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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细节是文艺作品最细小的组成单位，是作用于欣赏者的最基本最实在的审美客体，是真切感人的美感效果的直接来源。曹雪芹以他天才艺术家出神入化的艺术功力，在《红楼梦》里描绘了大量洋溢着蓬勃的艺术生机、具有深刻美学意义的细节，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形象，凝聚成一幅幅精采绝艳的生动图画，使整部小说荡漾着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产生了追魂夺魄的美感效果。 一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也是细节的生命。现实主义文学巨擘巴尔扎克认为，不能令人相信的细节使作品不会有任何价值，“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1]有真实的细节，才会产生动人的美感效果，一旦细节失真，令人难于置信，不但引不起美感，还势必破坏艺术整体的真实惑。正是基于此，恩格斯才把“细节的真实，作为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一条重要美学原则加以强调。《红楼梦》细节的美，首先在于它的细节达到了高度逼真准确的艺术境地。 《红楼梦》细节高度逼真准确，关键在于曹雪芹从生活体验出发，写自己所见所感的东西，因而作品的细节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他在《红楼梦》里曾经明白宣称，他也有过“锦衣纨裤之时，饮甘餍肥之日”，亲身经受了小说中所写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目睹了书中人物的遭际命运。他这部小说，“不过实录其事”，“记述”了当日亲自感受过的“事迹原委”。在创作过程中，他又始终忠实于生活，“追踪蹑迹，不敢 稍加穿凿”。对那些“不近情理”、“胡牵乱扯”、“谋虚逐妄”、“假语妄称”，脱离生活真实，“千部共出一套”才子佳人小说，曹雪芹表示深恶痛绝，严加斥责。 但是，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艺术家必须通过表象的想象活动，对生活现象行筛选、提炼，甚至夸张、虚构，以补充、突出具有特征的细节。曹雪芹在强调“真传”的同时，又指出文艺创作不能照搬生活，“拘拘于”生活的真实，而必须按照艺术的要求，“取其事体情理”。他借香菱的口说；“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竟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他甚至明确地告诉读者，他这部《红楼梦》乃是真假掺半，“将真事隐去”了的“假语村言”。他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工锤炼出“既能令人相信，又能令人惊奇”[2]的艺术细节。 所以，《红楼梦》里的细节，都有若脂批所说，是“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极玄极幻”，“以幻作真，以真作幻”，经过了作者的艺术虚构和夸张。它虽然并不一定是生活中实有的现象，看似无理，但“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逼真得很。宝玉被大雨“淋的水鸡似的”，浑身冰凉，他却根本不自知，只顾催龄官去躲雨；他被热汤烫了手，自己倒不觉得，反问玉钏儿烫了那里、痛不痛，傅试家的对此难于理解，就连龄官、玉钏儿也不禁发笑。然而，正是这两个被作者夸张了的艺术细节，把宝玉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神情意态逼真地表现出来了，更使读者感到情真理真，可信可亲。黛玉看到春残花落，感伤悲叹，认为把花瓣撂进水里，还会流到脏臭 的地方，“仍旧把花糟蹋了”，一定要挖个“花冢”，把花瓣装进绢袋，拿土埋上，方 才干净。它真切地表现了林黛玉孤高自洁、不甘为世俗所污染的心性气质，迸发出这位 洁身自好的少女“未若绵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 沟”的一片真趣真情，给人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 《红楼梦》细节高度逼真准确，还表现在它具有性格的可能性和规定性，从一定的人物性格生发出来，符合于人物性格的情理。狄德罗说：“为了存真，哲学家说的话应该符合于事物的本质，诗人只求和他所塑造的性格相符合。”[3]《红楼梦》全书四百多人物，成千上万个细节，属于甲的就只能属于甲，属于乙的也只能属于乙，决不能相互挪移兑换。例如，翠缕和傻大姐，同是小丫头，性格也相近，言行都“傻”。但翠缕是 小姐的随身使唤丫头，“傻”中带俊，天真机趣；傻大姐是新挑上来专作粗活的丫头，“傻”得愚顽，无知无识，完全处于蒙昧状态。曹雪芹把她们的性格把握得分寸准确，为她们安排的细节才那么醋肖逼真。次要人物的细节尚如此精确，主要人物就更不待说了。 《红楼梦》细节的高度逼真准确，也在它符合于特定情境的可能性和规定性。同一个人物，面对着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环境里，会有不同的言行，呈现出不同的神情风貌。《红楼梦》所有的细节，都巧妙地镶嵌在特定的情境里，显示出人物与一定对象、时间、地点、环境的内在联系。 凤姐第一次接见刘姥姥时，有意装腔作势，卖弄雍容华贵。她“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及至抬头见了刘姥姥，“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这些细节，简直把凤姐的矫情假态写活了。但凤姐只有在偶然连了宗的穷亲戚刘姥姥面前，又是头次见面，才可能作出这番表演。在贾母、王夫人等人面前，她会这样吗?不敢!而在赵姨娘和奴才们的面前，她又没有这样作的必要。同时，这又是发生在贾府的架子尚未甚倒，凤姐踌躇满志、权势正盛的境况里。当贾府衰败没落，凤姐的权势消歇，处于各种矛盾斗争的夹缝中，被挤得透不过气的时候，这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所以，凤姐这番装腔作势，是与特定的情境紧契密合，难动难移的。 《红楼梦》细节的高度逼真准确，又在它符合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平时代精神，具有严格的历史规定性和时代规定性。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都“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4]。作家从所处的一定历史阶段中提炼出来的细节，必然濡染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浸透着阶级的内容。其现实可能性、性格可能性和情境可能性，都会同时显现出历史的可能性。曹雪芹凝大千于毫端，将他那个时代错综复 杂的社会关系和斑驳杂陈的历史面貌，熔铸在特定的性格和情境里，从而使细节获得了 更高的真实。 黛玉从宝玉手里要过《西厢记》，越看越爱，“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词”。但当宝玉忘情地对她吐露心曲，道出“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的时候，黛玉竟“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这些细节，表现了多么鲜明的时代精神面貌。它透示出，重“情”抑“理”的新的思想潮流，正在哺育着一代青年，成为催发他们走向叛逆、追求个性解放的春雨春风。唯其如此，《西厢记》、《牡丹亭》才会令宝、黛如此着魔入迷、心动神摇，打开他们被闭锁的心扉。但是，他们又毕竟还不能超出时代限制，脱尽封建礼教的羁绊。所以黛玉不但不敢公开接受宝玉曲折隐微的爱情表白，并且怒形于色，严词苛责。宝玉也连忙赌咒认错。在这里，人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呈现出封建末世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特征，打着时代和阶级的印记，因而格外真切感人。曹雪芹大运其鬼斧神工，不仅刻意追求细节的逼真准确，而且把细节营构描绘得新颖独创、鲜明生动，足以唤起读者丰富、连续、新奇、有趣的表象活动。 二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反复强调文艺创作必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别开生面，另立排场”；反对和批判那种“蹈袭前人的套头”，“随人脚踪走去”，毫无新意的“搪塞耳目之文”。他历尽“十年辛苦”，呕心沥血地实践着自己的文艺主张，对艺术细节也总是刻意求新，追求独创，给观赏者留下新颖别致、“换新眼目”的美好印象。 《红楼梦》细节的独创新颖，是由曹雪芹所选择确立的独创新颖的题材、主题所决定的。与“皆蹈一辙”的才子佳人“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风月故事”不同，他写的是封建大家族兴衰存亡的社会大悲剧。这样，他才可能从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从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中，“另出己见，自放手眼”地提炼出“新巧而有真趣”的艺术细节。读刘姥姥二进荣国府那三回，我们会惊服于曹雪芹巧于创新的传神文笔。他从贵族的家宴中，为读者开拓出全新的场景，生发出一连串妙趣横生的细节。你看：刘姥姥伸一双沉甸甸的“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要夹鸽子蛋，“满碗里闹了一阵，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亲自去检，早有地下的人检了出去了。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她按庄稼人“现 成的本色”，答出了“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卜一头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的酒令。他看着“黄杨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又惊又喜，吓得讨饶免酒，并自作聪明，误认它为黄松木。她酒醉误闯进怡红院，把画上的人当成真女孩儿，“赶上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她对着穿衣镜里自己的影像，忙喊“亲家母”，并且嘲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园子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带了一头。”接着便“扎手舞脚”睡倒在宝玉床上，“鼾齁如雷”，弄得满屋“酒屁臭气”。这些精心设计和提炼的艺术细节，真令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我们读着，先是感到一种捧腹喷饭的愉悦，继又直欲为刘姥姥辛酸泪下，并对贾府的穷奢极欲，愚弄劳动人民的行为生出憎恶之情。 艺术的独创，离不开想象和夸张。曹雪芹认为，只有“放开胆子去做”，“任意纂著”，“大肆妄诞”，方能写出不落俗套的文章。因此，他在营构艺术细节时，也总是驰骋开丰富的想象，“随意所之，信笔而去”，进行大胆的夸张和虚构，敷衍出许多“极玄极幻，荒唐不经”，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奇想奇笔”、“奇语”“奇文”(脂批)。如绛珠仙草下世为人还泪、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贾瑞照“风月宝鉴”等，就都是由作者“幻造”出来的“千古未闻之奇文”(脂批)。由此结撰出来的细节，虽说近似“荒唐”，但读者却皆“喜其新鲜”(脂批)。例如贾瑞照“风月宝鉴”一节，多么虚幻荒唐，但脂批却连称：“奇绝”，“写得奇峭，真好笔墨。”并认为这段描写“有警醒语可以唤醒愦愦”，蕴含着“作者好苦心思”，既有新奇的美学特征，又有警人的美学意义。 艺术的独创，还需要有一种熔古铸今、翻新出奇的艺术功力。曹雪芹除了独自创新外，也向古代作品或民间传说借用某些故事情节，以翻出新的细节。他从上古神话的基础上，衍生出女娲补天剩下未用的一块顽石，“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口吐人言”，要求幻形入世，“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可佩可拿”，由宝玉从娘胎里带入红尘，成了宝玉的“命根子”的故事情节。这些“奇诡险怪之文”(脂批)，在小说里起着特殊的作用。在我国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里，有多少鬼判锁人魂魄的故事。曹雪芹将它拿来随笔点染一番，便化腐朽为神奇，有了独立的新貌新意。第十六回写秦钟将死，鬼判来锁魂魄。秦钟魂魄百般告求，不肯就去。鬼判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正闹着，宝玉来了。都判官听了，先就吓慌起来，忙喝骂鬼使道：“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罢，你们断不依我的话。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都判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民。’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敬着点没错了的。”众鬼听说，只得将秦钟魂放回。对这段细节，脂砚斋曾反复批曰：“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聊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谈愚论设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见之奇文奇笔。”“调侃世情固深，然游戏笔墨一至于此，真可压倒古今小说。”脂批是十分中肯的。曹雪芹尽脱旧胎，孕育出全新的细节，令人读了，都不禁为这段立意新深的“游戏笔墨”破笑解颐，拍节称快。 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但需要有形象思维的丰富想象力，而且需要有刻骨传神的艺术表现力，将它转化为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曹雪芹在这两方面都具有惊人的才能，并兼具诗才画艺，他象作诗一样锤炼字句，象绘画一样传真写照，使表现事物特征的细节描写达到生动鲜明的极境。 曹雪芹往往只用一两句话，就能把人物的音容举止描画得逼真宛肖，既有诗的集中 凝炼，又有画的鲜明艳丽。第二十七回，林黛玉吃了晴雯的闭门羹后，悲泣着回到潇湘馆，独自“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二更多天方才睡了”。寥寥数笔，就把林黛玉孤独悲戚的神态描写得淋漓尽致。就象画图一般，形象突出，色泽鲜明，能产生一种直观感。无怪乎脂批要惊赞曹雪芹深得“画美人秘诀”，“画出《金闺夜坐图》来了”。第八十回，金桂和香菱闲谈。香菱无意间赞起宝钗来。“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鼻子里哧哧两声，拍着掌冷笑”。绘声绘色，几笔就生动地勾勒出了金桂妒悍嫉恨的色相，令人可怖可僧。脂批是：“画出一个悍妇来。”“真真追魂摄魂之笔。” 《红楼梦》的环境景物描写更是如此。如潇湘馆内的千百竿翠竹，曹雪芹就从不同的角度，用诗的语言作了生动的描绘。“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着重染色。曹雪芹工于炼字，以“欲滴”状“青”，“生凉”写“绿”，不但色彩如绘，而且气韵流动。“凤尾森森，吟细细”，摹翠竹秀逸挺拔之形，状泉水浅唱低吟之声。“凤尾”、“龙吟”，以物喻物，精到恰切，各尽其妙：再加“森森”、“细细”叠字摹拟之，更觉声态宛然，可见可闻。“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地下偏于写形，屋内重在写意。都是先作直接描绘，继以衬托渲染，借“苔痕浓淡”显映出“竹影参差”，用“几许生凉”渲瀚出“阴阴翠润”，墨彩兼施，深浅成宜，形意尽出。几个细节，把翠竹的声、色、形、意描绘得极尽其妙，充满诗情画意，既可当诗吟，又能入画图，读之宛若身临其境，遍体生凉。 三 作品细节是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细节美不美，还必须从艺术整体来衡量，看它是否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前面提到《红楼梦》的细节，具有性格的规定性，那是从真实性的角度说的。《红楼梦》细节性格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细节充分典型化，表现出人物性格在不同环境、不同阶段的鲜明特征，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史。贾宝玉遭笞挞以后，小说为几个人物安排的细节，都不仅保持了他们性格的一致性，而且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性格，标志着他们性格发展的新阶段。且看袭人吧，从“初试云雨情”后，她就自视为“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屋里人”因而“待宝玉更为尽职”。宝玉挨打致伤，袭人是心疼的。因为，失去了宝玉，她当姨娘的希望就将化为泡影。但即便在这时，她也不忘封建卫道士的圣职，对宝玉更多的是抱怨：“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步地位。幸而没动筋骨，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怜中含怨，且深藏着自 私的动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将“怎样”。接着，袭人向宝钗说出了宝玉致打的原因， 无意间拉扯上了薛蟠。宝钗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马上为薛蟠辩解，断言宝玉挨打乃“素日不正”，咎由自取，她哥哥说的是“本来的实话”，“不是有心调唆”，“不必怨这个，怨那个”，并威胁袭人不要传出去让贾母王夫人知道。袭人本就跟宝钗声气相投，对宝钗此番冠冕堂皇的话自是心领神会，不仅深悔说话太造次，自觉“羞愧无言”，而且“心内着实感激宝钗”。所以，她随即对王夫人说：“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考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并向王夫人献出了“防未然”、“清君侧”的妙计。因此得到王夫人的特别青睐，被确认为宝玉的“屋里人”， 成了王夫人安在宝玉身边的坐探，身价、地位赫然提高，令她自己也吃惊叫奇起来。从此，袭人便一改“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娇嗔箴宝玉”时的初衷。对“再劝不醒”的宝玉只防不劝，变得心机更加深曲，行踪越发诡秘。这些细节说明，袭人的思想性格，以宝玉挨打为契机，朝固有的方向发展得愈顽劣了。 《红楼梦》繁富多彩的艺术细节，展示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再现出真实的历史风貌和各种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斗争，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宝玉挨打的一系列细节，就会惊服于曹雪芹施墨敷彩、铺锦列绣的毫端遒劲，腕底深功。 宝玉悖逆父命，不肯读书上进、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被贾政目为“不肖孽障”，父子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天，宝玉会过贾雨村，听了金钏儿的死讯，又被壬夫人数落了一番，正“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头一面感叹一而慢慢的走着”，可巧跟贾政撞了个满怀。贾政本就对他会雨村时的“葳葳蕤蕤”不满，又见了他这副“思欲愁闷气色”，怔忡惶悚情状，更添了三分气。人物的性格神情活灵活现，矛盾冲突立刻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恰在这时，忠顺亲王府长史官上门要琪官来了。这段细节，不但暴露出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的叛逆行径，激化了贾政宝玉之间的矛盾，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表现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贾政听到传报时的疑惑猜恩、惊慌忙乱，对长史官的陪笑献茶、谨慎恭肃，知道原委后的气急败坏、惊呼“祸及于我”，都是这种祸福难测、荣辱不定的心理反映。长史官那三声咄咄逼人的冷笑，威严冷峻的口气，则透露出统治集团内部暗伏的一派杀机。 贾政送走长史官后，贾环趁父亲盛怒之机，对宝玉谣诼构陷，给宝玉添上了“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的更大罪行。贾政听了贾环的谗言，更是火上浇油“气的面如金纸”，一叠声喝着拿宝玉，立意要将宝玉打死，以免“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也免除自己“上辱先人，下生孽子之罪”。贾环卑鄙猥琐的小人嘴脸，贾政忿怒攻心的形神，都历历如绘。贾府内部争夺继承权的嫡庶斗争和走什么人生道路的斗争交错发展，相互推波助浪，激成了高潮，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内容。 宝玉正被打得气息奄奄，王夫人不顾一切赶来了。她爬在宝玉身上，声泪俱下，无限悲苦痛切。她苦苦向贾政哀求哭诉道：“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她还喊着贾珠的名字，说；“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她要千方百计护着宝玉，就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她的地位、权益，都系在宝玉身上。丧失了宝玉，她就将丧失一切。“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个。”王夫人的这种思想感情，有很大的典型意义。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妇女是男性的附庸，传宗接代的工具。如果无育或无子，就会受轻视，甚或被遗弃。即便贵妇人也难免于此。曹雪芹通过对王夫人痛苦悲切的情感世界的揭示，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在气头上，贾政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下狠心要将儿子治死，父子之间的骨肉亲情至乎泯灭了。但当王夫人出来劝阻，并动之以情时，父子之情便又复归炽烈起来。贾政不仅“长叹一声，向椅子上坐了，泪如雨下”，而且“也就灰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流露出深沉的无可奈何的痛苦。有了这些细节，贾政的思想性格便有了深度，也更丰满了。他对唯一的嫡子不无爱怜，却又忍心下此毒手，不是能够更鲜明地突出他封建正统者的思想、政治态度，深刻显示父子之间性格冲突的思想、政治内涵吗? 曹雪芹围绕着贾政、宝玉父子之间走什么人生道路的主要矛盾，通过精确细致的细节描绘，既突出了主要人物形象，又不断地深化了主题，把主要矛盾推向了高潮。同时，错综交织进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封建家族内部的嫡庶斗争，展示出封建末世形形色色的人生世相，揭示了许多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对这些细节的典型化程度及其艺术价值，是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算过分的。 曹雪芹运用“截法、岔法、突然法”等艺术手段，“惯起波澜”，把日常生活细节经营得异彩纷呈，婉曲有致，若“回风舞雪，倒峡逆波”，“神龙变化”(均脂批)，推动故事情节波浪起伏地发展。但同时，它们又都层次井然，前呼后应，互为因果，具有连续性和贯串性，组合成为均衡完整的故事情节。曹雪芹于多样中求整一，这就保证了细节的局部美和整体美。因此，我们读《红楼梦》，都会觉得它的细节是那么丝丝入扣，浑然一气，而又曲折多变，起伏跌宕。作者别开事端,“惯起波澜”，巧作穿插，使细节的安排呈现出种种偶然的机遇，意外的巧合。曹雪芹正是借助这些偶然的现象，推动故事情节一浪高似一浪地发展，构成了复杂曲折的斗争场面，展现出丰富多样的生活色彩。这些看似偶然的细节，内在联系相当紧密，笔断意连，峰断谷连，偶然中透着必然。曹雪芹的艺术经验证明，文艺作品不但不应该排除偶然与巧合，反倒是十分需要它，关键在要为它找到一种胶着力或凝聚点，使其成为故事情节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层次，与全局完全相称，融贯紧凑，浑成一体。 综上所述，《红楼梦》的细节，从真实获得艺术生命，由生动新奇的画面产生出感人的美学效果，并通过典型化的途径创造了最高的美学价值。它是通体完美的。曹雪芹创造细节美的这个完整经验，是我们今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价瑰宝。 (作者：湖南郴州师专讲师) 注：[1]《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十九世纪部分)第557页。 [2]菲尔丁：《汤姆·琼斯》卷八第一章，转引自《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一册。 [3]狄德罗：《论戏剧艺术》，转引自《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二册。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3—344页。 原载：《求索》1984年5期 原载：《求索》1984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