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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红楼梦》的主线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韩振西 参加讨论

     如同《红楼梦》的主题之尚无定论一样,《红楼梦》的主线也是研究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象《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叙事作品,应该能理出一条它的结构主线。我以为讨论《红楼梦》均主线,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前提,即在《红楼梦》诸多版本中确定一种本子,才有讨论的基础,否则,仁智互见,莫衷一是。那末,确定哪种版本为好呢?以我看,还是以现在大量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为好。虽然它的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也不论该续有多少缺点和不足,但普遍认为该续是所有续书中比较接近曹雪芹本意的;仅就该续使《红楼梦》成为完璧丽通行于今世而言,把这一版本作为讨论《红楼梦》主线的蓝本,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红楼梦》主线问题的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五种看法。一是宝黛爱情故事说;一是四大家族衰败过程说;一是宝黛爱情与贾府盛衰两条线索说;一是宝玉叛逆道路说;一是宝黛钗婚姻悲剧说。考察以上诸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宝黛爱情故事说是为了突出其悲剧的社会意义而论。四大家族衰败过程说是为了说明《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阶级斗争的一面镜子而论。宝黛爱情与贾府盛衰两条线索说似乎有点折衷,而且,两条线索不分主次令人不得要领。宝黛钗婚姻悲剧说则只能看作是对宝黛定情故事说的一个补充。在我看来,以上诸说中,宝玉叛逆道路说比较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我是赞同这种观点的。然而,长期以来,在《红楼梦》主线问题的讨论中,宝黛爱情故事说影响颇大,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而我为什么赞同宝玉叛逆道路说而对宝黛爱情故事说存疑呢?本文拟对这方面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我亦曾认为宝黛爱情故事就是《红楼梦》的主线,但仔细想来或一经别人提问就往往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在不断浏览原著、认真琢磨这一问题中,在拿有关《红楼梦》主线的几说作比较时,就越来越觉得这条线作《红楼梦》的主线显得“小”了点。宝黛爱情故事作《红楼梦》的重要线索之一似无疑义,而作全书的主线总觉得它有提不起来之嫌。这是因为,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它的结构主线必须是贯穿作品情节发展始末的中心咏络,它对其它线索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是主次关系,它把作品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以及各种矛盾冲突串通在自身周围,为展示人物性格和表现主题服务。在《红楼梦》中,线索不只一条,十分错纵复杂,但如果仔细疏理,不难发现由贾宝玉叛逆的行为和思想所充实形成的主要故事情节是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只要牵动了这条线就势必波及其它线索,而宝黛爱情这条线是起不到这种作用的。在《红楼梦》巾,描写了一系列类似宝黛爱情悲剧的事件,例如,尤三姐与柳湘莲的爱情,他们主张“终身大事,一生至死,非同儿戏。……必须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入方跟他。”这同宝黛互为知己的爱情精神完全一致。尤三姐与柳湘莲恋爱的这条线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在六十三回到六十九回作了集中描写。又如,司棋与潘又安的爱情故事、鸳鸯的婿姻理想、龄官与贾蔷的温情往来等等,也在作品中交相渲染。《红楼梦》中这类故事还有一些,这里仅举几例。尽管这些情节在《红楼梦》中的地位不堪与宝黛爱情故事相比拟,但其反封建的意义是一样的,就其性质而言,它们与宝黛爱情是齐头并列的关系,它们与宝黛爱情一样,都是与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主线相表里、相呼应、相交错的,因而都应看作是从属于主线的次要线索,而不能把宝黛爱情单独提出来作主线。不能否认,宝黛爱情悲剧是全书许多爱情悲剧中最主要的一个,但我以为,在《红楼梦》中,只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悲剧加在一起才能构成全书的大悲剧,这个悲剧应看作是社会的悲剧,许多人的悲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必须特别引起重视的是贾宝玉叛逆道路的形成、发展与失败的全过程,而不单是宝黛爱情的悲剧。在造成这个大悲剧的过程中,贾宝玉的言行及其在贾府那祥的典型环境中与其他人物(林黛玉只是其一)、其他事件(宝黛爱情只是其一)所发生的联系就形成了一条主线。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是从多方面表现的,例如,他不读圣贤书,反对科举道路,他不愿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他声讨那些“文死谏、武死战”的“禄蠹”,他反对封建伦理纲常,反对皇权,他反对那些封建卫道士,从不遵从家礼家规,以至父子关系异常紧张,便不想在贾府那一个大“牢坑”里过日子,他尊重女子,尊重奴婢,提倡平等,更重要的是他不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而硬是坚持象征反封建的“木石姻缘”等等。这些情节,在一部《红楼梦》里交相映辉,构成了贾宝玉叛逆思想的体系,钩连这些情节所形成的线索则是贯穿作品始终而使其它线索围绕在它周围的一条主线。显然宝黛爱情这条线索邂超不到这种作用的,这一故事情节在作品中时断时续,往往被一些大的事件所淹没。例如,第一回至十八回几乎全是贾府上下内外的大小事务,如果说这前十八四是在渲染典型环境的罪恶,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设,那首先应该是为了塑造贾宝玉的叛逆性格,这种环境描写的越典型,就越能促使贾宝玉猛醒,越迅速地与恶环境决裂,在叛逆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其次才谈得上这是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环境。在这近六分之一的篇幅中,宝黛爱情也仅在个别地方暗示了一下,虽然作者在第三回安排了宝黛第一次见面时就似曾相识,埋下了宝黛爱情纠葛的伏线,但更重要的细节在于彼时彼刻贾宝玉摔了那象征天命的“通灵宝玉”,这个细节首先应看作是在渲染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其次才是暗示贾宝玉今后要反对“金玉良缘”。第六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宝黛爱情这条线又被尤氏姐妹的婚姻事件、男女纠葛隔断了。七十回以后,贾府的被抄及其败运又笼罩着那些章节。全书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如:甄士隐隐去、贾雨村升腾、薛蟠的命案、“护官符”的生杀予夺、秦可卿出丧、王熙凤弄权、元妃省亲,女鬼作祟、金钗投井、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晴雯之死、探春理家、尤氏姐妹之死,香菱的厄运、石呆子破产、鸳鸯抗婚、乌进孝交租、贾府被抄、黛亡钗寡、宝玉出家、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以及大大小小的宴会、名目繁多的诗社等等,只有用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线才能把它们牵联起来。这些情节戏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都与贾宝玉叛逆道路有关,这条线象书中的一根经线,书中诸多人物事件象纬线般有机地组织在它的周围,形成一幅头绪纷繁而有条不紊的图画。而上述这些重大事件的绝大多数却与宝黛爱情这条线没有或者根本不发生直接关联。
     一部小说结构的主线,是作者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来安排的,换言之,作品结构的主线必须为作品的主题服务。它本身属于形式方面的问题,主线并不等于主题。《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集中笔墨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并独具匠心地把贾宝玉从出生到出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他所处的环境、所接触的人物,进行了巧妙而周密地安排,于是,就形成了贾宝玉在十九年的人生中所选择的叛逆道路这样一条主要线索。《红楼梦》正是以贾宝玉叛逆道路的发生,发展与失败的全过程为中心线索,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的安排,通过一系列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与污秽,热情歌颂了封建营垒内部初步觉醒的新型人物,也从不同侧面真实地描写了奴隶们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从而显示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它的容量之大几乎涉及到封建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上至皇帝王侯,下到奴婢农民,有封建贵族的豪华奢侈,有穷苦百姓的饥寒交迫,有官僚地主的倾轧争夺,有奴隶农民的反抗斗争(对农民的描写只是略有透露),有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有叛逆者与卫道者的尖锐矛盾……称其为“百科全书”,名实相符。这样一部题材浩繁、矛盾纵横的巨制,主线的构成,小了是不行的,只有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线堪当此任,而宝黛爱情这条线只能作这条主线的副线。
     《红楼梦》中大火小矛盾层出不穷,然而可以归纳为三组矛盾:第一是封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地主与晴雯等奴婢、与黑山村佃户、与石呆子、倪二等平民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围绕权力和财产互相争夺的矛盾,如贾府与锦衣府、忠顺府之间,王夫人、王熙凤与邢夫人、赵姨娘之间的矛盾等;第三是封建社会叛逆者与卫道者之问的矛盾,如贾宝玉与贾政等的矛盾。这三组矛盾性质不同,但它们总要发生内在的联系,互相影响,有时交织在一起;而第一组矛盾和第三组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客观上有着遥相呼应、内外配合的关系,因为这二者对瓦解封建社会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第二组矛盾和第三组矛盾也无不发生联系。在这三组矛盾中,第三组矛盾是作者着意刻划的矛盾,因而是占主导地位的矛盾。而贾宝玉是这一矛盾中叛逆者一方的最主要的、无可并列的代表人物。这样一来,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主线就直接地与这一占主导地位的矛盾粘合在一起,并直接或间接地与另两组矛盾交织在一起,从而就实现了主题、主人公、主线的高度统一。试想,如果以宝黛爱情为主线,则将要求作品中各种矛盾围绕着有关他俩在爱情问题上的叛逆与卫道的矛盾而运动,这就与书中另两组矛盾游离太远或者说可以不发生什么联系。虽然宝黛爱情悲剧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如硬要这三组矛盾牵挂在这条线上,未免有点勉强。那么,它不能做全书的主线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一情形,与法国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的结构主线有着相似之处。(这里仅就形式问题而言)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青年于连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反映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贵族社会的生活和阶级矛盾,从而暴露了贵族和教会僧侣的反动,也显示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腐朽。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索,即主人公于连为了向上爬,梦想做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便先后诱惑市长夫人德·瑞那和贵族女儿马特儿小姐。乍看起来,于连与德·瑞那夫人的暧昧关系似乎就是《红与黑》的中心线索亦即主线,但仔细审视,这条线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这部小说的主线,其主线只能是主人公于连生活道路的悲剧。这与宝黛爱情之不能成为《红楼梦》的主线而只能是贾宝玉的叛逆道路一样,是何等相似乃尔。
     在《红楼梦》中,尽管那三组矛盾纵横交错、时隐时现,但总是有机地统一在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主线上的。试以宝玉挨打前后的章节为例:这是叛逆者与卫道者的一次正面冲突,直接导火线是忠顺王府派人到贾府索要戏子琪官。琪官与宝玉有私交,他不愿在忠顺府受欺受压,逃出“火坑”,置买房舍,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一举动与贾宝玉气味相投,宝玉自然支持这一切。宝玉不顾琪官“戏子”的低微身份,在二人分别时互换汗巾、表赠私物以示关心与友好。忠顺府得知此讯,便派人到贾府非要琪官不可,并以王府的派头刺触贾政,搞得贾政仓促之间无法应付。这个情节,透露了贾府与忠顺府这两个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贾政送走忠顺王府之来人,回来的路上碰见贾环告密(实乃编造)了金钏投井是宝玉“强奸不遂”所致,这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加上贾政平素就认为宝玉“荒疏学业”、不学庶务,这就把旧怨新恨全都集中到宝玉身上,所以贾政发誓要把宝玉“着实打死”,最重要的原因是唯恐把宝玉“酿到弑父弑君”的地步。宝玉被打得皮开肉绽,要不是王夫人、贾母及时赶来,非被“勒死”不可,可见叛逆与卫道的斗争是何等尖锐激烈,也说明贾宝玉在叛逆道路上每迈出一步是多么的艰难。宝玉被打后,不但未死心回头,反而他的叛逆性格更加发展,这里有三个细节可以为证:一是他央求宝钗的丫环黄金莺打两根汗巾络子,从他要求的颜色一看便知,一根是要自己用,络琪官送给他的那条“汗巾子”;另一根则是打算送给琪官,让琪官络他所赠送的那条“汗巾子”,宝玉的这一行动表示,纵然因琪官而挨打,但他偏要坚持继续和琪官来往。二是他让金钏之妹玉钏亲尝“莲叶羹”,用这一行动曲意表达对金钏冤枉而死的痛心。三是他给林黛玉赠帕定情,这一行动证明,封建势力的压力越增加,反而更加促使宝黛爱情向深入发展。从作者的这些刻意安排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系列的故事,一个个人物的活动,总是围绕在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线上,同时,那三组矛、盾也紧紧围绕着这条主线运动着:这里忠顺府索要琪官一事暗示了贾府与忠顺府两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贾环告密展示了赵姨娘与贾环为争夺宝玉之“嫡位”而发生的矛盾;贾政着实痛打宝玉乃是叛逆与反叛逆的矛盾。这些性质不同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汇集在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主线上,而它却与宝黛爱情这个线索并没有非发生不可的联系。《红楼梦》中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组一组矛盾、一个一个事件、若即若离地纠缠在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主线周围而展开着。
     诚然,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要忽视宝黛爱情这一重大内容,它在《红楼梦》中占有很大篇幅,也的确形成了一条线索,第十八回到四十一回写宝黛爱情的试探,四十二回以后宝黛互相了解,他们的爱情向更加坚实牢固发展,九十七回“金玉良缘”代替了“木石姻缘”,随之而来的便是黛玉身亡,宝钗守寡,宝玉出家,铸成悲剧。这条线尽管重要,但就其为表现作品的主题来说,它只有包容在贾宝玉叛逆道路之中,才显得意义重大。他们的爱情之所以由脆弱到坚固,原因就是互相了解,共为知已;他们的知己是建立在双方都具有反对封建礼教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从它揭示的意义来说,与其叫做宝黛爱情悲剧,不如叫它做宝黛叛逆性格在婚姻问题上的表现,从而就全书而言,他们的爱情故事完全可以归结到贾宝玉叛逆道路这条主线上去。我们不妨看看香港拍摄的电影《红楼梦》的放事内容,那是从《红楼梦》原著中截取了部分情节而拍摄的,堪称为是以宝黛爱情故事作为中心线索的。可是当我们把影片所展示的画面与《红楼梦》原著一对比,就明显看出,尽管表现的主题都是反封建的,但影片所反映的:体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比起原著来就显得很不够,其社会意义也不如原著那样博大宏伟。这不能单地归结为电影反映生活的特点与局限,而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这部影片以宝黛爱情为中心线索不可能把容量宏大的《红楼梦》的全部内容包揽其中。这也可看作宝黛爱情不能作为全书主线的佐证之一。
     其实,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不但暗示人们要透过“荒唐言”去“解其中味”,从而把握它的内容实质;而且明白地告诉人们,此书所记乃“顽石”之“身前身后事”。书名原作《石头记》者,记“石头”也。石头的化身是贾宝玉,不言而喻,全书的中心故事是贾宝玉的“身前身后事”,其中最大的事是,贾宝玉经历“红尘若许年”所认识到的“无才可去补苍天”之事。他看破了“红尘”,看出了“天”已是无法可补了,而且是“地陷东南”非坍塌不可了,所以他要做“古今不肖”、“行为偏僻性乖张”的叛逆儿,那么,这个叛逆儿的全部叛逆过程必定就是结构全书的主线。再说,《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以作者曹雪芹的家世为原型而创作的,贾宝玉这个形象是曹雪芹思想的化身,作者把自己亲见亲历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之事典型化,集中到贾宝玉身上,那么作品中的各种头绪就必须围绕着贾宝玉这个主人公,贾宝玉所走过的叛逆道路就自然而然成为全书的主线。我觉得这样看待《红楼梦》的主线也是符合作者本意的。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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