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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十八世纪的中国，会出现《红楼梦》这样一部奇书？这个答案，除了应从我国小说艺术的历史发展中去寻找外，还应从我国整个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的深层中去探求。如果对民族文化作一番宏观的考察，不难发现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确实有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特点。例如，欧洲文化，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后，似乎出现了一个既广又深的“断层”。灿烂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由于在中世纪被视为异教文化而逐渐湮没了。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古文化的宝贵传统才得以延续并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千多年的“断层”，出现了严酷的宗教统治和基本上单一的宗教文化。就文学艺术而言，这“断层”也就成了两个高峰之间的一个巨大的深谷。两个高峰。一个是奴隶制民主制的产物；一个则是近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开端。而欧洲的封建阶级，在文化艺术的创造_上，竟陷落在深谷之中。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与差不多同时的古希腊文化交相辉映，十分壮观。先秦以后，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既没有出现“断层”，也没有引成“深谷”，而始终是群峰叠起，连绵不断，成就辉煌已极。单就文学艺术而言，这几千年的积累实在非同小可。而且各类艺术，互相渗透，交汇成滚滚洪流。《红楼梦》就是这奔泻的洪流必然会形成的一个洪峰。 一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我们探寻它的历史渊源时，很容易只着眼于小说(特别是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而忽略我国悠久的、深厚的散文艺术和诗歌艺术的传统。其实，这特别悠久的散文艺术和诗歌艺术的传统，正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对《红楼梦》的影响也极为深巨。 先说散文的传统。我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欧洲文学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直到近代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时，在文艺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悲剧。古希腊的悲剧艺术几乎影响了欧洲文学几千年。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悲剧的观念和理论，成了欧洲文艺理论的主体。在人们的心目中。悲剧是艺术的冠冕。而在我国，与欧洲的悲剧地位相当的，却是诗(狭义的)和散文，散文的地位似乎更为重要。所以我国的文学观念，多半是同诗文联系在一起的。先秦时期，成就最辉煌的就是散文。而且就散文艺术而言，先秦时期已经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不但成了汉文学的表率和典范，而且也为今后几千年的文学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散文对小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特别是历史散文对小说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的历史散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左传》这样的作品，其叙事的能力和刻划人物的本领，已足令人惊叹。随便拣一个例子，《左传·秦晋殽之战》：“先轸朝。问秦国: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这样的文字，不难使人联想到后来的《史记》，历史的记述，不是满足于记录历史事件，而是十分重视对历史人物的描绘；对人物的描绘又不是一般地实录其言行事迹。而是运用极富于性格色彩的语言或对话。以及“不顾而唾”这类很有典型性的细节。绘声绘色地传达出人物的精神品格。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恐怕是我国历史散文一开始就具有的鲜明的特色。这一特色经过《战国策》到《史记》，被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的巨匠和文学的巨匠一身重任的司马迁，干脆突破了编年史的形式。而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用传记的形式来构筑起他那宏伟的金字塔。使《史记》成为独步千古的天才创造，为什么一部历史的著作居然闯进了文学的殿堂，还让你不得不承认它。让它戴上文学的冠冕，文学甚至因此而有了自己的新的品种—史传文学？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它的高超的叙书本领和文字技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运用了这种本领和技巧，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写出了他们的活生生的个性，他们的强有力的生命和燃烧着的灵魂。也写出了他们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和命运。特别是那些历史的悲剧人物，诸如项羽、屈原等，更加震撼人心，所以《史记》的艺术品格，实不亚于它的科学品格。 《史记》所开创的史传文学的传统，对我国文学、特别是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的文人，一般都是熟读史书的，《史记》、《汉书》更是烂熟一于心。他们从中学习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学习用史传的形式来抒情言志(如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柳宗元写《种树郭橐駞传》等。当他们用史传的形式刹苗摹世态人情时。那就是小说了。这些方面也许还只是“表层”的。再从深一层去看，正因为史传文学是历史与艺术的结合，所以一方面培养了我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一种深厚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另一方面，这种历史感与现实感又和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相结合。我想，这二方面对我国小说艺术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读《红楼梦》，常常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深刻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曹雪芹有一种把握历史的宏大气魄和穿透历史的深邃的目光。《红楼梦》虽然写的只是一个家庭的兴衰变迁，但他通过这家庭透视现实和历史。有清一代，许多封建大族升降沉浮，和清王朝的历史不可分割，可以说，前者正是后者的组成部分。曹雪芹自己的家庭亦复如是。扩而大之，这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普遍现实。曹雪芹从自己的家庭，也许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家庭的兴盛与覆灭中，受到了历史的启迪:他又正是通过历史地解剖一个家庭，去把握现实人生，进而窥探历史的奥秘。 曹雪芹又把家庭的历史命运和人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他同样历史地剖示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其中首先是主人公石头的命运。如果我们也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贾宝玉，一定会感到贾宝玉这样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贾宝玉是一块顽石。“宝玉”是幻形，是假象;顽石，才是本性，是本质。曹雪芹为什么要塑造一块顽石的形象?仅仅是要借以消胸中之磈壘吗?“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壘时。”敦敏这首《题芹圃画石》诗，是否就道出了爱画石的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旨意”?这块顽石，对“孔孟之间”与“经济之道”是那样冥顽不灵，是否雪芹也象他所崇敬的阮籍那样，有意要非礼薄孔?这些也许都是对的。但我觉得曹雪芹塑造这样一个顽石的形象，还基于他的深刻的历史感觉和对现实的敏感。他正是以他的独特的穿透历史的目光，“看到了”以顽石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登临历史舞台。曹雪芹自己不就是这样的一块顽石吗？在他看来，那些“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和“奇优名娼”之中，不乏此等顽石，所渭“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当然曹雪芹对顽石的观念还是朦胧的，所以他把陶潜、阮籍，嵇康、唐伯虎、祝枝山、卓文君、红拂乃至陈后主、宋徽宗都混在一起。这表明他还不能清晰地认识他们，而只能以“顽石”名之。但他确实感觉到了这股社会力量的存在，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带有共同性的历史命运。所以他要以他那如椽之笔，为之作传，以“问世传奇”。 曹雪芹为什么把顽石的命运置于一个家庭的命运的背景下来写?也许，他正是“历史地”意识到，顽石的出现，是封建家族没落的必然产物;他的出现，又恰恰宣告了这种没落的历史必然性。难能可贵的还在于，曹雪芹让顽石置身于他所深恶痛绝的现实人生之中;却又让顽石的心始终沉浸于他所憧憬的另一种现实之中。在这个以清净女儿为主体的世界中，既有更优美的人性，又有更合理、更和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酷的封建宗法关系在这里似乎消失了。人性的桎梏也似乎被解除了。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主人公才能自由地呼吸，才能生龙活虎般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所以宝玉是极不愿生活于那个现实世界，而是宁愿生活于他的理想的世界一一一其实就是他心灵深处的内在世界之中的。甚至死后也不愿把尸骨留在这污浊的人间，宁愿化成一股清烟，或者让女儿们的眼泪飘到人迹不到的处所。当然这个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的“太虚幻境”。也还是朦胧的，但是它却凝结着深刻的历史内涵一一一种作者朦胧地意识到了的历史内涵，一种即将在旧时代中脱胎而出的新时代的熹微的晨光。 也许正因为具有深刻的历史感，曹雪芹对他听面临的时代，不抱任何希望。在他的笔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厄运。曹雪芹不象他的前人，如《金瓶梅》的作者那样，希冀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因果轮迴。去惩罚邪恶，表彰善行。他超越了这类观念，令人信服地写出所有人的悲剧，都是生活发展和历史演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王熙凤并非受到“恶报”，贾宝玉、林黛玉也决没有因为是好人而得到“善报”。试看十二金钗，有的已身居贵宠，有的却遁身空门;有的作恶多端，有的逆来顺受:有的是女中丈夫，有的冒充世外高人:有的为爱情而殉身。有的为情孽而自戕。……各色各样的女性，各色各样的遭遇。她们的命运却无一例外是悲剧的。副钗和又副钗中的人物自然更是如此。曹雪芹何忍为此!这既显示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清醒的态度，也反映出他对现实人生的彻底的绝望。 当然，曹雪芹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不仅仅是来自史传文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确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红楼梦》的艺术表现，也明显地带有史传文学影响的痕迹。甲戌本十三回总评日:“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这里说的“史笔“，意指“春秋笔法”。《红楼梦》是否用了“春秋笔法”姑且不论。如把“史笔”作广义的理解，则这部小说用了“史笔”却是明显的。小说借“石头”之口所说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意在“真传”也正是一种广义的“史笔”。且不说整部小说是为一个家庭和主人公石头作传，就以书中所写的众多的女性形象而论。作者十分巧妙地运用了为每一个人物立传的方法。例如“协理宁国府”和“兴利除宿弊”为熙凤、为探春立传;“鸳鸯女誓绝鸳鸯偶”、“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为鸳鸯、香菱立传等等。所以每一个人物必有一些重要的章节浓油重彩地为其传神写照，如黛玉的葬花、夺魁，晴雯的撕扇、补裘等等，既为人物立传，又为人物画像。既可说是用立传的方式画像，又可说是用画像的方法立传。既纪其行，图其形;更写其骨，传其神。这些章节又都天衣无缝地结构于一个宏伟的气象万千的艺术整体之中。“史笔”经过曹雪芹的艺术匠心的锻炼，真正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二 在我国民族文化的积层之中，史传文学当然不是影响《红楼梦》的唯一因素。这部小说能使我们体会到，他的作者不但得力于我国悠久的散文艺术，而且也得力于悠久的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甚至还包括书法、音乐和建筑艺术。中国的古典艺术，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诗、画，文以及各门艺术的互相融合和渗透。中国的杰出的文人，不但天文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晓，而且琴、棋、书、画件件皆能，至于诗与文不用说，更是看家本领。历代的大文豪，像苏东坡，既是大诗人、大词人、大文人，又是大书法家、大画家，这种全面的艺术修养，就有利于在各类艺术的融汇交流之中开拓各门艺术的新的境界，苏东坡说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自己的诗与画，亦是如此。这无异于把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融于一炉，或者说是用时间艺术的手段丰富了空间艺术，用空间艺术的手段来丰富时间艺术，西方的莱辛著文论述诗与画的区分，对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探讨确实很精壁，但我国的古典艺术和艺术观念，似乎更讲究这二者的融合，东坡有诗云:“欲会诗语妙，无仄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是深知动与静、虚与实的辩证法，李贽有文曰:“杜子美云：“花远币币树，云轻处处山。”此诗中画也，可以作画本矣。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之记云：“烟岚草本，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境中。”比画中诗也。绝艺入神关矣。”其实，不仅诗与画是如此。善诗者如懂得音乐，作起诗来一定更富于乐感:如懂得建筑，写的文章也会有建筑的美，甚至书法对文学也有启迪:苏东坡说他作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个道理。安知不包含书法之三味？ 曹雪芹留于后人的，只有这大半部的《红楼梦》，以及敦诚所引的两句诗，但我们从他友人的诗文中即可得知，他既能文。又会诗，又善画、他的诗和他的文一样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有人还说他诗胆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红楼梦》中。黛玉和宝钗论诗这恐怕就是雪芹本人的见解吧。可知他不但深知文理。也精通诗理。他的画一定也很杰出。否则何以友人把他比作阎立本？他又何以能“卖画钱来付酒家”？我们读宝钗论画这一节，又可知作者深通画理。我们从《红楼梦》中还不难体会到，他一定还懂音乐，戏曲和建筑。《红楼梦》中不乏对音乐和戏曲的描写(他的祖父曹寅，就是一位剧作家)，他如果对我国传统的建筑艺术没有研究。又安能在小说中创造出洋洋大观的大观园？ 也许曹雪芹的艺术修养还不止这一些，他的祖父曹寅刻印的书中，有《琴史》。有《声画集》，有《砚笺》，有《梅苑》。甚到还有《糖霜谱》等等，足见这位博学而风雅的祖父涉猎之广泛，艺术趣味之多样和高雅，曹雪芹虽然不可能直接受祖父的熏陶，但我们有理由设想他不但有祖父的遗风，而且青胜于蓝。 曹雪芹就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他继承了我国古典艺术的多方面的传统，并且把各门艺术的精华融于一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小说艺术。开拓了小说艺术的新境界，把小说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 《红楼梦》是散文作品，但是作者落笔就有诗意。整部小说充满着诗的意境，和浓郁的诗情。而且布局上的疏密。浓淡。虚实。极有节奏感，曹雪芹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用诗人的眼光看待人生。他鞭挞丑恶，但从没忘记从生活中发掘真正的美。特别是人性的美，所以我们与其把《红楼梦》说成是“写实”的文学，不如把它称为“画美”的文学，他以一个诗人的全部激情。用他那枝饱含诗意的笔，展示那举世绝伦、震撼灵魂的美，他在一个黑暗的王国中发现了多少美啊!古往今来有谁的一枝笔在同一部作品中展示了这样千姿万态的美？绛珠还泪的神话。就是一首扣人心弦的诗，作者一开始就赋予他的女主人公以最美丽的诗魂。黛玉的形象。从她的形体到她那燃烧着的灵魂。那在病弱的身躯中焕发着的生命之火，她那更胜宝玉十倍的痴情，她的超尘脱俗的品格和希世的才华，作者都用诗的笔调去描绘、去刻划，散文的作品诗化了，小说诗论了。“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是诗，“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更是诗。 很多人把《红楼梦》看成是写实主义的作品。胡适基至判断为“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和自然主义的杰作如左拉的作品相距之远是明显的，这不仅是因为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截然不同（自然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欧洲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针对浪漫主义，提出回到自然和人，但它把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实验科学(如遗传学、实验医学等)的方法用之于文学，用遗传学和病理学的观点去理解社会现象。把文学创作仅仅理解为“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对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写”（左拉语），乃至在理论上把艺术想象和虚构、夸张等都否定了，这一切同《红楼梦》可谓风马牛小相及。即以艺术表现而言。也完全不同，自然主义强调“真正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日常生活中的相对事物”作精确的描绘。过于强调细节的真实，结果往往流于对生活现象的繁琐的记述。匈牙利的卢卡契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论及左拉《娜娜》中关于赛马的描写时写下如下的一段话:“凡是在一场赛马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都被精细地、形象地、感性地、生动地描写到了，左拉的描写可以说是现代赛马业的一篇小小的专论：赛马的一切方面，从马鞍直到结局，都同样无微不至地加以描写了。”这种极端记实的写法，就审美心理而言，总叫人感到十分沉重。甚至令人厌倦，就因为它太“实”了。读者的想象的翅膀反而给束缚住了，而艺术。总要有虚有实。虚实相生，有时还是“空灵”一些为好。“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岂不更妙。《红楼梦》正是有这种妙处，所以象诗歌一样能激起人们丰富的联想，人们的丰富的想象力得以在这一无限广大的艺术的天地中自由地驰骋翱翔。 中国的古典诗文，诗以言志，文以载道，都不那么注重于写实。小说也有偏重于表现、偏重艺术创造的倾向。即使《三国》、《水浒》似乎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读《红楼梦》所得的艺术感受和读欧洲的写实主义作品所得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如前所述：我们与其把《红楼梦》看成是写实的文学，还不如把它称为画美的文学。但它又不同于那些感伤主义的或牧歌式的作品，也不是有意给生活涂上一种玫瑰的色调。它是从被现实人生吞噬的人们身上，开掘真正的美，并写出这种美如何被毁灭。也许正因为作者醉心于这种美，又悲愤这种美之被毁灭，所以他的作品才这样富于诗意。这种诗的意境，在一般的写实主义文学中是不常见的。当然更不用说会出现类似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眠芍药裀”，以及晴雯撕扇、补裘，香菱学诗这样的篇章了。 曹雪芹有一美丽的诗魂，但他又有一双敏锐的画家的眼睛。他的视觉感受是那样细腻、丰富和敏锐。所以他善于捕捉各种富于特征的鲜明的视觉形象，并把它们构成用诗的语言织成的画面。例如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节，写宝玉—— 天亮了就爬起来。掀开帐子一看，虽门窗尚掩，只见窗外光辉夺目，心内早踌躇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一夜大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宝玉此时欢喜非常，忙唤人起来，？漱已毕，只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罩一件海龙皮小小鹰膀褂，束了腰，披了玉针蓑，戴上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芦雪庵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拢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宝玉便立住，细细的赏玩一回方走。 这是一幅色调多么鲜明的水彩画，包含着多少丰富的视觉形象啊!没有一双画家的眼睛，是感受不到这样美的境界，也描绘不出这样美的境界的。妙处还在于作者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一切景物都是从宝玉的眼睛里“看”出来的。作者，捕捉生活的镜头是随着人物的视点而推移的。画面的展示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的过程天衣无缝般化合在一起，既写了景，又展示了人物的丰富的心灵世界，特别是他对自然美的细腻的感觉和丰富的感受。动态的时间艺术和静态空间艺术、诗与画融合到了一起。 这段文字，应该说是很细腻的笔墨了，可是这笔墨是何等简洁!“四顾一望，并无二色。”只八个字，可我们闭眼一想，这是多么壮观的雪景，雪色也给写足了，毋需再添加一个字。“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这白雪红梅的瑰丽景色也写足了，可用的语言简括到了极点。这景色，如果用“赋”的手法来排比浦张，恐怕可以写上一大篇文字的。可作者只聊聊数语，不但勾勒出鲜明的画面，而且构成了动人心魄的意境，传达出事物的精神，让人感到境界阔大，意蕴无穷。写景如此，写人也是如此。黛玉葬花，这么币要的情节。作者写黛玉的形象，只用了十八个字:“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可你仔细一想。这十八个字真形神兼备，恰到好处，近乎传统的写意画，我国传统的写意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有时甚至如同书法，带有某种艺术的抽象，它并不追求细节的逼真。甚至有意“略去”那些逼真的细节，而力求传达出事物或人物的精神。我们常常说“出神入化”。“出神”正是要显露事物的精神:而“入化”，则是要进入“化境”这“化境”单靠“写实”是进入不了的。还要靠作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去“化”，去“悟”，所以画境也即作者的心境。在这里，画理和文理恐怕是相通的吧。曹雪芹恐怕也在追求这种“出神入化”吧，他虽说要“追踪蹑迹，但决非复制生活，也不是单纯地在“写实”，而是在抒写、在创造他心目中的“大观园”、心目中的“顽石”和“异样女子”。他是真正用他那如椽之笔进入了“化境”的。 三 前面说过，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居统治地位，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却始终是世俗文化占主导地位。虽说宋教对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遑论先秦两汉，即使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除了民间的变文之类宗教色彩比较浓厚外，中国可以说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艺，无论是建安时代的诗文。还是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抑或是唐诗，宋词，元曲、明代散文、戏曲，……宗教色彩都很淡，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本来就比较淡薄。而且也不象欧洲或其他民族那样定于一尊。而中国的文人的宗教观念。比一般的老百姓更为淡薄，文人中当然也有喜欢佛道的。有的喜欢谈佛理，有的则更倾向于老庄，但佛道的思想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还不如说是一种世界观(哲学)人世观。他们是把佛学和老庄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或者说作为一种“学”来接受的。李白喜欢道，苏东坡喜欢佛，但他们决不会成为道士或和尚，这个道理是最明了不过的。 佛道的思想同儒家的思想，自然是对立的。所以以道统为己任的韩愈是非佛的。但是，在有一些文人(如李白、苏东坡)那里。似乎又是可以互相补充的。而在另一些有更多叛逆思想的人那里(如魏晋时的阮籍，明代的李卓吾等)，佛道思想却又往往成为批判儒学的手段，他们从中吸取思想的营养，大胆的向儒学提出挑战。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经常受到挑战的。有时，如在魏晋时期，成为时代的思潮的，并非儒学，而恰恰是庄老思想。而每当儒学衰微时，社会思潮总是特别活跃，特别富于生气和创造力。 应该说，孔子孟子的思想，有其卓特之处。它们对后世的影响，也并非都是消极的。但当儒学被改造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特别是儒学变成了理学（道学），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文艺家就转而从佛学和老庄思想武器。明显的例子如李卓吾。他的“童心说”以及“真人”、“假人”的说法，显然是受到佛道的启迪。这类宗教的思想，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在思想界的先驱者那里，不是起着思想禁锢的作用，反倒起了一种冲破禁锢的反传统的作用(当然是经过改造了的)这恐怕也是我国文化史或思想史上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吧。 从这一观点来考察《红楼梦》，从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陶渊明到明代的李卓吾而到曹雪芹，我们是否可以理出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中的一条重要轨迹？ 《红楼梦》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就佛教而言，曹雪芹决不是象佛教徒那样去信奉佛教。从小说中的描写来看，曹雪芹对出家当和尚或尼姑，有时是采取嘲弄乃至否定的态度的。例如他写秦钟和智能儿的偷情，正说明佛殿圣地，毕竟锁不住青春之火;妙玉想当“槛外人”，可又终究割不断尘根凡心:至于惜春，似乎是真正“勘破三春景不长”而出家了，但“独卧青灯古佛旁”和缁衣乞食的结局毕竟是可悲的。可以设想，他最后写宝玉“悬崖撒手”，也是作为一种人生的悲剧来处理的。并非作者真的信仰佛教，而赞成出家做和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曹雪芹的思想确实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红楼梦》也被染上一层梦幻、色空的色彩。这恐怕是作者对现实人生彻底绝望以及他所追求的理想幻灭之后所产生的一种“逆反心理”吧。 对老庄的思想，曹雪芹自然也不是象道教徒那样去信奉被扭曲了的老庄思想的。他刻划的马道婆之类的形象，正说明他对这类道教徒是十分憎恶的。但曹雪芹的思想又确实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甚至他的审美观念，也有老庄思想的影子。明显的例子是宝玉对稻香村的议论。宝玉借“天然”二字发议论。说“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这虽然出之于宝玉之口，其实就是作者的思想。这种崇尚自然，反对穿凿的思想，明显带有老庄思想的烙印。曹雪芹还欣赏淡泊之美。他借黛玉之口议论诗歌，推崇王维和陶渊明，又认为陶诗“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比之于摩诘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更为“淡而现成”。曹雪芹就欣赏这种“淡而现成”、归真返朴的艺术境界。他的《红楼梦》正是这种艺术境界的最高表现。这种美学观，是不是也有庄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呢？(曹雪芹对人也欣赏淡泊的美，他就欣赏薛宝钗的淡泊，并有诗赞曰：“淡极始知花更艳。”)老庄思想对曹雪芹的影响也许比佛教思想更为深刻。梦幻、色空这类观念，还是一种“表层心理”，而上述那种崇高自然、归真返朴的思想，却是作者的“深层心理”。梦幻、色空之类的思想，对作者的影响比较消极：而上述老庄的思想，却无疑强化了作者的叛逆精神，并且成为他向传统挑战的武器。 曹雪芹虽然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他有自己的独特的世界观。他赞美一块“顽石”，一个“绝代情痴”，就既非佛教思想，也非老庄思想。要了解曹雪芹的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得了解曹雪芹所处的独特的历史背景。 就我国社会历史演变的宏观来看，清皇朝的出现是一个大的曲折。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回流的现象。清朝以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落后于汉民族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各方面的政策都趋向于守旧。例如在土地制度方面，清入关以后大量圈占上地，成为官庄庄田;在阶级关系方面，不但八旗内部保存着相当野蛮的奴隶制的残余(当时还允许有所谓“投充”，即汉人因衣食无给而投入旗人家为奴)。而且实行更加严酷的封建宗法制度。我们从《红楼梦》中就能体会到，旗人家族内部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较之一般汉人家庭，要严酷得多。主奴关系自然混淆不得。赵姨娘虽然做了姨娘，但只能算“半个主子”，其实还是奴才，所以身为晚辈的王熙凤可以随意训斥她。她的兄弟赵国基自然仍然是奴才，只能跟在亲外甥贾环的马屁股后面，婚姻、血缘和“长幼有序”的礼教。都抵不过这不可逾越的主奴关系。这种情况在一般的汉族家庭中大概是不会发生的。再加嫡庶之分，旗人家庭比汉人家庭更为严格。康熙晚年的夺嫡之争，毛病也正出在这“嫡庶”两字上。试看《红楼梦》，贾探春因为是庶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连自己的生身母亲和亲舅舅也不认。在这样一种旗人家庭，庶出女儿的处境可以想见，探春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的愿望，完全可以理解。而且这正是这一女性的过人之处，但她对生母的这种冷酷态度，又正是旗人家庭中冷酷的宗法关系的必然产物。这种情况，在一般的汉族家庭中也不致如此。 清代的文化政策正是当时的经济、政治的产物。康熙表彰程朱。提倡理学和上述那种严酷的宗法制度正是互为表里的，文化思想上的禁锢政策，固然可能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但也必然会激起反叛的思潮。 曹雪芹是他的时代所造就的反叛者他处于历史的回流之中，又生长于旗人的家庭。可是他却能超越他的时代和旗人社会，直接继承汉族思想家中的一些最富于叛逆思想的先驱者的传统，井发展了这一传统，给这一传统灌注新的内容，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曹雪芹的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还得从他笔下的主人公身是去寻找答案。庚辰本的批语中，论及宝玉有三大病;一曰“恶劝”；二曰“重情不重礼”;三曰“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这三大病触及宝玉性格的核心，恐怕也体现着作者的思想的吧。宝玉厌恶的“劝”指什么呢？无非是读书上进，“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之类。宝玉视“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蠢”，反映出作者对这类读书人同样是深恶痛绝的。他的友人说他“懒过嵇中散，狂于阮步兵”。说他有一身“傲骨”。说他“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都可以透露此中消息。 “重情不重礼”这话特别值得注意，前而说过，在旗人贵族社会，体现着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是特别严酷的，这种“礼”也就成了曹雪芹用他那如椽之笔予以批判的主要对象。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几乎是全面否定了“礼”的各个方面。例如主奴、上下、尊卑、嫡庶、男女等各个方面，而他用以批判和否定“礼”的主要手段，就是“情”。 当然。把“情”与“礼”相对立，并不始于《红楼梦》，但正是《红楼梦》赋予“情”以前所未有的深广的内容。正如很多同志指出的，这个“情”并不单指男女爱情。例如宝玉对晴雯的情，表面看来也是爱情，其实不尽然，晴雯是个奴才，而且原先还是奴才的奴才，可是在宝玉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她看成是奴才。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他们是主奴。可是在他们二人之间。却恰恰建立起冲破这种主奴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的纯真的感情关系，奴才也是人。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也和自己一样有人的价值。宝玉觉得。这起女孩儿比这自己还要珍贵，和她们相比，自己不过是“浊物”而已。宝玉祭晴雯的诔文。甚至用《离骚》之意，把婞直的鲧来比喻晴雯，还用贾长沙的命运比喻晴雯的命运，这是多么不寻常！宝玉对贾府中所有的身居奴才地位的女孩，都表现出一种深情，过去有人以为这表明宝玉用情不专，其实，这正是作者借这一绝代情痴的“情”，否定了人写人之间那种冷酷的现实关系。而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建立起一种合理性、平等的、深挚的。互相尊重和信赖的关系，主奴之间是这样，所有上下、尊卑、嫡庶、男女之间也都该是这样。 曹雪芹竟然把了也所塑造的“绝代情痴”。赞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这真是千古未有的奇语，在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统治的时代，身居旗人的世界。敢于赞美这样的“淫人”。是何等的胆识!所以甲戌本在这句奇语下面有评道：“多大胆量，敢作如此之文！”这又使我们想到敦诚赞美雪芹的诗句:“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诗如此。文亦如此!其锋芒所指，首先就是与“情”相对立的“礼”，以及由礼来体现的封建宗法制度这种制度。扼杀人性，也扼杀人间所有的美，而雪芹笔下的“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不但给予一切有情人以丰富的感情，而且对一切“不情”的事物都以无限的深情去体贴：他又偏偏慧眼独具，不但在黛玉这样的少女身上，而且在那些被侮辱，被压抑、被损害的奴隶女儿们的身上，发现了使人们的灵魂为之震撼的美，撕扇的晴雯、学诗的香菱、抗婚的鸳鸯……美的人性被展示得为此丰富，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吧。 在历史上，人的觉醒往往是从被冰封的情感的苏醒开始的：情感的解放是个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曹雪芹笔下的“顽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任情任性”。这也正带有把“情”和“性”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鲜明的色彩。在贾宝玉和林黛玉、晴雯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丰富的情感和同样丰富的个性，确实显示出一种人性的新的觉醒，或者说体现出作者对一种新的更美的人性的追求。 所以“重情而不重礼”。也许不仅是宝玉的、而且实际上正是作者的思想核心吧。 上引脂评听说宝玉的第三大毛病是“有情极之毒”所谓“情极之毒”，应是指这位绝代情痴的“情”发展到顶点，就做出了世人所不忍为，也不敢为的决绝的行动，什行动呢？就是“悬崖撒手”，和他所深恶痛绝的现实世界一刀两断，有了这“情极之毒”，才是一个完整的宝玉，才能最后完成宝玉的性格，曹雪芹是否也有情极之毒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曹雪芹也跟他所处的那个现实世界决裂了。 总之，曹雪芹不但是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全部历史所造就的伟大天才，《红楼梦》不但凝结着我国民族文化的辉煌的过去，而且也开创着它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