说他在宣统元年见到了端方的藏本，也举了后半部情节的若干事例，与儿玉之言颇有相合之点。端方的遗物，部分在四川偶有发现，不知这个本子还有在蜀重现的希望没有?因此我又想起郭则沄(是个“逊清遗老”，思想顽固，头脑是陈腐庸俗的大杂烩，却自号“后脂砚斋”，作什么《红楼真梦》)的一段话： ……相传《红楼梦》为明太傅家事，闻其语而已；比闻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两小相洽；会待选椒风，容若乞其祖母以许字上闻，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选。容若意不能忘，值宫中有佛事，饰喇嘛入，得一见，女引嫌漠然。梁汾谂其事，乃作是书。日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初不甚隐，适车驾幸邸，微睹之。亟窜易进呈，益惝悦不可详矣。蜀人有藏其原稿者，与坊间本迥异；十年前携至都，曾见之。今尚在蜀中。…… 前半是我们习闻的索隐派的老故事(似与我曾引过的“唯我”跋《饮水集》的话是同一来源)，不足论——唯《红楼梦》的著作权又改归了顾贞观，倒是新闻!后半却引人注目。这个蜀中异本，不知与端方本是一是二?侯疑庵，听说是袁世凯的秘书，他在北京见过此本。“今尚在蜀中”，很盼望四川的同志努力摸摸这些线索。郭的这段话，见其《清词玉屑》卷二，可以复按。郭和三六桥也很熟识，时常提到他，并及其收藏的文物，可惜却没有提到儿玉所说的那个异本，不知何故。 我们注意访寻这些写本，不是为了嗜奇猎异，好玩有趣。这如果就是曹雪芹的佚稿，当然那是重要之极；即使是别一种续书的话，如能访得，也将大大有助于推考曹雪芹的原著和比勘程、高二人的伪续，可以解决《红楼梦》研究上的很多疑难问题，也许还会给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亦未可知。当然，首先盼望的是能够早日整理出更好的真《红楼梦》的普及本，以慰读者的殷切期待。 【后记】 戚本石印，俞平伯先生说是宣统末、民元在上海见过。最近魏绍昌同志查对了当时出版的《小说时报》刊载的有正书局书籍广告，证实清末辛亥年先印上半部，民国元年再印出下半部。戚本之出是在此两年。 戚本原底本的年代，我曾作过初步推断，未必即确，这牵涉到考察戚蓼生的生平的问题。近来徐恭时同志对此付出工力，有新的收获。 对于戚本的研究，向无专篇文字；我有一篇旧稿，试作了一些推断。今收入《红楼梦新证》增订本，聊备参考。 现在发现并得知存在的钞本统共有十几种，内中有几种是不带脂批的白文本。估计还有未为人知的，未必不于今后出现。例如，吴则虞先生曾函告：他就见过景朴荪的后人持有一部钞本。 曾经影印的杨继振(又云)藏百廿回本，原题为《红楼梦稿》，题得最为荒谬，这本不是什么“稿”本。但在西安却有真正的高续四十回的原本，也亟待访求，盼望它的出现可以有助于解决高鹗续书的各种问题。这个或者才真正可称为“稿”。我在北京故书肆曾见到一册“怪书”，全册抄写的都是杨继振的别号，短至一字，长到几十个字，数也数不清，古今罕闻，叹为“观止”。这人实在也是个怪物——或者有神经病吧? 甲戌本卷前“髣眉”，是刘铨福侧室马寿菠的印记。此人可能是一位通文墨的“才女”，能拓碑石，早殁。甲戊本入刘马夫妇之手，当在成丰年间，比刘铨福、濮文暹等在同治年作题跋的时间要早得多。刘氏在成丰十年请人画《翠微拾黛图》即为-5舅眉而作。我疑心这和他们读《红楼梦》也不无间接关系。 对于各个本子的简称，我仍然依从大家沿用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己酉本、甲辰本等。我认为，对于一个本子，最首要的莫过于明了它的(说得更确切些，即它所依据并代表的各该祖本的)年代。明明有干支可考的，一定弃而不用，另以藏者、地点等间接得多的线索来创新称，未必较胜于利用干支的办法。 “庚辰秋月定本”，个别同志一口断定纯粹是“书贾”的“广告噱头”。到“己卵冬月定本”被考出是与弘晓一家有某种关系时，大约对这种干支记载的可靠性不致再发生异说了。己卯本中的特殊缺笔处，我也曾看到，但那时连一件把曹家与胤祥家联在一起的文献也还没有发现，所以不能马上论断(那听起来将极“荒唐”)；迨到吴恩裕先生来和我讨论己卯本司题时，他一提“晓”字缺笔，我冲口而出，说：“弘晓!”他笑起来，因为他彼时已然在心中作出这样的判断了。 “庚辰秋月定本”的字样分明，张三李四，如想简称它，也会想到截取“庚辰本”三字。这是最自然的事。“甲辰本”，“己酉本”，虽然这与“定本”的意思不同，但是这种作序的年份，至少给本子明确了最晚的年头(下限)，对于考察本子的先后，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标记。用它们来作简称，还是比别的更有用，更得体。“甲戌本”，大家对这个名称争议较多。事情往往是很复杂的。我在他处另有讨论，兹不赘说。此本中缝大书“脂砚斋”三字，说明它所依据的即我们概念中的底本，是脂砚自己的存本，“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话，正是他本人自记。有研究者说：此本“是畸笏在丁亥年(一七六七)以后不久……重新整理出来的一个最新定本”，而卷头“凡例”等语亦即畸笏因此而加。我要反问他一下：畸笏在“壬午(一七六二)季春”已经在末回中看清了十二钗的正式名次了(庚辰本眉批)，而“凡例”中尚且说“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标明白系某某极至……”，那么又将如何解释这个绝大的矛盾?!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对于这种复杂的问题，大可不必迷信这些“专家”的十二分自信的“论断”。把此本改称为“刘藏本”和别的怪名子之类，恐怕也未必就有多大的优长点。徒标新称，又不能解决问题，不如仍称甲戊本，可以省免许多纷扰。 提起钞本“定名”，让我再发表一点谬见：所谓“程甲本”、“程乙本”，原本是来自胡适一人的“创造”。那个意思不过就是像“二拍”，要表“初刻”、“二刻”，其实是又别扭又欠亨的(甲、乙云云，又易与干支纪年相混淆)。为什么不即称“程辛亥本”、“程壬子本”?要说它有“优点”，大约就是“节省”了一个字，三字较简便吧?说也奇怪，历来对这种“程甲”、“程乙”相率沿用，未见略表异议——对其他本的名称却有种种意见。不但如此，还又由胡的办法而产生并发展出一整列的“脂×本”来。这种“仿配法”，最早是俞平伯先生创始。细一推寻，种种不妥。认真地讲，这种做法值得审慎商榷，因为，问题的实质是未免太重视了那个什么“程甲本”、“程乙本”的形式了，而且客观上还把程伪本抬得和曹原本分庭抗礼。详细意见，俟有机会另行讨论。 上海最近发现的有正石印底本的情况，承已亲见此书的同志来告，都认为可以确定是“上石”的底本。既然如此，就又引出“一段故事”。据期瀣(伯沆)批《红楼梦》时讲过的是，俞明震藏本，大本精钞黄绫装，他亲见后归狄平子(葆贤)；及石印本出，却已非原本云。我早年看不太懂这镧“已非”的意思，是指“印制规格”太“寒俭”了?还是指文字有异同，石印本不逮俞本?不敢揣断。现在上海发现的，并非黄绫大册。何以解释?使我“悟”到另一层道理—— 当年陶洙先生有一次见访于燕大，对我说：在狄平子逝世之前最后晤面，偶然提起石印戚本来，狄平子闻言，即摇手急言：“唁，唁!……那个不行。还有好的……”陶先生抱憾当时未能追问他究指何本。今天我想来，就又发生一种可能了：俞藏本和桐城张氏本(即沪上新发现的)都曾为狄氏收得，而他付印时用的是张本，而不是(或者没有来得及用上)俞本。因此，现今发现的，并不见有黄绫装，而不但狄对陶的谈话，可以获得理解了，就连包天笑等说戚本是夏曾佑卖给狄氏的，也可以合理解释。这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也未必即对。但假如是如此的话，则还有一部更重要的黄绫本(我疑心这才是戚蓼生原本)有待发现。记此意见于此，以备参考。 所谓的“列宁格勒本”，据报导说是道光年间流入俄国的。这件事，也使我连带想起一些问题。旧钞本《石头记》，在我们祖国已然发现了很多，在海外却未闻有其踪影，连富藏我国古代书册、多收明清通俗稗史的日本，也不曾有过。可是对此道一窍不通的帝俄那里，却有一部，不禁令人吃惊。我在此再举一个多少与曹家有关的“掌故”实例：康熙南巡图，单是王犟所绘的，就有十二巨轴之多，反映了我国十七八世纪时期的山川风物、社会情状的一部分，纤悉毕具，是无价的壤宝，——现在只剩了四轴了。哪里去了呢?我以为也就是帝俄劫掠而往。有何为证?《十朝诗乘》卷十有一段记载说：“高宗上法圣祖，屡举南巡，既命儒臣纪述盛典，供奉画家复有图绘。往见虞山王氏所绘南巡图，凡四巨束，纤悉成备。近年莫柳丞归自俄都莫斯科，购得南巡登陆图：疑庚子之乱流播海外者。……”这足可证明，康、乾两朝的南巡图，是帝俄侵略军肆恶时，焚掠北京，捆载以往，才到的莫斯科。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侵略者“联军”在北京所干的破坏和抢夺的勾当：我听见一位操船为业的天津父老说，庚子年他的木船被俄军抓去运赃，光是各式各样的古铜炉，就是整船整船地顺海河载往大{占口。《古玉辨》一书也记载，慈禧的无数白玉精雕的巨宝，都在“俄使馆”。由以上二例可以想见其他。提起这些事，使我疑问：难道我们该把“南巡登陆图”称作“莫斯科本”吗?如果不该，那么“列宁格勒本”的称名法就觉完全妥当了吗?我自己也用过这个“定名”，深感当时头脑糊涂。 前文提到最早传印八十回脂本的功绩，可以附及另一个人，这就是作《小说话》的解弢。他的书出版于“民八”，其中说到他在京都肆上得到钞本《石头记》三册，与通行本多有不同：“初欲付印行世，以册过少未决；辛亥秋，匆匆旋里，置之会馆中，今遂失矣，惜哉!”可见他也是在辛亥以前就打算传布钞本的有心人之一，可惜他只因要求全，反而连不全的也丢失了，不然在《红楼梦》版本史上可能是比狄平子还要早一点的立功者。 【后记二】 考论甲戌本年代问题时，要涉及到它的第一回刚开头不久就比他本独多了四百多字这一重要事象。对此究竟应如何解释?最近周绍良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见解。他说，甲戌本确是脂砚斋的自存本，行款也是原式，每面十二行，行十八字，共得二百十六字，两面即得四百三十二字：甲戊本独多的这四百多字，恰恰是两面的篇幅，而其首尾又恰恰分别落在一面的首行上。因此可以推断，当时传抄本的某底本正是因故残缺了这两面，无法填补，就只好将缺处略施修缀，使之勉强联接上去，后来就一直沿袭下来了。只有甲戌本还保存了未缺时的原貌。此意见极好，特志，以备参考。 一九七五、十二、十六 原载：《红楼梦研究资料集》 原载：《红楼梦研究资料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