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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二回写贾宝玉说道:“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看似孩子话的“女清男浊”论,具有空前的杀伤力,其实质是对男性文化这一男权统治的封建正统思想文化的彻底背叛和否定,是对女性文化这一与自然和谐一致、却被男性文化压抑、戕害的边缘文化的肯定与崇拜。这是以“矫枉过正”来达到男女平等的近代意识,是摆脱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而与世界接轨的历史性的跨越。小说从中透视到人格的深层结构,解析了两性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捕捉到人类的“双性”人格之美,追求男女两性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这不是量的变化,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质的飞跃,这使小说具有超前的理想主义色彩,映射出人文主义精神永远的光辉,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构建两性和谐的一面镜子。 一、对男性正统文化的否定 西方现代心理学认为,男性的品质往往与公共领域、集体利益、积极的、理性的、果断的、暴力的、独立的、支配性和统治性相联系;女性的品质则习惯上与私人领域、个人利益、消极的、感性的、优柔寡断的、温良的、依赖的、被支配性和被统治性相等同。在原始社会,男子的主要生存活动是渔猎和防御外敌,女子则以采集果实、制作衣食、抚育子女为主要任务,因而男性发展了身心的的粗犷与强硬的成分,女性则日益形成柔和、细腻的心理结构。同时,原始的不存在父爱概念的“孤雌生殖”信仰,母系社会的女性维持部落内部秩序的责任,又铸就了她们最原始的母性情感以及注重人际情感关系与合群性的文化性格。所有这些,都衍生出女性文化与心理的情感特征。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两性生殖观代替了“孤雌生殖”的神话,人类理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男性文化相对于更原始的女性文化,其理性特征尤为鲜明。此后,父权社会的男性文化愈来愈以理性去支配和压抑情感,愈来愈趋于现实功利性,而与人类的天性和自然温情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长于情感思维与男性长于理性思维的心理差异,实则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差异的历史遗存。 良性的社会结构需要和谐的两性文化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以男人为中心在父系社会体系内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从儒家宗法伦理秩序的“三纲”、“五常”到强调女性的“三从”、“四德”,女性直至被作践到不能自尊、不许自强的人性极限,正常的生命需求被彻底扼杀,做人的基本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中国传统文化突出表现为理性、功利性、征服性和摧残女人等男性主义的特点,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文化,是泯灭人性人情的特权文化。直到今天,所谓女性能顶“半边天”,这种特权文化不仅在诸多男性中仍占据一席之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不可忽视的效力,甚至很多本已遭受性别歧视的女性也被洗脑,不知不觉地感染了这种“病毒”。她们看似成为现代文明群体的一分子,而思想意识潜层仍视这种深层意义上的不平等为正常,并对之自觉地加以认同乃至维护,忘却了自己真正的性别文化。奴性已渗透其骨髓和灵魂,作为男性文化的负面延伸,这已超越她们本身性格的含义而具有另外的复杂而深刻的内涵。 《红楼梦》的问世,正是满清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并将之作为正统文化强化思想统治的历史时期。清王朝将《四书》、《五经》、《性理》诸书定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命题的根据。康熙皇帝极力推崇朱熹,还下旨将其列为孔庙大成殿配享的第十一哲,同时还任用李光地等一批信奉程朱学说的“理学名臣”,使之编纂理学典籍。又据《清史稿·谢济世传》载,雍正年间,浙江道御史谢济世因“注释《大学》毁谤程、朱”触怒了雍正皇帝,大约由于“诛戮谏官史书所戒”(雍正语),身为谏官的谢济世才有幸没有被杀头,只能绑缚刑场目睹杀人的血腥场面,从精神上受到恐吓和震慑。程朱理学正以它枯燥的教条形式弥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成为阻碍社会进步、钳制人们思想的冰冷的工具。正如《红楼梦》中所写,在封建社会末世,贾政和贾雨村这两位封建社会理想的儒家文人的摹本尚且在虚名浮利的追逐中迷失自我,受困、物役于“他乡”之阵,成为陈腐迂阔的庸才和既贪且酷的“国贼”、“禄蠹”,至于这种文化氛围中滋生出来的其他类型的男人更是些无用之徒:贾敬炼丹修道,总属虚诞;贾赦无学而贪色;贾珍、贾琏、贾蓉等蝇营狗苟,荒淫堕落,无德无才。他们皆为贵族特权孕育出的一群破家败业的浮浪子弟。程朱已不适于时代的发展,完全成为“以理杀人”之现实,而这恰恰是清朝最高权力机构所倡导的行为准则。小说通过以上诸多现象,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中国历史上正统文化的自相矛盾,对男性正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批判。 贾宝玉则是小说中有别于其他男性、最富作者主观色彩的主人公:尊重女性,尊重自我,否认传统礼教,蔑视功名利禄,同情被压迫者,主张人与人平等。贾宝玉所追求的,是“于国于家无望”,只求个人“遂心一辈子”,这是富有个性自由、人性回归意味的新的人生理想。为此,他只求“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而不惜“于世道中未免迂腐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只要“独为我闺阁增光”,而不惜“见弃于世道”。贾宝玉看破中国传统价值观支配的虚假作派,进而带来人生观的裂变,小说通过有机的生活画面,预示了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宝玉如要读书仕举,无非变成贾雨村第二或贾政第二。贾宝玉最终背离了家族为之设计的读书、仕宦的传统人生道路,用行动给正统文化以有力的否定。他试图寻找一条新路——遵循自然生命的召唤,追求自我实现的目的,但这条路却被禁绝了。中国传统社会自身扼杀、压抑着生机,这种自寻末路、自我毁灭性的社会模式,其集中表现就是对于个体生命的超常轻视。《红楼梦》的深刻意义正是在于先知先觉地揭示了以儒家理想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在封建体制下的实践中,已经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在更多时候走到自己的反面。《红楼梦》对正统文化的批判,实质上更是对父系社会体系内滋生的男性文化的深度否定。 二、对女性边缘文化的肯定 在最古老的神话里,女性是原始的生命力,男性是后来从这一生命力中创造出来的。《红楼梦》想落天外的开卷本于“石头传奇”的大荒山亚神话,重塑了女娲补天的形象,而娲皇补天所剩的一块顽石“无材可去补苍天”,于是成为整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成为全书的中心意象,犹如一面宝鉴,映现和折射出人和人的生活,具有特殊意味的审美体悟和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顽石虽非女娲直接造就,但女娲圣手锻炼之力乃其“通灵”之根源,并由此非凡的壮举,象征性地凸现出女性伟大神奇的创造力。与古已有之的女娲神话不同,太虚幻境的神话则完全是《红楼梦》的独创,从人生终始的生命循环来说,《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来于兹,又归于兹。“太虚幻境” 清净、平等、自由、重情,是“幻灭了的理想世界”[1],也是全书最大的梦。这个天上神境与自然相和谐,作者极力铺陈其诸物之奇异,生活之考究,情调之高雅,气韵之不俗,但在其深层,却流贯着一种文化精义,即人与大自然生命之灵的感应、互渗。“天地间一切灵淑之气皆钟于女儿”,女儿们自然高贵灵秀。女性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与万物生命神秘互渗,这正是对女性原始生命力的认定,也是对女性文化即生命文化的崇拜。与太虚幻境这一神话仙境相对应,大观园则是作者在现实中构筑出来的尘境中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国的居民是一群女儿,没有一个男人——除了贾宝玉这个女儿们的“护花使者”。只有在这个理想乐园里,他们才能找到心灵的真正归宿,让精神暂时得以栖息。宝玉终日守护着这些聪明灵秀、美丽俊雅、纯洁无邪的女儿,努力不让这个“女儿世界”遭受与之对立的“男人世界”的侵袭和玷污。与此相反,《红楼梦》的现实尘境,处处表现出男性文化对生命的任意损害,女性被强制接受男性文化,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受到压抑,甚至生命本体也受到戕害。小说通过对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审美观照,再次显示其对女性生命文化的尊崇和对男性文化的贬抑。 原载： 《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 2009年第03期 原载： 《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9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