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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错，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细比，他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相当地方，显得匆促、潦草、粗率、慌张、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急于完成故事、急于奔向高潮、急于赶往最后的结尾。缺少那种闲庭信步的雍容、行云流水的自然与清丽；对人物描写没有前八十回那样的耐心，老让人物去跟着作家设置的情节走，去为完成故事服务．致使部分人物的性格分裂、变形、行动上倒硬拐，甚至强令做他们不可能做的事、说不可能说的话；文本透露出来的感情，其蕴藏量，其流出量，其奔腾力度，其幅射的广阔，其震撼人感染人的强度深度，比起前八十回，均有明显的落差，前者直如洪水季节的大江大河，后者除开部分章回、段落外，则有点像到了秋冬的枯水时期。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凭着这些，就贸然断定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笔墨。 辨别某些文章是不是同一个作家写的，有时一眼可以看出，有时便难判断，而那些久已亡故的作家的作品，在缺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往往就非常不好辨视。还须明白的是，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进程中既有与主体(作家)的修养、才能、知识、熟悉生活、表达技巧有关，更与彼时彼刻的精神状态紧密相连。一个写得好的作家，并非是每时每刻写得好，篇篇写得好，部部写得好，即使在同一部作品中也不是每个章回都写得好、从头到尾全部精彩。相对而言，情况倒常常是大部分可能写得很好，但也会有一些只能算较好的地方，或平庸乃至下乘的章节、段落。这种现象，细心且略具欣赏能力的阅读者，在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长篇小说中，可以经常看到，(平庸作家的平庸作品就不必说了)。红楼后四十回显示出的落差和平庸，我认为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去解释。就以毫无疑问属于曹雪芹手笔的前八十回而言，各章各回的优秀美妙程度，也不全在一个水平上。少数地方还有难以掩饰的粗糙，和明显的漏洞及破绽。这跟《红楼梦》系初稿、曹雪芹没有来得及加工修改自己的作品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作家曹雪芹自身的因素，和他所处的时代、具体的创作环境的因素，甚至也与困顿的日常的物质生活有着联系。后四十回的相对欠佳，主要也源于这些因素所致。 “古来圣贤皆寂寞”。曹雪芹非圣非贤，但他确实是寂寞的，不仅寂寞，而且孤独。他所处的时代没有人能理解他，连他最好的朋友敦敏、敦诚兄弟，也不真正了解他。从二敦有关曹雪芹的诗里看，他们和曹雪芹的关系，曹雪芹和他们的关系，真可以说肝胆相照，亲密无间了。但具体说到对曹雪芹的观感，也只是表面性格、某些情态、诗画才气、个别境况下的心绪和情绪、嗜酒习惯和日子过得甚为艰难的追述和描绘。比如：“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接罹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满径蓬蒿老不华，拳家食粥酒常赊”；“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毪毪（毛冒毛喿）白眼斜”。基本不言及他的广阔内心世界，深层次的心理活动，隐秘而深沉的多彩多姿的感情，遏尔涉及亦语焉不详。这或许是不愿言不便言，或许是诗歌这样的形式，难于表达。但更大的可能是不了解，或了解而未深而未全而未觉，没当一回事。 《红楼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头，从浅层次说，是曹雪芹的生活和经历的引发和促使，但从深层次看，则极大可能是由于他内心的寂寞和孤独。无处寻觅知音，就求之于自己内心的构铸，造出自己的知音；无处去寻求高境界的勾通，就异化自己的内心世界为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有了勾通；感情上的大喜大悲大爱大忿大怒．无处去释放，无处去寄托，无处去发泄，无处去诉说．就通过自己笔下的描写去释放，去寄托，去发泄，去诉说。创作之中的红楼，是曹雪芹内心的安慰所，感情的归宿处。也是他灵魂的避难所。 他要释放要诉说要寄托要发泄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红楼的气势太恢宏了，广度和深度、辐射的强度，都太不寻常了。这就带来创作上长时间的巨大的艰辛劳苦。像红楼这样的长篇巨制，一写就是十多二十年，不仅需要作家艰苦的劳动，相对安定的物质生活的保证，更需要心理上与生理上的持久的耐力，和经久不息的感情的燃烧。弓弦必须绷得很紧，一旦松软下来，便难乎为继。这种巨大的漫长岁月的满负荷，远非常人所能承受。就是曹雪芹自己，可能有时也会有不胜之感，单以前八十回而论，少数地方，已显出有这种迹象。偏偏他物质生活是那样的糟糕，时常得为填胞全家人的肚皮而去奔忙，这就加重了他的负荷，影响到耐力的持久性。而感情上的持久燃烧，须得不断增添新的能源，和扩大新的源泉，否则燃烧的强度和热度会衰减会熄灭。感情燃烧一减弱，作家对自己的写作也会发烦，发腻，写出来的文字当然就会生涩，呆滞，甚至如同死鱼枯鱼。《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文笔表明，在那个写作年月里，曹雪芹的感情虽然没有枯竭，却已进入了衰减阶段。这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自身经历上的原因。强烈感情的产生，一般来源于大喜大悲大恨，而这又是主体所遭逢的不寻常的命运使然。曹雪芹写作的时代——乾隆初年和中期，从总的说，社会相对安定，至少在曹雪芹生活的京畿范围内没发生过什么大的动乱或别的事件，社会没有给他提供足以产生新的强烈感情机制；他自身生活，除了个人婚恋，或有些悲欢离合外(二敦诗中可窥一斑)，似乎也较为平静和平凡，虽然穷而又穷，但没有遭遇大的新的挫折或打击，感情的源泉上也就再没有大的新的开拓。虽然儿子的死亡曾使他大悲大痛，以至于哀伤过度而致病倒，但这是他生命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跟后四十回的写作没有多少关系。朋友们呢?应该说，一个人新的感情的生发和升华，和与朋友们的交往、互相友爱、互相砥砺有着联系，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思想、学识、才能都不在同一个水平上，难以作深层次的交流。其外，他从年轻时代一头扎进《红楼梦》创作后，社会活动面相对狭窄，圈子相对小，经历相对平凡，也是个原因。 感情上没有新的能源补进，导致老化，导致衰减，作家本体再没有了从前那种新鲜的感觉，强烈的刺激，也就渐渐失去了心潮上的奔腾澎湃，和具体的创作冲动，特别是再没有了那种烧得人发颤发抖发糊的冲动。愚以为这就是后四十回存在着的若干毛病的根本原因。如果说曹雪芹在写林黛玉之死，还保持着相当的激情，而在黛玉死后，他的感情确实从衰减趋向枯竭了。而写林黛玉之死，曹雪芹表现出的激情，则可能是当初构思时，因反复熔铸，而积淀下来的，是作家运用了自己的“存款”。林黛玉之死，对读者的感情来说是一种“撞击”，对作家曹雪芹的感情来说，也必定是一种“挫折”。林黛玉死后，小说的描写，便越来越见平凡，而再到后来，曹雪芹虽然不是江郎才尽，差不多已是精疲力竭了。 后四十回写得不如前八十回好，还跟《红楼梦》的规模、所写的生活，特别是与它的结构有着很大的关联。人物超乎寻常地众多，事件琐碎而纷繁，小说过一多半以后。人物的性格大部分已经完成、定型。故事情节已经逐渐明朗，琐碎的生活场面已无法再多加运用，从艺术角度说，应该写的已经写完，从作家的感情上说，要释放的差不多都已释放，但情节未毕，故事未完。未毕未完，则不完整，必须写完，不能拖沓，拖沓不但读者不耐，作家本人也不耐。因此必须快捷穿越必得经历的大波大浪，夺路朝结局挺进。可它是严密的网状结构，前八十回来完的事件太多，伏线太多，线头太多，必须交待的东西太多，对后四十回来说，也即是需要偿还的“债务”太多，加上人物都需要一一有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结局。比方，红楼第五回那首《飞鸟各投林》的曲子所预定的一系列结局，对后四十回来说，就是一个“债务”拖单：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岂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真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乌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些都是前八十回留下的“债”，要后四十回一一去“填偿”，还要“填偿”得既不拖泥带水而又漂亮，真是太沉重太艰难了。何况“债务”还远远不止于此。即使曹雪芹复生，再来重写一遍，恐怕也难做到尽善尽美。有些红学家看到后四十回的描写与这支《飞鸟各投林》曲子部分地方不合。没有“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反倒来了个“兰桂齐芳”，便断定不是曹雪芹的笔墨。这是一种外行人的误解。作家写长篇小说，进程中，对原先的设想、构思、提纲，有所变更有所修改有所出入，乃是经常有的事，甚者将原有的构想全部推翻，重新另起炉灶。特别是像曹雪芹这样，一部小说一写就是十多二十年，后面写的与前面最初的安排，有所不合，值不得奇怪；倒是在漫长的写作过程里，完全依照原先既定的蓝图进行，那才是怪事。前后有所不合，有所冲突，还因为曹雪芹生前没来及修改过他写的红楼(书中若干大洞小眼一概来塞未补，连一些随手一抹便可消除瑕疵的地方也没去管，就是证明)，倘如他生前来得及进行修改，当然就会将前后很好地吻合。红学家们说，曹雪芹五次修改增删红楼，那不过是过分相信了小说家之言。还有些研究者如冯其庸先生，径将这些与脂砚斋直接紧联起来，说曹雪芹删一次，脂砚斋就誊抄加评一次，牵强附会去为脂砚斋虚增光环，无视红楼的实际状况。 短篇小说，结尾佳者甚多，因其短也，作者蓄势足，少有尽泄。长篇小说则不然．后劲不足，不尽如人意，是普遍现象。《红楼梦》之外的我国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西游记》，莫不如此。这些小说，除开《金瓶梅》，其余在结构上都为长藤结瓜，或为板块组合：故事一个一个发生，互相可以连结，亦可不连结；前后可以照应，亦可以不照应；主角固然须贯穿到底，次要人物则可以中途丢弃，自身的作用完成后，即扔到一边，用不着老是携带而行。到了后面，他们没有那么繁重的包袱，没有那么多的须要偿还的“债务”，没有那么多的须要交代的交代，比起《红楼梦》的创作来，实在轻松得多。这些小说的后面部分尚且那样，就难苛求于写红楼的曹雪芹了。 长篇小说(包括红楼)最后部分不尽如人意，除去作者耐力、感情、心理、才力诸多方面的原因，还有读者的原因。一桌丰盛的筵席，先是狼吞虎咽，津津有味，百样齐收，粗细不拒，甜成不论。吃到后来，他吃饱了、吃烦了、吃厌了，再没有新鲜的味感了，最后上来的几道菜，稍微次一点，他便大加挑剔，甚至高声质问，这最后端上来的几道菜，是不是原先那位厨师做的，是不是换了一个蹩脚的家伙在掌勺?《红楼梦》后四十回就碰上了这样的遭遇，加上一些自目为内行实际上是外行、或胸怀成见者的煞有介事的乱证乱吹，长久以来。高续、“他续”遂成定论。 了解和理解一个伟大的天才，并非易事，往往要在天才所处的时代过去后很久，人们才能够逐渐看清他理解他。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无人真正了解和理解他，隔了两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关于他的许多事，我们仍然处于无知的状态。就说他的《红楼梦》，他的思想和艺术，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杰出贡献，也非人人都能透彻理解，其中包括一些专门的研究家。要真正理解一个伟大的天才，除开了解他的事业他的成就他的价值他之所以成为天才的各个方面，和与这相联系的一切，诸如时代、社会、传统。还须了解他的不足，他的局限，他的平凡，他的遗憾，他的无奈，他的失误，等诸方面。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一个伟大的天才。对曹雪芹应如此看，对他的包括后四十回在内的整部红楼，亦应如此看。 多年来，红学界在认识上存在着两个“凡是”：凡是脂批脂砚斋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曹雪芹写的都是高明的(反之，不高明处欠精当处就一定是别的人写的，而不是曹公写的)。这种简陋的思维定势，给红学研究带来了许多障碍和混乱。后四十回的被错待，不过是个较大的事例。 无论如何。对待后四十回，必须慎之又慎，随意再次给以“腰斩”，必带来民族文化又一次严重的创伤。拥脂者为争脂本之真，极力腰斩红楼，固可以逞自己心理上之快，成自己学术之名，却也把自己推入难以自拔的深泥潭。当你们说三脂本才是真本的时候．三脂本上那么多的伪迹，能一个个给抹得掉，洗得清吗?脂批说到后三十回时，那么多的前言不合后语的话，能给解释得清楚吗?说后面的稿子被借阅者迷失了，成了佚稿，他脂砚斋抄了又抄，弄了好几个本子，会一佚都佚吗?全部都佚了，还有人据以誊抄的作者的手稿本呢! 关于续书，除了裕瑞的不实之言外，再来看看清代其他人是怎么说的。首先要提高张问陶。张问陶和高鹗同于乾隆五十三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因“同年”而相熟。有人考证二人为郎舅关系，但不一定。张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诗下自注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这是最早提到高鹗和红楼后四十回关系的记载，而且又是和高鹗相熟的人所说，所以值得重视；可以肯定张问陶没有说谎。但他说的是“所补”，而不是“所撰”，或“所作”、“所写”、“所著”、“所续”。撰、作、写、著、续与“补”有截然的差别，张问陶那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大家，绝不会搞混。在这里的所谓“补”，显然就是原来的后面部分丢失了，经过搜寻，找到原货，但破损不堪，经过一番清顺和整理，又重行补起来的意思。这个“补”，不能抽象来说，只能和后四十回曾经一度被腰斩的情况相连起来解释，才说得通。张问陶当初在使用这个词儿时，为求准确，必有过一番琢磨。胡适却无端视(不是指)鹿为马，把这当做高续的“最明白的证据”。 说高鹗“所补”的又一人：许叶芬。他在自己的《红楼梦辨》中说：“《红楼梦》一书为大学士明珠家故事，雪芹原书只八十回，以下则高兰墅先生所补也”。这显然来自张问陶的自注。但他把张的意思弄变了，说“原书只八十回”，兰墅所补就成了兰墅所续。这个将人家的话传走样的人，关于高续没有讲出另外的根据，而他的书成于同治五年(1879)，上距曹雪芹之死一百多年，距高鹗的整理也88年了，不值得重视。 许叶芬之前，还有生活于乾嘉时代的陈镛，他在《樗散轩丛谈》中说：“《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第原收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为好事者所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他自己先读到的书只八十回，便认为原书只有八十回，这是先入为主，自己搞成的思雏定势。说一无足观，就断定是刊刻时好事者所续。仅凭自己一个人的读书感觉，便推演出这样的结论，不说其可笑，也不说他有无此辨别的能力，至少在方法上过于鄙陋，行为上过于武断。 在清代，认为红楼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或“他续”的，还有关云、杨钟羲、犀脊山樵、潘德舆、震钧等几个人，但一概都没有提出什么根据，也没有说出话的来源，最多仅只是他们个人读书的感觉而已。从他们留下的文字看，没有一个人是认真读过整部《红楼梦》的。不认真读书，而又喜欢信口雌黄，这是清代许多文人的通病。就整体说，那是一个缺乏缜密思维的时代。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俞樾。这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学者，生活于道光、咸丰、光绪时候。他在他的《春在堂全书》里提到《红楼梦》时，连及张问陶“八十回后俱兰墅所补”的话，说：“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于乾隆朝，而书中叙考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他这里说的“补”，明显是指“续”，和张问陶说的“补”，意思不同。当今的许多红学家，对俞樾这话都很认同。其实俞樾的判断很难说准确，曹雪芹与小说，就是在乾隆时代，写乡会试出现五言八韵并非不可能，况且他是在写小说，不一定非按照他所处的乾隆时期的一切去描述。倘如他创作时，科场尚无五言八韵，而他却那样写了，并不能说明就是别人的笔墨。此其一；其二，后四十回书，当初程伟元搜集到时，既然是那种散乱零碎的状况，高鹗一手整理，他要使它逗得上榫，接得上气。连得成篇，缀得成片，读得下去，在辨识、安排、调动、剪接、裁定中，毫无疑问添有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五言八韵的话，即或是高鹗添上去的，也绝对不能凭此就断定后四十回全都是高鹗续成的。 原载：《四川文学》 2000年12期 原载：《四川文学》 2000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