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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韩国有部文献《燕行录》正在整理出版中。这是古代高丽、朝鲜使者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来华时写下的文字记录，时间前后相继达700年之久，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外国文人记录中国的超大型文库。这部卷帙浩繁的文献其中有一部分叫“蓟山纪程”，作者是生活在朝鲜纯祖年间的李海应，他当年曾随一个大型使节团来华观光。该部分的“卷之二”有则关于《红楼梦》的主要整理者之一程伟元的记载，文虽不长但资料价值弥足珍贵，全录如下： 程伟元书斋 号小，能诗文字画，家在城内西胡同。因沉教习仕临，往见之。程出，肃延座。题一绝句：“国语难传色见春，雅材宏度尽精神。贱生何幸逢青顾，片刻言情尽有真。”程本系河南籍，伊川先生三十一世孙，见授沈阳学掌院。 郢下歌成白雪春，主人情致谵怡神。逢迎诗席匆匆话，莫辨浮生梦与真。 这是程伟元“工诗”记载的首次被印证①，可以说填补了红学史料的某项空白。尽管程伟元“工诗”的记载在很多文献中并不难找到，但迄今为止，红学界还没有见过他的一首诗。单从这个意义上讲，程伟元没有曹雪芹幸运。我们至少还能从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四松堂集》中知道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那两句残诗。所以，当见到《燕行录》中有关“蓟山纪程”部分时，我和我的同事林骅教授非常感兴趣，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立即进行了涉及有关红学问题的讨论，并将这一发现披露在天津的《今晚报》②。当然，由于报纸所给版面有限，仅仅是带有发布消息的性质，所以没有条件充分展开有关问题的详细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互参相关红学史料，才有可能进一步对一些问题认识深入。现在就以程伟元佚诗的发现为重点，并根据上引“蓟山纪程”的史料线索，再结合目前红学界已经掌握的程伟元情况，对相关问题进行些考辨。 从红学研究的角度，程伟元被重视首先是作为《红楼梦》版本流传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但曾几何时，他也被轻视成略识之无的一介书商，而将百二十回《红楼梦》的整理者全归高鹗，这是很不公允的。根据时人记载，程伟元兼擅绘画、书法，指画造诣尤高，从传世的罗汉册可窥其一斑③。结合其书画题记特别是世人共知的程高本《红楼梦》序文参看，他的古文功力也很渊深。实际上，就总体文化底蕴而论，程伟元要比中过进士的高鹗还要丰厚些。 这次程伟元佚诗的新发现又为其文化素养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佐证。当然，此诗提供的背景文献与现存的有关程伟元史料也有不尽契合之处，这就需要甄别考辨。综览“蓟山纪程”上引的那段话，我们可以判断韩国使者见到的程伟元就是那位高鹗的合作者即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出版人。因为时间、地点、身份都一致，而且字号也非常接近。就具体时间而言，“蓟山纪程”所记韩国使者往见程伟元是在癸亥农历十二月初六，当为清嘉庆八年（1803）。而根据有关史料，程伟元是在嘉庆五年（1800）春奔赴盛京受晋昌将军延聘做幕僚的。再从地点上考察，这位韩国使者是路过沈阳时前往住在城内西胡同的程伟元家中拜访的，而当时程伟元也确实住在沈阳。此外，从身份上看，“蓟山纪程”提到的是“能诗文字画”且“沉教习仕临”，“见授沈阳学掌院”的文人，而程伟元恰恰身居将军幕府又兼职“沈阳书院”！如此接榫，基本可排除嘉庆初年在沈阳书院并存两个程伟元的巧合性。至于字号问题，我们已经知道，程伟元字小泉，但是这位韩国使者记载的文人却是“号小”，似略有异同。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外国人一时弄不清“字”与“号”的区别也完全有这种可能，从“国语难传色见春”分析推断，韩国使者与程伟元见面时似乎语言交流也不是很通畅，足见这位外国文人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通”，从其和韵诗的水平亦可窥一斑。最大的可能是韩国使者漏记一“泉”字抑或“蓟山纪程”整理过程中脱漏亦未可知。当然，这些对于我们的有关判断还都不成为太大的问题。 值得探索的是程伟元的籍贯问题。“蓟山纪程”所记程伟元“本系河南籍，伊川先生三十一世孙”，根据红学界目前掌握的史料，一般认为程伟元是苏州人，因为他传世的几种书画作品都自署“古吴程伟元”。如何解释这种与现存红学文献相抵牾的现象？看来问题的答案只有三种可能性：一，程伟元本来是河南人，曾经在苏州居住过。二，传世的相关程伟元书画可能存在赝品。三，清嘉庆年间沈阳同时生活着两个在学院供职的程伟元。 但以上第三种情况可能性最小，如前所述，各种条件都很符合我们特指的红学意义上的程伟元情况。第二种猜测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上个世纪以来很多文物鉴定专家和红学家们已经从多角度证实了那些书画作品的真实性。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可以继续讨论。“蓟山纪程”所记程伟元“本系河南籍”，乍看好象与程伟元书画上自署的“古吴”想抵牾，然细按则可以做出圆通的解释。揣测韩国使者语气，无非是想说程氏远祖原本河南，后经迁屣，落籍异乡而已。抬出“伊川先生”程颢，亦是宋明以降迄至清代的思想界“理学”势焰炽昌所致。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彼时文化生态的理解，恐怕也是要受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但就程伟元个人而言，远迈北宋的程颢以及所谓“河南籍”，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自署“古吴”，可能是离程伟元较近的几代人长期生于斯、长于斯并早被同化的缘故。证以甲、乙程本《红楼梦》中颇多吴语，亦可为内据。又据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所记“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这里的“吴门开雕”实指苏州“萃文书屋”。叶德辉《书林清话》引录颇多文献备述吴门书坊盛衰，其中的“萃文书屋”系由“文粹堂”演变而来，且在北京琉璃厂有联号。程伟元接手经营后，也是利用了两地“联号”的销行优势，才使《红楼梦》誉满京华、流行江浙，从此程高本遂取代脂砚斋残抄本而独行天下，在红学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现存的程伟元同时代人晋昌、金朝觐、范秋塘诸子记录其活动空间考察，他的足迹及交游亦大体局限在苏州、北京、沈阳一带。另据李婺《且住草堂诗稿》跋“程君小泉，予之同学友”推知，程伟元在苏州一带度过青年求学期的可能性很大。按李婺籍贯为苏州府长洲县人，但《苏州长元吴三邑科第谱》和《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却无相关的程伟元记载，河南地方志和程氏族谱俱未收录，这也可以理解，程伟元科举不第，功名蹭蹬，难入高人法眼青目，亦是修志定规常例，倒是在前引二谱中有些李婺身世材料，知道他是乾隆壬辰科进士，并于嘉庆五年授奉天府丞，旋赴任辽东，机缘凑泊，得以与程伟元相会于沈水之畔。我们知道了李婺的生平概况，也就大致能推测程伟元活动时间的上下限。又，客居津门的徐世昌编有《晚晴簃诗汇》，著录李婺有部《惜分阴斋诗钞》，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集进士、名宦、诗人和《四库全书》缮书处分校官于一身的李婺，相信他还有其它文集存世。作为与程伟元关系最密切的同学、同乡，尤其是那位有《月小山房遗稿》、《兰墅诗钞》、《砚香词》等诗词传世的程伟元亲密合作者高鹗，如果我们化些精力对他们注意寻踪觅迹，不但可望钩沉出更多的程伟元佚诗，而且极有可能发现有关《红楼梦》的新材料，特别是与程伟元、高鹗相关的后四十回的有价值的文献，倘能由此开掘进行深入研考，或许最终能揭开“续书”两百年来的悬案，那可是对“红学”这门显学最大的贡献了。比如关于高鹗，认定他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这个复杂的问题姑且勿论，但是硬说他娶了“同年”诗人张船山之妹张筠为妻还残忍地折磨死了她，并以这种子虚乌有的“妹夫”关系做论据来判断后四十回作者问题，那就失之草率了。事实上高鹗妻子仅卢氏一人，近人在新发现的《遂宁张氏族谱》中得知，所谓“汉军高氏”，实指四川人汉军高瑛之子高扬曾。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整理汇编的《清人朱卷集成》第四册收录高鹗的乾隆乙卯恩科“会试朱卷”，也提供了更详细的相关情况，从而排除了对高鹗的诬说。 对程伟元的评价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仅仅视其为一介书商。他的诗文书画是受到同时代人相当高的评价的。尽管现在我们见到的这首诗也许并不象时人说的那么优秀，韵混真元二部，且有重字，遣词命意俱平，但一则我们不能以偏盖全，即不能以此来证明程伟元其他诗的艺术水平，因为毕竟程伟元所面对的写作对象是位粗通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而且即席之作，难免酬酢通病；二则我们对一首新发现的诗，不仅要看到它的艺术水平，还要看到它的文献价值。单就这首程伟元诗而论，它的文献价值要大于其文学价值，主要是起到了揭开程伟元“工诗”面纱一角的作用。 注释： ①程伟元的同乡李婺在《且住草堂诗稿》跋中曾明确指出：“小泉，予之同学友”，“工于诗”。此外，晋昌将军唱和程伟元的诗有十余首，刘大观在诗中也说过“我与小泉亦吟友”。足见其诗在当时名不虚传。 ②参见2007年4月10日、2007年5月5日《今晚报》“日知录”栏目林骅及赵建忠短文。 ③参见史树青《跋程伟元罗汉册及其他》，载《文物》1978年第2期。 原载：第四届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2007·黄冈）论文 原载：第四届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2007·黄冈）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