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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陵十二钗”中,非贾府的只有黛玉、宝钗、湘云和妙玉四人,妙玉虽对宝玉情有独钟,但其槛外人的身份妨碍了自己的感情表达,宝玉对她只能心存敬重,没有非份之想。作者是将宝钗、黛玉和湘云三个表姐妹,作为与宝玉婚配的三个“对等”候选人大书特写。黛玉在第3回抛父进京,与宝玉同吃同住,青梅竹马,而从第5回开始,遇到一个极强的竞争对手宝钗,一部言情小说或才子佳人小说似乎就在这一男二女的对峙模式中展开,最终只能二者取其一。然而,曹雪芹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在将心爱的少女原型李家表妹(李煦之孙女)分解为黛玉、宝钗两人之后,又情不自禁将俩人合而为一,即史湘云。在第20回突然安排宝玉另一青梅竹马的少女史湘云出场,使整个情势发生改变。宝玉一听见史湘云来了,从宝钗那里“拔腿就走”;史湘云则刚进门就问:“宝玉哥哥不在家么?”这种不避讳的关切不但使黛玉含酸,也让宝钗吃醋:“他再不想着别人,只想宝兄弟,两个人好憨的。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在“爱哥哥”一节中,黛玉取笑史湘云口齿不清,史湘云反唇相讥,有段脂批:“好极!妙极!玉颦云三人已难解难分,插入宝钗云‘我劝你俩个看在宝兄弟份上’,话只一句,便将四人一齐笼住,不知孰远孰近,孰亲孰疏,真好文字!”围绕着宝玉,三足鼎立的格局俨然形成。史湘云的突然加入,也使整个小说的叙述关系和色调复杂化,她逐渐成为令人难忘的女主角之一,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堪称宝玉的“第三种路线”。 同样是对宝玉的感情,三个人的表现各有千秋。 林黛玉对宝玉的爱是热烈而张扬的。尽管林黛玉意识到礼法森严,自由表达个人的感情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但她并不避讳与宝玉在众目睽睽下有一些大胆的、亲密的举动。元春省亲,宝玉不知道如何做诗,她主动替他作了一首,搓成纸团,扔了过去;在贾母处饮酒,她将自己的酒杯放到宝玉的嘴边,让宝玉替喝;宝玉生日宴上,湘云提出一个刁钻的酒令,宝玉不知如何作答,又是黛玉主动替他做答。以林黛玉的聪慧敏感,她岂能不知自己的行为逾越了礼法的界限?可以说,她是将爱情视为生命,无暇顾及别人的目光,甚至可以说,她这是在“作秀”,故意在人前表露他们二人的感情关系,半是炫耀,半是提防。 宝钗对宝玉的感情是内热而外冷。占花名时,宝钗抽到的是牡丹,诗为“任是无情也动人”,宝玉对照此签频看宝钗,他对宝钗感情的深藏不露深有体会,她是遵照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行事的。她频频到怡红院走动,在宝玉生病期间更是第一时间来探视,并一反其好好先生的作风,在母亲面前数落了哥哥薛蟠;特别是坐在宝玉床头做针线活,这种忘情的举动足以引起人们非议,可见宝钗对宝玉远非心如止水。但是,她决不在宝玉面前流露出自己内心对他的感情,当她的哥哥不小心说中自己的心思时,她觉得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哭得眼睛红红的。正是这种立志做道德完人、大家淑女的精神制约,使她对宝玉的感情是内敛的。 湘云对宝玉的爱是懵懂而混沌的。相对于黛玉和宝钗明了的爱情指向,湘云的感情世界显得难以判定,处于有与无之间。说它有,在于两个人分离时相互思念,相见相处愉快,她爽朗的个性与宝玉十分投缘,因此像相邀烧鹿肉之类的事情,她只有与宝玉商议才可能得到响应;同样,宝玉遇有一些无法与黛玉、宝钗说清的事情,要找史湘云才能得到相应的理解和尊重。史湘云,这位美丽可爱的纯情少女,她赶着大观园唯一的男子贾宝玉叫“爱(二)哥哥”,别的姐妹笑她,她全然不顾,仍是一个劲的“爱”呀“爱”地叫个不休,还常常抱怨“爱哥哥”不跟自己玩。她对贾宝玉的爱,就像湘江水那样,自然地流淌,不舍昼夜;她对贾宝玉的爱,就像楚天之云那样,浓浓淡淡舒卷自如,聚散随意。 感情认识和态度不同。爱情呈现的风貌自然也就不同。 黛玉视与宝玉的爱情为生命,这种爱固然是刻骨铭心的,也显示出自我为中心的自私性质。黛玉偏重于灵的方向,她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也将自己的人生诗化,花飞花落,雨打纱窗都能激发其无限的诗情。她更多地沉溺于个人的精神世界,以至与宝玉这样朝夕相处之人还是经常产生精神的隔阂。爱,不仅需要自己感情的付出,还要看对方是否能充分接受;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感受,更应该考虑自己所爱之人的心情;不仅要面对当前,还要考虑如何维护滋养当前这种感情。从这些方面来看,林黛玉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她试图垄断宝玉的感情,对宝玉与其他女性的正常交往多有微词。在宝钗家里喝酒,她怪宝钗先提醒了宝玉喝酒注意喝温的,也不管这句话的善意与否,在雪雁送手炉来时旁敲侧击,发泄不满。李嬷嬷劝宝玉少喝酒,明明是一番好心,黛玉却为显示自己对宝玉的支配能力,支持宝玉与李嬷嬷怄气。她只强调自己的感情是否得到相应的回应,而并不考虑宝玉的感受。每当宝玉对情敌宝钗、湘云略微殷勤一些,她就生发醋意,借机作法,百般嘲弄,宝玉有时也难免提出抗议:“只许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尔去他那里一趟,就说这话。”但宝玉的抗议立刻得到更猛烈的回击:“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管我什么事,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摆出一副倍受伤害的样子。这样,宝玉的不满被唐突美人的负罪感冲走了,他不得不“打叠起千百样的软语温言来劝慰”。黛玉在无可回驳之时,还说:“我难道会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回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抵得黛玉无话可说,只知自己的感受,忽略别人的感受,这是黛玉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 宝钗的爱充满了社会化的特征。她不仅爱宝玉,更希望成为宝玉的妻子、贾府的宝二奶奶,她为此所做的努力远远大于为赢得宝玉之爱所花的心思。她对袭人的欣赏笼络、对王夫人的曲意奉承,都是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她不大注重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精神沟通,更多地相信社会力量,注重人际关系。同样为了得到宝玉,她采用了与林黛玉完全不同的方式,这种对感情双向交流的漠视,也使她即使得到婚姻,也无法得到幸福。 黛玉向宝玉索求爱情,宝钗向宝玉索求婚姻,她们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也使她们无法超越个人利害去对宝玉产生积极影响。 史湘云原本没有明确自己的感情性质,即使她明确了这一点,以她真挚诚恳、开朗豁达的心胸,也不会刻意要求宝玉一定要如何对待自己。这使她可以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性,将宝玉作为一个“单位人”来看待,真正站在宝玉的角度,切实为宝玉着想。他们是很好的玩伴,湘云也特别注重对宝玉的精神影响,成为他的诤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儿童心性的劝戒。人应该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童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而不能一味地做顽童。宝玉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对此,黛玉选择与他一道做顽童,而宝钗虽欲劝戒,但其一本正经,效果甚微。湘云则既与宝玉一起淘气,又对其过分儿童化的行为进行警示。在宝玉偷吃胭脂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来一巴掌,直截了当地表现她的反感。二是鼓励宝玉成为真正的男子汉。总在脂粉堆中厮混的宝玉不免有些女性化,细腻有余而豪情不足。“英豪阔大宽宏量”的湘云不喜欢宝玉阴柔之举,她要与宝玉一起烧鹿肉,一起划拳,对他将芳官打扮成男孩子,取名耶律雄奴十分欣赏。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将宝玉从儿童化和女性化的歧途中挽救出来。黛玉和宝钗都想让宝玉成为自己的男人,而史湘云却希望宝玉成为一个真正可以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湘云对宝玉来说尤显重要。 从精神境界来看,黛玉超俗到无所归依,宝钗入世到庸俗保守,只有湘云才能将精神飞升与现实生存很好地统一起来,人们无法想象黛玉与宝玉的结合,无法忍受宝钗与宝玉的结合,却对史湘云与宝玉的未来充满期待。 历来的论者都将黛玉不向宝玉讲仕途经济的“混帐话”当作两人精神相通的明证,并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黛玉不慕名利,不追求时尚的虚荣,是宝玉身边女子中唯一不劝他读‘时文八股’,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竟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这是需要莫大的思想勇气的,这同样是她性格纯真的一种表现”(张海英:《作者对我说红楼梦》第57页)。这类说法在高度评价林黛玉的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宝钗和史湘云的“禄蠹”特征。但这种简单的推理方式很值得推敲,让我们看一下,在《红楼梦》中有谁对宝玉说过“时文八股”、“仕途经济”的话。第一个劝戒宝玉的是警幻仙子,可见世俗功名之念已经污染到了仙界。督促宝玉最频繁严厉的当然是贾政,作为封建家长,他要按照封建正统观念教育宝玉,将他培养成家庭事业的接班人,对他寄予厚望,也就要求严格。他打宝玉固然十分野蛮,但他望子成龙之心不能视而不见。所谓爱之深,恨之切,贾政也是一番苦心,只因为他本人是一介酸儒,棍棒教育方式不得法,不免效果与动机之间南辕北辙了。此外,劝戒最卖力的是袭人,宝玉是她的终身所托之人,她的殷勤劝戒也是望夫成龙的心理使然。还有,就是湘云和宝钗各说了一次。 宝钗和湘云劝宝玉留心仕途经济,也是为他的前途着想(真所谓“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如果自私一点说,也是为自己可能会与他一起生活着想。毕竟,总是在内闱厮混不是个长久的事情,当时社会也不可能让宝玉自由选择职业,做他可能喜欢的“美容顾问”或者“化妆品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之类职业。人总是要长大,少不得还是要与一些须眉浊物打交道,了解一下仕途经济又有什么特别需要指责的呢!宝钗与湘云明明知道他不喜欢这些话,还进行劝谏,显然不是为了讨宝玉现在的好。实际上,林黛玉根本不是唯一不劝宝玉的人,不劝他走仕途经济的人多着呢,宝玉不喜欢,众姐妹丫鬟也乐得哄他开心,自己受益。晴雯让他装病逃脱父亲的检查,探春、迎春、惜春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第70回中,宝玉怕父亲再回来检查自已的学习情况,探春和宝钗在贾母面前揽承了替他每日抄篇文字的任务,不独黛玉送来一卷钟王蝇头小楷,湘云和宝琴也“临摹了几篇相送”,帮助作伪。在大观园中,倒是帮助宝玉共同对付父亲督察的多,真正考虑其前途的少。所谓忠言逆耳,宝玉作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公子哥儿,真的能够听一些忠言也是难得的。就是黛玉不以“仕途经济”相劝,又焉知不是以此来博得宝玉的欢心?说到其勇气可嘉,也是过奖了,以此来评介人似乎有刻意美化的嫌疑。而且,论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宝钗在大观园中宣扬的封建陈腐论调,最终也折服了林黛玉,在说酒令时,林黛玉一时忘形,将与宝玉一起偷看的《西厢记》的句子说了出来,引起了宝钗的审问,正是这一次审问,使黛玉开始消除了对宝钗的猜忌之心,将她当作亲姐妹看待。可见宝钗的一些陈腐论调黛玉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她与宝玉共同的精神基础又在哪里呢? 但宝钗和湘云对宝玉的劝谏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宝钗秉绝色风姿,如牡丹那样雍容富贵,但对封建礼教的盲目信仰使她缺乏了生命的热情和自我的意识。宝钗将自己包裹在正统观念中,面具人格占据上风,礼教压制了她的热情和思想,显示了注重纯粹世俗生活的庸俗性。就个性而言,黛玉的才华和任性,使其成为独特的个体;湘云新鲜美丽、不同流俗的光彩是她天真、浪漫、热情风流的性格所决定的,但宝钗的思想个性却是最不明显的。她努力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受封建卫道士们纷纷欣赏的淑女或仕女形象。她明明是大观园众多才女中最博学的一个,但是偏要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洁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在与探春、李纨共同管理家政时,相对于探春的锋芒毕露,她则在含蓄中显示出色的管理才能。即使夏金桂先辖制了薛蟠,在向薛姨妈和宝钗挑衅时,薛姨妈不知如何应对时,“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每随机应变,暗心用言语弹压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寻隙,又无隙可乘,只得曲意附就。”连夏金桂这样的人宝钗尚且能够对付,其成熟干练不在探春之下。但她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作风,在贾府会做人情,暗藏心机。一旦处于一个正当干事的位置,她绝对不是一个心慈面软的人。她既可以礼服人,也可以礼杀人(如金钏之死),对环境的顺应使她具有可怕的潜力。 湘云是能够将形而下的生活和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之间求得平衡的人,她“既不是封建叛逆者,也不是封建卫道士;既不向上巴结,以聪明才干取信于上,也不是一味迁就、呆板软弱的‘儒小姐’;既不以孤冷清高之态掩饰青春的热情和活力,也绝不会看破‘红尘’、离开对她具有魅力的现实生活去独守青灯古佛”(崔子恩:《史湘云论》)。她一方面充分认识到生之累,懂得人情世故,劝宝玉“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里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这种话确实与湘云一贯豪放脱俗的个性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恰恰反映史湘云的劝谏只是出于对宝玉生存的考虑,而不是她认为需要奉行的一种人生准则。史湘云虽生在侯门,但父母早亡,从小也懂得了生存的艰难,宝玉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不走仕途经济又能做什么?尽管这体现出她对世俗生活妥协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她又没有被世俗规矩所囿,而是热爱生活,在一些日常小事中找寻乐趣,越是人多,越能表现出群体气氛的感染力。她坦率真诚,爱憎分明,心无沟壑,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她大说大笑,完全不像淑女。相对于黛玉骨子里的叛逆,她更多地表现为行为的反叛。这种充满生命热力的反叛比黛玉式的自怜更具有感召力。 湘云不像黛玉,只追求灵的升华,不像薛宝钗,一味将才智用于取悦俗人。她爱生活和人类,也尊重他人的独立性,可以设想,宝玉与林黛玉的婚姻是药罐和眼泪,而与宝钗的婚姻将是举案齐眉却少了闺阁之乐。《续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宝湘两个患难中成夫妻的情节,姑且不论这种记述的可信是否,我们将湘云与黛玉、宝钗进行对比后不难发现,只有史湘云,才可能是宝玉在苦难尘世中所能找到的最好归宿,所谓“兼美”(他在太虚幻境所遇到的),此解决方案比《儿女英雄传》里二女共侍一夫更具有精神力度。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我对宝玉爱情的选择,即“第三种路线”是持赞成态度,对宝湘的爱情结局同样是持肯定态度。我要为怡红公子放声呼唤:“枕霞旧友——大观园里的纯情少女——史湘云,你在哪里!” 原载： 《长江文艺》 2004年第06期 原载： 《长江文艺》2004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