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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品格，不仅刻写在云冈、华严等宏大遗存中，也表现于这里丰富的红学史实与可观的“红学”研究上。2006年8月，“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大同开过后，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做红学文章要高度重视大同，已经成为共识；作为大同人，要打造大同的历史文化名片，我们应该知情自己的红学遗存，知情既往大同人的红学业绩。 一 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首先在于曹雪芹高祖曹振彦与曾祖曹玺，曾有在大同活动的史实，这些曾经影响了曹家之后的家族面貌，包含着催生《红楼梦》创作的家世基因，如果善于利用这些史实，相当程度可以成为解决诸多《红楼梦》问题的一个能量基点。 曹振彦、曹玺首次踏上大同的土地在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这一年的二、三月间，清慑政王多尔衮帅豼貅十万来大同平定降将姜镶叛乱，当时曹振彦与曹玺俱在多尔衮帐下，曹振彦是中下级军官，曹玺是王府侍卫。 八月姜瓖叛乱平定后，因为平叛有功，曹玺则得意于内廷二等侍卫以及江宁织造等任，曹振彦先于顺治七年到九年，短暂离开大同，赴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府任，但在清顺治九年，因升任大同知府，则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曹振彦在大同的主要政绩是医治战争留给大同的创伤。多尔衮平定姜镶叛乱，乃大同历史上血腥的一幕。在大同城下，由于城墙坚固，军民抵抗激烈，骁勇的八旗兵丁曾旷废半年之久。战后为泄愤，多尔衮曾血腥屠城。“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城墙毁去五尺，废大同府为县，府治与总镇署东移阳和（现阳高县城），县治西移西安堡（今怀仁县西北）。一霎时，往日“十万州城”的繁华所在，“比于吴宫、晋室”。 多尔衮把大同推向水火，但大同的不幸也成就了曹振彦的魅力，更成就了大同有红学文章可做的人文品格。曹振彦就任大同知府后，与总督马之先、总兵彭有德等，修城复城移治。到顺治十三年曹振彦离任大同时， 大同府城的形象与生机已基本恢复，与此大有瓜葛的是，曹振彦本人也因此又一次被擢升——转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 曹振彦于大同的主要政绩纪录在《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一文中，该碑现藏大同市博物馆，主要记载清顺治时大同官兵修城复城的情况，于“捐输清俸、共襄厥事”官吏名录中，赫然记有“襄平曹公讳振彥”之字样。近年来，以原大同市委宣传部长邹玉义为代表的学者，围绕曹振彦与《重修大同镇城碑记》的问题，已经做过深入的研究，已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为确立曹雪芹祖籍辽阳提供了新证据，对了解曹雪芹家世提供了新认识。 曹振彦的大同行有两个时间标点。一是顺治六年踏上大同土地，一是顺治十三年离大同知府任，这其间前后是七年。这七年中，从顺治七年到九年，任平阳府吉州知府不在大同，所以，曹振彦所有在大同的时间也就大略五年。那么仅就大同史志而言，对这五年曹振彦的情况有多少记录呢？我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共发现两处，一是前面说过的《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一是在曹振彦走后的120年，另一任大同知府吴辅宏主持纂修的乾隆《大同府志》，在这册乾隆《大同府志》卷二一，曾写有以下一行： “曹振彦，辽东人，贡生，顺治九年任。”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与乾隆《大同府志》关于曹振彦的记载，都是“红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如果做“红学”的文章，用这样的内容说话就气象纯粹。自然，以上两处也有过于简短的问题，何况故事的主角还不是曹雪芹本人，而是曹雪芹爷爷的爷爷，这样，估计有人会嘲笑我在小题大做，甚至以为我神经有问题。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一种外行的表现。大同由以上两处而有的红学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红学本来就很少可以用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多数的地区干脆就没有红学资料。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一不小心遂了我们那美好而天真的愿望，如果我们大同真的拥有属于曹雪芹本人的活泼乱跳的好遗存，我们大同的子子孙孙，还用得着操GDP的心，发羊肉泡糕的愁。咱扯起文化学术的风帆，开动经济建设的大船，三个保安两个导游就全部ok。 二 曹振彦、曹玺事涉大同，奠定了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的基石，如果不为牵强，我们应县老乡鲍承先的行状，同样属做“红学”文章的好史料。据历史记载，鲍承先是山西应县人，曾是明王朝关外守将，天命十一年兵败降清，累官至清初“四大学士”之一，《清史稿》有传。鲍承先最著名的故事，是以反间计除掉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后人于此耳熟能详。鲍承先除袁崇焕的故事在明崇祯二年，这一年皇太极率军伐明，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率师二万驰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后金军不利。于是，皇太极召鲍承先、高鸿中密议，决定设计陷害袁崇焕。鲍承先抓了几个明朝太监监禁，并伪造袁崇焕有秘密联络后金情节，还故意让这几个太监偷听，然后又假装看守不力放他们逃走，崇祯皇帝听信了太监的报告，马上杀了袁崇焕。 鲍承先的行状属做“红学”文章的好史料，理由莫过这鲍承先与曹学芹高祖曹振彦一同列名现属辽阳的两通碑石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与“重修玉皇庙碑”。“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立于大金天聪四年四月，记载为大法师干禄打儿罕囊素（乌斯藏人），修建宝塔敛藏舍利的事情；而“重修玉皇庙碑”，则立于大金天聪四年九月，记载重修襄平（辽阳）西关西门外玉皇庙的事情。碑文告诉我们，鲍承先与曹振彦是凭借功德善人的资格碑上有名的。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上，鲍承先列“总镇副参游备等官”的类别，曹振彦列“教官”类别；在“重修玉皇庙碑”，鲍承先所属类别文字缺损，估计仍属“总镇副参游备等官”；曹振彦列“致政”类别。 一部红学史说得明白不过，以上两碑与同属辽阳的“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是可望认识曹雪芹家世的重要三碑，是红学家做红学文章的抢手货。不过一部红学史同样也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依据这三碑而有的红学文章，多是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吵架文章。无论涉及在整体上如何认定这三碑价值的大问题，还是在枝节处怎么理解其内容的小名堂，因为历史久远文献残损，一切都如雾里看花。例如：“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是在大金天聪四年四月立；而“重修玉皇庙碑”， 也不过是大金天聪四年九月立。“四月”与“九月”， 其间相差不过5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5个月，曹振彦的职衔则由“教官”一变而为“致政”，曹振彦职衔变化犹可，但麻烦在于这“致政”作为职衔不可查考。做曹雪芹家世研究，不明白其祖先吃什么饭成何道理，所以无数的红学家为此惆怅满怀夜不能寐。 揭开历史的面纱鼓励不同角度的考察，基于鲍承先与曹振彦同列两碑的事实，基于我们大同特有的地域历史文化掌故，如果我们立足鲍承先研究，并进而从鲍承先的角度看曹振彦，说不准还可以弄出些对认识曹振彦有用的观念来。谁让他们同列两碑呢？既然他们一起列名那两通碑石上，说明他们各自的情况具备观照透视对方的属性。我们应该感谢应县鲍承先后人鲍恒政先生等，在鲍承先研究的问题上，本着寻根留本的传统，他们已经进行了不错的努力，他们纂修的山西应县《鲍氏家谱》出版后，还获得被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荣誉。不过目前通过鲍承先的情况还不能说明曹振彦的问题。学术从不苛责暂时的不可知，我们有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我们千万要树立鲍承先属红学人物的根本信念。大同人一定要树立鲍承先属红学人物的根本信念，这不仅关涉曹振彦研究欢迎从鲍承先的角度而有的考察，而且关涉如何认识大同人素质以及增强大同人信心的大问题。就影响来看，鲍承先的情况是可以让曹振彦望而生畏的。曹振彦虽曾掌管着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这搁现在也近似盈利企业的大干部，但如果曹振彦以鲍承做一形击，那曹振彦的情况就惭愧。因为：鲍承先官至“四大学士”之一，稍微熟悉些历史就明白，有清一代的“学士”，放以前是宰相。这一点，作为清代权威的历史文献，在记录这二人时的的轻重也值得玩味。鲍承先是作为重臣记在《清史稿》卷232，竟有2165字的宏大篇幅；而曹振彦事见《清太宗实录》卷十八，仅17字——“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三 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不仅在于大同涉及过多的红学史料，也在于迄今这些史料还缺乏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如果有人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为红学研究甚至是大同地方志研究开辟一片新天地也不是没有可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在《顺治朝揭帖奏本启本》中，曾发现一件曹振彦任阳和府知府时的奏本，具奏日期是顺治九年十二月初八日。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关曹振彦的档案史料，也是迄今发现的曹家档案史料中时间最早的一件。 曹振彦的奏本全长五扣，包括汉字奏本正文、汉字“贴黄”、满字“贴黄”三个部分。 该材料发现后，《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三期曾经公布全文，并随着发表张书才先生的文章——《曹振彦档案史料的新发现》。可惜之后就很少有人提及。其实曹振彦奏本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首先、曹振彦从吉州到大同，是升任阳和知府，还是升任大同知府，过去一直有争论。《吉州通志》称“升阳和知府”，《大同府志》则说在“顺治九年任”大同知府。周汝昌根据《大同县志》关于大同治所沿革的记载，特别是顺治八年佟养量等曾“合疏请复大同府治”的事实，认为曹振彦是升任大同知府。现在，衡之曹振彦奏本“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阳和府知府”的职衔，曹振彦应该是升任阳和知府。至于顺治八年佟养量等“合疏请复大同府治”的问题，估计是没有立即被批准。 其次、曹振彦奏本说，大同地区的“浑、朔二洲，顺治六年因姜镶叛乱，城破民屠，本年钱粮无向追征”，对认识大同地区清初的历史非常重要。过去大同学者对姜镶叛乱以及多尔衮平叛的危害，多局限大同市一隅，现在结合曹振彦奏本我们知道，大同之外的县区也被破坏严重。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继续认识。 四 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的问题放下不表，而南京《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有关曹雪芹曾祖曹玺的记载，不仅说明大同大有“红学”文章，而且说明做“红学”文章要高度重视大同。如果研究曹雪芹家世，如果不知道利用这两个材料，不知道大同对曹雪芹家族的重要，就很难明白曹雪芹家族荣华富贵所从何来，也难理解《红楼梦》雍容气象。 《江宁府志》、《上元县志》有关曹玺的记载，即：于成龙纂修的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江宁府志》之《曹玺传》，与唐开陶等纂修的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之《曹玺传》。江宁与上元分别是现在南京市下属的两个行政单位，历史上曹玺因曾任江宁织造监理，所以记入当地的史志。 这两处《曹玺传》基本大同小异，下面即节引：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 ——《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 ——《上元县志》卷十六“人物传” 稍有历史知识就清楚，《江宁府志》的“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上元县志》的“随王师征山右有功”，都是说大同的事。在历史上，山西在太行山之“右”，所以称“山右”， 有清一代的“王师征山右”，一般指清顺治六年多尔衮平定大同姜骧叛乱。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再重新阅读前面引文，一句话，曹玺仕途的得意来自大同这方风水宝地。是因为在大同立功，得到顺治与康熙的提拔与重用。 关于大同对曹雪芹家族的影响，李尔山等学者指出，从顺治六年到顺治十三年的七年，是曹氏家族发展史上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七年。这七年使这个家族发生了“三大突变”—— 政治上飞黄腾达；经济上快速膨胀；文化上全面转型。 1、在“姜骧之变”前曹振彦仅仅是正白旗下一个只可管300士兵的下级军官“牛录章京”，而此后则不断升迁，以至为正二品大吏。这中间有曹玺的妻孙氏在宫中给玄烨（康熙帝）当乳娘这一层关系，但曹振彦父子在大同平叛中的军功应起主要作用。 2、曹家踩着山西这块政治踏板，很快便取得了管理大清朝一些重大经济命脉的权利。江宁兼苏州织造是专职为宫廷采办各种丝织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两淮巡盐御史是专职监督两淮国家盐课征收的。此外，他们还兼做皇帝的耳目，监视江南的吏治民情，这些权利使曹家迅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有几次以江宁织造署作为行宫。 3、曹振彦的父亲曹锡远原是明末在关外戍边的下级武官，降清后成了加入旗藉的“包衣奴”。曹振彦包括他的儿子曹玺也都是“从龙入关”的行武。但在山西之行后，曹振彦摇身一变成了知州、知府称谓的文官。从此曹氏一族告别了刀枪马革，并很快演化成了“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到他的孙子曹寅已然是当时的“名士”了。因为有这样家学的熏陶，才成就了旷世的文学巨匠曹雪芹。 五 大同人如果从以上事做文章，都属扬眉吐气脸上有光的得意文章，但如果从下面有关大同的一则红学史实做文章，则因此而有的文章估计是让大同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的糊涂文章。一部《红楼梦》无非假语存言式的虚构，谁承望在大同的描写上，曹雪芹竟写出现个确凿的地名——大同。曹雪芹写大同本来是好事，说明他心中有大同，说明大同名声在外，但问题是这里叫孙绍祖的大同人却糟糕。作品说，孙绍祖系迎春之夫，他外在情况极好，“生的相貌魁梧”，体格健壮，祖上是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现在京袭指挥之职。不过孙绍祖外在条件之好，很难掩盖其品德与操守的遗憾。一是像中山狼那样翻脸不认人。本来孙绍祖祖上早年曾攀附宁荣二府，但后来贾家败落后，孙绍祖就向其逼债。一是过于好色且不体恤迎春，“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迎春“略劝过两三次”，便骂她“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懦弱的迎春嫁他只一年，就被折磨死去。 曹雪芹这一通笔墨可把大同人弄得灰头灰脸，其实大同人不曾有孙绍祖的德行。那通《重修大同镇城碑記》说得好，大同人“赋性淳朴，上少惠之以恩，则易于见德”。这与孙绍祖中山狼的面目格格不入。所以，对这里的孙绍祖问题，我曾经进行过认真研究，也为这个问题竟然找到一条让大同人并不难堪的证据——最早批《红楼梦》的脂砚斋曾经说过，曹雪芹这里也不是实写。脂砚斋的话记录在《红楼梦》庚辰本中，该本在描写孙绍祖是大同人的地方，有16字双行夹批——“设云‘大概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则呆。” 六 大同大有“红学”文章可做的理由大体如上，最后说说既往大同人的红学业绩。说起大同人的红学业绩，以下几个值得一提——原大同市委宣传部部长邹玉义、著名作家王祥夫、大同大学教授王晋中、大同机车厂建安公司经理刘福林-----------邹玉义长于做曹雪芹家世考证，王祥夫借批注《红楼梦》而受享痛快，王晋中与刘福林主要沿着研究思想与艺术的路数孜孜不倦。 大同人所做的“红学”文章以邹玉义最著名。不过就邹玉义做红学，我还一度时期有误会。原因是邹玉义坐在大同市委常委的交椅上，我怀疑是别人代他写文章。直到2003年，《红楼梦学刊》发表署名邹玉义的大文章——《〈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考辨——曹雪芹祖籍辽阳的又一权威史证》，读过之后，我就坚决认为是邹玉义自己在写文章。因为：如果哪个能写得出邹玉义的文章，估计他也就用不着侍侯邹玉义。 大同纯粹个人的“红学”好，大同团体“红学”也不错。邹玉义他们自己借“红学”出息后，没有忘记大众化普及的大问题，于是在2002年月1日 ，大同成立红楼梦学会，从此大同的“红学”研究，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 以上表过后，对大同“红学”就是好的问题，想必你已认同。但是，如果我再说一个籍贯大同供职别处的人物，咱大同的“红学”就不只就是好的小风光，而是怎一个“好”字了得的大名堂。 这身在别处籍贯大同的红学大家当推邓云乡。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四老之一，八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顾问。有著作《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忆——电视剧〈红楼梦〉拍摄散记》。 邓云乡着眼风俗的角度做红学文章，属各家之外，旁枝逸出的一记逍遥派天山折梅手。不大在乎学术的游戏规则和潜规则，却姿势曼妙；至于功力，也属老辣独到——好处在于几乎看不出作者在刻意雕琢什么宏大而奇崛，一切如水到渠成，不留痕迹。邓云乡事在拙著《红学那些人》中已有介绍。不赘。 邓云乡的姥姥家在大同东南隅李怀角路东的一高台阶院，邓云乡童年与少年多生活在这里。在下陋室距邓云乡童年少年得意处仅几百米，闲时无聊，常于此等处流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