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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 与先秦以来中国精神文化的各大流派几乎都有明显的关系，或融通、脉承，或有所针贬，都经作者的艺术创造而以人物、情节、氛围、叙述方式和意态辞色表现或寓含在小说里。最显著的是“道”与“禅”。这里，先零零散散地略说平常读《红楼梦》 时联想到庄子学说和精神的一些感受。 一 《 红楼梦》 第21 回有贾宝玉读《 南华经· 胠箧》 而续之的情节；第22 回写宝玉心理活动时引用《 列御寇》 、《 人间世》 、《 山木》 诸篇的文句；第63 回借岫烟之口述妙玉的心性脾气和对古诗文的评论时，说妙玉赏赞“文是庄子的好”，并且因而自称“畸人”；第118 回写宝玉细读《 秋水》 篇，同时说他常看的书有《 参同契》 、《 元命苞》 、《 五灯会元》 等，引起宝钗的心理活动― “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终久不妥”― 她就来劝宝玉，宝玉则引庄子语“不失其赤子之心”等，说赤子之可贵处在于“无知、无识、无贪、无忌”，人应该“跳出”那“污泥一般”的“贪嗔痴爱”之“尘网”，回到“赤子”似的精神境界，《红楼梦》 中还有一些说到《 庄子》 或暗引其文的地方，还有更多的运用其语汇、典故之处。从这些现象即足见《 红楼梦》 的作者是熟读《庄子》 的，足见庄周的学说、思想、精神在《红楼梦》 的创作中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二 从《 红楼梦》 最主要的人物贾宝玉来看，《 庄子》 的影响是其文化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宝玉对仕途经济有强烈逆反心理，不爱读应科举考试的书，不愿做时文，却常备《庄子》 于案头，篇篇“细玩”，读得十分投入，联想周围的人事和自己的心事，而动真情、悟哲理，还不禁摩仿《 庄子》 而续之，或据庄子学说而与人辩论。他对《 胠箧》篇“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俪工捶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一段的续文曰：“焚花散麝，而闺阁人含其劝矣。栽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巧，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 … 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在《 红楼梦》 的作者，这续文或可算是游戏笔墨，但让十来岁的宝玉在生了点小气、吃了些酒之后写出，却是宝玉被《庄子》 引发的一种真实心态的表现。这就是说宝玉潜移默化地受了些《 庄子》 的影响。他的理解自然带着稚气。林黛玉读后批日：“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文。不悔自家无见识，却将丑语诋毁=他人。”这批文既是作者借以说此时的宝玉对《 庄子》 的幼稚模仿；又是表现黛玉也熟悉《 庄子》 ，却不像宝玉那样心性里有了庄子精神的潜因。到了宝玉与宝钗成婚之后，应试之前，书中第118 回写他细读《 秋水》 篇，宝钗认为他耽于“出世离群”之书，与“古圣贤”之训、与“人品根抵”标准不合，他则以“聚散浮生”之说和“不失其赤子之心”对之，早打定了主意，在应试之后就跳出“污泥一般”的贪痴“尘网”。这就是说，宝玉最后的选择，最后的精神归宿，是与《庄子》 密切联系着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宝玉的秉赋内因加上环境和经历的作用所形成的综合素质和性灵特征，在许多方面― 尤其在真纯、在生活态度上的随意自适、在淡于物欲名利而重内在精神、在追求自由而讨厌束缚、在与污浊世俗不合而于种种人生悲剧深有感触并多予属意以求解脱等方面，是与《庄子》 之要义一致而相惬的。因而他在对生活实境、人际关系等发生疑问时，在自己有难解的心理纠葛时，在思寻解脱之道时，就自然会想到庄子的学说，求助于庄子精神，依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心理逻辑来使用《庄子》 这一精神拐棍。其心性底蕴和综合精神特征虽然和庄子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密切的联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例如，庄子深恶伪诈，其理想的人为“真人”；宝玉呢，其做人当得一个“真”字，其追求一旦形成就如痴如呆，至诚无伪，始终如一，也当得一个“真”字。他从心性的天真，到理智和情感发展过程的真实，虽然与庄子的“真人”并不完全吻合，但在与虚伪相对立、与欺诈属两路方面是一致的。他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的“真”来借助庄子这一精神拐棍。庄子的“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伎于众”就是宝玉的精神拐棍之一。这大约是作者由于既熟谙和倾意于庄子哲学又在创作中注重写真，就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表现出了宝玉与《庄子》 的精神联系。 三 《 红楼梦》 与《 庄子》 的关系远不只是表现在贾宝玉及其他一些人物的塑造上，全书的思想内涵，作者的文化心理倾向和精神矛盾在书中的表现，也明显地脉承着《庄子》 。 庄子看破富贵权势、功名利禄，“物物而不物于物”，追求一无挂碍、自由自在的“逍遥”精神境界，《红楼梦》也含此种精神，最明显的是作为全书要义之一写在第一回里的《 好了歌》 和甄士隐之解，就是看破名位财富、人际关系和世事兴衰而想象那“跋足道人”似的飘然无碍的境界。还有石头的“自去自来，可大可小”, “空空道人”、“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清醒超然，贾宝玉所属意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也都与《 逍遥游》 的要旨相通。 庄子认定任何人都有其独异之处，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意义，由此而立其“齐物”观，论价值之平等，价值判断的相对性。《红楼梦》 对此也有所承。例如赋予贾宝玉一种出于真纯心性而平等待人的特点，在他心目中周围的人不过是各有特异之处的人而无尊卑贵贱，对奴婢也一样付出真情实意，对晴雯、袭人、金钏、香菱等等都如此。又如作者描写各种人物都是美恶并陈，而无绝对的褒或贬，诸事评价上的相对性更是明显的。 庄子认为生命之“主”是精神，因而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的充实，“养”精神而使之达于高境界之道在于因顺自然，反对那种重外形、修表面和耽于一隅的“德”，主张人之美德即在心灵的完善，纯朴，“内保之而外不荡”。《红楼梦》 最突出的思想内涵之一就是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其中评赞人品德性，写诗作文评诗评文都突出地讲究“自然”, 这也不能不说是与作者受惠于《庄子》 有关的。庄子笔下最高境界的“真人”以“大道”为师，其“大道”乃是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之道；认为人和万物宇宙大生命聚气而生，以大道为师就是合天人、通生死，“安化”（安于自然之造化）、“相忘”（消解贪欲伪诈），敞开心灵而无系无碍地与宇宙自然大法相通。《红楼梦》 也向往“真人”境界，持天人合一观。贾雨村论各种人的本源即持聚气之说。石头历世，终于返本，太虚幻境与人世相通，神瑛施露、绛珠还泪等等，凡写精神至境之处都消弹了生死界限，超离尘世人生的各种偏执和人伦的各种习俗之念，这些也都与庄子学说、庄子精神的影响有关。 庄子在他那个诸侯割据、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时代，看到的现实人世处处是污浊、昏乱、伪诈、险恶的，不平等、不合理、无光明的。他认为物欲权欲迷蔽了人的灵明，虚假的正统仁义圣智束缚和扭曲人的真性，唯位势名利是趋，以巧伪之智互倾互害，致人生之患无穷无尽，生命力遭到严重破坏。处此人生，他主张“自处”远害，其法在于心境旷达，“爵禄不入于心”, “死生不人于心”，像天地大自然那样“有大美而不言”, “有明法而不议”, “有成理而不说”，恬淡空明，“以恬养知”, “返其真”或“保真”。于是他实际上又不可能无言无议，不能不对现实污浊社会、现实的昏乱人生，不能不对被扭曲的人性给予全面的极其深刻透彻的批判，不能不对“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孔儒学说和其他巧伪迎合昏乱现实而谋爵禄争功名的学派给予抨击。《红楼梦》 所写的时代虽被称为盛世，并无诸侯割据和连年战祸，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封建社会里的其他时期还高一些，但其现实人生在作者写实的笔下也像《 庄子》 里似的祸患无穷，血泪斑斑的悲剧接连不断。书中所写的几百个人物，其真性不是被戕害就是被迷蔽，不是被扭曲就是被毒化。宝玉在人们都热衷于仕途经济、“禄蠹”成群的环境里，在贾母、贾政、王夫人等带着传统式兴家继业、荣宗耀祖、忠顺贤孝期望和要求的疼爱与严责之下，在宝钗、袭人等带着寄托终身的心理以柔情和劝说结成的网罗之中，仍要保其真纯的赤子之心，顺任自然、空明旷达以自处，最后决然撒手― 作者这样写，无论是有意识还是不知不觉之间的艺术创造（包括《 芙蓉女儿诛》 中自然而然对庄子语“反其真”的运用等），都不能不说是远承着庄子的。黛玉的物质生活不能算差，或者可以说还是相当优越的，但她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丧生，这悲剧是精神戕害的悲剧。其他那么多女子，各有其特异之美，各有其可爱的自然性情，也都在那个污浊险恶的人世尘网之下落得各种悲惨结局。这“万艳同悲”，淋漓血泪，这社会批判，精神文化批判，虽不完全是庄子式的，却不能不说是对庄子批判精神的某种继承。对于在《红楼梦》 的时代已变成思想统治工具和精神戕害毒剑的、“官方化”了的儒派之学，小说也明显是持异见的，是多有否定性描写的。这当然并不能只归因于《 庄子》 的影响，但可以说与庄学遗惠不无关系。 此外，庄子有“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等深含人生辩证法的议论；在物象人事因其本然的相对性而并呈、而矛盾的情况下，庄子不取偏执一方的态度；在对人生的哲思上庄子有“无己”“无我”之论，即舍弃小我的嗜欲、名利，私情而追求与天地宇宙统一相谐的大我之通达；如此等等的思想方法、理性观念，在《红楼梦》 里，在其对各种人物和事物的描写中，在借人物（尤其是宝玉）之口所发的议论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体现。这也不能单看作作者与庄子思想的巧合，似应看作因倾向于庄子之学而流露于写作之中的。 四 《 红楼梦》 的作者和庄子都不是那种身在帝王将相统治集团之中“官化”了的知识分子，也不是那种想爬上高位争做王者工具或“王者之师”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上流社会”深有了解，却厌恶其伪诈污秽，他们对历史文化，尤其对精神文化诸层面有很高的辨析、认识和思考能力，却主要用于内在精神的提升和文化创造上；更因实际上“在野”，在社会底层，而与那些权势者精神文化大异其趣，与民众更近一些，他们的著作客观上某种程度地与“小民”声气相通。庄子只做过社会基层的漆园吏，生活简素，甚至贫寒，大约自知难与上层统治者相合，或者为了远害而拒绝去做高官，而远离爵禄功名之争的人群，宁做一个独立自由的观察者、思考者，清净“自处”精神境界的追求者。《红楼梦》 的作者，少年时代曾赖祖辈之荫而“锦衣纨绔”、“饮甘餍肥”，到写《 红楼梦》 时则已经“半生潦倒”, “蓬墉茅椽，绳床瓦灶”。他虽然没有像书中的宝玉那样出家脱尘，却也远在权势圈、名利场外，唯以著书写“梦”、赋诗作画而自居其精神世界之中。他与庄子在社会角色上，在与世事的关系上，在文化素养的深厚上，在精神家园的选择、维护和自立上，应该是多有一致或相似之处的。因而，他熟读《庄子》 并在《 红楼梦》 的创作中引用，在全书的立意和多方面的精神文化内涵上取庄子之思想而与之相承和相通，都是不奇怪的。 五 《 红楼梦》 所取所含《 庄子》 之道，与所取所含佛禅精神密切联系着。在《 红楼梦》 中，老庄之道的刺取和表现的文学手段之一是写那在世外飘然云游、往来自如、洞察一切、沟通人神、消除了生死界限而达到“真人”境界的道人。得道的渺渺真人是和佛家的高境界人物茫茫大士一同行动的，他们一同干预“风流公案”，一同把石头“携人红尘”，安排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化生为宝玉其人，让他经历从极其富贵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过程，经历从懵懂到彻悟的过程，并时时洞悉其命运和情状，最后仍旧带他自然而然地反本归真。在此过程中，真人与大士并无什么异样之处，一切都是和谐一致的。这就是说在《红楼梦》 中佛道合一，被作者用于体现同一意向、同一精神境界。 “空空道人”读《 石头记》 之后“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 竟改名“情僧”，这一过程更直白地说出了道与佛在作者心中的联系。佛与道，包括社会化、民间化的庄子学说和精神，在《 红楼梦》中不是死的哲理，也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作者从其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形成的活的心性出发，尤其在“情”的纠葛中悟得的精神成果上作文学的表现。 此外，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宝玉的“你证我证”之揭，借谈禅说“情”，但其所悟之“空”在作者的理解中实乃并非般若性空之“空”，而是与老庄学说中的“无”相近的。作者把老庄的“无”当作佛禅的“空”而将佛道合而为一用在宝、黛、钗关系的艺术处理上了。 六 《 庄子》 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学术中文学性最强的书。书中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厄言日出”之说；又谓：“庄周… …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著成其书，相当“态纵”。后人，尤其是文学家，往往因其“有托物寓意，为字光洋怪诞之词”, 而更爱读；因其以丰富的想象虚构故事，“纵横驰骋”, “若河汉而无极”, “指事类情”，自态自适而在创作中多有借鉴。《 红楼梦》 在这方面也显然是受惠于《 庄子》 的。所谓“真事隐”，同时也是真意隐，我们可以说整部《红楼梦》 就是一个大寓言，其中又有不计其数的小寓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首诗说“荒唐言”中有深深隐寓着的“味”― 包括思想上的要义和心理上的隐忧悲怀，与其说是用语和意思上与《庄子》 的巧合，不如看作是因熟读《 庄子》 而自然而然地化用。此外，上有太虚幻境之奇，下有阴曹地府之怪；灵石历世之荒诞中含着深意，绛珠还泪之幻想中寓有精思；还有体现小说“本旨”的各种“梦幻”：这些固然是作者在长篇人情小说已发展到成熟期的条件下天才的创造，但这创造性的发扬无论在意象底蕴还是在艺术特征上都可溯源到《庄子》 。文学创作的虚构想象，可以看作作者的自目之梦，而多写梦幻，以梦写真，更是这种特点的体现。庄子的梦蝶及其他似梦的奇异想象成为后来以虚构为特点的小说的早期源头之一；《红楼梦》 之“梦”与之相脉承也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01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