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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有一段故事：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谢，花神退位，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这个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表述得相当郑重，但历来的红学家都不曾留意。第一个留意这个芒种节的据笔者所知是周汝昌先生。他以他考证出来的“癸未说”定曹雪芹的卒年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合公历1764年2月1日；他又据敦诚诗句中的“四十年华”说法上推，定曹雪芹的生年为雍正二年（甲辰），即公历1724年，初夏，据此写成他的《红楼梦新证》初版（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这个年表的第13年，人世的雪芹13岁，据周先生说，也就是小说中宝玉的13岁（其实至少有两种古钞本中写的宝玉是15岁，本文作者认为15岁正确）。小说中写了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饯花神的情节，而他查得殿版《三元甲子万年书》载有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四月小，二十六日庚寅，亥初一刻四分芒种。”这令周先生享受到“发现”的欣喜。他说：“日期如此相合，已属可骇！”但他明明见到时刻不对，小说中是未时，未时是下午一点至三点，正当艳阳高照，最宜户外活动的时刻。而周先生所查历书中的交节时刻是“亥初一刻四分芒种”，亥初是夜晚九点，再过一刻四分，入夜已久，还搞啥户外活动呢？周先生不能不作支吾语： 普通遇节气，无人细记时刻，只记日期。“未时”云者，乃雪芹随手拈来补足之语。 这不合逻辑。明明是白天的活动，“未时”当然比日期更易记。在周先生所作这一《红楼年表》中，被周先生夸作“正合”之处当然有；但“不合”之处也所在皆有，处处支吾其词，不仅颇遭学人诟病，恐怕周先生也不胜其烦，所以到周先生写《增订本红楼梦新证》时，就把《雪芹生卒》和《红楼纪历》分成两章了。不过周先生把小说中的第13年、宝玉的13岁和人世的曹雪芹之13岁，依然定位在乾隆元年，小说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依然说成乾隆元年的芒种，而对时刻之不合仍旧支吾其辞，可谓基本论点未变。 笔者不敏，曾对此提出质疑（《增订本红楼梦新证初读质疑》，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评论丛刊》第二辑，1979年2月第1版，有关芒种者见P352～353），并贡献我所取得的历法资料，有关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和未时芒种（据《同治万年书》，按日期和时刻分列）： 芒种在四月二十六日的年份 1668年（康熙七年，戊申）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1725年（雍正三年，乙巳） 1736年（乾隆元年，丙辰）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经与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核对无误。 芒种在未时交节的年份 1673年（康熙十二年，癸丑） 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1731年（雍正九年，辛亥） 1739年（乾隆四年，己未） 1743年（乾隆八年，癸亥） 1747年（乾隆十二年，丁卯） 两相比对，一望而知，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与小说中的芒种日期、时刻一丝不错，全合！笔者在鄙文中发了一点议论： 此年正当雪芹“叔辈”青少年时代。“主叔说者”如何对待此条当作另论，《新证》作者若曾见到此条且充分尊重“科学”，早该力主“叔说”。 说来令人气短，鄙文之刊布至今垂垂三十年，也不曾见周汝昌先生虚怀垂顾。当然，周先生有他自己的学术自由，应当受到我们尊重；奇怪的是众多的“主叔说者”虽然议论纷纷，却至今未见哪一位运用笔者所贡献的资料来加固“主叔说者”的立论基础。 笔者赞成“叔说”。自从吴世昌先生首先认识到裕瑞《枣窗闲笔》所提有关“红学”（和“曹学”）资料的重要性，正式伸张“叔说”以后，“叔说”得到不少红学爱好者的信服，至少取得了“姑备一说”的地位。吴先生主张小说中的贾宝玉并非曹雪芹自己，而是其“叔辈”某人。评书的脂砚斋也是一位“叔辈”，裕瑞并未说明这脂砚斋与书中宝玉同为雪芹“叔辈”而是一？是二？所以吴先生姑且认为是二。若依鄙见，这二位实是一人。书中“宝玉”在写成自传式的小说《石头记》之后，将这《石头记》作为素材交与曹雪芹，听雪芹批阅增删，纂目分回，写成正规的章回小说，他这位“叔辈”自称“脂砚斋”而转为评者。纯粹的评者有“畸笏叟”，他另有化名曰“吴玉峰”（稍有猜谜常识者一猜便得），也是一位“叔辈”。自从《五庆堂曹氏宗谱》被发现之后，曹雪芹之为曹遗腹子，几乎无可置疑，谱中的曹天佑就是曹雪芹，那“叔辈·宝玉·脂砚斋综合体”自必是曹。连吴世昌先生也首先设想到曹而格于其他理由改拟“曹硕”—至今仍属虚拟。 “叔说”，或径名之曰“说”，至今也是悬案，详细考证当然一言难尽。能不能借小说中的神秘芒种，假定曹雪芹意在透露某种历史真实，作为考证之一助呢？笔者以为应当姑且一试。我们不妨假定小说中的贾宝玉是生活中的曹，曹在他15岁时，恰巧碰到一个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也就是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的芒种，按实岁15岁，他该生于1691年（康熙三十年，辛未）；按虚岁15岁，他该生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姑定在虚岁，到1715年曹故世，曹接任江宁织造，他实岁应当23岁，虚岁应当24岁。这就不免令人犹豫了。曹于1715年上任视事，三月初七日有奏折： ……奴才谨于本月初六日上任接印视事，敬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窃念奴才包衣下贱，黄口无知…… 都二十三四岁了，怎能还说“黄口无知”？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曹该27岁了。这年六月二日，康熙帝在曹请安折后批云：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老主子”把27岁的曹说成“无知小孩”，口气是不是太大？ 我们很有幸，能找到曹的生年作为参照系。1983年11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满文档案史料，档案题目是《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具文时间为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年）四月初四。其中有一条： 三格左领下南巡图监画曹荃之子曹，情愿捐纳监生，二岁。 这就好了。按昔年习惯用虚岁。曹生于前一年即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曹卒于1715，虚岁27。曹于曹寅逝后继任江宁织造在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他此年虚岁24，与本文所拟曹继曹为织造恰恰在相同年纪。曹在当年九月初四日的奏折中自称“奴才年当弱冠”，次年（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又在正月初三的奏折中自称“窃奴才包衣下贱，年幼无知”。在昔年可靠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周汝昌先生按常情猜拟曹“应为十七、八岁”，今天看来就太儿戏了。我们现在不难设想，在老皇帝面前，24岁当织造的曹自称“年当弱冠”，到25岁还自称“年幼无知”，24岁当织造的曹自称“黄口无知”，老皇帝也称27岁的曹为“无知小孩”，直到雍正五年（丁未，1727年。本年末，曹被罢官抄家），曹已36岁，两准巡盐噶尔泰还在当年正月十八日奏雍正称曹“年少无才”（冯其庸：《曹李两家的败落和〈红楼梦〉的诞生》正文第19页和注36，转引自《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3期），都不必引起大惊小怪。须知当时织造尽管官阶不大，但势焰熏天，见了督抚这类老官僚也不过行“宾主之礼”，相比之下，24岁的“包衣”小奴才靠老皇帝“特恩”袭职的织造就真个只能算“黄口无知”了；哪怕他到了36岁，在新皇帝及其官僚徒党眼中也不可能有啥真正地位。 本文原文 我们假设生活中的曹在他15岁时碰到1706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这可谓合理假设，因而引出小说中的宝玉是以生活中的曹为原型的结论，不算过于离谱。而且还可进一步，这个“神秘芒种”，完全可能是曹本人的生庚八字，所以曹雪芹要在他的《红楼梦》中，或者甚至是曹要在他的《石头记》中，立意“逗漏”一下，立意考一考千秋而下的《红楼梦》读者—当然包括乾隆皇帝手下施张文网的鹰犬。遗憾的是《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几乎只有周汝昌先生一人贾勇应试。周先生囿于他的“雪芹自传说”，不惮花费毕生精力来“证实”这个假设。他近年已经猜到这个份儿上：小说中的贾宝玉生日是四月二十六，因为二十九回张道士对贾母说四月二十六他庙里做“遮天大王圣诞”（这“遮天大王”是宝玉绰号。笔者以为是张道士私下起的）是为宝玉做生日，请宝玉逛庙，贾家推说宝玉不在家（其实他正在家里“饯花神”）。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这个猜法是对的。他又从而引申，生活中的曹雪芹生日也该是四月二十六日，他认为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但小孩生于闰月的，例以次年的“非闰月”的该日作为其终身的生日，到次年（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二十六日，恰逢芒种，因此芒种对雪芹成了“象征性纪念日”，云云。笔者检对《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725年确以四月二十六日为芒种，周先生的猜测也算相当精巧；至于交节时刻是否未时，周先生没说，笔者开列的八个芒种在未时交节的年份不见1725年，故而笔者敢于断言1706年刚刚出现一个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到1725年再出现同样一个，其几率等于0，下文马上论到。 中国历法，一年分二十四节气，芒种为五月的“节气”，理论上居月首，但在四月下半月与五月上半月之间游动，每年芒种日期时刻各异，须历法家推算，一般人不看“皇历”无从知晓。粗略说来，每19年会遇到一次四月二十六日芒种，仿佛不太稀罕。未时是十二辰之一，未时芒种理论上平均每十二年必逢一次，仿佛也不太稀罕，但要逢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粗略算来，要228年才有一次，而且它的分布疏密也无简单规律，其“蹊跷”较“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不计时辰）更为过之。光找到一个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并不难，从1668年经1687年、1706年到1725年的4个芒种都只经过19年，19年在中国历法学上叫做一“章”，是交节日期重新会聚的较为常见的间隔（时辰有微差）。周先生撇开未时，专找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全然离题，毫无意义。汝昌先生似乎不曾觉察，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可以属于曹雪芹，也可以属于曹，而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在这两人之间就只能专属曹。科学探索的结论常常追求唯一性，此例就是。曹雪芹透露的贾宝玉是一个十五岁过四月二十六日未时芒种的人，而不是他自己。雪芹若是曹遗腹子，他应生于1715年（康熙十四年，乙未）旧历十月，头场雪已降，故字“雪”芹。人间曹雪芹的生日不会是芒种—“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芒种节怎会生个曹“雪”芹？ 笔者不仅为周汝昌先生叹惋，也为我们“红学界”叹惋：对可能作为铁证的“时间坐标”如此轻忽，以致许多问题久悬难决，岂非憾事？我还要对乾隆皇帝的文网鹰犬嗤之以鼻，他们毫无科学侦缉本事，枉吃皇粮，眼睁睁放走了一个“利用小说反清”、罪证确凿的钦犯曹。 原载：《寻根》 2007年第6期 原载：《寻根》 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