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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不尽的红楼梦”,就有层出不穷的红学话题。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艺术至清则无味。《红楼梦》之所以如此为国人津津乐道,被口味很高的中国文人热热闹闹地研究了二百五十年而不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旨设置、总体构思、叙事形式、语言运用,还是艺术典型的塑造上,都为人们提供了具有多向审美的可能。因此曹雪芹还在创作时,不同的脂批者已经出现了意见分歧。到了抄本时期,读者毕竟还十分有限。至1791和1792年,用活字排印的程甲本与程乙本相继问世,一时“京都纸贵”、“家置一编”,争论就多起来。光绪七年的《三借庐笔谈》记载了两位文人兼好友一个尊林抑薛,一个褒钗贬黛。有一次一言不合,“几挥老拳”。由于曹雪芹家道衰落,许多情况不明;全书未完,传抄版本众多,后来又有续书;而且书中和脂批中又有不少地方容易产生歧义。所以此书值得研究和易于引起争议之处颇多。不过由于当时印刷条件限制以及现代新闻媒体出现很晚等原因,对《红楼梦》及其相关问题虽有不同认识,但很难形成社会性的争论。 真正够得上称为红学热点的,第一次当推两位五四时代的大将胡适与蔡元培之间的论战。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尖锐批评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蔡元培则撰文列举大量材料为自己辩护,并批评了胡适的“自叙传”说。胡乃北大名教授,蔡则为北大校长,均系学界领袖。故胡蔡之争不仅轰动一时,而且在红学史上传为佳话。第二次是1924年刘大杰撰文提出《红楼梦》中的地点是陕西长安引起的,受到李玄伯、胡适、俞平伯等人的反对。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红楼梦》的普及,红学热点出现的频率大大加快。从1954年毛主席支持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掀起了一场评红运动开始,以后关于曹雪芹生卒年,京城何处大观园,以及所谓佚诗、佚稿、遗物、画像、故居和著作权等等的争论,加上七十年代的又一次全民性评红运动,平均大约三年就有一个。倒是八十年代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轰动性争论。因为改革开放了,红学得到了大发展,许多问题都在讨论,有不少都需要重新认识。虽然关于红学三十年的评价,什么是红学等都争论了一番,却缺乏从前那种轰动效应。 九十年代以来,红学界却热门话题不断,七年之中热点多达八个,而且其中有些还带有某种前所未有的特点,颇可玩味。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一:外热内不热的“作者新考”1990年赵国栋在《河南大学学报》当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楼梦作者新考》,认为《红楼梦》的作者、脂砚斋和“石头”实际上都是一个人,不是曹雪芹,而是曹。“曹雪芹只对《红楼梦》作了整理增删。”由于政治原因曹不敢出面,当时一些知道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是曹雪芹。”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新华文摘》迅速以一万两千字的篇幅予以摘登,各地多家报刊接着也报导了这个消息和主要论点,一时颇引人注目。令许多关心《红楼梦》的人不解的是,大量消息报导之后,就几乎再无下文,也弄不清曹雪芹究竟还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了。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红学家较多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没有作出什么反应。一年半以后,《红楼梦学刊》才发表了一篇李春祥的《“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兼评“自传说”》,捎带批评了赵的文章。李文论证,曹任江宁织造前无条件写《红楼梦》,曹任江宁织造期间不可能写《红楼梦》,撤职抄家后曹下落不明,曹无文才,清代近代从无人说曹是《红楼梦》作者。“谓曹写书之事,与曹时代较近,甚至也了解曹家世之人也从不提起。因此,曹决不是《红楼梦》的作者。”相反,却有不少文字材料能证明曹雪芹是作者。“不敢”之类的推论是缺乏说服力的。 其实,局外人的“奇怪”正因为局内人的不奇怪。只要是对《红楼梦》有些研究的学者,或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就关心红学进展的读者,就会明白,这篇名为“新考”的论文,其实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点。所有那些观点前人均已表述过,也没有什么新材料作为论据。该文所论,基本上没有超出已故戴不凡先生1979年《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与《石兄和曹雪芹》以及《秦可卿晚死考》三文引起的争论的范围。当时《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文艺研究》等多家很有影响的刊物纷纷发表文章,红学界许多专家撰文反驳,一年中论文多达近三十篇。1982年12月,首先发表戴文的《北方论丛》将戴的三篇和批评他的十三篇文章结集为《〈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1985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红学界人对一个刚刚经过热烈而比较深入讨论的又没有什么新观点和材料的问题,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兴趣了。 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二:曹雪芹墓石真伪1992年七八月间,忽然传来在北京通县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的消息。一时首都红学界文物界人士都去考察。此石长一米,宽40厘米,厚15厘米,石质粗糙,两面较齐,另两面还是毛边。上面刻有“曹公讳瞮墓”五个字。“是曹雪芹名,雪芹是号,古人有的以字或号行。石的左下角有“壬午”二字,午字略残缺,不过这两个字是看得清的。壬午乃乾隆二十七年,即1763年。红学界对曹雪芹卒年一般有壬午和癸未(即乾隆二十八年,1764)两说,未有定论。 据当地农民李景柱说,1968年秋村里大搞平整土地,在村西曹家坟地下一米左右处,挖出了这块石头,李一看就说这是曹雪芹的墓碑。当时他二十岁。他十一岁随父母从城里迁回张家湾,在张家湾中学读完初中,爱看书,喜欢画画和书法,喜欢收藏古瓷古币古书。他还当过几年代课教师,文革中评红的简报他搜集了不少。1966年他从前的语文老师送给他一套余冠英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他从书上知道曹雪芹名叫瞮。那套书上曹的卒年是癸未。当时还有一个农民从墓石下一米处挖出一具男人的骨架,没棺木,一看没宝物,就将骨头扔了。因为当时正是“文革”期间,李怕惹麻烦,就将石头运回家,第二年盖房时将它作了房基,以免丢失。据康熙54年曹的奏折,曹家在通州有地六百亩,在张家湾有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据其他史料,曹家祖坟很可能就是这个曹家坟。许多专家看了墓石,根据各种文献资料分析推论,都认为石头和刻的字都是几百年前的,不可能是最近几十年的。但也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对于无棺,题名与落款方式,出土时间与出现时间等提出了不少疑点。于是北京日报,《红楼梦学刊》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报导与论文,各地报刊多有摘登。翌年在扬州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红学研讨会上,墓石真伪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事隔三年,还有论争的文章发表。中国红楼梦学会编了一部《曹雪芹墓石论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我也是一直怀疑。其中有个心理也许不太健康:三十年来“发现”了好几样曹雪芹“遗物”,每一次均以兴奋始,皆以失望终。有的人是故意作伪,欺世盗名。作伪者中甚至还有著名学者,实在令人不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被咬了好几回之后,如今连挂着的皮带也要多看一眼。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四期发表文章,说发现了八首曹雪芹佚诗。有人誉为“不亚于原子弹对广岛、长崎的影响”。不少新闻媒体纷纷报导。若发现一首,我倒还有兴趣找来看看。一下子居然发现了八首之多,我就觉得恐怕至少是又弄错人了。不久果然有人写文章指明了实际作者。 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三:脂评和抄本真伪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红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的版本有两个系统:脂本和程本。《石头记》早期抄本中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写批以脂砚斋的最多,故通称脂本。今传乾隆时期抄本的过录本有十一个,批语总数达数千条,是红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红学界一般都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有的认为有可能是他的近亲或长辈,畸笏叟可能是其叔。《石头记》一开始是以带脂批的抄本形式流传,只有前80回。约过了近三十年,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程伟元高鹗以活字排印出版,这就是程甲本,因为第二年即1792年他们紧接着又将初印本作了改动,就叫程乙本。这两个本子都是120回,因此脂本自然要早于程本。 1991年起,时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欧阳健陆续发表论文。主要论点是,脂砚斋和曹雪芹根本不是同时代人,批语是比曹雪芹晚大约一百年的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写的,所有的早期抄本都是刘铨福等人伪造的,时间都晚于程甲本。被红学界认为底本抄成较早的甲戌、己卯、庚辰三个脂本,是书商“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在民国以后制造出来的”。 从1993年开始,许多红学家撰文反驳。有人指出,欧阳健读书不细,有些重要地方连ABC都没弄清,理解错误,却用来作为重要论据,建立大论点自然靠不住。刘世德说,欧阳健对张宜泉《春柳堂诗稿》的好几段文字根本就没读懂,推理方法上也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他对该书张的《自序》中关于皇上钦定乡会试增试五言八韵排律那段能确定张所处年代的话以及另几篇序,都理解错了。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举出许多材料,批评他不顾事实或没看过红学的一些重要书籍文献就乱下结论。比如欧阳健认为有三代脂砚斋,第一代是刘铨福的父亲,第三代是在1927年将甲戌本卖给胡适的时候的书商。其实比曹雪芹略晚的裕瑞的《枣窗闲笔》(裕瑞的前辈姻亲好几人与曹雪芹或多或少有点直接间接交往)里便讲到他在程高未刻活字本之前见过抄本,上面“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因此抄本肯定早于程本,正如汉武帝时司马迁的《史记》必定早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一样。施己墨列举大量材料指出,欧阳健“由于心中横着一个‘程前脂后’的先入之见……只找有利于自己的实证,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的实证;而且,他所举的一些实证,如果换个‘思路’看,往往与他的结论适得其反。” 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四:《太极红楼梦》和曹雪芹祠庙严格地说,《太极红楼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的问题并没有成为红学热点。因为红学界除个别人外,都觉得没必要为此劳神。但前不久王国华广泛散发“举报”冯其庸的信件(据1997年1月27日法制日报说多达“千余封”)这才“热”了起来。 人们只要一看封面和书脊定然大惑不解:作者署名竖排是王国华和曹雪芹。按中国竖写从右到左的规矩,署在右边的王国华成了第一作者,曹雪芹反倒退居第二了。最初我以为两处都是误排,翻开首页,正面竖排王仍在右。而反面横排则是王在左。看来王和出版社都认为曹雪芹只能做第二作者。 王国华将全书重新结构为五部。第一部是5,14,23,32,41,50,59,70,79,88,97,106共12回。所以新的开头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结尾是宝玉悬崖撒手。紧接着第二部的开头则是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他在每回之后有一个长短不等的“对称提要”,将他认为属于太极对称的书中其他内容指出。有的超过千字,有的仅二三十字。他在此书《前言》中说:“《太极红楼梦》,中国文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那确实是没法读了。他自视极高,该书《几点说明》声称:“现实的《红楼梦》研究,却是‘空中建阁,沙上立塔’者居多。极而言之,《红楼梦》从来就不曾为红学家们所认识。”他说:“一部《红楼梦》,即是一部《康熙字典》的演绎。而许久以来的《红楼梦》评论,莫不是搬弄教条为能事。”这部书就是“批判那种对《红楼梦》基本关系没有搞清就妄下断言的伪红学,批判那种自己无知无识,却说曹雪芹只是一个写半部作品的作家,说《红楼梦》只是一个‘半成品’的伪红学家。” 这部十六开硬面精装的《太极红楼梦》封面还有一处颇让人费解:“北京曹雪芹祠庙落成纪念专版”。庙乃祭祀神佛之类的。孔子虽然不是神仙,但是“圣人”,而且后来封号越来越高,直至“文宣王”,儒家已由学术流派演变为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关羽自宋代起逐步神化,明万历年间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已入仙界。为他们建庙乃题中之义。但曹雪芹的头衔也无非是“伟大的文学家”什么的,从不带一丝神佛仙气,建庙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祠乃旧时后人祭祀祖宗或先贤之处。当然例外也是有的。阿Q住的未庄土谷祠供的是土地菩萨。而土地爷是神中“村长”,算本族祖先亦可通。当今倘是本族,重修祠堂亦有所闻。但曹雪芹无后。倘是外人,多修纪念馆之类。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祠庙”连用的建筑。要么叫祠,如成都的武侯祠,海南有个五公祠。要么叫庙,如关帝庙。这“曹雪芹祠庙”不知究竟有什么讲究了。 《太极红楼梦》如果作为学术研究,聊备一格,本无不可。王国华经历坎坷,自学成材,大家本来都很同情。现在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了。 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五:曹雪芹祖籍是辽阳,不是丰润。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他祖父曹寅写诗署名“千山曹寅”。千山就属辽阳,解放后才划归鞍山。曹寅的祖父曹振彦是奉天辽阳人,或说世居辽东地方。这些在史籍、家谱、方志和其他文献中都有记载。沈阳、鞍山都在辽阳附近,明末以前辽阳是整个东北的首府。70年代在辽阳还发现两块碑,上面刻有曹振彦和他亲属的名字,和家谱对得上。从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从龙入关”到雍正五年曹家被抄,差不多一百年。曹家这段极不寻常的兴衰史不仅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提供了基本素材,而且在小说中有多处反映。这也是一些学者将曹雪芹虚构的小说看作是他自己的“自叙传”的一大原因。所以虽然3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丰润说,但直到60年代前半期,绝大多数学者还是主辽阳说。 文革中毛主席让人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排成大字本给他看。有一次开会,毛主席见到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说,你是丰润人,和曹雪芹是同乡。他的话那时“一句顶一万句”,于是丰润说就成为“定论”。所以粉碎“四人帮”不久重修的《辞海》等都采用此说。但红学界绝大多数人仍持辽阳说。 1993年几位丰润籍文化人连续发表文章,重提祖籍丰润的问题。主要根据依然是曹寅诗中曾称丰润的某曹为四兄、骨肉,他们曾长期交往。而且后来又从丰润曹家谱中找出一个曹渊,说他就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曾过继给曹寅,改名曹颜,以后不知为什么又回丰润曹家了。有好几位丰润籍文化名人也发表文章表示支持。其实你在某方面有成就,不等于你什么都懂。《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晚期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红学也涉及许多复杂的知识。如果对明史、清史、谱牒学、古代小说史缺乏研究,最好当读者,别轻易介入论争,否则难免贻笑大方。有人就是不懂古代修谱的一些原则,又不注重逻辑——不少人在学术上栽跟斗与缺乏逻辑修养有关——所以推论上接连出错。比如过继在家谱中(尤其是当时极有地位者)必定会写上,回来也是。再说同姓和同宗不是一个概念,古人讲究联宗,刘姥姥和贾雨村都利用过这个关系。曹寅虽然称丰润曹某为骨肉,并不意味着他们有血缘关系。丰润曹的家谱中没有曹寅这支的任何记载就是有力的证明。“新丰润说”的一个电视片还说,曹雪芹因《红楼梦》得罪了皇上,被族里除名,所以家谱无载。有的学者指出,如果曹雪芹真是曹渊的本家幼弟,那么从家族身份和创作重要性而言,曹渊的地位都远高于曹雪芹。那家谱岂不首先应将他除名?他怎么会留下?那酒也应当以曹渊命名才是。 周汝昌先生向来主丰润说,他强调丰润是祖籍,辽阳是寄籍。都是明代从江西迁来的,先定居丰润。后来一个兄弟迁往辽东,成为辽阳曹的始祖。此说证据不足,而且没有意义。因为即使是,那也只能成为曹雪芹的祖宗的祖籍,而不是曹雪芹的祖籍。要这样排下去,咱全是同宗,都是周口店猿人的后代。现在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文化这个台子首先要搭得坚固。尤其应使用适当的材料,采取合理的结构,否则是可能倒塌的。 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六:曹雪芹“谋杀雍正”的《红楼解梦》最近几年和《红楼梦》有关的最畅销书是什么?是霍国玲三姐弟合著的《红楼解梦》。1989年燕山出版社一次便印行两万八千册。正如其原书名叫《红楼隐侠》所体现的,此书的结论是,《红楼梦》除了表面的故事外,还隐写一部历史:曹雪芹与被雍正皇帝夺走的其情人竺香玉“合谋害死雍正,在一段时期内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人们普遍将其看作侠文学作品,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著作,所以红学界没人去争论。 1995年中国文学出版社两次共印增订本第一集三万册,一些新闻媒体争相介绍,有的称该书“为红学研究的一次全面突破。”霍国玲到几个大学演讲并签名售书,电视台也做了报导。霍国玲表示:“二百年来,只有戚蓼生和我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红学界人士写文章正式批驳我,我也相信自己是驳不倒的。”霍国玲说:“学理工的人特有的严谨、推论、求证的方法往往是一般专门从事文史工作的人所缺乏的。”为此北京青年报采访了几位红学家,1996年3月1日在头版以《〈红楼梦〉不是密电码》为题详细报导了他们的批评。接着一些红学家在《红楼梦学刊》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处以论文和直播形式,指出《红楼解梦》有许多常识性错误。比如《红楼解梦》全书立论的基础是曹雪芹有意识地将《红楼梦》写成一部历史,因为“野史”就是历史。霍君引《红楼梦》第一回“历来野史,皆蹈一辙”等语,认为“作者的著书本旨,是为了修著一部野史并留存人间。”还引用了脂批中的五处“野史”以证明曹雪芹的确“是以小说作掩护隐写历史”。其实野史除与官修正史相对外,另有一义,即指小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史传,故小说家历来爱以“史”来命名自己的作品:外史、逸史、艳史、媚史、趣史、后史、快史、痛史、小史、情史、浪史、仙史、迷史、太史、烂污史等等。有的干脆叫教育史、进化史,但那不是科学著作,是小说。直接以“野史”为书名的也不少,明清两代就有:绣榻野史、艳婚野史、呼春野史、株林野史、闲情野史等等。其实曹雪芹在第一回多次提到“我这一段故事”。小说反映了某些历史和以小说隐写历史是两回事。这类错误在《红楼解梦》中比比皆是,而且多处自相矛盾。近年来自称或为人作序作评表示在红学研究上取得“全面突破”或比这还高的成就的言论,笔者1996年就至少见过四次。红学研究如此容易就“全面突破”,那还是《红楼梦》么?我担心成了不知什么别的梦了。 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七:“二书合成”论《红楼梦》中存在不少疑点,诸如某些人物年龄不合理,大姐儿与巧姐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等,许多前辈学者早已指出。杜春耕先生读得更加仔细,有一些新发现,包括脂批中一些过去人们不大注意的文字。1995年10月至翌年3月他在中国经营报上以《说“红楼”》为栏目连续发表了31篇文章,约四万字。他认为《红楼梦》是由曹雪芹将他写的《风月宝鉴》和其叔辈畸笏叟等人写的《石头记》这两本毫不相干的书合成的。“《石头记》的拥护者(或作者),认为《风月宝鉴》的文笔不好,‘非《石头记》大笔所屑’……《石头记》表扬自己的书没有‘奸淫凶恶’的‘风月笔墨’,而《风月宝鉴》又自夸其故事和文笔‘比历来风月故事更琐碎细腻’”。“二书作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沟’。”合成过程中曹雪芹“无权大改”原稿,“无权改变《石头记》中的许多文字,对这一点曹雪芹是无奈的。”双方合作并不十分和谐:“双方的作者都不会允许用一本书来吃掉另一本书”。 红学界一般都认为《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之间是一个修改、扩充、提炼和升华的关系,《风月宝鉴》又是《红楼梦》众多别名之一。一些红学家感到杜春耕先生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研究《红楼梦》成书过程的一个新角度,有的问题颇有新意。但是“二书合成”说尚难以成立。 从创作规律来看,如果是两个人分别创作的两本书,那么就会有两个毫不相干的情节系统和人物系统,这样就不可能合成一个完整的新体系。《风月宝鉴》水平尽管低于经过反复精心修改的今传《石头记》,但不可能很差,其情节人物以及局部的题旨上都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曹雪芹不可能将一部水平很低的旧作修改成伟大的作品。应当恰当地分析与看待《红楼梦》的问题。如果“书中有两套年龄体系,有两组人物斑底,有两个故事地点,有两种文笔”,“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都不通”,“石头和神瑛侍者‘风马牛不相及’”,那么《红楼梦》的地位将彻底动摇。如果合成的是《红楼梦》这样的伟大艺术作品,那么它必须具备充分的必要性和足够的可能性。为在讨论《红楼梦》成书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基本选择:要么它是有一些一般缺点的伟大作品,要么它连一些基本问题都没说清楚,二者必居其一。 《红楼梦》这样一部艺术巨著,必定出自于一位艺术大师之手。按照常例,如果是几个人合作,那么执笔者、定稿者当由所有人中最有水平最堪信任者担任。此人应具有最终决定这个稿子整体与局部性质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由他来担此重任。这位杜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光学专家,后来经营高技术企业也很有成绩。近两年热心钻研和支持红学,有人戏称他是“红学第一票友”。 九十年代红学八大热点之八:“红学大扫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四期发表了周汝昌先生的一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立即引起红学界许多学者的强烈反应。有位红学家称周文是进行了“红学大扫荡”。周文对“旧红学”和“新红学”基本上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于公认第一个引入西方美学思想研究《红楼梦》的王国维,“在‘红学’的严格意义上讲,却不占什么重要位置,无有自己研究的创获可言。”索隐派“并无学术实质可言”,评点派“也与学术性研著根本有别”。“新红学”主要代表人物胡适和“旧红学”代表蔡元培“正是‘一丘之貉’”,“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体系可言。”“自从(鲁迅)先生于1936年去世以后,这种以真‘学’为质素的‘红学’竟然毫无发展与进境。”六十年来红学“历史命运是悲剧性”的原因是“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红学’遂落于低层次人士之手。以我自己为例,如果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是在三流的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究此学的条件。” 邓绍基认为:对红学史应“分清主流与非主流。菲薄前人,唯我独尊,乃至扫荡一切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杨乃济引用周汝昌自己的论著指出:此文的结论:红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与他数十年来一贯坚持的“红学的肇始和全部都是讨寻本事”以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石头记》的版本……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而且“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表面上看来是个惊人的大转弯,而且都将以小说学文艺学观点研究《红楼梦》斥之为“缺少真实”、“非学”,实际上二说是同一性和包容承传的关系。胥惠民说,鲁迅谈到《红楼梦》的自叙说“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明明是指胡适考证的结果,而周文却说是鲁迅“论定”的。”“‘还红学以学’的实质,就是百年红学史只有他的自传说够得上‘学’,话不好明说,假鲁迅而言之。”贾穗在《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以上四文分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三四辑)的三万余字的长文中,对周文做了全面的批评。指出:周说红学需要我国的文史哲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此种说法,名义上是抬高红学,实质上是‘封杀’红学。但令笔者不解的是,周先生既自承‘三流’学者,那他又怎么不自量力,敢去染指红学?”贾文还列举周先生的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他一向强调“研究曹雪芹才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重要‘工程’”。而且“各种谩骂式的词语充斥于”评论近五十年来红学史的“字里行间”,“当今红学界是一片漆黑”。 冯其庸有言:“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红学也肯定还会不断出现新的热点。 1997年3月1日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三间屋 原载：《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九年第二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九年第二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