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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摆脱“红学"的怪圈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程贤章 参加讨论

    一、是谁开始违反或破坏游戏规则
    世界上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像《红楼梦》那样长久地在文坛上如此广泛、持久开展争论。从《红楼梦》问世开始,文坛上就有版本之争,谁是作者,谁是续作之争。争了近一个世纪,结果曹雪芹是不是<红楼梦>作者也没有闹清。至于一百二十回全本后四十回,是曹雪芹之手,还是高鹗所续,则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大家比较认同,即1790年程伟元编的《石头记》八十回本和197l活字印刷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全本,前者称为程甲本,后者,即一百二十回本称为程乙本。程本有程伟元的序:
    《石头记》是此书原名,……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有称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逐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桦(榫音笋,削木入窍名榫,又名榫头)。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扬,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小泉程伟元识。程乙本还有高鄂的一篇序: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予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据胡适之考证:
    程伟元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即是这一百三十年来的一切印本《红楼梦》的老祖宗。后来的翻本,多经过南方人的批注,书中京话的特别俗语往往稍有改换;但没有一种翻本(除了戚本)不是从程本出来的。
    我实在不相信,人间竟有这等奇事。“自藏书家至故纸堆无不留心”的程伟元竟然某“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
    无论程伟元还是高鹗,都自己用文字证明在程甲本程乙本出版之前已有一百二十回本在世间流传,否则就不可能让程伟元如此得心应手在货郎担上用重金收购他梦寐以求的一百二十回全本。而程、高两人的序其实也自白后四十回不足高鹗续写的。程伟元说:“他不过和友人(即高鹗)细加厘扬,截K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锈刻,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足始告成矣。”程、高二公同时自白高鹗没有续写《石头记》后四十回,只不过是“细加厘扬,截长补短”把货郎拟重金买得的手稿或书稿作点加工罢了。
    《红楼梦》问世后,互相争闹不休的“点评派”一连串名单没有程伟元、高鄂的始名。“点评派”争论的中心是版本。把这两个人的名字排除了,能争论出<红楼梦>的作者和续写是谁吗?其实,程伟元、高鹗才是大名鼎鼎的“点评派”。他们把大红学家胡适也骗了,招致胡博士也改变了高鹗续后四十回的看法。所以,我认为程、高二公破坏了阅读,研究<红楼梦)的“游戏规则”,以致后来者一直雾里看花而无法自拔。
    “点评派”除了版本研究,也有不少点评家认为《红楼梦》影射个人家事和宫闱秘事。如周春的“张侯家事”说;舒敦的“傅恒家事”说,更多的人认同贾宝玉其实是影射康熙卜五年进士、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纳兰性德。不研究版本,专事迷恋《红楼梦》影射个人家事和宫闱秘事,其实也不属“点评派”,而是清中后期的“索隐派”。
    二、“索隐派”的主帅蔡元培,又一个违反游戏规则
    “索隐派”掀起于辛亥革命。是时局和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浪潮激发了“索隐派”的联想呢,还是“索隐派”人物自己构建文学“乌托邦”理想王国呢?我无从下论断。但令我怦然心动和惊讶不已的是“索隐派”的主帅蔡元培。这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在研究《红楼梦》时怎么忽然变成“天真活泼”的人孩子?
    蔡元培一直是把《红楼梦》视为政治小说,而且直指为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他在《石头记索隐》一书中指出:
    《石头记》……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死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纲,又欲另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石头记索隐》页一)。
    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创开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日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但“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系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象传日,“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第三十一回,……翠缕说:“知道了!姑娘(史湘云)是阳,我就是阴。……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清制,对于君主,满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臣与奴才,并无二义。以民族之对待言之,征服者为主,被征服者为奴。本书以男女影满汉……
    蔡元培先生接着开列了一张索隐清单:
    (1)贾宝玉,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康熙帝的太子,后被废)……
    (2)《石头记》叙巧姐事,似亦指胤,巧字与字形相似也……
    (3)林黛玉影朱竹(朱、彝、尊)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之号也……
    (4)薛宝钗,高江村(高士奇)也。薛者,雪也。林和靖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高士奇)也……
    (5)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学,乾卦作“三”,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人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
    (6)王熙凤影余国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字相连也
    (7)史湘云,陈其年也。其年又号迦陵。史湘云佩金麒麟,当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尝以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也……
    (8)妙玉,姜西溟(姜宸英)也。姜为少女,以妙代之。诗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代英字也(从徐柳泉说)……
    (9)惜春,严荪友也……
    (10)宝琴,冒辟疆也……
    (11)刘老老,汤潜庵(汤斌)也……
    在现在一般常人看来,总觉得蔡元培先生在做文字游戏,其实,人家却在认真做学问,他在索隐中体现三个原则:“一品性相美;二轶事有证者;三姓名相关者”。他“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故自认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不同”。其主要观点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你看,蔡老是不是在认真做学问?哪有丝毫的苟且和儿戏?
    有资料表明,自1919年就出现过三部著作,即王梦沅、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在上海出版,在很短时间创下十三版记录,次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问世,至1930年仅十三年已印行第十版,影响之大非同一般。1919年出版的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更确认为“始清兴亡史也。”“索隐派”如何形成?“索隐派”为什么拥有这样众多的读者?我看,“索隐派”显然也是违反文学和语言的游戏规则。
    三、“考证派”重证据、资料,比“索隐派”重视科学。
    “考证派”的祖师爷胡适著文猛烈抨击蔡元培,但他一样自打嘴巴,钻不出红学家自己设置的怪圈比“索隐派”时间稍晚,《红楼梦》研究领域又出现了校勘、训诂,考据方法研究《红楼梦》的“考证派”。“考证派”主帅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左丞右相是俞平伯和顾颉刚。“考证派”一上场,就向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猛烈开火,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跋红楼梦考证》,都是针对蔡元培先生的“索隐派”。不但有声势,而且有系统地进行抨击的。“考证派”重理据,轻联想,小心求证,较“索隐派”严密科学,自然,“考证派”比“索隐派”被更多的读者认同。但仔细阅读,与“索隐派”并无差别。如书中的贾宝玉即曹雪芹本人,书中的贾府即现实生活中的曹家,《红楼梦》即曹雪芹自叙传等。“索隐派”和“考证派”两相比较,两者之间何等惊人相似。他们的基本论点和研究方法,正合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主张,不过,“索隐派”更多大胆假设,“考证派”更注意小心求证,证据更为充分罢了。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结论,却往往殊途同归。胡适抨击蔡元培索隐,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矛罢了。无论蔡家胡某都说曹雪芹是贾宝玉,都说贾家即曹家,不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两个都违反了文学的功能和规律,怎能钻出自己设置的怪圈?
    我想提一提胡适博士。他研究学问很认真,有时候也很天真;有时候又很无知,狂妄。他在1960年11月24日给台湾高阳的信有一段这样的评论:
    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
    四、胡适博士晚年对自己过去的评红在反思和叹息
    研究了半辈子《红楼梦》,被誉为“红学”考证派大师的胡适博士,到了他生命的暮年还说:“《红楼梦》的见解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看,吃洋面包的胡博士在对他过去研究《红楼梦》反思了和后悔了。又说:“他(指曹雪芹)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让他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你看,当时他(曹雪芹)的背景、往来朋友根本没有博士和博士后;他又没能有机会进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英国剑桥大学“训练”,他的文学造诣能高明到哪里去呢?你看可笑不可笑?这话仍出自胡博士之口,中国许多留洋学生,包括胡适,谁写过《红楼梦》这样气势恢宏的小说?他埋怨曹雪芹没有“文学修养训练的机会”,我们听了只能啼笑皆非。可见,红学家许多都在自己设置的圈子里转乃至毕生不能自拔。现在回眸看看,凡是把文学与社会,与人生联系评红的学者,他什么派也不是,但却没有给自己设置圈子。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四十年代的学者刘大杰等,都写过很好的“评红”文章,他们都很重视文学的功能和特殊规律,都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典型性、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结合进行分析,贾宝玉就是贾宝玉,他怎么是曹雪芹呢?贾宝玉乃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成功塑造的典型。这样,你也成功了,钻出了红学家设置的怪圈。依我看,这些怪圈说白了就是游戏规则。打乱了游戏规则,就演绎成一个怪圈。
    五、我发懵了,《红楼梦》果然是一部“天书”吗?
    现在轮到我发懵了,轮到我猜谜了,那些大师级的学者,怎么会这样论一部文学作品呢?怎么能说《红楼梦》乃“吊明之亡”的政治小说?宝玉好吃女人嘴上的胭脂便“言以满人爱汉族文化”“拾汉人唾余也”。而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主张,终于考证出贾宝玉即曹雪芹;贾家甄家即曹家的结论。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悲哀的阶层,几千年的文祸,使中国知识分子如履薄冰,喜欢用曲笔,喜欢春秋笔法,但也不会以整部作品让读者去猜谜。
    不错,《红楼梦》包罗万象,红学家左影射右猜谜,使《红楼梦》简直成了一部“天书”,它像另外一种形式的《周易》,谁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切入口”,否则,解放后为什么我们又把《红楼梦》视为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小说。你看“护官符”里说《红楼梦》里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中国解放前也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统治。贾家迫死了多少人命?这不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天哪!何其丰富何其博大,事事都天造地化的“红楼”,说你是一部“天书”多么贴切。
    六、高鹗续“红”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
    尽管《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否是高鹗续笔仍在争论,许多权威出版社仍确认《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笔。就是胡适选本,也标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高鄂等。无论是文本、语言、风格,高鹗虽下功夫继承曹氏文风,但许多方而依然无法对曹雪芹大师的项背。最显著的是北京语明显少了。文如其人,文学的天赋是爹娘给的,上帝给的,世间的仿品、赝品,真伪一见分明。高兰墅先生也是清进士,文学造谐相当高,敢于续《红楼梦》的人才华也举世无双。但此公和程伟元串通一气,要了一个花招,说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原稿是程伟元花重金在“货郎担”箩里面发现的。这样,高鹗先生便把续写《红楼梦》的责任推得一千二净,他高鹗和程伟元不过是“细加厘扬,截长补短”的修补匠。此公不但破坏游戏规则,甚至设置陷阱,实在不够“光明磊落”。但他毕竟曾捉刀代笔,把八十回本的《红楼梦》续成百二十回本,而且续得相当成功,以至连胡适博士也一度相信百二十回本是出自曹雪芹…人之手。这足以证明高鹗的文学造诣非同一般。无论如何,高鹗续写《红楼梦》对《红楼梦》的普及流传可谓功德无量!
    尽管高鹗先生曾经耍过小聪明愚弄读者,但我列他续作《红楼梦》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肃然起敬。
    七、贾府不是曹家。贾宝玉也不是曹雪芹,而是曹雪芹成功塑造的艺术典型
    把贾府视为曹家,把贾宝玉视为曹雪芹,视为曹雪芹身世自说,是曹雪芹自己的“情场忏悔”。“红学”研究的“考证派”,考证了一辈子,胡适也好,俞平伯也好,一直就在自己错误的结论面前兜圈子。他们和“索隐派”殊途同归。
    贾府有没有曹家的影子呢?有,而且大量素材都取自曹家,像皇帝四次南巡,像三次接待皇帝南巡的江南织造署,像曹家三代执掌江南织造以及两淮盐吏,历史上都有记载。像曹家由盛而衰,以至后来被朝廷抄家,都酷似曹雪芹描写的贾府。但决不能说经考证有大量资料,就把贾府视为曹家。“自传说”实际上是贬低了甚至是抹煞了文学的典型意义,文学的特殊规律。没有形象,没有典型,没有想象和虚构,把艺术和生活等同起来,《红楼梦》还有艺术生命?正是不拘于一人,一家,一事,正是因为曹雪芹着力塑造艺术,塑造人物,《红楼梦》才保持了旷日持久的永恒生命。作家进行艺术创作,无论想象怎样丰富,怎样夸张虚构,都不可能摆脱生活的轨迹。所以,一旦他完成典型化的艺术创作,就有许多读者甚至批评家挤进剧院中来,相争对号入座。于是牵强附会等麻烦开始了,“影射法”常使作家遭受一场牢狱之灾。文革期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使全国多少作家陷身囹圄。这是一场血的教训。小说就是小说,它固然紧密联系社会与人生,但不管你怎样解释,怎样论证,都不能超越小说涵盖的内容范围。“三中全会”前期小说无限上纲至极限,就是蔡公的“影射法”阴魂不散。“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宁愿把问题说得严重些,让后来者执笔小说时没有后顾之忧。
    八、有没有“脂砚斋”这个人?
    有没有“脂砚斋”?红学家至今仍争得面红耳赤。这个问题,本来是红学家的事,但因为有关的争论文章看得多了.自己又是小说家,也想提点自己的看法。
    红学家有谓脂砚斋是皇亲或清皇敦诚敦敏兄弟,有指和曹雪芹共度患难的“史湘云”,有说是曹雪芹的堂兄弟纯粹是子虚乌有,是曹雪芹虚晃一枪,总之,各持各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自己是怎样看的呢?据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敦诚在喜峰口,此时是丁丑年作的。又考证的“佩刀质酒歌”虽无年月,但其下第二首下注癸未大概此诗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作的。这两首诗之外,还有两首未刻的诗:
    (1)赠曹芹圃即雪芹
    满庭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
    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谁买马猪肝食,日望西山餮暮霞。
    这诗使我们知道曹雪芹又号芹圃,前三句写家贫的状况,第四句写盛衰之感(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2)曹雪芹(注)甲申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适按,此二句又见于《鹪鹩庵笔麈》,杨钟义先生从《笔塵》里引入诗话;杨先生也不曾见此诗全文。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垌。
    这首诗给我们四个重要之点: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我在《考证》说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时只有“四十年华。”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考证》里的猜测还不算大错。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声明一句。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三),下距乾隆甲中,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见曹寅了。敦诚“寄怀曹雪芹”的诗注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有一点小误。雪芹曾随他的父亲曹在江宁织造任上。曹做织造,是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六年(一七一五——一七二八):雪芹随在任上大约有十年(一七一九——一七二八)。曹家三代四个织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诚晚年编集,添入这一条小注,那时距离曹寅死时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诚与袁枚有同样的错误。
    (3)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据此,雪芹死后,似乎没有后人。
    (4)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从第一首我们可以知道曹雪芹家贫的状况。三年后,曹雪芹因儿子天逝伤感悲愤疾病逝。从敦诚这两首诗里看出,贫困潦倒,住北京郊外的曹雪芹,不可能有“脂砚斋”这类“高参”在身边增加本已无法支持的经济负担。脂砚斋更不可能是敦诚、敦敏这些王公贵族。
    其次,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他的头脑就是一个加工厂,他需要特别的宁静和主观投入,绝对拒绝和排斥有个自称为老师的人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例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重要修改,绝不取决于好为人师的旁人,哪怕他是师爷,因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那是挖肝割心的事。绝不像澡堂修脚趾甲那样轻,因为结构严谨的作品,抽掉一个情节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改动,已使《红楼梦》无法弥补千古遗憾。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不存在曹雪芹进入创作境界时在一旁指手划脚的教师爹脂砚斋。最近,我曾花千元购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看完以后,我依然没有放弃我这一观点。
    那么,脂砚斋是谁?我看还是曹雪芹本人。程伟元、高鹗尚且能在货郎担上找到曹雪芹散失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全本,使红学家中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直往他们设置的迷宫里钻,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那么,才智过人,能写出千古绝唱《红楼梦》的曹雪芹,编出脂砚斋这美丽谎言岂不小菜一碟?
    再过八个月,我就满六十八岁了。我这一代人活到这把年纪真不容易。我们是在政治运动中和战乱中活到五十几岁的人,倘或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过几年再来一次”,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也是幸运的一代。虽说今年全球暖冬,但我故乡许多老人还足聚在一起“晒太阳”。而我依然在喧哗吵闹的客厅中伏案写作。别说是蔡元培公是我毕生崇拜的偶像,就是胡适博士和俞平伯先生,每次把他们厚如青砖的专著,摆在我案前的时候,我总是霍地直起身子,俯下头来,表示我对他们对中国学术,对中国文学毕生献身的精神无限景仰。并把他们视为我心灵中最崇高的榜样和偶像。我是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我在本文中,有些话说得不恭顺,那是我的无知与浅薄。但是,作为一个学人,我认为研究他们的作品和坦率提出意见,才显示出自己胸怀的坦荡和内心的虔诚。否则,我为什么不牵着孙子和同龄人到江边草地上晒太阳呢?
    原载:《广州文艺》1999年第4期
    
    原载:《广州文艺》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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