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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界定《红楼梦》的主题，恐怕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红楼梦》是曹雪芹满含辛酸的眼泪为大观园中众女儿咏唱的一曲凄惋动人的悲歌。《葬花吟》正是这一曲悲歌的灵魂。如果我们仅仅把《葬花吟》看作林黛玉感叹身世际遇、前途命运的吟哦，就难以充分地揭示其丰富的艺术内蕴，难以准确地把握其魅人的审美特征，难以深刻地认识其高度的审美价值。 因此，我们应旗帜鲜明地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悲剧的艺术峰巅，《葬花吟》是这部伟大悲剧当之无愧的主题歌。本文仅就《葬花吟》的主题歌地位及其审美特征略陈浅见，以为引玉之砖，并就教于读者和方家。 《葬花吟》的主题歌地位 庚辰本第二十七回有畸笏为《葬花吟》写的朱笔眉批云：“开生面，立新场，是书不止《红搂梦》一回，惟是回更生更新。”批书人在全面肯定《红楼梦》的诸多艺术创新的同时，又以一个“惟”字，两个“更”字突出了《葬花吟》在《红楼梦》总体艺术结构中的独特位置。这是对《葬花吟》的内容和形式感受至深的美学概括。 林黛玉短短的生命历程，可以说是以泪水和着诗句铺成的。许多诗作都形神毕肖地表现了这位潇湘妃子独特的丰韵、情探、气质、性格。但从诗作产生的主观动因和客观环境来考察，无论是《菊花诗》《螃蟹咏》、《柳絮词》、《白海棠诗》还是《秋窗风雨夕》、《五美吟》、《桃花行》，抑或是《题帕诗》以及《芦雪庵即景联句》等，都不能与《葬花吟》同日而语。《葬花吟》的内在情韵和外在音韵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它既不是诗才荟萃一决高下的限题限时限韵之作，也不是独处幽闺寂寞清冷的悲凉喟叹；既不是题于信物之上的爱情标志，也不是题旨无定的即兴应答。它是把对于黑暗现实的无情揭露和有力鞭挞，对于美好理想的深情向往和强烈追求自觉付诸实践的诗化的行动，行动的诗化。难怪颇有几分美学眼光的脂砚斋由衷地发出“诗词文章，试问有如此行笔者乎”［1］的惊叹。 曹雪芹让他的悲剧主人公林黛玉在标示着春天已尽的芒种节步出深闺走向大自然放声吟咏怜春恼春，惜花问花葬花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奇妙诗句，是别具匠心的。春天逝去，意味着“诸艳”将无一例外地归于消亡!在这里，曹雪芹把林黛玉的生活道路和命运结局同大观园中众女儿的生活道路和命运结局完全融成了一个整体。一首由三个乐章组成的长达五十六句的大型“命运交响曲”，既展示了林黛玉独特的悲剧性格，也融进了大观园中众女儿各自悲剧性格的若干侧面，从而奠定了《葬花吟》作为《红楼梦》主题歌的美学基础。甲戌本第二十七回回后脂评写道：“理香冢葬花乃诸艳归源，《葬花吟》又系诸艳一偈也。”很显然，脂砚斋认为“诸艳”象征包括林黛玉在内的大观园中的众女儿，“一偈”即谶语。这是很有见地的。如果“诸艳”不具象征性，那么，“一偈”就不具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花谢花飞”已属眼前存在的现实，又何来“谶语”可言。 在太虚幻境中的那些册子上，曹雪芹以“诗配画”的形式预示了大观园中众女儿的身世际遇和命运结局。如果说那些涛和画还比较含蓄、曲折、婉转，有时甚至很费一番猜测，那么，《葬花吟》则明白如话，一目了然。这样的艺术处理，显示了曹雪芹的大家风范和运斤自如的精湛技巧。因为第五回乃全书序幕，采用含蓄、曲折，婉转的手法暗示“诸艳”的身世际遇和命运结局，可给读者提供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到第二十七回，主要情节已相继展开，人际间的各种矛盾已日趋明朗，全书的艺术构架已搭建完毕，相应地运用明晰的表现手法，可以避免单调，呆板，增添变化、流动，从而突出总体结构的动势美。在虚幻境界中，曹雪芹把《红楼梦》博大精深的内容以谐音法浓缩为“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八个字，那些谶语式的文字和画面，正是这八个字的形象注释。在现实世界中，他又把那些谶语式的诗和画凝聚成一曲饱含感伤、忧愤、崇高情感的绝世悲歌。从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判词到《葬花吟》，这由分到合之间，始终贯穿着一条既为“诸艳”的不幸而哀哭，又为不灭的理想所鼓舞的情感金线，这条金线正是曹雪芹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心理历程的轨迹。 在我们探讨《葬花吟》的主题歌地位时，切不可忽视第二十八回中的一段文字。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儿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在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撤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 这“推之于他人……”可以看作贾宝玉的内心独白。但作者却分明写他“不觉恸倒在山坡之上”，而且是未知谁人?只闻哭诉，便恸倒了。这样，我们又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叙事人——作者的一番议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情不自禁地促使《葬花吟》的审美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不仅仅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际遇、前途命运的吟哦，它已升华为包括林黛玉在内的大观园中众女儿的“命运交响曲”。它，情真意切，犀利壮美，光华四射，动人心弦。它，是《红楼梦》的缩影。 综上所述，《葬花吟》理应获得《<红楼梦>主题歌》的地位。 《葬花吟》的感伤美 审美特征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得以历久不竭的价值所在。感伤，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是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审美判断渗透于自然、社会，人生的艺术结晶，即审美意识的物态化。欣赏主体之所以把感伤作为一种美来接受，主要是因为它蕴含着与人类进步、正义、仁爱、真诚相一致的激动人心的精神力量。雪莱说：“倾诉最哀伤的情绪的才是我们最甜美的歌。”［2］所谓“最甜美”，并不是感伤主义者的畸形心态和偏执情绪的流露，而是意味着创作主体所创造的感伤美引起了欣赏主体的强烈共鸣，二者在心灵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默契。 《葬花吟》，作为伟大的悲剧《红楼梦》的主题歌，自始至终激扬着感伤美的旋律。“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起笔就把一个巨大变故的结局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不能不关注曹雪芹面对阵阵落红而仰天浩叹的缘由。是的，正是似锦的繁花把世界装扮得绚丽多姿，正是浓郁的芬芳使人间充满欣慰的温馨。这是生机，这是光明，这是幸福，这是希望。而一旦“红消香断”，这世界顷刻便黯然失色，这人间旋即便清冷凄凉。这样的结局怎能不令人感伤?显然。曹雪芹以眼前的落花飘零象征大观园中众女儿未来的悲剧性命运结局。因此，这种感伤不是倒避社会人生中矛盾冲突的悲观失望，无可奈何，也不是灵魂空虚，无所寄托的见风流泪，对月伤心，更不是故弄玄虚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葬花吟》的感伤，是对封建礼教为大观园中众女儿所规定的灾难性生活道路和悲剧性命运结局这一触目惊心的非人道现象的血泪倾诉，因而这种感伤是美的。这“有谁怜”，并非可怜巴巴地乞求客观上的什么怜悯或恩赐，而是以十分平实的语气本色地道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唯其平实，愈见情真，唯其本色，愈见意切。唯其情真意切，才愈能动人心弦。因而这种感伤才充满了坚实的精神力量。如果照映一下开卷第一倒中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就愈见曹雪芹的匠心。 《葬花吟》的内在情韵和外在音韵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一致。一句由花及人的设问，强化了感伤的旋律：“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这就正面地直接地触及了大观园中众女儿的生死存亡问题。桃李随风飘散，固然令人惋惜，但这只不过是季节变化时令更迭的标志，只不过是大自然诸多规律中的一个规律而已，所谓“花落自有花开日”，可以“蓄芳待来年”。但是，人将如何呢?当桃李再发，大地复又万紫千红时，闺中女儿谁存谁亡，却难以预卜。这难以预卜，实质上正预卜了凶多吉少！成年累月，时时刻刻处于无情的摧残和暴虐的吞噬之中，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局吗!面对厄运，油然而生深沉的感伤，是十分自然的。这感伤在人们的心灵上烙印了一个清晰的问号：闺中女儿的厄运孰令为之?这也正是感伤美作为《葬花吟》的一个审美特征所产生的精神力量。 无论曹雪芹是否具有自觉的反封建意识，但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在黑暗笼罩大地，文字狱肆虐的险恶环境中，敢歌敢哭，敢怒敢骂，面对闺中女儿的厄运，能够无私地捧出一颗赤诚的感伤之心，已属难能可贵了。大观园中如云的女子，正值豆蔻年华，正处于以美丽的幻想忘情地编织金色的人生之梦的时期，但却被封建礼教的魔掌一个个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这是天地间的大悲剧!这是人类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文明的悲剧。这是值得感伤的悲剧，这感伤本身就是一种能够使人的灵魂净化和升华的实实在在的美。 随着《葬花吟》内在情韵的不断深化，其外在音韵也逐步走向激越。篇末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作结，把感伤旋律推向了高潮，造成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3］的浓重悲剧气氛。红颜老死，花落人亡，是最令人感伤的，因为这是美的毁灭。但是曹雪芹在展现美的毁灭过程时，却倾注了愿美永驻人间的善良愿望。太虚幻境中正册、副册、又副册上所列的诸多女子，在历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之后，都走向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结局。为她们的不幸命运而感伤，是维护人类尊严，捍卫人的正当生存权利的正义行动。这是处于善恶之间的人生态度的最后抉择。这种感伤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是《葬花吟》获得高度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具有感伤美的作品，但就其美学内涵的分量而言，似乎都难以与《葬花吟》相提并论。白居易把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描绘得那样缠绵悱恻，矢志不渝，但是，放眼人间，却很难说那种爱情具有多少高尚纯洁的典型性。苏轼的“杨花词”，形神兼备，一向被认为豪放派大家所写的婉约词的顶峰，但是也未能突破一般的伤春模式，不过是寂寞之情的抒发而已。李清照的《声声慢》虽然表现了一些金兵入侵国破家亡背景下的社会心理，但从其总体情感意向来看，仍然是有感于世态炎凉，生活艰辛的个人痛苦情绪的流露。至于李煜后期的一些词作，其基调不过是失国丧位后的帝王悲感而已。 我们并不是掏泥于道德化原则，也不是以一般的历史评价代替具体的审美活动，更不是任意贬低文学史上某些名篇佳作的价值。《葬花吟》所表现的激动人心的感伤美，确实无出其右。 《葬花吟》的忧愤美 中国封建末世的残酷社会现实，使曹雪芹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使他的思想情绪陷入了多重苦闷。他怀着满腔忧郁和愤激，以伟大思想家的人格力量营造了他的宏伟艺术宫殿《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里程碑，《红楼梦》的基本构件无不呈现着忧郁、愤激的感情色彩。因此，我们在探讨《葬花吟》的忧愤美时，就不能仅仅把它看作《红楼梦》中的一首诗，不能游离于《红楼梦》的伟大悲剧品格以外丽孤立地单纯地就诗论诗，而应当联系其人物形象的系列所表现的某些具有共同性的实质内容，从整体上判断这一审美特征的重要价值。 《葬花吟》的忧愤美和它的感伤美一样，是一种具有坚实的精神力量的美。这种美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人物的心灵世界和所生存的环境之间的或隐或现的深刻矛盾。“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正是这一深刻矛盾的形象概括。 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林黛玉，那玉洁冰清的灵魂，那超尘拔俗的气质，那孤标傲世的性格，和在封建礼教禁锢下的贾府这个险恶环境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但使林黛玉的精神世界充满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而且最终毁灭了她渴望实现的“木石前盟”的美好理想。虽有贾宝玉这一知音为伴，但由于身世、素养、气质，性格的不同，所以在奔向共同目标的道路上，彼此之问又不时激起这样那样的矛盾。因此，知音之间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相依为命的情感发展历程充满了难以驱遣的苦闷和烦恼。可以说林黛玉的心灵世界承受着性质不同的两种折磨甚至熬煎。这是她忧愤情感产生的根源。“多愁善感”也好，“惯施小性”也好，不过是这种情感的外化形式而已。因为林黛玉始终是自己人生理想的主宰，所以她的忧愤就更为深沉，更为激烈，因而也更加动人。 薜宝钗原是进京待选暂居贤府的，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寄人篱下”。如果说她在贾府中的待人接物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那么，这种处世哲学正反映了这个妙龄少女和贾府这个险恶环境之间的矛盾。她的端庄贤淑，温柔敦厚，善解人意，随分从时，都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实现“金玉姻缘”的过程中，她的情绪并不轻松，她的心灵世界并非时时阳光灿烂，处处万紫千红。当贾府中变故迭起、各种矛盾日趋激化时，不是弄得她也在大观园中住不下去了吗。她也有苦闷和烦恼，她当然也有忧愤，只不过把这一切都深深地藏在了心底而已。在“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音”一回里，她就曾不无炫耀地对林黛玉说过：“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这自然是特定环境中的真实心声。如果我们不是一味拘泥于道德化原则，而是把薜宝钗这个艺术典型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就不难窥见其忧愤情感所闪现的美丽的耀眼火花。因为她也是适置妙龄的如花少女，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只是残酷的环境把她的灵魂和性格全部扭曲了。因为被扭曲者是一个意识健全，头脑清醒，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贵族小姐，所以她胸中的忧愤也就愈加深沉和激烈，因而也就愈加动人。 无论是“榴花开处照富闱”的元春和“一载赴黄粱”的迎春，还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探春和“独卧青灯古佛旁”的惜春，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她们和作为封建社会缩影的贾府这个险恶环境之间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你看，一场几乎倾蒙荡产的归省大典，所换来的只是几滴痛苦的伤心泪。忠厚老实的“二木头”，正值似锦的年华，却身不由己地作了封建礼教祭坛上的牺牲品。当她悲苦万状痛不欲生时，得到的唯一安慰却是王夫人冷若冰霜的“认命”的训诫。一向被认为睿智、机敏、干练、豁达的三姑娘，却被尖锐激烈的嫡庶之争折磨得心烦意乱，痛苦难言，而不得不违心地把自己的生母和手足当成仇敌。年幼无知不谙世事的惜春，却萌生了出世皈一的念头，这正是有限的生活阅历在她的幼小心灵中所铸成的痛苦的具体反映。 另外，从奴婢层次来看，无论是抱屈天逝的晴雯，还是誓死抗婚的鸳鸯，抑或是周旋于琏、凤之间的平儿，还有香菱、司棋等，其心灵深处同样充满忧愤之情。曹雪芹把大观园中众女儿的胸中忧愤概括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两句哀感顽艳的诗，逼人思考，催人警醒。以无形的伟力把审美主体和客体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们再不把元春仅仅看作帝王后妃而对她的死漠然置之。我们再不把迎春作为窝囊废而怒其不争。我们再不把探春对待赵姨娘和贾环的态度视为无情无义之举而把她推向卫道者边沿。我们再不把惜春的出家妄断为曹雪芹世界观的局限而贬低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人格力量。因为这一群小才微善的弱女子面对封建礼教的罪恶魔爪只能如此而已。这种忧愤之美所显示的巨大艺术力量，不是引导我们为某一人物的不幸命运发出几声叹息或一掬同情之泪，而是促使我们认真思考朝着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明天举步迈进时人生价值实现的艰难。 曹雪芹无法改变他的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因而他的内心也就更加忧愤。贾府这个封建末世的贵族世家，和整个封建社会一样，已经百孔千疮，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代文化巨人曹雪芹，面对这种情势，当然不会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他要为这种局面探寻出路，然而探寻的结果却是混沌的、模糊的，所以他不能以自己艺术实践的结晶预示时代变化、历史发展的任何端倪，只能把具有坚实的精神力量的忧愤美呈现给人间。这正是曹雪芹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今天，某些自称得了现代派真传的人，动辄侈谈什么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超越时代，以丑为美，随心所欲，信口瞎编。实则是“硬使脚跟离开地球”［4］。这类所谓“难得的灵气”，“创新的勇气”，“反传统精神”，似应在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面前三思。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高度凝炼明白如话且又寓意深刻的诗句，是《葬花吟》的忧愤美的精魂。《葬花吟》的崇高美 如前所述，《葬花吟》的感伤美和忧愤美具有激动人心的精神力量，因为它突破了基于世俗的功利目的的一己感伤和忧愤的窠臼，闪烁着生之执着积极进取精神的璀璨火花，表现了对人的肯定，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关注，对人的尊严的维护。这里有不屈于封建礼教淫威的奋力呐喊和坚决抗争，有对于美好理想的深情向往和强烈追求。这爱憎分明的火焰般炽热的情感，形成了《葬花吟》那催人净化灵魂的崇高境界。 崇高美，是《葬花吟》的又一个突出的审美特征。 郎加纳斯在论述崇高的语言时指出，崇高，“第一而且最重要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是强烈而激动的感情。”［5］从《葬花吟》所创造的崇高境界来看，正是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而激动的感情为美充实了真正的灵魂，而美则为这种思想感情寄寓的艺术对象倾注了动人心弦的魅力。《葬花吟》的崇高的美的境界，是曹雪芹的理想和胸怀的外化形式。 “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象征残暴势力的封建礼教，已把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生存余地剥夺净尽，然而曹雪芹追求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望并未泯灭，他盼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观园中的众女儿自身能够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以帮助她们到达憧憬的境界，从而把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希望人生双翼，自然是难以实现的幻想。然而，这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奇伟壮丽的幻想，却显示了曹雪芹伟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因为正是这种执着追求积极进取的伟大精神为人类的文明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曹雪芹的浪漫主义神奇幻想，也表现了这位文化巨人以积极的艺术实践自觉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可贵精神。《诗经》中描述的那些被肥胖的大老鼠般的奴隶主剥削压迫得走投无路的奴隶，曾经幻想过理想的“乐土”，并且发誓，决心奔那“乐土”而去。可以说这“乐土”正是民间诗人美好理想和博大胸襟的对象化。屈子痛绝黑暗现实时，也曾怀着满腔悲愤幻想驾鸾风游太空，乘车马转昆仑，穿流沙，向西海。一向鄙视“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曾幻想过“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游名山。”无论是向往乐土，还是意欲漫游神界，抑或是寄情于名山仙境，应当说都是对黑暗现实顽强抗争的特定方式。那么，“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正是曹雪芹对抹杀人类尊严的封建礼教坚决抗争的一种特定方式。但是，曹雪芹毕竟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高踞时代的潮头，深刻地洞察了封建社会黑暗腐朽的方方面面，以及这种黑暗腐朽和美好事物之间矛盾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于是唱出了令人警醒的铿锵诗句；“天尽头，何处有香丘?”黑暗腐朽犹如大夜弥天，走遍天涯海角也难以寻觅关注人的生存价值，维护人类尊严的理想境界!因此，他为“诸艳”设计的最理想的归宿只能是“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环顾现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展望未来，只能让美好的理想境界存在于自己高尚纯洁的心灵中。这不是对人生失去信念的灰色哀音，而是充满执着追求的深沉倾诉，是具有正义性的人生道路的抉择。这种抉择本身就是对黑暗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叛逆和抗争。 从现实到理想，从理想到幻想，再从幻想回到现实的整个过程，清晰地显示了曹雪芹的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动的感情的发展轨迹。由眼前到未来，再由未来回到眼前，在主体意识的往复流动中，展现了一个寥阔深邃崇高的美的意境。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渠。”这是《葬花吟》的崇高美的核心。 人们都知道贾宝玉曾经发表过一个不成文的“宣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这番近似疯疯癫癫的戏语，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愉红公子的审美观。这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美的肯定和赞誉，也可以说是贾宝玉式的人生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赞同新红学派的机械的自叙传说，更无意把《红楼梦》中某些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曹雪芹的思想观点生拉硬扯在一起，但是，这“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却完全可视为曹雪芹庄严的“美学宣言”。在曹雪芹的心目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纯洁的、神圣的、崇高的，因而也应当是永恒的。对美好事物的任何玷污和亵渎，都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把高洁的品德，高尚的人格，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所以我们说“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是《葬花吟》的最强音，是它的不灭的灵魂，是曹雪芹审美情趣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初衷。无论我们从《红楼梦》中感受到多少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感受到多少宿命论、唯心主义，无论我们发现曹雪芹的世界观存在什么局限性，无论我们认为他想“补天”还是想“拆天”，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界定《红楼梦》的主题……我们都无法否认曹雪芹这一庄严的“美学宣言”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 “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6］在曹雪芹心目中，大观园中的众女儿正是和那些“须眉浊物”有着质的不同的“伟大崇高的人”，她们一个个虽然都被残酷的命运摧毁了，但她们的精神境界所展现的崇高美，却光华灿烂，永留人间!就曹雪芹自身的遭际和结局而言，则更是如此，未届知天命之年，便被贫病交加的厄运夺去了生命，但他却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传神文笔足千秋”的《红楼梦》! 【注】 ［1］庚辰本第二十七回侧批。 ［2］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58年版第193页。 ［4］鲁迅语。 ［5］郎加纳斯《论崇高》，见《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二期。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原载：《济宁师专学报》11990年第二期 原载：《济宁师专学报》11990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