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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余秋雨似乎已成了当今时代的一种“文化品牌”，批判余秋雨则成为今日中国媒体批评的时尚。相应地，梳理和考察这种乱成一锅粥而又充满火药味的现象，大概也只有立足时代精神文化整体演变的高度，结果才会使我们神清气爽、清明澄澈，而不致更加沮丧和暴躁。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是一个精神视野大展开、文化资源大汇聚的时代，改革开放、建设强国的社会背景，使得国人探讨问题，进行种种学术与文化的创造时，必须面对整个人类波澜壮阔而矛盾重重的生存状态。这样，我们既幸运地有可能、同时也不幸地必须利用整个人类古往今来的文化积累和思想能力，而且还必须竭力保证自己的成果凝聚的是各种文化遗产中的精粹，我们才有可能占领时代精神文化创造的制高点。但是，当今中国又处在一个各种准备都很不充分的历史情境中，大展开之前是大闭锁、大禁锢，大分化、大扩散之前是整个民族一个大脑、一种声音，大汇聚集中了太多的好“宝贝”，利用它们的人类群落却是刚从精神冬眠中苏醒、文化荒漠中走来。我们哪来的能力驾驭这一切呢？因此，焦躁而乏力的神态就几乎成为今日中国文化攀登者难以避免的宿命。饥不择食到手就是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一有所得就沾沾自喜，目空一切，渴望“点石成金”却不可能“立地成佛”，“白璧”总有“瑕”，乃至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能经得住全方位检验的经典性作品的产生，却显得异常艰难。 不过，因为人类纷繁复杂的文化积累、大相径庭的思维逻辑同时呈现在国人的精神视野之中，所以，尽管大家创造起来都感到麻烦与局限，考究和评论起他人精神成果的学术视界、思想立场、文化后援来，却随便站在什么角度扫描一番即可大获或小获成功。于是，虽然体悟和立论不一定更深厚、更透辟、更无懈可击，抓住一种众人瞩目但注定会存在纰漏与偏差的作品、现象，对它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指手划脚一番，既方便而易显高明之态。自然，大解构、大争鸣甚于真正的文化耕耘，用心险恶“拆墙脚”式、一本正经“卫道士”式或确实是高瞻远瞩忧国忧民式的议论批评，甚于平和剀切的学理考察，就成为了世纪之交中国的时尚性的文化景观。实质上，它却不过是文化攀登时焦躁乏力的又一种表现。 想起来似乎叫人气馁，但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时代语境，也是“余秋雨现象”的文化根源、文化真相。 问题总有两面性。从整体和发展的另一侧面来看，“余秋雨现象”的混乱性，也许恰恰是真正的文化辉煌即将来临的热烈与丰富呢，因为它毕竟也算一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也确实隐含着一种不满现状、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精神。就像一个醒来之后要舒展筋骨恢复生气与活力，必然会手舞足蹈、拳打脚踢一番，也许显得滑稽、不得要领，最终却总会取得一些正面的效果。问题在于我们最后怎样对待。 因此，我们耐心细致一点，梳理出“余秋雨现象”方方面面存在的优长，特别是找出它内在的学理局限、思维陷井、精神病症、心理误区，还是颇有必要的。 二 我们先从余秋雨谈起吧。 20世纪末的中国文化界是意识形态话语、学术精英话语和都市通俗话语三分天下、并立争雄。在这种时代语境中，超越单一话语类型的局限，在三个领域内皆能有头有脸、威风八面者，余秋雨无疑名列前茅。精英文化是余秋雨扬名立万的基础。他经过辛勤的磨砺，早年撰构了《艺术创造工程》等四部颇为扎实的纯学术性史论专著， 90年代更胜一筹，创作出融文化触摸与生命慨叹于一体的新型散文“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组系列作品。尤其是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充分体现出一种向民族文化辉煌状态冲刺的高视点、大境界、深体验，和初看起来似乎与之相匹配的功力与学养，创立了“文化散文”一体，使中国当代散文的面貌为之一新，因而骤然间在中华文化圈产生巨大的惊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另一方面，余秋雨虽然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行政职务，却又成为诸多大都市现代化建设的“文化顾问”，以学术权威、城市文化蓝图设计者的身份四处提供“指导性意见”。而且，他还通过演讲和就各种人生问题答读者问等形式，扮演着“青年导师”的角色。在电视文化领域，余秋雨也呼风唤雨，既把电视文化作为自己“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学术主业”，又参与电视运作，首开湖南“千年书院”文化讲座，搞“千禧之旅”，做着学术和历史文化化高深为通俗的工作，累累引起褒贬不一的轰动性反响，俨然一步入通俗文化领域的雅文化代表与明星。这样，余秋雨无疑内心希望、似乎也确实成为了一个无所不精的“文化全能冠军”、一个时代文化的“品牌”。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余秋雨这一系列的文化行为，毕竟显示出一种精神视野大展开、文化资源大汇聚后大发散时代的驾驭一切的宏大气派，做的是建设性的工作，从大处着眼，这就值得称道与珍重。而且，如果说当今时代三类话语日益分化甚至各自走向极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那么，余秋雨力图打通、融贯三类话语，确立一种“敢于面对经典，也敢于面对世俗”、“大智慧与小智慧的兼备，人格理念与世俗感应的共存”的精神人格形象，并以此探求中国现代文化的未来走向，这种胸襟和眼光我们也应当刮目相看，并从中吸取有意义的成分。 然而，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余秋雨同样并不真正具有充分到使用起来能够游刃有余的学力、才力乃至心力等等方面的准备，在不断地拓展和输出的过程中，他自然就难免思虑不周、推敲不严的时刻，难免出现某些轻慢之心、失态之举和真正深层次的偏差，也难免捉襟见肘的现象。名士心态则使他对这种种疏漏、误区习焉不察。并且，随着声誉日隆，余秋雨似乎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竟至反思、自省精神逐渐消减，随着批评和争论声日增，他又似乎越来越沉不住气，越来越纠缠到了种种具体乃至琐碎的事务之中。这样，不断地出现一些“状况”，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抓住“辫子”和“把柄”，成为訾议的“话题”，直到积“话题”为“现象”，对余秋雨来说也就在所难免了。 余秋雨亦不过是我们这一特定时代某些方面卓越一点的凡俗之人，只是他的自我感觉和作派略为张扬、过分一点而已。 三 现在我们可以说到“余秋雨批判热”了。 从指陈《文化苦旅》的“硬伤”开始，围绕余秋雨的批判愈来愈盛，一两年内，仅编辑或撰写成书的就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余秋雨批判》、《审判余秋雨》，其它散见于报刊的还有不知凡几。就笔者阅读范围所及，批评性话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少论者指陈余秋雨散文的缺陷，并由此引申到对其散文成就的整体否定与批评。缺口就从文坛内外曾大加称许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这一角度打开，不少论者寻章摘句找出几个“常识性错误”，一篇随笔性小论文就被敷演出来。这种文章的结论，则逐渐由对余秋雨创作时引证粗疏、态度轻率的批评，而演化为对他的学养、才情本身予以怀疑和贬低。对余秋雨散文的另一类批评，是指斥他以一己的揣摩与虚拟取代史实本身，率意将不可能亲见的历史场景艺术化、形象化；或者认为他的散文不过是史料的堆砌和铺排，并没有多少个人的深邃的学术创见。要言之，余秋雨散文不过是轻率卖弄的“浅学术、雅散文”。更中要害的，则是对余秋雨散文从情感到主题倾向的传统性陈腐性的批评，这其实是他散文根基的拆解。以上各类文章虽不免有虚张声势、夸大其辞之处，但总还算以文本为本，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文学批评。 其次是对余秋雨介入电视传媒、大众文化圈所发出的纷纷议论。他在上海一家电视台搞文化讲座引起最初的骚动；到深圳发表关于“深圳文化”的演说，导致了对新兴商业城市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地位的异议，设坛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堂，则惹得湖南学界哗然，对他的演讲形式、设坛资格大加嘲讽和谴责，我认为，这一类争论的实质，是清高拘束的学人宣泄对于文化和商业行为合流的不满，余秋雨不过是个由头和靶子而已。 第三类则是涉及到余秋雨精神态度和文化人格的社会文化性批评。余秋雨《可怜的正本》一文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搏斗的印痕“发表并产生较广泛影响之际，批评者们撰文，或者指责余秋雨把对他的批评性文字与盗版者的策略必然地联系起来实为“假公济私”的诋毁攻击，是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秩序的蓄意扰乱；或者认为余秋雨义正辞严的背后是一种自我吹嘘与炫耀，该文本身即有变相做广告之嫌。随后，针对余秋雨对批评直接或间接的反驳，关于他接受批评态度的非议也日渐增多。此类批评的高潮，则是余杰为代表的对余秋雨“文革余孽”身份的揭露与声讨。 综观“余秋雨批判热”的各类文章，我们将会发现，学术层次较高、学理层面较深的全面展开并透彻剖析的论文相当匮乏。这些文章多半是抓住自以为证据确凿的一点，由点及面，以“由一斑窥全豹”、上纲上线为预期目标；而且不就事论事、就文论文，而是由文到人“一竿子插到底”，对创作主体精神乃至人身进行一针见血的褒贬；行文尖锐泼辣，常用杂文笔味，火药味氤氲于字里行间。因此，其总体的学术和文化征服力并不令人叹服。但如果把它们搜罗到一起集中阅读，我们却分明地能感受到一种声势、一种倾向、一种散而未显的文本外的威压。这不能不令我们警觉和深思。 余秋雨加入战团予以反击，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而真正形成了转型期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余秋雨现象”。他的反批评文字大多被收集在《霜冷长河》的第三辑“依稀心境”之中，《可怜的正本》一文也有较大篇幅的相关言论。这些主要涉及到对他散文作品批评的文章，大致看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着重从总体上阐明自己散文创作时的态度和习性，以大而化之的态度来冲淡乃至回避对具体问题的列举与辨析。例如，对那些批评他缺乏科学理性主义的言论，余秋雨就借黑格尔老人之言，认为是“不懂文学艺术真谛的”、“稚气的学究勾当”。对于作品出现“硬伤”的原因，他则表示：“写散文时浓重的情绪气氛压于笔端，只想快快地捕捉那些灵魂颤动的朦胧亮点，脑海里不断涌现出来的文史记忆随手写出，经常也会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但我不能放下笔去查证，因为文思一断往往再也接不上了。有时也会自己告诫在写完之后核对一遍，但正如古人所说，这种事如扫落叶，扫来扫去总有遗漏。因此凡有读者指出我记忆不确之处我总是十分开心……”应当说，这种表白其实是对被指陈的弱点一种委婉的承认，只不过“倒驴不倒架”，诚恳度不够而已。 其次，余秋雨以攻为守，用探究、揣测批评者的心理动机，来取代对问题本身的辨析。刚开始，他优雅而不无幽默感地表示，受批评太多在于“我做了模特”，批评者过于尖锐则因为“有时周围杂音太多，批评者怕大家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就喊得响一些，冲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焦躁、“细致地计较”起来后，余秋雨则时而认为那些批评是因“社会行为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无名之火”，时而指斥批评者存在“伪贵族心态”，把批评与盗版者的恶毒伎俩联系起来，则不妨看作他最“损”的一招。显然，这已经是一种赤膊上阵对骂的性质。 不过，一种学养、成就乃至名位的潜在优越感，却始终贯穿在余秋雨反批评文章的语意之中。这种心态无疑是他早期散文创作时的视点和胸襟的反面。 四 到底应当怎样看待余秋雨的种种文化行为，我想还得从他散文的“硬伤”谈起。 其实，作品中存在知识性“硬伤”并不是独余秋雨一家，别无分店。不少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和思想文化史享有广泛声誉的名作，皆被指陈过“硬伤”。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系列著作和《美的历程》一书， 80年代末就被说成“硬伤”累累。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优秀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也由评委们找出了诗词方面的“硬伤”。这些当今文化艺术界的“顶尖高手”在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当中，尚无法消除“硬伤”现象，其他等而下之地将某种理论生吞活剥，某类技巧和方法生搬硬套以致出现“伪……派”的怪象，就更是屡见不鲜了。从本质上说，它还是由我们这时代有志者雄心勃发，实际上各方面准备却并不充分所造成的，是当代中国文化人焦躁而乏力地进行文化攀登导致疏漏与失误的一种表征。这种“硬伤”，一方面并没有真正妨碍李泽厚著作的巨大影响与崇高地位，另一方面却对《雍正皇帝》在“茅盾文学奖”中的角逐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伤。所以，虽然世界上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准确的全知全能者；虽然我们也深知，文化人在精神产品建构时确实存在两类不同的天性般的特长，即或者擅长于宏观把握、整体感知，对细部则缺乏敏感与耐心，或者恰恰喜欢细部雕琢，毫发不爽，而来不了那种“大而无当”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认为，在这时不我再、无法重新准备的历史宿命中，细致周全、一丝不苟、严谨严谨再严谨实在是有益无害、至关紧要的，事先小心翼翼、事后亡羊补牢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余秋雨顺着自己的天性“专心致志写灵感”，却不愿“耳聪目明扫落叶”，甚至力主“要回到文学主旨上来，千万不要拿着这片落叶乱了神”，其实是过于才子意气了。他的散文已经屡被“揭短”，几近“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却还想仅仅巧辩一番就让批评销声匿迹，这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余秋雨为什么不对他写得较好的两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来一番重新考证、整理，出一个修订本呢？只要从他东游西荡的时间里抽出两个月就够了。 对于批评者心态的揣测，则多半是文人余秋雨的思维惯性使然。他在探究中华文明和中国文人坎坷命运的缘由时，显然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负质，有着极深邃的体察、极深重的慨叹。这样，他思考自己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遭遇时，会不会因往昔负面阴影的笼罩，而夸大了那些批评意见的“居心险恶性”呢？毕竟，人的学养有厚薄、才情有高下，思维层次有深浅之分，由此造成见仁见智、认识分歧并不足为怪。而且，目前的思想界普遍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判断和抉择、需要决绝、需要毫不容情地批判的历史时期，时风使然，批评者或深或浅的判断皆语气尖锐，甚至危言耸听，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应予体谅。如果从整体上怀疑批评的真诚性和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公心，这很难说不是一种判断失误，至少有夸大其辞、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对心态作这种揣测的思路，也许同样是我们时代文化心理的一个误区，既不利于维持文化个体的坦荡之心，也不利于培育整个时代的正大浩然之气。 更进一步地看，余秋雨在中国的大文化圈里“多面出击”，表面上似乎声势更盛、“阵容”更大，骨子里则呈现出了“平面滑动”的态势；而且，长期像守门员一样四处接球，余秋雨难免心力不济、应接不暇，结果时不时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比如，站在岳麓书院那向来由一流文化大师就各种本源性问题在最高深学理层面庄严宣讲的忠孝廉节堂，余秋雨的演讲就应该不仅高远辽阔，而且深邃透辟、层次丰厚。他关于文化传播“四座桥梁”的演讲，提出了中华文化怎样才能在21世纪复兴的重大问题，而且提示了一条更切近文化本质的发展思路，其学术背景与文化视点当属难能可贵。但是，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余秋雨完全可以压缩那种关于经典学理、世俗民艺、信息传媒的并无巨大创见的史实归纳性内容，而将“展现群体灵魂的艺术之桥”这一核心论点更进一步展开，予以深入阐析。他却没有这样做。而且，余秋雨演讲中最精彩的关于“古代灰烬的余温”和“灵魂存在状态”的论点，如果我们阅读了《可怜的正本》一文所引用的黑格尔的两段话，就可明显地看出借鉴、转换的痕迹。因此，余秋雨的未能进一步阐发，实质上意味着整体学术独创性的不足。湖南学界就设坛资格和演讲场所有些非议，固然有“地方主义情绪”和缺乏历史发展眼光之弊，但余氏的演讲质量本身被不幸而言中，则只能算是他自己未能深思熟虑的结果。批评界对余秋雨的“多面出击”，未能一语中的地表达出对他文化行为中学术含金量未曾日渐提高的不满，基本感觉却没有错。 总体看来，我认为，“余秋雨批判热”并非捕风捉影，但根源却不是余秋雨的整个人格和文品，而是由于他对自我气质的负面和我们时代文化攀登时焦躁而乏力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自觉与警惕，结果招致了在具体做法和态度方面的诸多失误。 五 我们的批评界，则更应该进行深刻而痛切的反思。 首先，崇尚对立性、火药味、杂文气，缺乏就事论事的学术习惯，缺乏学理深度的自觉，缺乏温存友善的论战态度，这无疑是媒体批评中违背学理的倾向。这种借社会文化批评之名，行由物及人上纲上线希望“一招制敌”立见成效之实的风气，实质上是战争文化心理的一种遗痕，与我们时代以建设性为宗旨的文化规范是背道而驰的。其认识论基础，则是传统的“文品即人品”的理论。这种理论当然有其一定程度的真理性，但如果将它绝对化，并导致对人性丰富性、本质和非本质现象同时存在可能性等等问题缺乏辩证认识，负面影响实际上也不可低估。而且，以声势代替真正的学术深度的追求，显然也是一种自我文化攀登乏力的掩饰和焦躁的表现。 其次，有关余秋雨的批评性话题，在几年的时间内呈现出一种“滚雪球”的发展态势，这是思维懒惰、盲目从众、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在批评界的反映，也表明我们的文化界精神视野并未真正大幅度地展开，学术思路并未真正深刻地分化和独立，学术想象力并未真正汪洋恣肆地驰骋。所以，我们从思维的深层次上由集中、闭锁走向多元和自由，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路程。 目前对余秋雨的种种批评中，还存在着批评指向和对象特征错位的现象。余氏散文本是从历史文化的斑斑遗迹中，着重慨叹文明的沧桑、世事的坎坷和人生的沉重，着力寻找和传达民族文化多灾多难而又坚韧不拔所包含的生命况味，批评者却去指责他的作品学术新见解薄弱；余秋雨散文既以文学方式叙述历史往事，如历史小说般对各种场景进行适度的想象与幻拟来营造氛围，也就无可厚非，批评者却认定他是胡偏乱造。这显然是对余秋雨创作的那一类散文到底该怎样写才更深切地贴近艺术本质这一问题，没有同构性思维、同情性理解为基础才导致的结果。这又怎么能让人口服心服呢？ 综合以上特征，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批评者其实是在同一甚至更低的层次亦步亦趋地跟别人打“对手仗”。作为一个时代带普遍性的精神文化倾向，这不是有作为的民族应该庆幸的事情。改变这一切，需要焦躁心态的克服，更需要实力与能耐的极为艰难的积累。这是从贫乏和闭锁的文化境地走出的一代人也许根本无法完成，但却必须努力完成的一种历史使命，否则我们的时代将难以大有作为。不过，我总觉得，在这大家进行文化创造的准备都不充分的时代，努力去珍惜民族的才情，珍惜历史行程中出现的，哪怕并不怎么完美的创造性火花，并以此为前提再心平气和地共同完善它，应当是一桩比寻找疮疤和挑刺更为重要，更见民族大义的态度。对于余秋雨的种种文化行为，我们同样应从这样的角度和高度来看待。 最后，我们不妨对处于漩涡中心的余秋雨作一点忠告和补充提示。我认为，即使不凡如余秋雨，也不是什么精力无限、才力无限、生命无限的“神人”，如何自我珍重，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最具人类文化价值含金量的事情上去，应该是值得他深长思之的。现在，余秋雨已显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之象，年龄也已到五十多岁，及时调整自我文化行为的整体设计，就更是很有必要了。余秋雨曾经在多种场合提到，国外颇具现代意识和学术影响的学者，有过把三分之一的精力用于最精深的研究、而把三分之二的精力用于传播等其它行为的现象。但是，这到底是何种程度的成功？是个案还是普遍的规律呢？自然，如果余秋雨真正的志趣不在时代文化最高峰的攀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历史和我们的时代，却必然会根据余秋雨种种文化行为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价值含金量，来对他进行最终的历史文化意义的定位。这才是根本的、不可抗拒的规律。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1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