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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红学研究大师周汝昌先生在燕园中的讲座被本报记者整理后刊栽在《北大青年》第19期“经典讲座回眸”栏目上，此文引起了同学们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周先生得知此况，欣然提笔，亲自为《北大青年》撰文，我们不妨称其名为“周汝昌续写《红学回归北大》”吧！ 1999年10月21日晚，我应北京大学红楼梦研究会之邀，前往他们举办的为期六周的“红楼文化月”的开幕式上首讲“《红搂梦》与中华文化”这一重要主题，拙讲获得了十分热烈的反响，结束之前，收到了同学们递来的50份书面提问，引起我很大的注意，有必要就此诸问作一番思考与报道。 由讲题是《红搂梦》与中华文化而引起了听众的关心，于是提出了相关的三大问题—— —、中华文化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二、中西文化有何不同？ 三、中华文化（特别是红楼文化）如何能传播于世界文化之间？ 由此已然显示，这些提者已不再认为《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的事情了，其体性品位实大大超越了“文艺”的层次范围。 我在讲时曾说：如英义Culture（文化）的定义是：“人类能力的先进之发展”或类似的概念，而中华的“文化”词义本身分明。文化首先是表现为“文”的形态的成就，而此“文”的力量、功能是“化”，化即教化、感化、潜移默化、归化……的那个功效作用。而西方文化涵义中并无特重“文”的倾向，也没有专重“化”的理念。此其差异之一端。 再看中华文化的主体命脉似可分为两大脉络：一是仁、义等伦理社会道德基则，一是才、情等文学艺术的特殊表现能力与方式；前者以先秦诸子如孔、孟等为代表，后者则以《诗经》、《楚辞》为首的历代恃文大作家为代表。而这两者在《红楼梦》书中正好都有其极高超美妙的表叙与涵咏、替叹与评议。 所以，依我看来，欲向世界传播发扬红楼文化，即必须我们自己把上述两大主脉研解清楚，然后再根据与西方文化观念之间的异同而有针对性的讲解阐释与介绍推荐。 但是，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民族文化观念基准上的不尽相同，而是中西语文的巨大而深刻的差异！ 想沟通中西文化——具体他说即如介绍《红搂梦》的意义价值，这是人人赞同、寻求实现的共同愿望，但良好的愿望无大用处，讲空话唱高调（呼喊中西交流融会……）更是无多实益；最重要要先须知己知彼，弄情双方的真际而切忌一知半解、生搬硬套，并且必须努力做些实事，寻求解决困难问题的方法与道路，如此积渐而行，期之以久，方可济事。舍此而行，毫无益处或且有害而滋弊端。 如果举实例，则最近《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了多少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及创作界都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现实主义”的最高准则，而实际那个“再现”Representation却是一个误译，在欧洲此一词义早已不再是“再现（摹仿式）”，而是“表现”“表象”“象征”等意义了。因此一字之误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依此而言，那么现行的英译本《红楼梦》竟将此三字书名泽成了“朱门梦”、“朱邸梦”，完全变了味，扭曲了原著本旨——因为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是“红色的大府第之梦”，这是贵家宫宦的梦，是掌权享受的男性人物之事，而“红楼”本是专指女儿所居，是写女儿命运的伟著——也就是曹雪芹一生辛苦著书的崇高目的与心愿，我们却把它改变了，归属于男人了，这能让西方读者研者理解吗？一字之误泽，能引出多么巨大的根本差异，还不令人憬然而反思反省吗？ 所以内通中西文化，并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肤浅。 另一位青年学人提出了一份另外形式的新问题：洪升之《长生殿》开场即有“臣忠子孝，皆因情至”的要旨“总题”，曹雪芹似受其影响。又如秦观词中的“飞红万点愁如海”，应与黛玉之父名曰“林如海”有所关联。 此二词，我早年读书时也曾心中触动，发生了同样的领会，可是稍过上就置之于忙乱之外了，今经一提，方觉唤起种种文思词绪，极是意味深长。 原来，在讲时我已提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脉是孔、孟的仁，义伦理社会道德论与才情诗文艺术创造表现说。曹雪芹的“情”，也就是“仁”“恕”的“诗人化”或“艺境化”或“感情化”“心灵化”的表现与阐述之异样辉光。然则二者是否永不交涉或绝不沟通，经那学人一提，《长生殿》的开场八个字正好就是二者交关沟贯的良好“说明”——请不必一见“忠”“孝”字样就急于“批判封建思想”等等一套僵硬教条审理，而应该不以同害义地去思索：情正是一切伦理社会道德的根本源头，二者同出于人的灵性的一源而被哲士才人们分流而“处理”“对待”了，如此而已。 我也讲了，“沁芳”是《红楼梦》全书的主眼，即王实甫“花落水流红”的重铸或“浓缩”，用以表述广大女儿不幸命运的深悲大痛。在另处，亦曾指出这都溯源干杜少陵《曲汪》恃中的“一片飞花减却春，凤飘万点正愁人！”，而秦少游的那句“飞红万点愁如海”，正是杜诗的重新表现法。悟此，又立即悟到：原来《葬花吟》的“花谢花飞花满天”之句，其实也正是从杜句、秦句脱化而来。 还有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红楼梦》多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精心研究，包括了各个角落与方面，今后的研究前景又是着重哪些方面呢？ 对此，我的回答是：过去研究收获不小，但空白、模糊、争议、错解、误认……诸点还遗留很多，即以对作者的研索与文本的考定两大基础课。基本功而言，成绩也并不令人完全满意，何况基础不全的其它论证？所以我以为今后的前景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上述基本功的继续寻求进境，一是改变长期来以西方小说观念来讲解的模式，而回归到以中华文化的理念标准来观照这部伟著，如此才能重新发现其中蕴涵的极其丰富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藏——这方是我们必须努力以赴的“高山仰止”的宏伟目标。 提问提得重大的还有两例：一是问《礼》为中华文化之首要义（六艺之冠），何以未见讲礼与《红》书之关系？一是问《易》为中华文化之大代表，其与《红楼》之关系是怎样的？ “礼”在雪芹笔下是鲜明而昭著的，他很重礼，毫无“讳言”之处。只要看他凡写大事的场面，宴席的座位，节令的举动，长幼的序次，都出以重笔，交待清楚，绝无含糊。省亲、祝寿、中秋，祭词……那都不用再说了，那为什么？就连晨昏定省，传命回话，丝毫不爽；贾政唤宝玉来吩咐入园，一进屋，特写探、惜二人起立，而迎春不动……为什么，就是交代探、惜是妹之于兄，而迎为姊之于弟。知此，别例可以不必尽举了。 盖在中华，礼是人与人的关系、群与群的交往，场面之秩序，事业之职位，各有其分位、执掌、责任、作用，而这一切，皆为礼的范围与意义。雪芹对此，再三致意，十分显明。 至于《易》，讲起来便较为困难——不易片言解问。《红搂》一书不是《镜花缘》之为了显耀学问，当然不会明白“正面”地大讲《易》道，但如读到湘云与丫环翠缕二人讨论阴阳之理，也就可悟一二了。再如曲文中“这也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在悲伤”之句，亦即《易》理的注脚。谜语中也有“只为阴阳数不同”的表述，皆可为证——证明雪芹对《易》并非陌生疏远，只是偶尔流露几笔，便足资寻绎了。 与《易》不无关联的一个课题即是108的回目与108位女儿人物的这个“文化数字”的涵义。《东周列国志》与《歧路汀》二书皆为108回，《水浒》的108位绿林好汉亦即《红搂》的108位“脂粉英雄”的来源。108是个象征数，表示最多，其构成式是9×12＝108。9代表阳数，12代表阴数，阴阳奇偶二数相乘，代表最大的数量，而不可作实数理解。 在此引起的两个提问有二：一问为何12代表阴数之最多，二是108中天罡地煞之分在《红楼》书中又如何？我答9为3×3，3本义已是“多”，多而又多故为最多，3x4＝12，此乃以一年有12月，而月为“太阴”，故为阴数的最“多”代表——是以雪芹也用“十二钗”代表其“多”义（12钗正、副、三、四……至九品合为108钗）。宝玉神游“幻境”时只看了正钗、副钗，又副钗三册，合为36，是即“天罡”之数，未看的，尚有72名，是即相当于“地煞”之数，应有六册。 一位学人问道：“现在学术中有这么一种趋势：理论搞的越来越细，理论方法似乎很受重视，但文章写来则愈枯燥，我们在搞研究时怎样在重论证、方法时能使文章更有文采，更能用心去体会？”这一问，提得真好，简直使我又喜又悲，感慨无限。在我看来，归根结蒂，大约仍然是一个不同文化的问题。他说的学术研究中只重方法精密细致——即证推理的逻辑“科学性”而无情无趣，思想无光辉，笔路无文采，令人读来耗尽精神而所得甚少，也无享受可言。这种现象，大概来源就是人们（知识舆论界）常听说的“洋八股”。 我在开头已然指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脉，其一即是“才情”——这正好就是这位研究生所关注的情感与文采的问题，也就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精神差异中的一种显相。 年轻学人的感触，不可忽视。教育界亟应把培育英才的目标、方向调整，要注意加强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特色。只有这样，方可望满足这一群有头脑、有心灵的中国学子的深切憾怀。确实的，我们需要的恰恰是“知识”以外的“休悟”“涵咏”“领会”的能力与功夫。学风文风，都是当前与前途的一件大事。 一份提问写道：“现在许多所谓红楼梦研究者只是欺世盗名，然而其所作所为，与《红楼梦》完全相背。您认为如何？”观其笔迹，似颇有女儿特征，如若真是一位女学子，那么她的这一观察与揭示就倍增其所蕴涵的意义了。 她的看法，不是无故而生的。所谓“红学界”的不良作风与非学术因素的坏影响，已为众多议者所不满；红楼梦研究的成绩与进展之不能为学界文化界所称道，此为一个重要原回。我们看清《红楼梦》是“唯人主义”（胡风先生之语），只知为了别人而不什一己得失，不知“自私自利”为何物，为了人，万苦不辞（戚本中批语）。而那些“研究者”之“所作所为”，确是正相违背。我不相信那种精神世界的人能会对《红楼梦》有什么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理解与贡献。 一位同学说：他向来主张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此论遭到不同意见的讥议，因而问我如何看法。我在讲时，又已提出陈蜕盒就指明曹雪芹《红搂梦》应归入“干部”，即谓雪芹实与先秦诸子同为伟大的哲上思想家。此一卓见，可为印证。所以我认为这位学子的主张是有道理的，看待《红楼梦》正要如此理解。（陈氏还提出雪芹应为“创教之人”，更为明显。） 北京大学是真正红学的发祥地。这次的盛会，可以标志着红学已经回归于北大，其意义十分重大，在座与会的众多青年学人，必将对“红学”做出新的贡献，将这问独特的中华文化之学推向一个历史里程新碑碣。 已卯菊月下浣 1999．10．27灯下写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