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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他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不惟我如此，别人关于胡适的理论也令我神昏。吕启祥先生曾经作一个文章——《胡适与红学：为纪念胡适诞辰百年而写》。她肯定胡适的神奇，认为这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奇缘与奇遇。但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的非只胡适一个，何以别人了无神采？ 无奈就传述些他的神妙，至于何以如此，则暂付阙如。 一 胡适的成就不只红学一隅。不做红学，他照样神功伟业。胡适是一个学者，你看他的照片，嘴角牵动，展露着洞悉一切的微笑，这就注定他要以思想与思维大显神通。“五四”前后的历史舞台上，他开风气之先，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旗手。曾经编辑《新青年》，曾经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曾经参与组织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新月社”，曾经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曾经的胡适是何等风云呀。他顾盼神飞，过化存神，小皇帝溥仪也为他而神往。1922年的北京，电话还出奇得少，一本电话簿几乎包括整个城市的号码。溥仪的皇宫刚装了这神奇的玩意，17岁的他心生好奇，照着号码就一顿狂打。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与胡适交厚，给他推荐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所以溥仪的电话便打到胡适那里。1922年5月30日，溥仪派人接胡适入宫，称胡适“先生”，向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说自己“近来也试作新诗”，“也赞成白话”-------他仅只局守文化与文学一途，但与学者兼革命家身份于一身的陈独秀分属两俊 合则双璧。那时，作为文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共计十几种。作为招牌，亚东图书馆把目光同时投向胡适与陈独秀两个，这些新出的标点小说，有陈序必有胡序------- 借为亚东图书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作序的便利，通过传统治经史的考据方法，胡适曾经对通俗小说进行过研究。曾经发表《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吴敬梓评传》，《红楼梦考证》------这又奠定了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的基础。现在，人们多以鲁迅为研究中国小说史的祖师，殊不知胡适对鲁迅的影响与推动功不可没。他丰富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那时，胡适与鲁迅同在北京大学执教。胡适考证小说，鲁迅教“中国小说史”。他们各自出版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了对方有精辟见解，也会热情肯定和赞赏。胡适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曾经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其中记《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胡适没有奇货可居，而是把其借给了鲁迅。时间增益了胡适的魅力。我读大学的时候，胡适以上工作已做就六十多年，但老师在评价几部明清小说时，仍是胡适如何说胡适如何主张--------他那样的以胡适没完没了，浅薄如我者很觉得神奇。论《红楼梦》的时候，就等着看他黔驴技穷-------谁知道这一节的胡适更浩瀚，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只有胡适没有自己的老师，对胡适无限崇拜与无限向往的神情。 如果胡适的出奇只在文学方面也就罢了，他也涉及其它的学术领域。曾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戴东原的哲学》，《淮南王书》，《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此外，还翻译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胡适不仅涉及面宽，而且在所有涉及的领域，都以先行者的新异而雄踞学坛，对后来的文化与学术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衍伸，是学术史上的一方神品。于1919年2月出版。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一时为人瞩目，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胡适在笔墨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文化与学术令他神采熠熠。但他在政治上也曾经神来气旺，甚至差点创造奇迹。只不过因为文名过大，才掩盖了做官的风流。胡适没有从政的热情，表示“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但他曾经被聘为“中英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曾经任国民政府驻美全权大使------胡适是一个学者，没有治人的计谋与杀伐的手段，可他有影响与亲和力，所以，胡适的政治行状也书香扑鼻令人神摇目夺。抗战刚爆发以后，他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到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争取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胡适作为国民大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会议期间闹出了胡适竞选总统的风波，使本来是学术明星的他，一时成为焦点人物，风头之劲，几乎盖过蒋介石。 中国文人中，特立独行者有；热衷攀附者有。没有证据可说明胡适何如人也。但胡适却神奇地令当时最大的领导——蒋介石看好。蒋介石曾经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治国差劲，治人差劲，但他重用胡适却可圈可点。胡适是庚子赔款留美第二批学生。曾在康乃尔大学读书5年，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所以，如果让胡适搭建中美友好的桥梁，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果然，1938年9月17日，胡适出使美国。1939年2月，就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贷款，1940年3月，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贷款。历史不会忘记，是胡适的工作促成美国政府结束了坐山观虎斗的骑墙态度，并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 胡适治学堪称神话。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艰苦，不见“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卓绝，甚至连土默热“三大步，三小步”的排场也找不到。胡适作为红学家的声名，建立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有事实证明，胡适是被“绑架”出来的红学家——《红楼梦考证》并非胡适主动要做，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 1920年，借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上海亚东图书馆产生了一个奇思妙想——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其中包括《红楼梦》。使用标点符号属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为了名正言顺，更为书出来后有可观的销路，亚东图书馆想请新文化运动的神人胡适做序。 1920年12月4日，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谈到为即将排印的《红楼梦》写序的事情。他先说了些事情进展的情况，随后就提出要求： “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读红楼，可代撰叙者否，所代接洽告知为荷” 。 但胡适对亚东图书馆的举措持异议，也不大愿意做序。他担心标点错误，担心滞销，担心做序言的《红楼梦》材料不好找。为此汪孟邹就进行说服。他说：标点错误与滞销的问题，我们有办法，“红楼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个问题”，“但此事欲罢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问何时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余回，排版并纸版费近一千元之多，不但过缓势有不能，即今岁不卖预约，我的经济上亦将不许。现拟得吾兄许可后，即开始卖预约-------此事关系亚东前途太大，请酌复”。 1920年12月14日，汪孟邹又致信胡适。他说：“纸张飞涨，年外更费，不得不办好若干刀，须巨款，年关之过，甚属为难，是以预约出于不得不行”。 汪孟邹、胡适同是绩溪人，汪对胡曾有举荐之功。汪孟邹与陈独秀因创办《安徽俗话报》等曾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科学与民主而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也鼓吹新文化运动，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所以当《青年》刚出版时，便让汪孟邹将它邮给胡适。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几次去信胡适，转达陈独秀的殷情期望。这促成胡适后来加盟《新青年》的编辑行列。 因为有以上因缘，何况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胡适没有推脱的余地了。 据胡适日记记载，他写作《红楼梦考证》可谓神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大功告成。 三 胡适的红学成就令人神往。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发表《跋〈红楼梦考证〉》，其后的几年里，又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考证的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胡适治学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重考据的方法虽在学理上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却来自留美期间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 胡适的红学史称“新红学”，《红楼梦考证》是胡适的红学代表作，具雄奇之气，可以惊天地泣神鬼。在该书中，胡适开头就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认为，索隐派的研究“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且运用考证方法对索隐派的代表者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根据乾、嘉以来文人的记载，论证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平，论证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他发现和收藏了甲戌本，评介了庚辰本，并利用早期抄本与程高本进行比较研究，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他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得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认为《红楼梦》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观点即“新红学派”的核心。 胡适的影响是深远的，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胡适之后，尽管有人在某些问题上与胡适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有人由于考虑政治生命的安全要与胡适反动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但“新红学”派的所有的兴趣所在，以及衍生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以胡适的工作为基础的。今天诸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在胡适那里都已经发韧，或者说已具雏型。 胡适治红学的影响，不只在于红学本身，很大程度上带有方法论的意义。胡适说：《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顾颉刚曾经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指俞平伯《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四 胡适是红学史上第一次红学论争的始作俑者，不过这一论争与以后的情形不同。其中有你死我活的搏击，也有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胡适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语言非常尖锐。 蔡元培年长胡适二十四岁，胡尚在咿呀学语时，蔡已科场连捷而跻身翰林院。所以，就年龄及经历而言，蔡元培、胡适属两代人。蔡元培与胡适1917年在北大结识，供职北大20年间，蔡元培是校长，胡适是职员以及中层领导。对胡适，蔡元培奇其才赏其识，对其扶掖颇多。胡适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自己“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胡适论《红楼梦》的文章写成后，亲自送给蔡元培，听取意见。蔡元培赞成胡适“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但对把自己归入索隐派，甚至以“附会”二字抹煞自己的成绩，则不赞同。 次年2月，蔡元培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的批评做出回答，认为自己“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他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谓如此而后值得猜也。”并举《世说新语》、《南史》、《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著述为例，说明写书人设谜以飨读者是普遍现象，毋庸大惊小怪，更不是什么“笨谜”。 针对胡适的自传说，蔡元培反驳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四次接驾，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頫相应，谓贾政即影曹頫。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 蔡元培的反驳抓住了自传说的弱点。但不久胡适又进行再商榷，在《跋红楼梦考证》中，具体回答了蔡元培的反批评。估计是怕误会，胡适在文章结尾处引用了一段亚里斯多德的话：“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1926年6月，蔡元培为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表示赞同寿鹏飞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并说：“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 胡适对索隐派的攻击，是以有关《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等资料为武器的。敦诚的诗文集《四松堂集》是考索曹雪芹情况的重要材料，胡适做《红楼梦考证》的时候，从《雪桥诗话》续集知道敦诚与曹雪芹是朋友。因此，如果能得到敦诚、敦敏诗文集，则无疑可以出奇制胜。 胡适四处访问《四松堂集》，以求彻底击败索隐派。此时蔡元培借到该书刻本，并立即送胡适，并附书说，这里有重要材料，“先生如一读此集，或更有所发见，特奉上。” 五 胡适的红学并非没有问题，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混生活与艺术为一谈。胡适的成果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甄贾两府就是当日曹氏赫赫扬扬的江宁织造府。这样的观点，有利于人们关注小说创作素材。但混同，叠合两者，以至在研究上翻转过来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等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且以此弥补红学史料的捉襟见肘，则与索隐派同样的穿凿附会。他据敦诚诗推考曹雪芹卒年等史实最好笑。他说：“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 胡适的这一错误，多年受到深刻的批判，也引发了他早年盟友的分化。早在1925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就认为将小说与信史混同是幼稚可笑的，甚至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他说：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我在那本书（指《红楼梦辨》）里有一点难辩解的胡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如说《红楼梦》“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异于猜笨谜？------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 六 胡适温和中庸，绅士文明，绝非固执己见者。他曾经反复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先那些不可靠的间接的证据。做《红楼梦新证》的时候，依据当时材料推断“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第二年得到《四松堂集抄本》，就改断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 1927发现甲戌本后，他即据其中的脂批而倡卒年“壬午说”；1947年，周汝昌发现《懋斋诗抄》，认为癸未年尚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而倡“癸未说”，胡适也一度表示同意；以后知道《懋斋诗抄》并非严格编年，而且认为作《代简》之时很可能不知雪芹已死，故仍主壬午论。 但胡适却坚决坚持所谓的自叙传。1952年12月，在台湾大学讲演时，他重申：“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眼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 胡适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叙传的不足，因为他不是一个糊涂的人，因为自叙传的不足“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但胡适毕竟是一代宗主，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领地，不可能没有起码的体面意识。而从蔡元培开始，自叙传一直是被攻击的靶子，历史并不给他提供从容退却的机会，所以，他就只好一条道路走到黑。 胡适在1962年与世长辞，胡适是在解放军兵临北京城门的前一刻仓皇辞别故都的，他的书房依旧，只揣着一部《红楼梦》甲戌本飞往台湾。因为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此后他对海峡这边的情况估计不是很清楚。但以解放后中国大陆曾经的沸沸扬扬，通过中立的途径他可能对此中的情况也有耳闻。他应该知道在曾经的大陆他是反动透顶的学术权威；应该知道往日的盟友俞平伯狼狈不堪；应该知道俞平伯的倒霉有代他受过的成分，应该知道他仓皇出走时，留下在家照看他的图书的小儿子思杜，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后在夜黑风高时上吊自杀，年三十六，一直单身-------- 如果胡适确实知道这些，知道一些并不高明的人在自视高明，在带着意识形态的歇斯底里通过批判他的那个自叙传而得意张扬。此时对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他来说，所谓的自叙传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真理上的意义，并进而成为一个情感问题，人格问题，操守问题。 七 当然胡适也清楚这样会伤损个人声誉，但他似乎不在乎所谓的声誉，不爱惜所谓的羽毛。 他钟情杜康，纵贯一生，在上海读书时期，日日打牌、叫局、吃花酒，酒后游荡街头，以至与巡警打架，并因此到班房混过------ 他有17个荣誉博士头衔，可他自嘲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4年苦功得来的，13个是白送的”------ 他博学杂取，替后人开辟了无数的处女地，但他坦言“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鼓励女青年学习自然科学，甚至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他到大学讲演，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曰：“孔说” ， “孟说”，“孙说” ，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曰：“胡说”------ 他属兔，夫人江冬秀属虎，于是就承认“兔子怕老虎”，并说，“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 巴黎朋友寄他十几个法国古铜币，币上印有 “ PTT ” 三个宇母，读来谐音为怕太太 ” ，他与朋友开玩笑说：“ 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他曾总结男人的“三从四得(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1931年，安徽绩溪地方贤达余亚青等，在城区兴建“址源公墓”，请胡适作发起人并撰写墓启。他竟然做了这样的文章： “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他有诗人的天赋，曾经展示过一些已臻至善至美境界的诗歌：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视汝满盆花。 人以地名显，地以人增辉。 ——《兰花草》 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惊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 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 ——《满庭芳》（写给美国情人威廉司） 但也曾经把一些幼稚笨拙近似打油的东西拿出来：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蝴蝶》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唱歌？ 哪有先生不说话？ ——《答友人》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 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 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 ——《致杨大鼻子》（杨杏佛外号） 三十夜大月亮 廿七岁老新郎 ——1917年12月30日结婚时，胡适自题婚联 这就是我们的胡适先生——素面朝天，不事粉饰，有些任性，有些郎当，有些极端，有些恶作剧，有些自甘下流，有些你千万别把我当回事。他不是林黛玉——凡事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却有些像鲁达的不拘小节，浩浩落落，要盘缠就偷酒器，要私走就滚下山。既然如此，当明白那么多的人因为他的自叙传而声泪俱下如丧考妣时，他应该有些好笑，有些负气，有些逆反，甚至会冒出这等粗话——直娘贼，洒家就好“错误”这一口，看你能奈我何？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适与适之之名与字，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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