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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言“新批评”，即英美“新批评”——20世纪20至50年代在英美崛起并流行的不同于传统的批评理论，“新批评”没有统一的理论主张和具体组织。1943年，布鲁克斯说“‘新批评’在大学中毫无影响可言”[1]，把“新批评”的重视文本的批评方法推至鼎盛。在此期间布鲁克斯发表论文《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他认为“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就是‘反讽’”[2]，诗篇中的任何“陈述语”都得承担语境的压力，它的意义都得受语境的修饰。例如，人们经常说“你真是太好了！”或者“你真行！”等语句，在某些语境中，这些话的意思恰巧与它的字面意思相反。 “新批评”的反讽理论，突破了诗歌语言技巧的最基本原则。在布鲁克斯那里，反讽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技巧，他可以直接用“反讽”技巧来分析诗歌，而且认为“反讽”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分析小说和戏剧，有时候还可以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发挥的功能用“反讽”理论来分析。因而，布鲁克斯提出的“反讽”概念有三层含义：其一，“反讽”是一种语言技巧，可以用来分析诗歌的语言修辞；其二，“反讽”是整部作品的结构技巧，整部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在宏观或者微观上形成了“反讽”；其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功能也可以体现出“反讽”技巧。 林黛玉形象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倾注心血最多的人物之一，把最好的诗和最美丽的辞都赋予这位“世外仙姝”。林黛玉的悲剧气质因其多愁善感的个性而增强，林黛玉绝顶聪明却又“懒与人共”、自我封闭，给人的是极为深刻的“多心”、“爱恼人”、“小性子”的印象。她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的烦恼；有紧张焦虑失望惊恐等失衡心态。其天生抑郁质的禀性，怯弱不胜的身体以及没有着落的恋情等，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酵母作用，又激化着她对寄人篱下不幸身世的感悟，使她对自己丧母丧父后的每一点不幸都极其敏感并易作出强烈反应。 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在文学的长廊中，集聪明才貌于一身。她貌若天仙又聪慧过人,多愁善感又体弱多病,才华横溢又纯真痴情。她的容貌才情使人羡慕,她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这些矛盾的统一在林黛玉的身上，使得形成了“一千个读者，一千个林黛玉”。以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为出发点，探讨“新批评”视野下的黛玉形象的生成。 首先，黛玉语言“反讽”表现，凸显了林黛玉的聪明机智、幽默风趣的性格。 《红楼梦》中所体现的语言技巧方式可谓丰富多彩，在这里不再赘述。就“反讽”的语言技巧而言，在诸多的人物形象身上和口中都有体现。语言技巧的幽默，这可以看做布鲁克斯宽泛意义上的“反讽”论，主张语言要具有“张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黛玉的幽默正是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的一种运用，是语言“张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黛玉的幽默可以和大观园中其他女性的幽默相比来说明。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王熙凤、薛宝钗、史湘云、刘姥姥的语言也都具有幽默的特点，但是林黛玉的语言与她们的语言相比，林黛玉的语言“幽默感”具有文化底蕴、富文雅情趣。《红楼梦》中，王熙凤是位非常善于戏谑的人物，连贾母都称赞她会说话，能活跃气氛。作品中的每一次活动或者节气几乎都是她在张罗组织，她的话语通常能给人们带来欢笑，人们从她的戏谑中获得了轻松和愉悦。但是她的戏谑的基本风格特征是“俗”，她的戏谑更多的是市俗取笑，并且常表现为对长者的恭维和讨好，不免有几分庸俗和低下。作品中，薛宝钗也是位聪慧机敏的形象，她的文化修养、才气禀赋和林黛玉是很难分出高下的，她常常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来打趣别人，明显看出其思想上受到封建礼教严重禁锢的痕迹，也同样能够把轻松和愉悦带给人们，但是她的幽默诙谐来得远不如林黛玉率真自然，让人总感到有几分不舒服，可谓是身冷、心冷的“冰美人”。而史湘云的出身、经历和处境，都与林黛玉略似，即使是诗韵才情也未必就比林黛玉逊色多少，自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史湘云“大笑大说”，毫无顾忌，颇有英豪之气，史湘云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任性不羁，似有魏晋风度；而林黛玉则风姿妩媚，天真率意，更有诗人雅士的特征。再者，作品中的刘姥姥形象也是以“幽默”著称的，在市俗取笑方面，她则与王熙凤有些相似，但是她又因其出身、经历和教养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表达方式上也与王熙凤略似，都是善于“表演”，一切都是为了给人看，目的在于引人发笑，其中刘姥姥更是长于此道。刘姥姥的语言也同样具有幽默感，喜剧特征更足。如果单就引人发笑而言，林黛玉显然还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刘姥姥的幽默是“表演”出来的，她是有意识地哄贾府的人们开心。 林黛玉的幽默完全出于自然，没有虚假成分，绝无矫揉造作之感。林黛玉的戏谑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雅谑，而这一点是王熙凤、刘姥姥们永远不可能做得到的，纵然是薛宝钗、史湘云们也很难与之相比的。林黛玉的幽默机智性格贯穿于整部作品中，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林黛玉的幽默机智表现得很充分。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贾母让惜春画园子，惜春请假，黛玉道：“……都是她一句话。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她个‘母蝗虫’就是了。”听了这句话，连封建社会的淑女宝钗都赞叹曰“：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现出来了。亏他想得倒也快。”大家又要商量给惜春多少假期的时候，黛玉又说“：论理一年也不多。这园子盖才盖了一年，如今要画，自然得二年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笔，又要铺纸，又要着颜色，又要照着这样儿慢慢的画，可不得二年的工夫！”众人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宝钗评说黛玉的语言是“：有趣，最妙落后一句是‘慢慢的画’，她可不画去，怎么就有了呢？所以昨儿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你们细想颦儿这几句话虽是淡的，回想却是滋味。我倒笑的动不得了。”之后，黛玉还为这幅画起了名字叫《携蝗大嚼图》。黛玉的幽默让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不可收拾，这时候，她却拿出抿子来，对镜抿了两抿，责怪李纨不教针线，只管带着她们戏耍。 通过宝钗的评语，可见黛玉与众人的幽默不同的，她的幽默带有机智和自然的特征，在于众人的比较中凸显她的幽默机智，可以看做“反讽”技巧的的一种运用。 其次，结构性反讽，使得两种视角中的黛玉形象真实且具有生命力。 从宏观结构看，《红楼梦》有两个视角，使“真实”的黛玉富有了生命力。第一视角，即世俗视角。从世俗视角看，林黛玉不可爱，甚至还有些讨厌。林黛玉处处表现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世俗之人对她的评介无非“小气”“、尖酸”、“刻薄”等令人讨厌的性格特征。尤其是“正义”和“规范”的代表们对她的评价更是如此。在第九十八回，连最疼爱黛玉的贾母都说：“咱们亲上做亲，我想也不必这些。若说动用的，他屋里已经满了。必定宝丫头她心爱的要你几件，姨太太就拿了来。我看宝丫头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我那外孙女儿的脾气，所以她不得长寿。” 第二视角，即审美视角。从审美视角来看，林黛玉又是可爱的。论外貌，林黛玉是“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施胜三分”的“世外仙姝”；论性情，林黛玉具有真性情，“宝玉挨打”之后，哭的像泪人一样，劝宝玉“从此你都改了吧”，这么毫无雕饰之感的有情的姑娘，比天天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的宝钗要可爱的多；论才气，《红楼梦》中所有人物，林黛玉是当之无愧“诗坛盟主”，在第四十回，史太君说黛玉的房间设置像个书斋，这正从侧面说明了林黛玉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而且，作品中只要是展露诗才的时候，作者总是把最好的诗词赋予了黛玉笔下。林黛玉的诗魂中确有一种清奇之气。《红楼梦》才女辈出，但唯有林黛玉是被全方位诗化了的诗人。不仅诗作清奇、语言清奇，其调教出来的徒弟（香菱）竟也清奇。脂批的“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裙钗”的论断虽有溢美之嫌，但在强调诗品与人品的几近浑然一体、自然天成。 从微观的人物关系看，同样是两种视角。尤其是在对待宝玉的婚姻大事上，存在两种期待。以王夫人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视角，包括贾母在内，都希望有宝钗这样的媳妇，她们想尽办法促使“金玉良缘”成功；而宝玉在和黛玉长期的相处之中，两人有着共同的人生价值观，他俩相互欣赏，心灵高度统一。黛玉从来不拿“仕途经济”之类的“混账话”劝宝玉，黛玉对宝玉的爱是用生命和灵魂铸就的；宝钗是一位封建社会的“淑女”典型，她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本质，认为男人或者未来的丈夫就应该是“在外面做大事”的人，所以她总是用“看似有情却无情”的功利目的去关心“宝兄弟”，宝钗不可能全身心地爱宝玉，她对待宝玉是矛盾的，对待宝玉她充满着恨铁不成钢的缺憾感。 因而，以上从作品的宏观结构和人物关系的微观结构两个方面入手，从世俗和审美两个视角，这种结构上的“反讽”，赋予了“真实”而且具有生命力的黛玉形象。 最后，功能上的“反讽”，黛玉身上固有着诗性美和悲剧美，宝玉通过黛玉形象得以体验人生中的悲剧美和率真诗意，黛玉形象担负着这种功能，本身就是悲剧的悖论。 作品中，林黛玉没有成就或参与过什么大事。她的自然人格和道德人格都是在凡人琐事中展现的。作家通过平淡无奇的生活细事，反复渲染林黛玉未被雕琢净尽的特立独行性格。一个禀性清标、恋情清纯、诗魂清奇的女孩，便从一大群流光溢彩的少女少妇中脱颖而出。林黛玉禀性中有一股清标之气。她对贾宝玉的苦恋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带有任何功利动机，她甚至不苛求对方是否完美，她钟情的是他的本色与现状，而不着眼于是否拥有辉煌的未来。 林黛玉的悲剧气质和率真诗性成全了她为宝玉生命作证的功能。不仅使她的形象独特而丰满，而且正是这一特质成就了她与宝玉的爱情精神的契合，或者说是林黛玉完成了宝玉的完整生命的精神部分。贾宝玉的红尘历练也是他生命实现的一种过程或手段。正如《红楼梦》第一回所说，贾宝玉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这正是贾宝玉红尘中的遭遇。围绕着贾宝玉的几个女人便成了情色人生磨炼的载体。 首先是秦可卿，从《红楼梦》中对她的描述看，她似乎是情欲的代名词，她是领路人的角色，色与性的启蒙者，在贾宝玉身上尤其如此。贾宝玉进入情欲世界的引路人就是她。因为她，贾宝玉才神游太虚幻境，用警幻的话说是受宁、荣二公之灵嘱托，“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宝玉是在秦可卿的香艳卧室中神游太虚幻境，并且在梦境中与可卿完成了一次人生中最重要的成人之礼。而现实中自然引出了宝玉的初试云雨情。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薛宝钗，贾宝玉在她身上经历的是俗世的欲求，表现的是世俗与社会化的特征，她心里的经世致用，金玉良缘便是明证。 而林黛玉在贾宝玉的生命历程中具有什么功能呢？是宝玉得以体验人生中悲剧美和率真诗意的功能，是诗性和纯情！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宝黛之间的交流是精神与诗意的交流，是精神上的两情相悦、心心相印。这种精神历练来自于命运，即所谓木石前盟，他们本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人间再现，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位妹妹（哥哥）我以前像在哪里见过。这种精神交流也来自于他们对俗世的共同蔑视。比如贾宝玉引林黛玉为知己的原因是：“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第三十二回）”，所以“，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至于共读西厢，吟诗作偈无不表现出他们精神的契合。所以林黛玉形象的塑造是贾宝玉精神历险的一部分，是宝玉沐浴诗性和纯情的一部分，也是宝玉最值得珍视的一部分。而史湘云既有薛宝钗的俗世追求又有林黛玉的诗意还有秦可卿的情欲（如湘云眠石金麒麟和“湘江水逝楚云飞”的诗句等）。 当然，林黛玉并不完美。她性格中存在很多弱点，例如，在她禀性清标的同时，还气高、量褊、刻薄；她恋情清纯的同时，还有种种牢骚苦闷与忧虑。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恰因为林黛玉是一个多有性格弱点的人，才成为中外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悲剧主人公之一。因为这样林黛玉才更生动和立体。林黛玉的悲剧气质和率真诗性成全了她为宝玉生命作证的功能。不仅使她的形象独特而丰满，而且正是这一特质成就了她与宝玉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基于精神的契合）。或者说是林黛玉完成了宝玉的完整生命的精神部分。 无论是悲剧性还是率真自然，这些都属于诗意的范畴。生命是如此复杂，它包含了种种生理欲望、世俗追求、还包括精神的自由浪漫归宿等诗意部分。无疑，这里要谈的是如果红楼梦看成是贾宝玉或者石头的一次生命历险或历练的话，林黛玉就成为宝玉生命进程的一部分。 因而，林黛玉的形象具有悲剧美和诗性的诗意特征，这使林黛玉与贾宝玉在精神上得以契合，从而使她成为贾宝玉红尘历险过程中所必经的一部分。 总之，黛玉形象就在这“反讽”的张力之下持有永恒魅力。作品的结构性反讽，使得两种视角中的黛玉形象真实而且有生命力；语言技巧的“反讽”，凸显了林黛玉的聪明机智、幽默风趣的性格；功能上的“反讽”，体现出黛玉身上固有着诗性美和悲剧美。 参考文献： [1]本文引文均出自佚名《：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2][3]1856年3月5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页，第24页。 作者简介：石恪（1978—）女，硕士，贵州省安顺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前言[M]．P4．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M]．P379．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原载：《山花》2011年第12期 原载：《山花》2011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