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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实际上是一部“性别革命”的辉煌巨著。其中的两性角色阵营明显向女性倾斜。这不仅是指小说的主要篇幅用来表现女性人物:而且在曹雪芹看来,女性角色所包含的价值远高于男性。这是中国文学家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的惊世骇俗之见。他以动人的女性生命艺术世界首次向几千年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男尊女卑”法则提出了挑战。 《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是用一两种分类方法无法澄清的:它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复杂、深邃。种种不同类型的少女在作者如椽巨笔的调遣下齐聚大观园。作者从两方面为她们排出了座次:以美貌论,宝琴称首;以才情论,黛玉夺魁;以学识论,宝钗第一。对她们美貌的展扬,以贾宝玉等人的评论收结,对她们才情的展扬,则以诗歌创作评定。 从全书整个篇幅上分析,作者把重点还是放在对才女们的诗才展扬之上。 一、“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教条的彻底反叛者:薛宝钗、李纨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性垄断了文学创作权,致使一部文学史,女性作家少得可怜。屈指可数。她们的创作只能呈现为私人化写作,并未全部进入文学的大众化传播渠道。几个被文人津津乐道的才女形象如谢道韫,只是文学史上的点缀。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创作在当时就被人认为是没有“顾藉”,即不要面子。唐代的薛涛、鱼玄机以身份的低贱被容忍为写诗乃其理所当然。值得探讨的是,这种情形进入明清后,发生了异乎寻常、不可思议的转变。那就是,明清才女辈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自汉魏以迄近代”的女性作家“凡得四千余家”。仅“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1]女性创作的潜流开始澎湃起来了。与之相适应,一些著名诗人、文人、广招女徒,讲授创作经验。如李贽、袁枚、陈文述。李贽“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在他看来,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还要能干,比如他就屡次称颂武则天为‘好后’。”[2]他收麻城梅国桢孀居的女儿梅澹然为弟子,并说:“梅澹然是出身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3]同时他和梅家的其他几位家眷也有接触。袁枚有‘女弟子四十余位。其中席佩兰、金逸、严蕊珠被他称为“闺中三大知己”。陈文述时代略晚于袁氏。但他培养女弟子也不遗余力,有女弟子三十余位,其中吴藻为著名剧作家。这种创作主体发生的潜在转变,才女的大量涌现,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奇特的文学现象之一。这就是《红楼梦》中才女形像产生的社会基础。是长期以来对女性才华贬损的反动。这一现象表现于《红楼梦》中有两个主要人物。 第一位是薛宝钗。她是封建礼教的皈依者和恪守者,是大观园里德、言、工、貌无可挑剔者。她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身体力行者。她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64回,针对黛玉“悲题五美吟”而发。)当香菱向她请教写诗时,她没有答应,转教求黛玉。当香菱进入艰苦的创作阶段后,她不无讥讽地说她成了“呆子”“诗魔”,并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不守本分。”(49回)同时,借机以香菱的苦学劝宝玉上进:“你能够象他这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个不成的吗?”(48回)当林黛玉在酒令中脱口说出了《西厢记》中的曲词,她默默观察,记于心中,找机会加以劝导纠正:“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42回)所以当“天气凉爽夜晚渐长,”遂打点针线,“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45回) 那么,宝钗是否真的全如她称的做人?不是。她也积极地发展着、表现着自己的才华。她在众女儿中,以通古博今,学识广博被赞誉。论才华横溢,她稍逊风骚,讲博识,她则高出一筹。79回香菱说她的学问,得到贾政夸赞。每次诗社创作活动中,她几乎与林黛玉比肩,不相上下;当宝玉正为“绿蜡”一典苦想时,她随口说出:她帮助史湘云拟制菊花诗题:她仔细给宝玉讲解曲文之美。她不仅谈论诗艺,还深通画理。她论诗:“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64回)她论画:“四丫头(惜春)虽会画,不过是几篇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有些丘壑的,如何成画。”“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42回)由此可见,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虽然着意突出她的性格的主导方面,但也没有弱化她作为才女形象的性格特征。 第二位是李纨。她在小说中,一上场就被塑造为“槁木死灰”的形象。她的父亲李守中也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范型培养她,不“叫她十分认真读书”,“却以纺绩女红为要”。所以取名李纨字宫裁。嫁入贾府,却青春丧偶,“居于膏梁锦乡之中,”“一概不问不闻,惟知恃亲养子,闲时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这样年青守寡,而且没有像别人一样的艺术趣味的培养阶段,却从心底萌发了对才女人格的渴望。当探春倡建诗社时,她踊跃地加入了。“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很哪!要起诗社,我自举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做诗,瞎闹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着你作兴起来。’”(37回)你瞧,原来起诗社的念头她比众人早有了。在她提议下,各人起了别号,自命为“稻香老农”,而且把自己的居处作为社址,并担任社长,制定了社约、社规。她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诗社创作的评点人、监督者。她的评论被公认为公正准确,有水平。有人认为,李纨正是把丧偶的孤独、寂寞、对生活的热望升华为对才女人格的趋附、归顺,这就是她为什么热衷诗社的原因。还要提到的一位是妙玉,她自称为槛外人。但时时牵挂红尘。如她对宝玉的感情。她在湘云、黛玉深夜联诗时竟也未睡,把二人未完的诗句补续完整了。 二、才女人格的自觉追求者:林黛玉 如果要在大观园众女儿群中推选一位才女姣姣者,当然的人选非林黛玉莫属。她是才女的典范。她以诗人的目光,观察生活,渴望创造诗意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蒋和森说:林黛玉给我们印象更深的,还是一个诗人气质的少女;或者说,是一个女性气质的诗人。可严酷现实却时时撞击着她这颗敏感、细腻、脆弱的诗人的心灵。让她发出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沉痛感叹。就林黛玉的创作而言,不论从体裁,还是从数量,她都是第一。她共创作十九首诗词,其中有绝句、律诗、歌行。尤其以两篇歌行《葬花吟》和《桃花行》以及《秋窗风雨夕》奠定了其诗人地位。从这些创作之中我们不难体会出作为诗人的林黛玉内心深处对生存环境及生存状态发出的抗争、呐喊。这就为她在凹晶馆与湘云联句作了心理铺垫。她之所以写下“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样凄怨至绝的诗句,不是偶然,而是她生活处境和生活感受的真实写照。 与薛宝钗相较而言,她是对才女人格的自觉追求者。如安葬完父亲,从老家回来“又带了许多书籍来”“又将些纸笔等物分送于宝钗、迎春、宝玉等”(16回)从小说的描写中,有二处写到林黛玉做针线活:一次32回借袭人之口说出:“谁还肯烦他做呢?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袭人所说当是(17回)中宝玉让黛玉做的香袋因她认为自己送宝玉之物被人抢去,因而生气剪坏了的。一次是(28回)林黛玉和宝玉生气后,独自裁剪衣服,这时“宝玉进来,只见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宝钗笑道:“妹妹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但林黛玉主要的价值取向是进行诗歌创作。她还不时抚琴、读琴谱。借以怡情悦性。第86回“寄闲情淑女解琴书”。当黛玉阅读琴谱时,宝玉来了,便说:“妹妹近日越发进了,看起天书来了。” 林黛玉在才女群中又以捷才著称。第18回元妃命诸妹就大观园建筑即兴写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做,只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应命便罢了。”她不仅迅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积极帮助贾宝玉。“因见宝玉构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宝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录前三首,却自己吟成一律,写在纸条上,搓成一个团子,掷向宝玉跟前。宝玉打开一看,觉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在此,我们看到,林黛玉有强烈的展才欲望。 林黛玉才女型人格的发展表现在她积极地教香菱学诗。香菱由于深受大观园整体气氛的熏陶,受薛宝钗的直接影响,她一入大观园,即求宝钗教她写诗,可宝钗出于封建道德的束缚,却拒绝了这个热情求学者的要求,向她推荐了黛玉。黛玉一口应承了下来。并自信地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而且向香菱指明了举习的正确方向,布置了学习任务。香菱潜心揣摩,苦心孤诣地学习,最终成长为大观园里的一位诗人,加入到后来的集体创作中来了。 林黛玉才女人格的又一表现是给宝玉改文章。当宝玉写了《芙蓉女儿诔》之后,独自吟哦,征求黛玉意见。遂将“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这样的浅俗之句改成了“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的含蓄蕴籍。 《红楼梦》中女性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是作者人学思考的集中表现。上文所论几个人物,只是典型代表而已,若仔细分析,还有多种类型,笔者另文论述。 参考文献: [1]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Ｍ].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 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O3年第2期 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O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