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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诠释维度是指对于文学文本与作为其背景的社会、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这里的“文化”，是指物质态文化和制度态文化，而不涉及精神文化、观念文化。 社会学诠释维度本以社会、文化作为研究目标，文学作品只是被当作一份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文本材料而已，这份文本材料中的历史印记或知识记录可以作为对文学文本诞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制度、风俗等进行认识的历史材料。这一维度的学科性质显然不同于文学的、美学的鉴赏。这种不同的最重要一点，就是社会学诠释维度并不着意从结构整体上去理解文学文本，结构整体意识不必是社会学诠释维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社会学诠释维度来说，从文学文本中剔取个别有用的材料去说明特定的社会、文化，与从结构整体上把文学文本当作诠释社会学的材料，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价值是同等的。然而，这对于文学观念来说，却是文艺与非文艺、实用与审美的分水岭。 一、社会政治批判 《红楼梦》的社会学维度的诠释经历了社会政治批判、阶级批判、文艺社会学研究等阶段，每一阶段的社会学维度的诠释都与其时代的社会学旨趣密切相关。 在中国，文学的社会维度诠释一开始就与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红楼梦》的社会政治诠释方法从横的方面看，是受西方社会学方法的影响，从纵的方面看，则是对传统今文经学的阐发微言大义的学术旨趣的继承。 从社会历史的维度上诠释《红楼梦》，这从脂砚斋就开始了。脂砚斋对《红楼梦》的“真”、“假”的强调，意在提示：《红楼梦》的小说世界与《红楼梦》的作者的生活世界具有对应关系。后来的索隐派就是沿着脂砚斋的提示走下去的。从周春的“张侯家事说”，到王梦阮、沈瓶庵的“顺治与董小宛恋爱说”，再到蔡元培的“清康熙朝政治说”，以至后来的各种“本事”说，都是试图从社会历史的维度去诠释《红楼梦》的文学形象。然而，索隐派红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方法不同，它不是研究文学作品所揭示的历史本质真实，而是致力于“本事”真实的索解，所以其结论既容易新人耳目，也容易被驳倒。因为在历史上、生活中，同构、巧合的事情是比比皆是的。而索隐派红学尤为致命的弱点则是：它往往从“本事”的索解过渡到“本旨”的索解，实质上是把由“本事”索解出的意义当成整部小说的“本旨”、“题旨”。这样，索隐派红学就走向了附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动荡、剧变的时期，反对旧制度，提倡社会改良的呼声成为那个时代的强音。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近代思想家魏源继承今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的传统，把这一传统拓展到社会政治领域，借解经阐发社会政治改良主张。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当时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领域产生巨大影响。而那时的文人学者对于文艺功能的思考也与此相联系。改良派的代表梁启超一直在大声疾呼，强调小说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文学要揭露社会，抨击旧制度，歌颂反抗，倡扬民主，这是那个时代不少激进人物的共识。而家庭则是国家的缩影，家庭的规范象征了国家的制度。因而反叛家庭，追求婚姻的自由的行为是那个时代的反封建、倡民主的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压迫与反抗，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天修生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那些作家之所以创作小说，主要出于三个原因：一是“愤政治之压制”，如《水浒传》、《七侠五义》；二是“痛社会之混浊”，如《金瓶梅》、《儒林外史》；三是“哀婚姻之不自由”。①这三个原因都是社会学维度的表达。在这种社会学维度的观照下，《红楼梦》被当成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天僇生说：“《红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也。”②管达如认为：“小说者，社会心理之反映也。”“专制之淫威，人所同恶者也。虽恶之而无如之何，然其恶之之情，固未尝或忘也。于斯时也，而有若《水浒传》者出，助厄塞不平之英雄以张目，而排斥社会上种种有权之人，则其为社会所欢迎，无待言矣。又如婚姻之不自由，亦人所同恶者也。虽恶之而无可如何，然其恶之之心，亦未尝或忘也。于斯时也，而若有《红楼梦》者出，助一般之痴男怨女以张目，而排斥阻碍其爱情者之非，则其为社会所欢迎，又无待言矣。”③把《红楼梦》的受欢迎归因于它反映了婚姻这一社会问题。 陈蜕则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同于卢梭的《民约论》，他说贾宝玉“论文臣死谏、武将死战一节，骂尽无爱国心之一家奴隶；论甄宝玉一节，骂尽无真道德之同流合污；论禄蠹则恨人心龌龊也；论八股则恨邪说充塞也；论雨村请见则恨交际浮伪也；于秦钟则曰：‘恨我生于公侯之家，不得早与为友’，恨社会不平等也；于贾环则曰：‘一般兄弟，何必要他怕我’，恨家庭不平也；于宝琴则曰：‘原该多痛女孩儿些’，恨男女不平也；接回迎春之论，恨夫妇不平也；与袭人论红衣女子事，恨奴主不平也；闻潇湘鬼哭，则曰：‘父母作主，你休恨我’，叹婚姻不自由；贾政督做时艺，则曰：‘我又不敢驳回’，恨言论不自由……”“综观始终，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务员，可以为共和议员，可以为共和大总统矣”。④这种诠释方式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在索隐派红学里见得多了。 反专制、倡民主的社会学诠释意向在季新的《红楼梦新评》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展开⑤。他的总观点是，《红楼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他认为，中国的家庭组织乃是中国的国家组织的标本，国家即大家庭，家庭为小国家。基于对国与家的关系的认识，季新选择《红楼梦》这部“家庭小说”去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中国之国家组织，全是专制的；故中国之家庭组织，亦全是专制的。”专制，是中国的国家组织和家庭组织的特点，而礼教则是专制的辅翼。在婚姻问题上，专制和礼教都是无视、压制人的感情的。黛玉、宝钗都立心要嫁宝玉，黛玉之于宝玉，纯以爱情相感，“其爱情之纯挚，心地之光明，品行之诚悫，胸怀之浩洁，真真不愧情界中人”，但她却抱恨而死。而薛宝钗“未尝以爱情感动宝玉，但知于贾母、王夫人、诸嫂、诸姑以至仆人等，处处使乖，处处献勤……论他的行为心术，真真与黛玉相隔天渊，……然问宝钗这种手段，何以有效?是盖由于婚姻制度，都由父母硬作主张，不管他的儿女爱情如何，所以上了此当。”在此，季新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批判。 这些社会学诠释无疑揭示了《红楼梦》的历史意识的某些方面。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下半叶的《红楼梦》社会政治批判者所理解的“社会”乃是一个专制与人权的对立的社会，他们对于社会制度、家庭组织等往往不是从经济关系的高度去理解。因而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改良主义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比起l955年以来的社会学分析，其思想之深度，自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从所遵循的文艺观念和运用的诠释方法来看，20世纪初的《红楼梦》社会政治诠释可以算是20世纪50、60、7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诠释的滥觞。尽管两者在社会政治理想的本质内涵上有着种种差异，但是，在处理文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在分析的方法上却是前后相承的。 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诠释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有诸多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索隐派致力于索解小说的历史“本事”，而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诠释则对小说本身作社会历史层面上的诠释。然而，它们的思维方式却有相通之处，它们的索解工作或诠释工作都服从于社会政治的宣传目的，是传统的“文以载道”和近代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念的产物，蔡元培的“《红楼梦》是民族主义小说”的观点显然附属于他的排满的革命倾向，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写于1934年，他刻意把“亡国悲恨”列为《红楼梦》的主旨，这与他对当时外患渐逼的深切关注密切相关。而20世纪初的关于《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诠释则是从属于反专制、倡民主的政治意图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理由去创作为他的政治意图服务的文艺作品，但是，用这种文艺观念去诠释古典作家的作品的时候，就必须首先尊重古典作家的文艺观；否则，就会出现机械、庸俗的社会学，就会出现牵强附会、借题发挥、对小说断章取义的情形。……而这，也是蔡元培索隐派与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诠释相同的缺陷。 二、阶级批判 20世纪50、60、70年代大陆的《红楼梦》社会学研究，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因而它注重的是从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去诠释《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意义。研究的重点是清代(尤其是康、乾时期)的社会性质、经济关系(乃至租佃关系)、阶级关系等。这种研究大多是从探索《红楼梦》里的某些情节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再联系某些历史材料，去进行社会学诠释的。 根据考证派红学的成果，《红楼梦》这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学研究首先考察这三朝的政治、经济状况。从50、60年代的历史认识水平看，康、雍、乾三朝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分解(《红楼梦》的末世感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有人认为贾宝玉反叛行为的现实基础与此相关)、而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这涉及到贾宝玉的阶级属性、典型意识、个性解放、追求民主等问题)。从阶级关系看，当时不仅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且有新兴市民力量与封建统治的矛盾，还有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的矛盾。 高尔基说：“马克思承认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依据左拉的小说，我们可以研究整个的时代。”⑥目的是“研究整个的时代”，材料是左拉的小说。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和旨趣为20世纪50年代的某些《红楼梦》研究者所接受。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⑦；以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去研究《红楼梦》。他从《红楼梦》里，看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它的发展脉络。在这篇文章中，邓拓首先确认，《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是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即18世纪上半期。再从在50年代已成为共识的对于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基本观点出发，邓拓认为：“由于《红楼梦》是反映当时那样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一部伟大作品，它就不但揭露了当时的贵族官僚大地主阶级的腐败、虚伪、残酷、暴虐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反映了当时新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萌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⑧ 应该承认，《红楼梦》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读者更具体、更形象地认识18世纪的中国社会，也有助于在一定的历史深度上体味《红楼梦》的“末世”社会历史内涵。邓拓在《红楼梦》第一回关于甄士隐的故事中看到了当时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他将研究的视角伸向了清代文献，《皇朝文献通考》、《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有力的佐证。小说人物冷子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等语，成为对那个时代的所谓“康乾盛世”的本质的绝好概括。从赵嬷嬷对甄家等封建贵族接驾时的“好势派”的惊叹上，邓拓看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挥霍钱财。这些钱财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是靠剥削农民而来。以同样的方法，邓拓通过对《红楼梦》中关于高利贷、商业资本等方面的描写的分析，去强化对清代社会的认识。 翦伯赞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一文⑨，则是将这种社会学方法更加详尽化。从该文的两百多条注解中，可以看到翦伯赞对清代文献的广泛涉猎。其涉猎之广泛和立论之谨慎，比起考证派红学来，可以说毫不逊色。该文阐述了《红楼梦》与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几种对应关系：一、当时社会土地集中与阶级分化，而《红楼梦》里刘老老庄上有姓周的地主“良田千顷”，宁国府有“八九个庄子”、荣国府有“八处庄地”。二、当时社会的土地所有者利用他们的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农业经营，进行商品生产，《红楼梦》里则有“桂花夏家”把土地的一部分用于商业性的园艺业的经营。还有赖大的园子、大观园的包租。三、当时的社会有丝织业、造船业，《红楼梦》里则有“炕上有个纺车儿”和“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两句话。四、当时社会有商业和商业资本活动，《红楼梦》里则有古董贸易商冷子兴、皇商薛蟠、香料商卜世仁，还有“桂花夏家”，还有两个高利贷者：王熙凤、倪二。 在这篇文章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一提：该文题为“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红楼梦》属“兼论”的对象，但该文的第一句话则是“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是企图说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表面看来，这句话与题目并不矛盾。但细细推敲，这里存在着一种不吻合。这种不吻合标示着当时这种对于文学作品的社会学方法的某种彷徨。根据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说，他们的工作是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社会学分析，从而达到认识康乾时期乃至封建末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目的。但是，在事实上，在分析《红楼梦》之前，这些学者对康乾时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认识已经形成，他们的所谓“从《红楼梦》认识封建社会”，实质上是为他们业已形成的历史认识多找一个例子。对于我们认识清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红楼梦》的情节所提供的并不比历史学家所提供的多。那么，这种《红楼梦》研究的价值何在呢?其价值在于，它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份形象、具体、感性的佐证。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对《红楼梦》的社会学分析，与当时的论者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有关，也与当时的论者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进化史的分析方法有关。然而，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照镜子”的关系，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不是西方的历史发展的依样画葫芦。机械化的分析，在50、60年代的社会学分析中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最为引起争议的是“市民说”与“农民说”。 市民说首先由李希凡提出，后来邓拓、茅盾先生也持此观点。李希凡认为：“《红楼梦》正面人物形象所达到的高度，是与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潮流相互辉映的”，而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潮流“一方面反映了民族斗争，一方面反映了工商业者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⑩邓拓则说：“《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⑪”。茅盾在《关于曹雪芹》一文里也持“市民说”，认为“表现在贾宝玉身上的思想积极因素，一方面是继承了李卓吾、王船山的反封建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十八世纪上半期新兴市民阶层意识形态的反映。”它指出18世纪中国市民阶层的反封建(要求废除封建特权，要求个性解放等等)的不彻底和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在读书和婚姻问题上的反叛性和软弱性，正是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象征⑫。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都追随这种观点。 这种象征关系能否成立，关键在于贾宝玉在读书和婚姻问题上所表现的反叛性和软弱性是否仅属于新兴市民阶层的本质。如果持肯定的回答，那么，这种反叛性、软弱性与魏晋风流、尤其是与嵇康、阮籍的反叛性、软弱性的关系又如何?嵇、阮能否算是市民阶层? 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一文中对市民说的代表性理论作一综合。何其芳指出，市民说“这是搬运关于欧洲的历史的某些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这些作者把清初看作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因而对清初和稍后的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加以‘新兴的市民’的代表的头衔。‘中等阶级反对派’和‘平民反对派’，这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对于当时德国的不同的市民集团的分析，现在也被用在清初和稍后的某些思想家身上了。”如果社会形态相同、历史发展轨迹近似，那么，这样的搬运也未尝不可。然而，“其实中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和欧洲的思想史文学史，是有很多具体的差异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没有欧洲中世纪那种市民当权的城市。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出和文艺复兴相当的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清代那些杰出的思想家的思想和学说的某些部分，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的要求，这些思想“有的表现为强调‘夷狄华夏之大防’或‘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有的表现为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的统治的各种积弊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仅仅是企图加以补救的改良的办法；有的表现为对宋明理学整个的否定或部分的修正，或仅仅是提出了对它们的流弊的反对和批评……”这些杰出思想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末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明王朝的崩溃和灭亡、满族的入侵和压迫、宋明理学及其流弊所引起的不满和反对，所有这些，催生了清代那些杰出思想家的进步思想。何其芳认为，与其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的市民”作为这些进步思想的社会基础，不如在当时人民(不止是市民、农民)的普遍要求和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主性的思想传统中去寻求答案。他认为：“首先是有些作者强调清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的发展和代表这种萌芽的市民力量的强大。”“其次是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戴震这样一些清代的著名的思想家都说成是‘新兴的市民’的代表，想用这来证明当时这种性质的思想潮流的普遍，《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不能处于这种潮流之外。”何其芳对清初的几个杰出思想家的进步思想作了具体考察，指出他们身上并没有多少“市民”的色彩，不能作为市民的代表。同时，他考察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民主性传统，指出这种民主性(自由、平等)并不是市民阶层、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是古已有之的思想。这样，何其芳就从社会历史、思想史的维度否定了市民说、农民说的成立的可能性。 当时用农民说或市民说去解释《红楼梦》的研究者，其总的理由是：《红楼梦》对封建地主阶级和许多封建制度都作了深刻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呢?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还是站在市民、农民阶级的立场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关系到《红楼梦》的乃至所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反封建”观点能否成立的问题，关系到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的观点能否有效诠释中国古代那些有进步倾向的作家的社会批判的矛盾性的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能否当成中国古典作家的社会批判和创作意向的内在动因，尤其是当成作品的主要题旨等问题（“这个问题”到“等问题”下有着重号）。 何其芳指出，在封建社会，对封建主义怀抱不满的人并不限于农民和市民，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中也常分化出一些不满分子和有叛逆性的人物来，吴敬梓和曹雪芹就属于这样的人物。尽管不满、叛逆，但毕竟依然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 何其芳要批评的就是那种脱离作品实际、割断作品内在结构的有机联系而以名人名言去作机械的印证这样一种教条主义。 到了70年代以至80年代初，一些论者在对《红楼梦》进行政治历史分析的时候，把对个别情节、个别人物关系的分析当成对小说的主题、作家的命意的总体判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第四回是《红楼梦》的总纲。”关于第四回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问题，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第四回给毛泽东同志的印象这么深刻，原因何在呢?众所周知，了解历史、研究历史，这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同所有史书一样，是毛泽东了解、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在这种研究历史、研究古代社会的旨趣的导引下，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社会学研究。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直至晚年，一直对《红楼梦》爱不释手。在这过程中，他始终把《红楼梦》视为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份绝好材料。据说，毛泽东曾对他的表孙女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他把《红楼梦》看成是封建社会的活化石，从中看出了在史书中很难看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精细的历史。⑬ 首先，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史，《红楼梦》里那些表现贾府的衰落、腐败的情节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如家长制的动摇，贾赦是贾琏的父亲、家长，但贾琏不听贾赦的话，贾琏之妻王熙凤投靠了王夫人。又如，毛泽东在甄士隐的《好了歌注》里所看到的恐怕是任何一位《红楼梦》读者、研究者所不可能看出来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经济关系是一个核心范畴。毛泽东就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看到了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指出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推移，也助长了农民的留恋土地的心理。 其次，毛泽东在《红楼梦》里看到了封建社会末世的阶级斗争。他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他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阶级，并据此评价作品的思想价值和人物形象。他说：“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的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他认为《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后来其他论者对此进行具体的演绎。徐迟的《红楼梦艺术论》一书(下简称“徐著”)运用一种奇特的思维方式，它说：“十八世纪小说《红楼梦》中的金陵四大家族，具有遗传信息。”⑭“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成长着的。它也有一定的历史发展的进程。到了二十世纪的上半期，这四大家族的形式，就被继承了下来，并且达到了它的完成形态。它的政治经济特征，先前并不是很明显的，到了这时就充分揭示出来了。”“在四大家族的发展到最高形态时，全中国的财富与权力集中于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蒋、宋、孔、陈的四家，成为最后一个统治旧中国的政治经济达二十一年之久的‘宁国府’——南京国民政府。”⑮显然，徐著是把《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与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对照起来进行政治历史分析，对于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历史现实感触颇深的人来说，《红楼梦》第四回的确是最为醒目的。 的确，《红楼梦》写了家族衰亡，写了阶级斗争，写了下层人的反抗，写了青年的追求爱情。《红楼梦》的确是了解、研究清代社会的一份好材料。然而，暴露官场、揭露封建官吏的徇情枉法、反映阶级斗争等在整部小说里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它们能否涵盖整部小说?它们是否成为小说的典型环境?能否代表整部小说的题旨或作家的主观命意?本来，对于社会学方法来说，所有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里哪些情节、人物关系足以说明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但是，“总纲”的问题则是涉及到小说的整个结构、小说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质问题。一种“总纲”的提出，必须涵盖这些方面，《红楼梦》第四回仅仅揭示了《红楼梦》意蕴的一个方面，把它当成总纲，其结果是对其他方面避而不谈，或把其他方面强行装进这一“总纲”之中。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阅读《红楼梦》，搜集有关的社会学资料，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通过这种方法，往往可以发现《红楼梦》的某段情节、某种人物关系与特定社会的某些方面具有相似、相关的关系，从而，《红楼梦》的这些情节、人物关系就可以成为印证、说明、诠释特定社会的文字材料。这是社会学方法的正当范围。但是，如果把《红楼梦》的情节、人物关系与特定社会的关系看成是《红楼梦》的“总纲”、“题旨”，则是以社会学代替文艺学。所谓“总纲”、“题旨”乃是对于《红楼梦》艺术思维、叙事结构、审美形式的整体判断。在文学作品的研究上，社会学方法本来就没有也不需要整体意识。把从局部关系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当成《红楼梦》的整体性质，这是社会学对于文艺学的僭越。1973年至1976年之间的许多《红楼梦》评论之所以后来被斥为“庸俗社会学”，其原因即在于此。 三、文艺社会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红楼梦》的社会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时期，这方面，张毕来先生很具代表性。他不仅写了《漫说红楼》、《红楼佛影》、《贾府书声》等一系列著作，而且对自己使用的方法勤于反省。贾宝玉与贾政的冲突的性质究竟如何?直接的表述是，读书做官上的冲突。很多学者的理解是，读书做官是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读书即接受封建价值标准，做官则是对这种标准的具体实践。所以读书做官，就是对封建主义价值体系的认同。相反则是反封建。但张毕来则注意到贾宝玉在不读书不做官这整个过程中的复杂性。他从清初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入手，透视《红楼梦》里贾氏家塾中的师友之道。深入细致的社会学分析，使张毕来较为准确地把握住封建主义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矛盾这一重要现象，从而为贾宝玉的奇谈怪论的性质划定了范围。《贾府书声》通过对几百年来的儒学道统的分析，通过对“明明德外无书”之说的理论根源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指出宝 玉的“明明德外无书”的观点“断然不是‘反儒’‘反孔’的思想。它是正统的儒学思想。而且也不是贾宝玉独创的理论。这是宋儒的看法，是他们说了好几百年的老话。”⑯孔孟程朱是清初的儒学正统，朱熹把孔孟纳入其理学轨道，清帝又把经朱熹炮制过的孔孟纳入其权术轨道。满族统治者从《四书》中看出了好处，清初一百年间，他们对《四书》大加宣扬，另一方面则压制小说戏剧，甚至一般的儒门著作也不许刊印，除非它确实能阐发《四书》中的道理。“这些说法，也就是‘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此种议论，既然见诸大臣奏章，经九卿复议，蒙皇上点头，那么，在当时是四平八稳的正统言论可知。”⑰ 明末清初的思想界出现一些越轨的人物，但这些人物的言行并不超出儒学的范围。李贽只是反对后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据说出自他手的《四书评》．嘲讽孔孟，但根本理论并未超出《四书》。 不肯中举做官不等于反儒反封建，那么反对八股文章的言行之性质又如何呢?还是看看封建教育理论是如何说的。《圣谕广训》说：“士品果端，而后发为文章，非空墟之论；见之施为，非浮薄之行”，“器识为先，文艺为后。”再证以正统儒学的代表之一的朱熹思想，《贾府书声》归纳说：“用这个标准衡量，则一般的八股文章是不合格的，那些追逐名位的举人进士，也是不合格的。合格的是那些读圣贤之书，努力考究孝弟之义，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的名儒。此种名儒写文章，就能阐发圣贤之奥，不作空虚之论。他当了官，就尽心于理朝廷治风俗，不鹜浮薄之行。这是良臣，乃国家之栋梁。可见真正的正统儒者，也反对那些追逐名位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专门考究八股文章。以为有谁反对八股文章，他就是在‘反儒’，那也是不对头的。”⑱ 这种以“不肯中举当官”为“反儒”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已经是太普遍了。但是，在《贾府书声》的这种社会——文化研究方法面前，显然是不攻自破的。同一种行为方式可以来源于不同的动机、性格、思想。譬如“骂皇帝”的行为，恐怕代不乏人。但骂的语境不同，则骂的含义也不同。有人骂皇帝，是因为皇帝昏庸、残暴，不配做皇帝，这种骂是站在“君仁臣忠”的理想伦理立场上进行的；有人骂皇帝，是把皇帝与神、圣、忠、贤、恶、鬼、贼、奸等一起骂的，这种骂是出于对一切价值形式的绝望；有人骂皇帝，则是因为皇帝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象征。如果不问立场而一概纳入“骂皇帝一否定皇权一反封建”的公式中，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形。贾宝玉的不愿走读书、中举、做官的道路，是反封建、反儒学呢，还是站在封建、儒学的立场上反对中举做官?这对于理解贾宝玉和曹雪芹的思想、感情乃至整部《红楼梦》的意旨是极为重要的。《贾府书声》所采用的这个社会——文化维度有效地诠释了这个问题。 这种社会学分析的旨趣在于文学作品，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材料去认识社会历史。它对于人们对《红楼梦》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就非同一般的文学社会学分析。20世纪中叶以来的“《红楼梦》的主题是反封建”的观点、“贾宝玉有反封建的思想、言行”的观点就被《贾府书声》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定了。宝黛爱情及其悲剧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不具有反封建性质了。这些主要观点一否定，那么，所谓“市民说”、“农民说”(尤其是“市民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台湾天一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一套《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汇编》，其中的《红楼梦研究专辑》将红学史上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论著进行汇编。该专辑中有《红楼梦中的社会史料》二册，收集的论著主要涉及以下问题：社会问题、婚姻在进化史中的地位、孝道、家政管理、姻戚关系、妾的地位、珍玩摆设器皿、服饰装扮、丸散药剂、点心食品、床与炕……等等。 这些所谓的“社会史料”的部分内容，在中国大陆有时被归入物质态文化、。这是港、台学者的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台湾学者萨孟武先生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写出了《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等著作。其中，《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⑲一书(以下简称“萨著”)被岳麓书社收入《凤凰丛书》。该丛书在“出版说明”里说：《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一书“将《红楼梦》所展示的大家庭制度的种种流弊、家庭内的女权、官场恶习、吏胥舞弊、清客的趋炎附势、妾的地位、奴才的种类及其等级、贾府的浪费及其子弟的堕落、凤姐的专权等具体事例，分类相连，用事实来分析和研究中国旧的社会意识、社会风气和风俗习惯。不仅能加深我们对《红楼梦》中人和事的理解，而且能使我们透过他那诙谐轻快的笔调，认识到中国旧家庭的深刻内容。与其说它是一部优秀的‘红学’著作，不如说它是一部深刻的社会学著作。”这非常中肯地点明了萨著的研究内容、特点和目标。这也是一般的《红楼梦》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与目标。 这是一位接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学者写的红学专著。其方法上的自觉显然更趋近于社会学。他在该书“自序”里说：“水浒传与社会，西游记与政治，都已出版了。现在红楼梦与什么?想来想去，约有十数年之久，忽然想起‘家庭’。于是就决定写‘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以与水浒传、西游记合为三部‘小’著作。一写社会，一写政治，一写家庭，刚刚好。”所谓“刚刚好”，意即，“社会”、“政治”和“家庭”这三概念正好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显然，他是以社会学的旨趣去谈《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反过来说，他是把《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材料去使用的。他自己也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我是学习社会科学尤其公法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是将小说看做社会意识的表现。因之，研究方法与研究文学的绝不相同，不作无意义的考证，更不注重版本的异同，去检查那些不重要的字，这一版本是啥，另一版本是啥。”这样，他就有足够的理由不去理会《红楼梦》的审美形式。对于他的社会学研究来说，《红楼梦》的题旨、命意、主题、主体超越意向等比不上小说里某些材料(人物、场面、情节)来得有价值。“出版说明”那句“如其说它是一部优秀的‘红学’著作，不如说它是一部深刻的社会学著作”，可以作为对《红楼梦》社会学研究的一般评语。所有的《红楼梦》物质态、制度态的社会文化研究，都可纳入“从《红楼梦》看……”的句式之中。在这个句式中，“看”的内容才是旨趣之所在，《红楼梦》只不过是材料证据而已。把这个“从《红楼梦》看……”的社会——历史诠释维度推而广之，《红楼梦》的民俗研究、菜谱、药方、为人处世方式，乃至某些文化研究，都同属这一模式。尽管看到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撇开《红楼梦》的整体结构、审美形式，而把《红楼梦》里自己感兴趣的某些方面取出来，放在清代社会乃至中国历史、文化、民俗中去参照。 注释： ①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见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天僇生(1880－1914)，即王钟麒，字毓仁，别号天僇、天僇生等，安徽歙县人。曾为南社编辑。 ②《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见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管达如《说小说》，见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列石头记于子部说》，见黄霖、韩同文编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⑤季新(1883－1944)，即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 ⑥高尔基《年青的文学和它的任务》。 ⑦⑧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 ⑨载《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⑩《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三集，第36页。 ⑪《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三集，4页、19页。 ⑫刊于1963年12期《文艺报》，见刘梦溪《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⑬见程远《毛泽东与<红楼梦>》，载《唐都学刊》1993年第3期。本章所引有关毛泽东的材料，均参照此文。 ⑭⑮《红楼梦艺术论》，第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⑯⑰⑱《贾府书声》第92页，第117页，第34－35页。 ⑲该书写于1977年，岳麓书社于1988年收入《凤凰丛书》。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