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人赵翼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也有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群。明清便是小说的繁荣岁月。明清小说的繁荣首先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质量上,而质量就具体体现在名著上。我们经常讲四大名著,就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古典小说。如再把视野放宽一点,还可以有六大名著,这就是四大名著之外,再加《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再把视野放宽,还可以吸纳更多的作品进入名著的行列。而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经得起人们再三地咀嚼和回味。 每一部名著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都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三国演义》的文化特质,可以用“忠义”二字来概括,“忠”主要体现在刘备集团和汉王朝、刘备和孔明的君臣关系上,“义”则体现在刘、关、张和其他异姓兄弟的关系上。《水浒传》的文化特质主要是“绿林文化”,可以用《水浒传》里的四句话来概括这种文化的政治特征: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以贤为能、接受招安,它几乎是所有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们共同的特征。《西游记》则主要反映了“神魔文化”的特质,具体表现为神魔的对峙与转换,这种对峙与转换所包含的文化隐喻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金瓶梅》是我国古代世情小说的代表,它以大量的笔墨写及男女两性生活,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性描写之集大成者,所以其文化特质也许可以概括为“性文化”。还有《儒林外史》,是封建科举制度走至反面时,我国古代“士文化”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反映了封建科举下士大夫的人性扭曲和内心痛苦。 那么,《红楼梦》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又是什么呢?我们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它的文化要义呢?个人认为,《红楼梦》主要的文化特质和精神便是“情文化”或者叫“情本思想”。这个“情”首先包含了男女之情,但同时又不完全是男女之情,它还包括了家族亲情、世俗人情,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爱之情。《红楼梦》“情本思想”的提出是我国古代小说人性关怀的自然结果,而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以及它在哲学上达到的高度,则为古代所有的文学作品所难以企及。 一 从《三国》《水浒》的男性世界到《红楼梦》的女性世界 我国四大名著或者说六大名著最早诞生的几部无一例外都是写的男性世界,女性在这个世界里充其量只是男性进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工具。像《三国演义》,主要描写的是几个男性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角逐,女性形象只有很少的屈指可数的几位,而这几位中给人留下印象的都是美人计的工具。最有名的是貂蝉,她所扮演的就是离间董卓与吕布的美人计的角色,另一位是孙夫人孙尚香,是刘备后娶的夫人,实际上周瑜的初衷也是想使用美人计,以此把刘备骗来东吴除掉,但不料弄假成真,孔明棋高一着,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这里,貂蝉和孙夫人身份地位不同,一个是使女,一个是吴主的妹妹,但都是男性棋局里的棋子和工具。尊贵如孙夫人者尚如此,其他女性又如何能例外呢? 《水浒传》展示的也是一个男性世界,一百零八条好汉,只有三位是女性,其他全是男性。这三位女性的绰号分别是: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不是母夜叉鬼,就是雌老虎,力大无比,好多男性都不是她们的对手。她们是被异化的女性,在她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女性的温柔和善良,也看不到一点女性的特点和情怀。《水浒传》里还有一类女性,其代表就是潘金莲、阎婆惜和潘巧云,她们则是被丑化的女性,是坏女人的典型,她们在小说中是为了衬托男性的伟大、男性的顶天立地、男性的不喜女色而存在;潘金莲衬托的是武松,阎婆惜衬托的是宋江,潘巧云衬托的是石秀。所以《水浒传》里的女性不是被异化就是被丑化,它着力展示的依然是一个男性世界,是男性世界中血与火的征战,力与勇的凯旋。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四个和尚,清一色的男性。其间也遇到过一些女性:有白骨精、蜘蛛精一类女妖,有菩萨化成的一家四个女人,还有西梁女国国主、天竺国公主等上层社会女性,这三类女性的存在都是一个目的:即为了考验四个男性的革命坚定性,即通常所说的“定力”。考验的结果:唐僧、孙悟空、沙和尚都很坚定,唯一动摇的是猪八戒。三类女性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她们在小说中的作用却是一样的:依然是男性世界的衬托者和神圣事业的瓦解者。虽然小说有关她们的描写充满了世俗人情味,但她们作为独立的艺术形象,仍缺乏丰满的个性内涵。 与前面三部小说相比,《金瓶梅》倒是写了很多的女性:不仅有家庭内部六个妻妾,而且有家中众多的仆妇,还有家庭以外各色各等的女性;连小说的书名,也是由三个主要女性名字中的一个字连缀而成,可见女性在这部小说中所占的分量和比重。但《金瓶梅》虽然写了众多的女性,整部小说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的“性思维”为中心,把女性当作男性性征服的对象和性炫耀的工具,以此来取得一个男性力量的证明,一种男人价值的肯定。这和《三国》、《水浒》把女性当作男性政治角逐和人格完善的工具,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作者头脑深处都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蔑视女性、践踏女性的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虽然发现了女性,但又亵渎了女性。 这种状况到了《红楼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了革命性的颠覆。因为《红楼梦》所展示的,完全是一个女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起码活跃着六十个年轻、可爱和鲜活的女性生命,她们分别为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副册、四副册五个册子中的女性①,每个册子十二人,五个册子共六十人。其中正册名单为小说所全部点明,她们依次是宝钗、黛玉、元春、探春、湘云、妙玉、迎春、惜春、凤姐、巧姐、李纨、可卿,都是贵族家庭出身或贵族家庭内有身份的女子;副册明点了一个香菱,理应还有宝琴、岫烟、李纹、李绮、尤二姐、尤三姐、尤氏、智能、张金哥、夏金桂、傅秋香,是十二个出身相对比较贫寒、但同样有一定身份的女子;又副册明点了两位:晴雯和袭人,其他应该是鸳鸯、平儿、麝月、紫鹃、莺儿、金钏、抱琴、司棋、侍书、入画,十二个有头有脸的大丫头;三副册没有明点任何一位,应是以小红为首的十二个小丫头,包括茜雪、玉钏、彩云、彩霞、柳五儿、四儿、雪雁、翠墨、翠缕、儿,坠儿等;四副册虽没有明点,应是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即红楼十二官,芳官为四副之冠,其他是龄官、藕官、药官、文官、宝官、玉官、荳官、蕊官、葵官、艾官和茄官②。上述六十位女子,除了小说已经明点的之外,其他都不是定论。不管这六十位女子具体到底是谁,她们应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分属于不同层次和具有不同身份性格的女性人物;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她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女性群体,这个群体是作者所要着力表现和讴歌的,所谓“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所谓“闺闱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为“闺阁昭传”即为女子昭传的小说,从一定意义上说,《红楼梦》写的就是以金陵十二钗(包括正、副、又副、三、四副)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爱情、青春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被毁灭的歌。 《红楼梦》当然也写到了众多男性人物,但和以往小说截然相反的是,以往小说主要展示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而《红楼梦》主要展示的是一个多彩多姿的女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男性是女性的陪衬:以男性生命的腐朽、委顿,来衬托女性生命的充实、鲜活。如《红楼梦》写到的众多男性,文字辈的如贾敬、贾赦、贾政,不是一味好道,就是一味好色,或是面目可憎的伪道学、假正经;玉字辈的如贾珍、贾琏、贾环,草字辈的如贾蓉,一个个都是恣意取乐的垮了的一代的典型。与男性腐朽、委顿的生命恰成反照,《红楼梦》里的女性无论在形貌上,或是在性格才情上,每个人都各有其美、各尽其美;同时又各有其陋,从而构成一个个真实而饱满的生命,与男性的行尸走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红楼梦》里贾宝玉是唯一居于中心地位的男性人物。但正如《水浒传》里的有些女性是被异化的女性一样,《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则是一个被异化的男性。从性别特征上看,贾宝玉确是一个男性青年,但无疑他被脂粉化了,女性化了。他不仅不遗余力地赞美女性,关爱女性,为自己的天生的男儿身感到遗憾,而且他还有意识地认同于女性的喜好和行为处事的价值标准,以女性的是非为是非,以女性的标准为标准,以女性的生存状态为人生思考和判断的出发点,有意识地把女性的意识融会于自己的意识之中。作者塑造这样一个具有女性立场和意识的男性青年作为小说中心人物,一方面可以更强烈地凸现他那思想性格的叛逆性质,借以表达作者自己对女性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同时也为小说细腻地展示男女青年的感情世界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所以,小说以男性人物贾宝玉为中心人物,非但不影响《红楼梦》展示的是一个女性世界,而且他对激活这个女性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从《三国》、《水浒》的男性世界到《红楼梦》的女性世界,这是我国古代小说文化精神的一次质的飞跃。本来,世界上有各色人等和各种对于人的分析与理解,但人类最基本的划分,就是男人和女人,以及由这一性别差异而产生的种种观念上的不同。其中,性别上的差异是人类生理上的客观存在,而有关性别的观念上的差异则是文化思想上的质的区别:把女性置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这是《红楼梦》之前的小说家常犯的通病;把女性置于最尊贵、最亲近的地位,则是《红楼梦》超越传统的文化精髓之所在。 二 从《金瓶梅》的“性思维”到《红楼梦》的“情本位” 如前已述,《金瓶梅》虽然写了众多的女性,但整部小说是以男性的“性思维”为中心,把女性当作男性性征服的对象和性炫耀的工具。这里,提出了《金瓶梅》的“性思维”问题,可以说,这是《金瓶梅》最重要的文化特质,也是我们阅读和理解《金瓶梅》的一把钥匙。 《金瓶梅》里所写及的众多女性,几乎无一例外都在为“性”而忙,为“性”而活,她们由于无法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无法为自己找到更为丰富的生活方式,不得不把生命的全部活力凝聚到“性”的追求中。以潘金莲、李瓶儿为代表的妻妾,以春梅、宋惠莲为代表的女奴,以及以林太太为代表的上层贵族,以李桂姐、郑月儿为代表的下层妓女,她们虽然身份不同,性格迥异,但都把“性”视作人生的唯一追求,把性满足视作人生的最高享受。 不仅无法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女性如此,即便象西门庆,一个有着多重社会身份的人,一个忙于在官场、商场建功立业的人,也是把“性”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和最后归宿。西门庆对女人的欲求是不知满足的,不论妍媸善恶,贤愚不肖,只要进入他视野的,他都要想方设法与其淫乐,而在他与女人交欢时,从没有简单地把女人视作一个泄欲的器具,而是把女人视为一个敌人、一个对手来予以面对面的较量,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力量,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男性的伟岸。正是这种强烈的征服心理,导致了他对女性的性虐待,导致了他在淫乐时喜欢“看”与“被看”,同时希望把这种“看”与“被看”更普遍地反映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以此获得他作为一个男性君临女性之上的胜利者的愉悦,以及他作为一个在官场和商场中同时占有了权势和金钱的成功者的愉悦。 《金瓶梅》的“性思维”,还表现在小说除了男女之间直接的性行为描写之外,即便是人的服饰、外貌和其它举动,像借瓢、吃茶、烧火、拍蚊子、唱曲等等,也都被赋予了“性”的含义。突出者如小说第二回写西门庆在大街上看女人,可以透过衣服看到性器官,如同鲁迅所指出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③ 要而言之,《金瓶梅》的“性思维”在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冲击中,在表现特定时期崛起的商人阶层实现其生存价值的独特方式时,在提供一种思想的新维度时,都显示了重要的认识意义。但其缺陷也是严重的,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它从纵欲中没能引出一条健康的道路,而是由于作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蔑视女性、践踏女性的态度,使他在赞扬自然人性时所达到的高度,无法与后来的《红楼梦》相媲美。如果说,社会的进步是以女性的解放程度为天然标准的,那么,《金瓶梅》中的“性思维”作为对晚明新思潮的回应,也许先已被封建意识形态异化了。而《红楼梦》里的“情本思想”,才与女性的解放同步发展与前行。 《红楼梦》虽也涉及到“性”,但很少直接露骨地描写“性”。小说涉及“性”的地方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回: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回目颇露,但写得极其含蓄,仅一句“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而所谓“警幻所训云雨之事”在第五回也写得非常迷离扑朔;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也是简单的一句话涉及到“性”;第二十一回“俏平儿软语救贾琏”,写贾琏与多姑娘一段文字,相对是最露骨的文字;第二十三回文字过场中写到贾琏与凤姐一段对话,叙及“昨儿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的”,这也就算是“写凤姐风月之文”了;诸如此类,完全没有像《金瓶梅》那样露骨地展示男女性行为的过程。 与《金瓶梅》的“性思维”完全不同,《红楼梦》以“情”为本位来构建它的全部大厦。小说以前世的一段男女痴情——神瑛使者浇灌绛珠仙草使其修得人形,绛珠仙草随他到人世还给他一生的眼泪——作为缘起,引出今世一群青年男女漫长而痛苦的感情经历,最后归结到警幻仙子揭开的一张“情榜”,以及贾宝玉出家成为“情僧”;整部小说以“情”编织起一张大网,在时间上跨越了前世、今世和来世,在空间上覆盖了天上和人间,“情”在这里具有着超越时空的意义。不仅整部小说在结构上缘情而起,终情不止,而且举凡小说中重要的人物和故事,都和“情”和“情案”有关:或痴情,或忍情;或专情,或滥情;或真情,或矫情;或深情,或薄情;或情烈,或情冷;或情憨,或情娇;或情毒,或情妒;或情慧,或情累……可以说《红楼梦》的“情本位”不仅表现在以“情”塑造每一个人物,而且以“情”结撰每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中心人物贾宝玉,不仅他本人是一个情痴情种,而且他以“情”为唯一出发点,评价和看待他周边每一个人物和事件。这样,《红楼梦》就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天、地、人,统统都还原为“情”的问题,“情”既构成了《红楼梦》的丰满血肉,更主导了其思想维度,从而和《金瓶梅》之类的“性思维”彻底划清了界线。 从《三国》、《水浒》的把“性”视作一种罪恶,到《金瓶梅》无处不有的“性思维”,它体现了现实主义在我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的深化;而从《金瓶梅》的“性思维”到《红楼梦》的“情本位”,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在古代小说创作中的升华。“性”是人类生活最隐秘的部分之一,《金瓶梅》把笔触深入到这个最隐秘的部分,应该视作是历史的一种进步。但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和情感的,因而现实主义的深化不能只停留在“性”的层面,应该而且必须上升到“情”的层面。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就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对于心理健康的现代人来说,**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人类应该肯定它的合法存在,并把它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三 《红楼梦》“情本思想”的丰富内涵 综上所述,《红楼梦》体现了一种以“情”为本的文化思想,这种思想我们称之为“情本思想”。毫无疑义,《红楼梦》的“情本思想”,当然首先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男女之情”,但它确又远远不止这种“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把《红楼梦》仅仅理解为一部爱情小说,把《红楼梦》的“情”仅仅理解为“男女之情”,不仅不符合小说的实际,而且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那么,《红楼梦》的“情本思想”究竟包含了哪些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呢? 首先,《红楼梦》里的“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超越**之上的“意淫”观念,以及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情爱观。 《红楼梦》通部写了好多“情案”,最主要并处于小说中心地位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它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主线。作为宝、钗、黛爱情陪衬的,还有宝玉、湘云、妙玉,宝玉、袭人、晴雯之间的爱恋之情。其中宝玉和湘云也是一对“金玉之缘”(一个有通灵玉,一个有金麒麟),宝玉和妙玉则构成另一对“双玉”,小说在这方面有含蓄的描写。袭人和晴雯分别是宝钗和黛玉的影子,宝玉对她俩都情有独钟,其中宝玉和袭人还有过**冲动。以上由宝玉和六位女性所形成的三组六对或明或暗的恋人关系,构成了《红楼梦》“男女之情”中最重要、也最感人的内容。此外,宝玉对金钏、芳官、五儿等,也都有过一种特殊的感情。 除去和宝玉直接相关的“男女之情”,《红楼梦》写及的其它“情案”还有不少,重要的有:秦钟和智能的幽会,茗烟和NB45A儿的偷情,贾蔷和龄官的两心相印,贾芸和小红的遗帕相思,藕官和药官的你恩我爱,以及三姐对柳湘莲、司棋和潘又安、金哥与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它们作为通部“情案”的一部分,作者都给予了不同的艺术处理。 以上“情案”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反抗封建礼教的意义,还有一类“情案”,旨在表现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加害,使女性成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具代表性的有:元、迎、探三姐妹的婚姻悲剧,其中元春虽贵为皇妃,但是是被送到一个“不得见人的去处”,最后抑郁而死;迎春由父亲做主,嫁与一个极不堪的中山狼似的人物,受尽折磨而死;探春虽聪明能干,但她是庶出,最终是远嫁海隅,只能在梦中魂归故里;“三春去后诸芳尽”,惜春正是从她姐姐们的不幸遭遇中幡然醒悟,剪发修行。李纨的心如槁木,湘云的白首双星,也都属于这类“情案”。 上述各类“情案”之外,小说还写到不少“贪淫恋色”的另类“情案”,突出的有:老色鬼贾赦,虽上了年纪,却还要左一个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并看上了贾母房中的鸳鸯,执意要她做妾,直至贾母大发雷霆,方才勉强歇手,终久又花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嫣红,才悻悻了结;“垮了的一代”的典型贾珍、贾琏和贾蓉之流,一个个更是无耻之徒:贾珍不仅和媳妇秦可卿有不正当关系,而且和妻妹尤氏二姐妹也有纠葛,贾琏则是先与厨子多浑虫的老婆多姑娘私通,后又与女奴鲍二家的偷情,不久又偷娶了尤二姐,等到贾赦把房中丫环秋桐赏他作妾,他又把尤二姐置之脑后,致使尤二姐吞金自尽;贾蓉是草字辈中的花花公子,他不仅和凤姐眉来眼去,姪婶间有暧昧关系,而且和父亲贾珍一起,与尤氏二姐妹调笑嬉闹,父子二人“素有聚麀之诮”……这些另类“情案”,虽不是情之正者,但小说并不乏对它们的描写。 正是在分析考察了各种“情案”的基础上,《红楼梦》通过警幻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意淫”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究竟何谓“意淫”?作者没有明说,根据上下文语意,似应指超越“**”之上的男女相悦相恋之情。仅停留在“**”层面,便是所谓“皮肤淫滥之蠢物”,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之流;“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真诚地“怜香惜玉”而不追求“性”的占有,这便是“意淫”,如宝玉就是天下第一“意淫”之人。我们看宝玉对黛玉和其他青年女性的关爱和呵护,是那样地体贴入微,但全然没有“性思维”在作祟。最典型的例子如第十九回,写宝玉来到黛玉房间,黛玉正睡在床上歇午,丫环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进来,忙走上来推醒黛玉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睡出来的病大”;又第二十一回,写宝玉来到黛玉房中,黛玉和湘云尚卧在衾内,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宝玉见了,叹道:“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她盖上。这正如脂砚斋批语所指出的:“若是别部书中,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今反推醒他,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荡是也。”(己卯本第十九回批)“‘叹’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见之自曰‘喜’也。”(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批)看到熟睡的女性,看到熟睡的女性“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非但没有任何“不轨之心”,“苟且之念”,反而推醒她,怕她睡出大病;反而轻轻的替她盖上,怕她“肩窝疼”,这就是典型的“意淫”,它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之类的“性思维”彻底划清了界线。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还提出了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情爱观,这突出表现在宝黛爱情的价值标准上: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而非宝钗,既不是因为门第(论门第宝钗更高,为金陵四大家族之一,且母兄皆在),也不是因为貌美(宝钗和黛玉一如娇花,一如纤柳,各尽其美,按照小说所写,宝钗之“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更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性格脾气(论脾气性格,“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且好使“小性儿”),而仅仅是因为黛玉和他的思想志趣一致,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同样,黛玉之所以只钟情于宝玉一人,也只因为他是大观园内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在这里,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浅薄而外在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已经为新的追求内在思想志趣的一致的情爱观所替代,这种新的情爱观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而且即便在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意义。 其次,《红楼梦》里的“情”,又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世界上的“男女之情”,并不仅仅只是两性相悦相爱之情;一个男性关心一个女性,可能有性意识在起作用,这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也可能是别的意识在起作用,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 大家知道,按照古代阴阳五行的观念,男人和女人,男人是阳,女人是阴;主子与奴才,主子是阳,奴才是阴;《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湘云、翠缕论阴阳也这样说过。因此,《红楼梦》里的丫环,她既是女性,又是奴才,更是阴中之阴,是人群中最弱势的群体。小说就写及贾宝玉非常体贴入微地关爱和呵护这一群体,而且完全没有任何性意识在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尊重和关爱。 可以举出三个最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宝玉对平儿的关心。第四十四回凤姐泼醋,把平儿也打了,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的干哭。这时宝玉最为关心,他让平儿到怡红院中来,先是替贾琏夫妇两个“赔不是”;接着提议换衣裳、洗脸梳头;然后笑劝“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并且亲自找来上好的茉莉花粉和玫瑰胭脂;再用竹剪刀撷下一枝并蒂秋蕙,与她“簪在鬓上”;这里,宝玉对平儿的关心完全没有性意识在起作用,而只是因为“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深为恨怨”,今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潸然泪下。因见袭人等不在房内,尽力落了几点痛泪。”事后他还拿熨斗把平儿衣裳“熨了叠好”,又把手帕“洗了晾上”。可见,对平儿的同情和关心是他唯一的出发点。 第二个例子是宝玉对藕官的护庇。第五十八回写宝玉病愈,在院内散步,遇见藕官在烧纸钱,正巧被一个恶狠狠的婆子撞见,硬要拉她去见奶奶们。宝玉当即为她掩饰,并以攻为守,使得婆子倒过来赔笑央求。婆子走后,宝玉问她:“到底是为谁烧纸?我想来若是为父母兄弟,你们皆烦人外头烧过了,这里烧这几张,必有私自的情理。”事后宝玉才了解到,原来藕官当初演小生时,和演小旦的药官“常做夫妻”,久而久之,寻常饮食起坐也是“你恩我爱”,后来药官死了,她“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宝玉听说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同样没有任何性意识在起作用。 第三个例子是宝玉对香菱的同情。第六十二回写香菱和NC64B官、蕊官等在园中玩,几个斗起了嘴,NC64B官连身将香菱压倒,两个人滚在草地下,弄脏了香菱的新裙子。正好宝玉走来,低头一瞧,“嗳呀”了一声,道:“怎么就拖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又担心薛姨妈“老人家嘴碎”,回去看见了,“又说一个不清”。于是主动提议袭人有一条一模一样的,竟送了你换下来,免得姨妈老人家生气。香菱点头笑道:“就是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宝玉听了,喜欢非常,忙忙的回来,一壁里低头心下暗算:“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与了这个霸王。”这里,宝玉的内心同样没有别的,有的只是对香菱的同情心。 以上三个例子,最典型地告诉我们:《红楼梦》里除了大量的“男女之情”,还有超越“男女之情”狭隘理解的广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关心和同情透射出以呵护和关爱女性、特别是女奴这个最弱势群体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其实不只是女性,宝玉对同为“情种”的男性,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他同样引为知己,不以富贵贫贱限人,表现了可贵的平等精神。第三十三回宝玉被打,其直接导火线之一便是所谓“在外流荡优伶”,即与蒋玉菡的关系所致。事后宝玉表示:“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里说的“这些人”,也是为封建主流社会所歧视的弱势群体。宝玉甘愿为他们死,可见他对“这些人”的尊重和心仪。 最后,《红楼梦》里的“情”,还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广泛地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了人类必须体贴和善待自然万物的博大情怀。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数《红楼梦》最有深度。它集中表现在宝、黛二人身上,通过他俩对包括落花、草木、小鸟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种种怜惜之情,表达了作者“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因而人类也应“有一痴情去体贴”的博大情怀。 宝玉和黛玉都把自然万物看作是有生命的对象,不仅细心体贴,并不时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小说第二十三回,宝玉在沁芳桥边桃花底下展开《会真记》,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树满地皆是。此时“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在宝玉看来,落花是有生命的,“恐怕脚步践踏了”,因而“撂在那水里”,因为水是干净的。但在黛玉看来,“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于是提出了“葬花”的想法:“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两个都怕把花糟蹋了,一个要“撂在水里”,一个要埋在土里,都表现了一种体贴和怜惜自然万物的“痴病”。 不仅如此,黛玉还一边葬花,一边吟唱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完全赋予了落花飞鸟和人一样的情感与生命。而她紧接着提出的“而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问题,更把落花当作了唯一的知己,两人就生命问题坦诚交流,互诉衷肠,落花的命运和少女的命运融为了一体。 宝玉对自然万物的痴情更甚,“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自然万物都可以成为他对话的对象。小说第五十八回,他病后在园中散步,只见: 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荫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到‘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这里,杏花和雀儿不仅都被赋予了情感和生命,而且宝玉与之所进行的对话的深度及其所包含的意蕴,都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在宝玉这样的“呆性”看来,雀儿和杏花之间也有沟通,人与杏花、雀儿之间更应有沟通;人与人之间往往有芥蒂,有隔阂,而人与自然则完全可以做到亲密无间。 不仅如此,在宝玉这样的“情痴”眼中,“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第七十七回)。这篇袭人所谓的“痴话”,正是宝玉视天下之物皆有情的世界观的具体阐释。 所以在小说末回“情榜”中,宝玉被列名榜首,其评语为“情不情”。所谓“情不情”者,按照脂砚斋批语的解释,即“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④。视草木有情,视天下万物有情,作为人类,都应“有一痴情去体贴”它们,这正是“情不情”的具体体现,也是曹雪芹通过他笔下人物所表达的“情本思想”的重要内涵。 这样,《红楼梦》里的“情”就完全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而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这个“情”首先包含了男女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同时又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之情,更涵盖了人对自然的体贴怜惜之情;它们共同构成了《红楼梦》“情本思想”的丰富内涵。 《红楼梦》的“情本思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根本上说,它是明代以来以汤显祖、冯梦龙为代表的“情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冯梦龙的《情史》集中表现了超越**之上的“情本思想”的特质。前者表现的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⑤因此它虚构了一个因情而死、然后又死而复生的故事,以彰显它所要表达的上述主题。《情史》是一部按情归类的文言小说总集,虽属编纂性质,但体现了编者的指导思想。冯梦龙在书中提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⑥又提出:“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⑦这就把“情”提升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把“情”作为一种独立于生命的、宇宙间的一个基本元素来看待,其对“情”的看法和推崇显然又超过了汤显祖。 曹雪芹的《红楼梦》正是继承了汤显祖、冯梦龙的上述“情本思想”,不仅《红楼梦》里多次明确写到了《牡丹亭》,不仅曹雪芹原稿中《红楼梦》的末回“情榜”明显受到《情史》分类的启发,更重要的,是《红楼梦》在传统的佛教“色空”观念之中,引入了“情”为中介。以前我们批评过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色空”观念⑧,这个观点缘于佛教的理论,即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⑨。其实俞先生的概括和我们后来批评者的理解都是不完备的,因为“色空”观念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全部观念。小说开头有四句话,叫“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在“色”与“空”之间,引入了“情”作为中介。“由色生情”,指由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而生出人类的感情;“传情入色”,指人类把自身的情感投射传递到客观万物中去。“由色生情”和“传情入色”,构成了人类生生不息的情感历程。所以确切地说,《红楼梦》表现的是“色——情——空”观念,其中“色”和“空”是人生的起点和归宿,“情”是人生漫长的经历和过程。对于人生来说,开始和结束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过程。《红楼梦》就以细腻的笔触,写了一群可爱的青年男女的情感历程,这个情感既包括我们通常说的男女相悦相爱之情,又包含了逸出“男女之情”狭隘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之情,还包含了人对自然的体贴怜惜之情,它和汤显祖、冯梦龙的“情本思想”相比,无疑更具有一种哲学的形而上意味,更具有现代的色彩和意义。 ①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有脂批云:“树(‘数’或‘前’之误)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可证十二钗共有五个册子。 ②关于副册、又副册、三、四副册的名录,红学界多有不同看法,这里只是个人一孔之见。详细论证参见拙稿《“情榜”六十人芳名考录》,《红楼梦探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 ③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④甲戌本第八回眉批。 ⑤汤显祖《牡丹亭题辞》。 ⑥冯梦龙《情史·序》。 ⑦冯梦龙《情史·情灵类》总评。 ⑧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的传统性》一文中提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一说。 ⑨《般若心经》中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语。 原载：《文学评论》 2006年第06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