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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李希凡应该对他所谓给《文艺报》的信和给葛懋春信的“打架”之处给以老老实实的解答，尤其对自己写过的那句“既然编委会需要”等作出解释，这样才能以理服天下人。但李希凡可好，不但不对人们关心的那些疑点释疑解惑，竟然在两个回合之后表示，对于他自己亲手所写之信，“除非葛懋春亲属拿出我信的原件，我将不予采信”。这着实令人吃惊。 2011年9月21日到今年4月下旬，《中华读书报》先后连续用四个半版的篇幅，刊载了王学典与李希凡两位先生（徐按：为了行文方便，下文一律不再加“先生”二字，所涉及到的人均直呼其名）有关《红楼梦研究》 大批判缘起的长篇争论文章。其间，作为一个对于这一问题的爱好者，我参与了讨论。在我看来，不管李希凡如何辩驳，改变不了王学典扎实严谨的考证结论，我只是对王学典的论据作了若干补充而已。我以为，这场公案的讨论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最近孙伟科又拾起了这一话题，做出了一篇《“缘起”何需再“揭秘”——1954年红学运动再评述》文章（《中华读书报》2012年9月12日）。在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篇文章后，感到很失望。 孙伟科的文章是从王学典和李希凡的讨论引入，但除了武断地说“王学典文章表面看来置疑的是一封信有无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对那场思想文化运动闹剧化之后，进而否定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之外，其所议所论，与王学典和李希凡的争论并无多大关系，通篇是“顾左右而言他”。 不过，这倒再一次引起了我的兴趣，愿意再来凑一下热闹，就孙伟科的文章说点自己的读后感，就便将关于这场公案的相关问题再一次提出来，就教于李希凡。 孙伟科的此“缘起” 非王学典的彼“缘起” 先看孙伟科文章的“文眼”这段话： 山东大学王学典先生一篇以“揭秘”1954年红学大批判“缘起”为题的文章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发表后，引发了争议，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李希凡于今年四月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予以答辩，初步澄清了问题。那么，1954年“批俞评红”运动的“缘起”究竟为何，其中除了当事人的陈述，还有需要“揭秘”的秘密吗？实际上，“小人物”李希凡那封给《文艺报》的问询信有无，虽然曾经属于重点调查的对象，但对毛泽东要发起一场以批判胡适为主的思想改造运动无关。从微观说，1954年红学运动的缘起，今天也和历史上已经调查处理过此事的结论一样，断定任何一方言辞不实，即认为发信人李希凡撒谎或接受者杨志一（《文艺报》负责通讯的工作人员）蓄意撒谎，在技术细节上都无法推定、都欠妥帖，任何推定都将是不明智的臆断。时间到了当下，重返历史现场，也无须伤害其中任何一方。这里，与其发问一个历史细节，不如看清整个画面，了解真正的“缘起”。而这，无关“揭秘”。王学典文章表面看来置疑的是一封信有无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对那场思想文化运动闹剧化之后，进而否定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 这段话处处充满着矛盾： 第一，作者说，“1954年‘批俞评红’运动的‘缘起’究竟为何，其中除了当事人的陈述，还有需要‘揭秘’的秘密吗？”这让我这个读者领会的意思是，这场运动的“缘起”有当事人李希凡等人的回忆足够了，不需再说什么了。可是，他在后面又说：“与其发问一个历史细节，不如看清整个画面，了解真正的‘缘起’。”那就是说，在他的文章之前，不管当事人如何回忆，关于这场运动还有“整个画面”“看不清”的地方，“真正的‘缘起’”还需要“了解”。这样的自相矛盾的文字，不免让人如坠云雾。 第二，作者说：“从微观说，1954年红学运动的缘起，今天也和历史上已经调查处理过此事的结论一样，断定任何一方言辞不实——时间到了当下，重返历史现场，也无须伤害其中任何一方。” 首先，作者这段话与前面的一段又有矛盾：前面说“李希凡于今年四月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予以答辩，初步澄清了问题”，看来作者是相信李希凡的“答辩”了，可是这里又说“即认为发信人李希凡撒谎或接受者杨志一（《文艺报》负责通讯的工作人员）蓄意撒谎，在技术细节上都无法推定、都欠妥帖”，那就是李希凡的答辩也属于在“技术细节无法推定”之列，既然如此，那作者又凭什么说李希凡“初步澄清了问题”呢？ 其次，这段话与学术理念相差甚远。1.读王学典的文章，如果不带偏见的话，丝毫也看不出他的文章对关于这场运动的两个问题的探讨，是指责李希凡“蓄意撒谎”，而是从学术讨论上来论证一个事实的有无。2.如果按照作者的观点，历史这门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历史这门学科的要义是，搞清楚历史事实，然后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原整个历史事件。而历史学者在搞清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所用的手法都是在“技术细节”上下工夫，而“推定”则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手段之一。这种手法，历史学科有专门一个词：“考据学”。 第三，不管孙伟科叙述上如何矛盾，但文章的标题是《“缘起”何需再“揭秘”》嘛，作者显然认为，李希凡的回忆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王学典是多此一举。这一看法与李希凡答辩王学典的文章的辩解如出一辙。李希凡在针对王学典对他的回忆的质疑时说：“若按王学典这种逻辑，世界上就无史可言了，且谁都别写回忆录了，反正基本上都是‘无法坐实’的”，并谴责王学典说：“一个历史学者怎么荒谬到如此地步！” 如果历史当事人说什么人们就信什么，那还要历史这门学科干嘛？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对此，我在文章中对李希凡这种说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单凭口述回忆没有文献材料佐证，口述回忆材料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补充，对于还原历史作用不像文献材料那样大。这一条，大概是搞历史研究的人都遵循的规则；另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口述（或回忆）不如传记，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或文献）”。这道理不用多费笔墨，大家都知道。但李先生对此倒有些糊涂。我认为，李先生大概是激于义愤而忘记了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回忆录都“无法坐实”，要坐实只有靠文献史料来印证。这一点，对大学问家李先生来说，只要稍微地冷静一点，就可以明白，自己这样说是太不冷静了。 我认为，我的这段话同样可以对孙伟科说。 第四，孙伟科说，“王学典文章表面看来置疑的是一封信有无的问题，实际上是将对那场思想文化运动闹剧化之后，进而否定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我把王学典的文章又重新读了一遍，怎么也看不出孙伟科这一结论是从哪里得来的。 首先，通读孙伟科文章，他的所谓“再述评”，显然是试图探讨这场运动“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王学典的“缘起”，是从一个微观上来考证一个历史事实，不是孙伟科那种“再述评”大而化之的从“看清整个画面，了解真正的‘缘起’”的“缘起”，此“缘起”非彼“缘起”也。我想，如果孙伟科不是没有读懂王学典文章的话，就是在有意的“顾左右而言他”。 其次，考证一个历史事实如何会把“那场思想文化运动闹剧化”？作者却只有断语没有事实。至于说王学典“进而否定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王学典在第一篇文章结尾说： 弹指一挥间，那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已经被时代的列车抛在了半个世纪前。需要指出的是，李希凡、蓝翎二位先生的文章，在当时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批判的工具而已。从当时的情势看，批判胡适已箭在弦上，即使《文史哲》不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胡适批判也一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甚至，一定会有其他“小人物”来担任李、蓝二先生的角色。他们就这样被时代所选择，成为弄潮儿。 寥寥的几句话，难道不是对这场运动“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的概括叙述吗？王学典文章的本意就是从思想史学术史的角度来讨论这场运动的“缘起”，通篇文章的着眼点就是告诉读者，毛泽东是以一封不存在的信为切入点来来展开一连串大批判运动的，有没有这封信并不妨碍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这一点，李希凡看出来了，他说，他驳王学典的目的是“希望能让更多读者从中全方位地了解毛泽东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真情实况和深远意义，而不愿仅局限在驳王《揭秘》的狭窄的命题里。换句话说，一个王《揭秘》哪值得我那样劳心费神？既陈述历史事实，又完成对王《揭秘》的答辩驳斥，才是我想要的结果”。 说说“李希凡再驳王学典” 我读李希凡的《再驳》一文，感到震惊的是文中这样一段话： 我还要声明一点：葛懋春寄我留存的1954年那些信的复印件，我至今还未找到，因为无从查证，我的答辩都是在假定王学典公布的信件内容是真实的前提下展开的。但在我的这篇驳文发表后，除非葛懋春亲属拿出我信的原件，我将不予采信。 之所以感到震惊，是因为李希凡在《驳揭秘》一文中明确说： 葛在十几年前已将信的复印件寄我留存。作为王文通篇立论基础的是我1954年4月13日信中的一段话，引用时带着删节号，那被删节的内容对其“揭秘”显然是不利的。 既然信“至今还未找到”，那就是说手边没有依据，李先生当初何以断言“被删节的内容对其‘揭秘’显然是不利的”呢？ 李希凡又非常认真的和王学典辩论了1954年4月13日他写给葛懋春信，“我在信中与好友葛懋春谈论着‘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当时已基本完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另一篇是计划于暑假期间去写的《评〈红楼梦研究〉》。王文故意把这两篇文章的事搅在一起拧麻花，捣腾出诸多与事实满拧的奇谈谬论，本文将一一批驳。” 他写道： 被王学典如获至宝称为“保留有约稿的明确记载”的是我写给葛懋春的信。王文说：“4月13日的信上，李先生把驳俞平伯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否放在暑假还犹豫着”，“他反复强调不能立即动笔，推到暑假中再写，这是不是说明葛先生在约稿信中索稿甚急，要李马上就写？不然的话，李先生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呢？”王由此做出“两推断”：“1.葛先生在此前的信中，肯定说过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红楼梦评价方面的稿子，希望李先生写一篇之类的话。”“2.《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这都是主观臆断的胡猜乱编！若把我的信完整地看下来，便可知我在信中两三次提到并“犹豫着”要暑假动笔的并非已完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而是毛主席信中提到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它正是我们在1954年暑假期间完成的。在之前的信中我对葛提过想写批俞平伯红学观点文章，询问过《文史哲》是否需要这方面的稿件，与我写给《文艺报》的探寻信目的一样是“投石问路”。4月13日，文章二稿已基本完成，预感到可能这探询信将和以前的信件一样石沉大海，确实开始考虑将文章投给《文史哲》，但尚未与蓝翎商定，因此没有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已写好的事。由于此前未与葛兄谈过与蓝翎合写文章的事，便介绍了一下蓝翎。至于对“俞平伯把红楼梦的传统性说成形式的模拟”的议论，恰是因文章修改到最后，觉得没写好，才会讲“文章现在写不好，将来也要集中力量搞一下”。 李希凡的陈述很细致，而且还指责王学典没有“把我的信完整看下来”，这不像是手边没有依据，“无从查证”的感觉。 让人哭笑不得又忍俊不禁的是，在王学典因为李希凡所言公布了李先生信的全文内容——其中当然包括李希凡所指责的“引用时带着删节号，那被删节的内容对其‘揭秘’显然是不利的”内容，李先生仍然还在“拧麻花”。在王学典问其4月13日信中哪个地方提到了《评〈红楼梦研究〉》这篇文章？”时，他竟然“可以反问：我又在哪个地方提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呢？” 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李先生，你在《文史哲》发表的究竟是《评〈红楼梦研究〉》还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看看你4月13日尤其是5月4日的信，这篇文章可能不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吗？ 读过王学典和李希凡之间这场争论的人，想必都了解，王学典两篇文章的重要立论基础，就是李希凡写给葛懋春的信。王学典提出的质疑，主要也是以李的亲笔信为据展开的，相信看了李希凡当年写给葛懋春的信，都会和王学典发出同样的质疑。李希凡的答辩文章，表面上是在驳斥王学典，实际上是他自己在“双手互搏”，自己跟自己打架。 按道理，李希凡应该对他所谓给《文艺报》的信和给葛懋春信的“打架”之处给以老老实实的解答，尤其对自己写过的那句“既然编委会需要”等作出解释，这样才能以理服天下人。但李希凡可好，不但不对人们关心的那些疑点释疑解惑，竟然在两个回合之后表示，对于他自己亲手所写之信，“除非葛懋春亲属拿出我信的原件，我将不予采信”。这着实令人吃惊，李希凡是在说对自己说过的话“不予采信”吗？一个连自己的亲笔信都“不予采信”人你还能指望给他辩论出个子丑寅卯来！李先生，如果王学典没有公布你的信的影印件，你这样说话还能给自己找到一个退路，可现在那些信的影印件（注意，是影印件）已经清清楚楚摆在了《中华读书报》的版面上，你不会年事高到认不出自己的笔迹了吧。 退一步说，如果李先生对信的真假有疑问，可以找权威部门去鉴定，而不是闭着眼拒不认账。你在怀念葛懋春的文章中说过，这些信，葛懋春也曾寄给你，所以你对这些信的真伪应该一清二楚。难道你在接到葛先生寄给你的这些信时也是“不予采信”吗？这样做，难免不让人联想到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你在辩驳文章中多次指责王学典“选择性失明”，可你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玩“隐身”、拿着“赃物”辩清白呀。在我看来，你指责王学典的什么“学术品质”不也是“昭然若揭”了的话，实际上是打在自己身上的。“王学典公布的信件内容是真实的”还需要“假定”吗？ 假如李希凡真的“如同是做完‘大菜’烹‘小鲜’”般的轻松和坦荡，为什么要对自己亲笔所写之信矢口否认呢？他究竟在害怕什么呢？ 关于“垄断古籍”说 李希凡在“再驳王学典”的文章中，提到了我： 前些天，喜欢联想的徐庆全先生所发的文章《两个“小人物”的信在哪里？——兼驳李希凡先生》， 竟从我的这段话中，寻出指责俞平伯先生“垄断古籍”的“痕迹”，实是牵强附会的可以！建议他去查阅黄肃秋的文章《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195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再来说三道四。当年黄肃秋的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中央的批评，与我何干？！ 李希凡这段话，是针对我的文章这样一段话来的： 在“敬答”文中，王先生全文公布了1954年4月13日李希凡致葛懋春的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困难的是我们想看一看脂砚斋评本的手抄稿，但在人民的中国，只有一本，现在俞平伯先生处，此外，据说那个反动家伙胡适拿走了一本，对于我们这样的半截文人来说，这个愿望就势必难满足了。” 或许，说俞平伯先生“垄断古籍”可以从这里寻到一些痕迹。 我在文章中，循着李希凡给葛懋春的信，“寻出”好几条线索来，包括毛泽东信中的原件中“然后投《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发表”一句话，来由是李希凡在与邓拓谈话中说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李希凡对这些“痕迹”不着一字，只是对“垄断古籍”的“痕迹”提出了指责。 我说“或许，说俞平伯先生‘垄断古籍’可以从这里寻到一些痕迹”，不论从口气上还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说，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硬强加给李希凡。现在，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依照李希凡的指点，对这个问题“再来说三道四”一番。 李希凡要我查阅黄肃秋的文章，我在写那篇文章时当然查阅过。黄肃秋在《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一文中，认为俞平伯存在断垄资料的“恶劣作风”，但只举了一个例子： 大约在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还写信，经过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不应该把红楼梦的脂砚斋评本借给别人看。 但从这个例子怎么能证明俞平伯有垄断资料的“恶劣作风”呢？可是，黄肃秋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呢？ 曾亲历那场大批判运动的马靖云曾写过一篇《〈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的文章（见《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对此有过一段回忆。他说，在俞平伯遭到批判时，何其芳多次与俞平伯谈话： 谈话中，俞先生对一件事有异议：“有人说我霸占材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我曾给北大图书馆写过一封信，指出该馆收藏的某个《红楼梦》抄本有珍贵价值，应作善本对待，不宜随意借出，以防损坏。纯属爱护文物三意愿，希望文学所代为说明。” 此事有个过程：《人民日报》在发表批评俞先生垄断古籍的文章前，曾打电话询问北大图书馆和文学所，是否有垄断古籍一事。这两个单位都说俞先生无此事。北大的八十回《红楼梦》抄本还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处，并没有借出。文学所接电话的同志回答俞先生手头工作用的两种《红楼梦》抄本是郑振铎先生借给他的，而并未把公家图书馆的珍本古籍借去。然而《人民日报》一概不听，问清楚情况之后还是发表了那篇污说俞先生垄断古籍的文章。 马靖云的回忆，很耐琢磨：《人民日报》在发表黄肃秋的文章前核对了事实，却照样发表与事实不符的文章。为什么？合理的解释是，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应该是上面交代下来的题目。 据黎之《文坛风云录》一书记载：在这场运动进行时，流行着一个传言，说由于江青向俞平伯借珍本古籍，遭俞平伯拒绝，所以打击俞平伯。 江青是否找俞平伯借书遭拒绝的事情？俞平伯最清楚。假如这件事有的话，在黄肃秋的文章出来后，他显然会向何其芳讲清楚。但是，马靖云的回忆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记录。 而俞平伯本人也不承认这种没有根据的批评，他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一文中说： 因我过信“脂评”，就打算流通它，以备公众的参考，去年春间曾辑过“脂评”。这工作做得是否合宜原是另一问题，但有人说我将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却是没有的事。 但是那个传言的确在当时流行着。问题是，江青既没有向俞平伯借过书，俞平伯也没有垄断古籍的行为，为什么这传言却和江青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的问题就更有趣了。李希凡说，黄肃秋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并马上通知《人民日报》社，要求停止发表这类文章。”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一书中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显然不足信。为此，中宣部在一个文件中对有些文章公开批驳这个传言进行了批评（即所谓防止再扩散）。” 不仅如此，1956年5月26日，当时主管舆论宣传工作的主要领导陆定一还在一次名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专门提及此事，认为“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 对黄肃秋的文章，一开始《人民日报》核对了与事实不符后还要刊登；刊登后却不让再宣传：又是上级领导通知《人民日报》不让再发这样的文章，又是中宣部下文件。这种做法，黎之的理解是“防止再扩散”，这说明，这种说法是有来头（譬如来源于江青）的。 可是，后来陆定一讲话又特意公开否定，又让人困惑，假如这种说法的来头是江青的话，陆定一断不会在这样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到此事，去给江青添堵。合理的推测是：一开始人们相信这种说法的源头是江青，但后来江青否定了此事，陆定一才能在那样大的报告中否定此事。 问题还存在，那就是，李希凡在给葛懋春的信中毫不含糊的说：“困难的是我们想看一看脂砚斋评本的手抄稿，但在人民的中国，只有一本，现在俞平伯先生处”。 李希凡与俞平伯本无交往，何以认定原本在北大图书馆的“脂砚斋评本”“在俞平伯先生处”呢？在批判运动进行时又衍生出俞平伯“垄断古籍”之说，与此一点关联也没有吗？或许，这里还用得上我文章中的那句话：“或许，说俞平伯先生‘垄断古籍’可以从这里寻到一些痕迹。” 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再端出来，希望得到李希凡明确的答复或批驳。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10日 05 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10日0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