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向社会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书目各十种。2月21日，该报发表了鲁迅应约所作的答复。他说自己对于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在鲁迅先生生前身后发表的所有文章中，《青年必读书》的篇幅可能是最短的一类，但是，它所引起的争议却是很大的。从《集外集拾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些人的反对意见。其中一个人说鲁迅的经验是“偏见”，有提倡“欧化”、“美化”(归纳起来，就是“西化”)甚至“卖国”之嫌；另一个人说鲁迅“浅薄”、“武断”，“不懂”中国书中的“积极精神”，是“太冤枉中国书”，会“贻误青年”；还有一个学者，则说鲁迅自己读的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言下之意，是说鲁迅自相矛盾，甚至别有用心。对于这些挑衅性的批评意见，鲁迅当时都作了辛辣的回应。但是，由于他的主张似乎有些“惊世骇俗”，对国人具有太大的“刺激性”，而他的表述又带着十分强烈的主观色彩，很难用所谓客观的方式进行外在的把握，因此，直到今天，也仍然有许多人不能真正理解其精神实质。《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7期上发表的《忌“虚无”而戒“盲从”——对鲁迅“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认识与阐释》一文(作者艾斐，以下简称“艾文”)，就是明显的一例。虽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中，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思想的巨人、文学的钜子、改革的先行者”，乃至于什么“奇迹的创造者”，还为鲁迅列举了许多个“中国第一”，但是，他把“鲁迅自身的文化实践”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佐证”，以鲁迅本人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部分得益于读中国书为例来反对“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观点，却表明他的思想感情与鲁迅是很“隔膜”的，因为鲁迅生前最反感的就是拿他作为“古文”和“国学”教育成功的标本。1926年11月11日《写在〈坟〉后面》：“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虽然从学术的立场来看，作为研究对象，鲁迅的自我表白并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研究结果表明他的“文化实践”与理论观点的确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他的反感而刻意回避，但是，如果连他的理论观点也没有搞清楚，就急于“理论联系实际”地作出一些结论，那恐怕就更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应有的态度与方法。在我看来，艾文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欠缺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