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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故事新编》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讽刺作品，而是将现实成分嵌入历史题材的后现代主义边缘文本。生活于极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鲁迅，写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新编》之所以具有后现代特征，其根源在于：(一)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具有相似的历史观；(二)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生存困境中；(三)从共时的、艺术倾向的角度说，中国古代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文本存在着相通的地方。 关键词 鲁迅；故事新编；后现代主义；边缘文本 《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讽刺作品还是其他?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鲁迅自己说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有人说它是“新的历史小说”，有人说它是“讽刺历史小说”，有人说它是“拟历史小说”；有人说它是“卓越的讽刺文学”，有人说它是“一种以所谓历史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讽刺小说”，有人说它是“一般的短篇创作小说”，有人说它是“反映着现实的象征性小说”，有人说它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有人说它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有人说它是“故事的新编，新编的故事”，有人说它是“‘故’事‘新’编”，还有人说它是“现代神话”……对同一文本出现如此众多分歧的定义，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本特征呢? 一 鲁迅在谈到《补天》的写作过程时说：“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为此，作者不无遗憾地说：“这就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鲁迅虽然对此感到遗憾，但它却给《故事新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故事新编》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 利奥塔尔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在他看来，不管是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都是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的话语活动。十九世纪末以前，这些话语活动都是在某个宏大叙事的制约下、或参照某种宏大叙事而营构起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他所谓的“叙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心不再，有的只是边缘。这时的文体如纽曼所说：“当它们抵制其自身的分类学框框，拒绝成为‘公共载体’时，它们变得模糊起来”，成为了“亚体裁”、“无体裁”。 《故事新编》的体裁特征是模糊不清的：说它是历史小说，证据凿凿；说它是讽刺作品，有板有眼。但如果抛开先入为主的偏见细读文本，便会发觉实际上它什么也不是，而与后现代主义边缘文本存在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补天》取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却让女娲的胯下出现了古衣冠的小丈夫；《奔月》在改写后羿射日及嫦娥奔月传说的同时，融入了对高长虹之流的批判；《理水》实写大禹治水的地方并不多，更多的是对文化山上学者的批判；《采薇》在描写伯夷、叔齐的同时，批判了胡适提倡的“王道”思想；《铸剑》将一传说“铺排”为一篇作品的时间是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之后；《出关》一发表，便有人把它与“斥人”与“自况”联系起来；《起死》写于一九三五年，两年前鲁迅与施哲存为《庄子》与《文选》大打了一次笔仗。下面以《非攻》为例，具体说说《故事新编》的这一特征。 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散见于《墨子》的“公输”、“耕柱”、“鲁问”，《列子》的“汤问”，《战国策》的“宋策”，《吕氏春秋》的“慎大览”，《淮南子》的“佾务训”等；墨子论“非攻”的言论见《墨子》“非攻上”；墨子论“守城”的言论见《墨子》“备城门”、“备临高”、“备梯”等。把鲁迅的《非攻》与史书上记载的相关事情比较一下便会发觉，《非攻》中的人物、事迹、甚至言论都是有案可查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把它定义为“历史小说”，因为里面还存在着一些与历史记载不相符、甚至无关的东西。这些东西便是对投降派的揭露及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其言论散见于《二心集》中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南腔北调集》中的“论‘赴难’和‘逃难’”、“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漫与”，《伪自由书》中的“观斗”、“止哭文学”、“推背图”、“文章与题目”、“‘有名无实’的反驳”，《花边文学》中的“算帐”，《且介亭杂文》中的“病后杂谈之余”，《集外集拾遗》中的“好东西歌”、“今春的两种感想”等。《非攻》就这样将古事与今事、古人与今人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呈现出古今杂糅的特点。 ………… 点击此处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