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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学研究六十年的风雨沧桑，既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的典范演绎，又承载着当代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内涵。 前期红学研究学术新范式的确立与蜕变 以1979年为界，红学六十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牢固确立，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必然要进行新的价值体系与学术范式的转换与重建，前者集中表现为人民性与阶级性、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后者则集中表现为社会学一政治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概言之，这一重大转折主要是通过集中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红学研究的激烈方式完成的。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人先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9月号)、《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文学遗产”专刊)。由批评俞平伯唯心论观点与实证研究方法，进而追本溯源至胡适。 从1954年到1955年，学术文化界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红梦研究同题的信》为指导，通过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全国各地的座谈会以及各种报刊上的讨论与争鸣，由俞平伯而胡适，由红学而学术、文化领域。彻底清理了资产阶级唯心论与实用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由此实现了红学研究主导范式从考据学到社会学的转轨。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否定和抛弃新红学的“自传说”与考据方法，重点从社会学的视角揭示《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政治内涵，在认定《红楼梦》为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杰作的前提下。展开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研究。在此统率下。还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核心概念，诸如人民性、阶级性、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使这一新范式更具系统性。此后，红学界的研究主潮与学术范式迅速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向。催生了以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1957)、何其芳《论红楼梦》(1958)、蒋和森《红楼梦论稿》(1959)等为代表的一批重要成果。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左倾”思潮的高涨，确立于1954年的红学研究社会学范式进而向政治学范式蜕变，其学术价值也因此逐步丧失。 后期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多元化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与理性反思，红学研究逐步回归学术正道，日趋兴盛和繁荣。在学术范式上。呈现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两方的融合，走向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 新时期之初的红学研究，呈现为三种取向：一是考据学研究的复兴。最先问世的重要著作有冯其庸《论庚辰本》(1978)、《曹雪芹家世新考》(1980)，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1979)、《曹雪芹丛考》(1980)等，由此恢复了红学研究注重考证的学术传统，并重新确认了文献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方向。此后，又由作者、版本研究逐步推向成书研究、脂批研究、渊源研究、影响研究等。充分显示了文献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二是社会学研究的延续。除了大量论文之外，还出现了徐迟《红楼梦艺术论》(1980)、刘梦溪《红楼梦新论》(1982)，张锦池《红楼十二论》(1982)等学术著作，表明社会学研究仍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三是新方法论的兴盛与交替。随着西方文艺和文化理论的不断输入，大致以美学研究为先锋，推及文化学、比较文学、心理批评、神话一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叙事学、传播学等。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新方法热，红学研究几乎成了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实验场。观其总体趋势，呈现为两大学术主脉：一是文本研究，一是文化研究。从学术范式上看，《红楼梦》的文化研究，主要呈现为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研究两方面。至于文本研究，从1981年济南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红楼梦》艺术成就为中心议题，到l985年贵州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将中心’议题聚焦到《红楼梦》人物论，标明自1980年代初开始。红学界在经历长期的社会一政治化研究之后重新回归红楼梦本身的意向与努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结构研究的勃兴及其向纵深发展，代表了《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新趋势与新成果。笔者在所著《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一书的“导论”中将回归文本研究总结为“三个回归”：一是从非文本的外部研究回归于文本的内部研究：二是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割裂状态回归一百二十回本的艺术整体：三是从对文本研究的笼统定性回归于对文本结构的具体析解。当然，学者对于“文本”本身及如何回归“文本”一直存有争议，但将“回归文本研究”作为一种主要学术取向，并应使之成为红学研究的重心所在，则已基本为红学界所认可。 基于对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分天下这一格局的认识，笔者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率先提出融文献、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构想，即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文本研究为本位、文化研究为旨归。由此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篱。1999年。在由中国红楼梦学会、浙江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1999年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又确立“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为大会主题，以此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争鸣。这也可视为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进行新的学术重建的尝试。 世纪之交，在诸多有关红学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的论文以及一些红学史著作中，多蕴含着对新时期红学研究范式的辨析与探讨，有必要对之加以发掘与提炼。 内地与台港红学研究学术范式的分合趋势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中，同样可以l979年为界，海内外红学研究经历了从彼此隔绝到相互交流，进而相互影响的发展历程。 基于相近的学术价值体系，也由于频繁的学术互动与交流，1949年之后，中国台湾和香港与美国的红学研究具有更多的亲缘关系。比如1951年，台湾著名学者潘重规承续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学术传统，推动了索隐派红学的复兴，随后引来了胡适(身居美国)、李辰冬等著名学者的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红楼梦》著作权和小说立意本旨的大辩论。l958年，胡适由美国返台后，通过凝聚与培养红学人才以及与旅美华裔学者的学术交流，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以李辰冬、高阳、林语堂、苏雪林、夏志清、周策纵、赵冈、唐德刚、柳存仁、李田意、余英时、白先勇等学者为学术群体的台湾红学中心，在台湾掀起一波红学高潮。1960年代，潘重规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同时创办《红楼梦研究专刊》，重点开展红学文献的系统整理，因此带动了香港红学文献研究的发展。1970年代，港、台及国外红学界的学术交流更为频繁，由香港本地与来自欧美国家的华裔学者，组成了一个包括潘重规、周策纵、赵·冈、余英时、宋淇、叶嘉莹、程步奎、马力、梅节、牟润孙等学者在内的红学研究群体。就红学研究的主导学术范式而论。台港红学研究仍承续胡适奠定新红学基石的考据学传统，同时注重吸取西方文艺理论，以比较文学与文化的眼光展开文本研究，呈现为文献考证、文本研究并重的多元化格局，与同时期大陆的红学研究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比。 1979年前后，内地与台港红学界结束相互隔绝而走向交流互动，通过国际红学研讨会、台港红学重要论文的出版以及红学研究成果与方法的介绍与评述，使内地学者能在短时间内较快地了解海外红学的多元化趋向以及种种新理论、新方法在红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与此同时。内地、台港红学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诸多关于红学研究的历史反恩与未来展望的论文，试图通过历史性反思和总结。探索未来的红学之路：其中，在内地显然带有更多拨乱反正、从政治回归学术的意味：而在海外，则更注重通过学理思考确立未来红学的发展方向。其中，余英时发表于1979年的长篇论文《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范式”理论，分析了自1921年胡适开创新红学以来受到的三种不同挑战，认为未来可能建立的红学新“范式”的研究重心，应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这一提法富有启示意义。 1980年代以后，内地红学界在学术范式的演进中，逐步出现与台港红学研究由分而合的趋势，尤其在文献与文本研究两个方面表现出更多的相似点。世纪之交。则在更广泛、更频繁、更密切的相互交流与借鉴中，一同呈现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彼此的分合、异同与得失，需要认真加以总结。 红学六十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洗礼，承载着太重的时代蕴涵，也留下不少经验教训。因此。如何从回望历史中获取智慧的启迪，多一些从容和沉着，少一些浮躁和焦虑。值得当今红学界同仁共同思考。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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