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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成了人类社会的谶语，与另一个描述极准确的词“娱乐至死”结伴而行。这两个词汇都出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波兹曼看来，人类从发明电报开始，电话、电视、网络、手机等等，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之中，距离的消失使得缓慢的沉思成为泡影，人们包括儿童充分享受着现代科技与工具带来的世界扁平化的结果，开始进入一种浅表的、快餐的、惰性的文化，大众在这种文化中有了其狂欢的仪式：“娱乐”。在一切都被娱乐化了之后，即从政治秀到生活秀的过程中，人类的童年也正在消逝。儿童过早催熟的世俗打扮、趣味、思维，以及耽溺于现代社会的游戏感，让人类的一代代新人天然地成了娱乐的人，愈益难以理解人的更多本质意义。 在中国，儿童“积极”地与我们分享着“同一个世界”。我们的孩子会兴奋地谈起“芙蓉姐姐”、“凤姐”，他们毫不避讳观看、谈论“艳照门”，他们崇拜乃至信仰“春哥”和“曾哥”，他们对“拜金女”马诺的价值观没有认同的障碍，他们喜欢阅读《最小说》和网络文学，并以狂热的粉丝的形象出现在他们喜欢的网络作家和“超女”“快男”等一切明星的周围。在我看来，遗憾的并不是他们所吸收的文化营养无外乎如是，而是在这些话题面前，许多执掌社会权力的成人或者所知甚少，或者嗤之以鼻、一概棒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现实中的时代文化典型无一例外都是我们成人所塑造(策划)的。当我们在商业利益面前坦然地接受娱乐至死的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似乎没有资格在不谈生意谈人生的时候，义正词严地指责我们的孩子在文化接受中的不理智和非主流。 就中国而言，我一直认为我们目前所遭受的人生悖论至少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对于自身历史的梳理和省思的不健全。关于历史的认识无疑跟“诚和爱”的人性认知有关，历史固然有无数当时时代价值的限制，但在历史回顾与省视的时候，理应从更高的人性角度即一些普遍价值来作出评价和展望。也就是说，我们梳理历史，其实是在重建人性的品质，如果有过多虚与委蛇和价值扭曲的论断，那么重建人性品质的意义就完全不可能达到。而事实上，使我们做人做事有准则、有底线的重心就在于良好的历史细节和历史认知的清理之后所出现的人心的清朗明净。一个心有准则、行有底线的人，才有信心也有资格告诉他的孩子该怎样有尊严，并觅得真正的快乐。另一个因素是比较客观的现实压力，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使得几代人完全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被强力地叠压在同一时空，除了物质世界、知识世界和常识世界的更新与学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以外，人们由于价值观的迥异出现的心理隔阂也需要切实的疏导。否则，成人与孩子的关系，以及所指示的教育和教育方法都未必恰切——我见多了父母一代辛苦创业赚钱，口口声声说“我做的都是为了你！”而孩子们却非常不买账，认为“我所需要的你都没有给我！”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的矛盾使得我们的感情生活增添了更多的纷乱困扰。 而在这些中国因素之外，世界提供给人类的共同的难题在于发展模式的瓶颈问题。从工业革命以来，两百余年中，科技和市场两匹长驱直入的快马被人类欲望的御手驾驶，进入了波兹曼所说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的轨道。人类的欲望包括了贪婪、便捷、奢侈、懒惰，科技和市场的结盟奠定了现今社会的经济基础，最终进一步刷新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而今，由自然开始的报复教训起人类的文明，西方文学、影视作品从二战时托尔金的《魔戒》到不久前的《2012》和《阿凡达》，都用想象力预言着人类这种发展模式的困境和“魔”相丛生。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低碳和环保经济，都是人类触礁之后的回退。这些解药中包括了新神话主义、生态文学和哲学，以及人类节制、敬畏、素朴、团结的美德。这些，其实也是“童年”的寻找与回归。 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特殊的因缘，我经常协助本地的少年作家协会去一个个中小学讲授文学课。关于青少年乃至高校学生的文学阅读，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不太乐观。一个现象是，我每每从“我是做文学评论的，更多从事当代纯文学的评论”起头，我会报出一堆我们文坛人物的名字，学生们大多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说“十来年前，新概念作文和‘80后’作家出现，我开始关注他们，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学生们开始附和出声，有了兴趣；最后，当我说“今天，中国网络文学和类型小说的发展也已经十余年了，我读了不少这类的作品，比如《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后宫》……那些作者沧月、当年明月、南派三叔、唐家三少……”顿时台下欢声四起，交头接耳。这几乎成了我演讲中司空见惯的场景。而另一个场景却让我想说，孩子永远是可塑的，教育永远是心灵的交流和方法的选择。不止在一个学校，当我开始讲述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狄更斯、大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故事和感人的细节，孩子们同样会一概安静地聆听，你可以看到个别孩子因为故事和细节的精彩张大了眼睛、微开着唇齿，忘记了自己脸上的表情。他们听讲之后会报以掌声，会急着询问冉·阿让、基督山伯爵、罗亭们后来怎么样了，尤其是我在某种安静聆听而非狂欢激动中看到了他们那种需要想一想、消化一下个中意义的表情和愿望——我因此总是会和朋友说，也许，我们为孩子做得太少，我们有那么多不满意，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诚实地走进生活的细部和内部，体谅彼此的奥妙，往往只是将儿童看作巨大的市场利润或者说教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失败是有理由的，不必怨天尤人。 中国的教育处在一个缺乏心灵教育的阶段。教育者对自身心灵无法自我启蒙，以至于在开发少儿们的心智方面遭遇困窘。从社会层面来讲，我觉得当代社会可能存在一个“信息多，知识多；常识少，文化少”，或者说“有信息，有知识；没常识，没文化”的状态。如果说，过去我们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遮蔽了不少常识，断裂了文化传统；那么今天恐怕因为政治、经济和娱乐的合谋再次遮蔽了不少常识，断裂了文化重建。一个常识和文化系统长时间的紊乱让我们社会的共同价值有凌乱破碎之嫌，比如当“50后”、“60后”、“70后”拿这个状态教育“80后”、“90后”、“00后”的话，我们以创造和反思功能自诩的“人”的价值和责任，恐怕是很难真正“立”起来的。 在一个心灵力量耗散以至常识和文化彷徨分歧的时期，与孩子的沟通中更多地强调人性价值的理解更为合理和前瞻，这中间尤其指个体独立的精神：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精神。无论陈寅恪借评价王国维时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鲁迅所言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立人”，都是在心灵力量耗散以至常识和文化彷徨分歧中觉察出必须从人的个体独立教育开始重建人文生态。在此意义上，孩子不必对我们言听计从，不必复蹈现成的规则和潜规则，谁宽容而有远见地通过作品和言说，让孩子懂得他们自有他们的价值，只需对我们保持同情的批判，那么，谁就是这个时代的智贤。 需要赘一言的是，我不是一个极端的文学和文化“精英主义”批判者，只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生态主义者。我爱好娱乐，以为那是本能更是自由；但我不喜欢娱乐到一条死路，更讨厌把这条死路无情地交给孩子与未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3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