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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协调的可能性 我们上面提出协调有利于域外汉语的生存和发展，但我们又知道一种语言能否生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毫无疑问，域外汉语的生存根本原因是域外汉语社会的生存，它取决于多种因素。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而且也有可能为海外华社作出贡献。 首先，海外的华人热爱自己的民族语。上面只谈到了域外汉语的交际功能，事实上，对于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汉语具有文化传承的情感功能，是增强海外华人内部凝聚力的纽带。（郭熙，2000）而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华人都因为自己是华人而自豪。不少海外华人之所以把汉语称为华语，就是因为华人是作为一个民族——华族——出现在所在国的，华语就是华族的民族语言。例如，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社会中，华人以“华族”作为族群的身份表征，与他族（马、印等）形成对照，“华裔、华社、华校、华教、华文、华商、华乐”等词语的使用更是明证。马来西亚马华总会副总会长、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黄家定曾公开很自豪地表示，除了中国人之外，马来西亚华人是最像华人的华人。他表示，马国华人与其他国家的华人不同之处是，他们保持了中国之外最完整的华人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大约80%华裔子弟接受华文教育，相信还会有越来越多能看、能写、能听华文华语的华人子弟；在政治方面，马国华人奠下稳固的基础，与其他友族同胞共同发展国家，使华人成为国家的主流民族。马来西亚华人将是永远最像华人的华人”[17]。另一方面，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策划和进行的“华人文化认同程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8.3%回应问卷的读者表示愿意继续成为华人，证明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年轻读者都承认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同意每一个华人都必须接受华文教育[18]。中亚的东干人也是“绝大部分持维护母语的态度”（丁宏，1999）。 其次，海外有一批为域外汉语教育事业献身的有识之士，有一批汉语功底很好的华人。我们在访问中发现，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都有一批热爱华教、投身华教的华人知识分子。在马来西亚，华教甚至有自己的教育组织——董教总，负责协调华文教育中的各种问题。 第三，如前所说，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又使得汉语的地位不断提高，汉语成了人们追逐学习的目标。人们乐于了解、靠近和学习来自汉语大本营的域内汉语。例如，中亚的东干话里就吸收了普通话的词汇，例如“风船”（东干语自造的新词）改为“飞机”，“特拉克托尔”（俄语音译借词）改为“拖拉机”，此外还用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取代了原来的俄语音译词汇。他们还用普通话统一原来的方言词。例如“火柴”一词原来陕西籍的东干人用“取灯子”，而甘肃籍的东干人用“火挖子”，有人来中国后认为应该以中国人的用法为准，现在一律称“火柴”。（丁宏，1999）一位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工作的新加坡朋友对我说，《联合早报》在新词语规范的确定上“一律跟北京”走。但是，其他一些报纸，似乎还是各行其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人意识到由于语言的变异，影响了华人与其他国家当然主要是域内汉语的沟通。他们认识到新加坡的华语也应该走出去。一位朋友不无幽默地说，英语和华语是新加坡的两大语言，可是说英语时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听不懂；如果华语不向中国靠拢，以后或许中国人也听不懂了。 第四，虽说可以把域外汉语看成是一种新兴方言，但是这种方言与过去的其他方言不同。汉语原有的方言大多没有书面语，因此它们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域外汉语大多有自己的媒体，人类社会的四种媒体都存在。华文网页、华文网站的出现，对不同华社之间的沟通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一些东干人就把自己学到的汉语新词汇在东干人中宣传，并在报纸、广播、电视中率先使用。原来东干语广播中在节目最后用东干话说“好再的”，现在改称“再见”。（丁宏，1999） 最后，历史上实行语言协调的并不乏先例。在多民族的国家内部，不同的民族之间可以在语言问题上采取互相呼应的措施，以便于民族间的交往。例如，我国那些新创文字的民族语言大多采用拉丁字母，而前苏联则采用斯拉夫字母。这主要是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语言合作和文化交流。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之间，也可以采取一些协调行动。例如，马来西亚所使用的马来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所使用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是马来语的两种方言。1972年，印度尼西亚采用了和马来西亚语一致的正词法，促进了两国的语言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了对抗英语的影响，法国和意大利也采取过保卫本国语言的协调行动。（李宇明等，2000：33） 总而言之，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不仅具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四、当前的任务和措施 基于上面的考虑，我们认为，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问题应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现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这一课题的总原则和需要协调的内容。 因为这是一个跨国的应用性课题，会涉及到国内许多课题不会遇到的问题，其中既会有国际关系问题，也会有语言政策问题，还会有敏感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因此，确定课题的总原则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总原则是否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1）合作性；（2）通用性；（3）多样性；（4）迫切性。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其次，加强对域外汉语的分布、形成、特点以及域外汉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少，例如陈松岑（1996）、李如龙（1996）、邹嘉彦（1996）、陆俭明（1996）、郭熙（2000）、汪惠迪（1999）等等，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比较也还缺乏系统性。我们缺乏域外汉语分布和特点的第一手的详细资料，现状的描写多于理论分析，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测等等，此外，对于域外汉语的性质、走向以及与域内汉语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第三，建立相关的语料库。邹嘉彦曾两度获资助主持了“华语社会中的语言变化：数据库与比较研究”的课题，已经建立了一个电子语料库，主要集中探讨各主要华人社区 的语言特征。[19]这为域外汉语研究语料库的建设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范围和数量更大的语料库。只要与协调内容有关的，语料库都应该加以考虑。当然，协调的内容应该包括语言的各个方面，但目前应该集中解决主要是语音、词汇和汉字。 第四，编写海外汉语与域外汉语的对照词典及其他有关读物。目前国内对编写方言词典很重视，港台词语的词典也出了好几本。我们觉得，如果有一本与域外汉语对照的词典，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此外，编写适合海外华人使用的教材和工具书，给青少年一代提供优秀的华文读物，制作适合海外华人观看的普通话音像节目等等也是非常迫切的。 第五，加强与海外华社语文工作者的沟通。例如，通过他们，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国家华社在汉语教学中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和支持。 第六，在国内的相关课程中，加入介绍域外汉语的内容。这对于国内了解汉语在域外的情况非常重要。在我们看到资料中，国内最早在有关教材中介绍域外汉语的是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但这还不够。应该在更广泛的领域里介绍域外汉语的有关情况，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汉语在域外的使用情况，进而激发全国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语言，对语言研究和语言规范化起到积极作用。 第七，要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域外汉语是域外华人的共同语，多年来，它为海外华人的沟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的语言学者无视域外汉语的贡献，在海外一味批评某个国家的华语水平差。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它不利于域外汉语教育，不利于域外汉语的规范化，也会给汉语间的协调带来不良影响。 第八，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域内汉语和域外汉语的协调是一项涉及面很广而又非常紧迫的工程，靠单一的力量无法完成，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从当前的形势看，政府有关部门和语言学家应该抓住加入WTO这个机遇，扩大和全球华人的联系，积极、稳妥地做好这一工作。目前的困难主要有：（1）人员；（2）资金；（3）有关部门的协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关部门的协调。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或通过民间）成立一个协调机构，组织一批语言学工作者就相关的问题进行磋商，同时也要邀请有关国家华社的语文工作者参加；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可以利用考虑利用选派教师到有关国家任教的同时开展这一研究工作，也可以向有关国家华人社团的一些基金会等申请研究资助，海外热心华教的人士会积极支持这一事关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的。 总之，世界范围内的汉语之间的协调是一项非常伟大、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其中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关心这一问题，为现代汉语的传播、维护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陈松岑、徐大明、谭慧敏（2000），《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报告》，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丁宏（1999）《东干文与东干语》，见《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 郭熙（1999）《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郭熙（2001）《华语与普通话》，马来西亚《光明日报》4月11-12日。 胡振华（2000）《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东干语及汉语教学研究》，见《语言与翻译》第4期。 李如龙（2000）《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景》，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李宇明等（2000）《语言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陆俭明、张楚浩、钱萍（1996）《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见新加坡《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1卷第1期。 钱乃荣等（1990）《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汪惠迪（1998）《新加坡华语规范化和华语教学》，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67期。 汪惠迪（1999）《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联邦出版社。 王赓武（1994）《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周清海、萧国政（1998）《新加坡华语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见《联合早报》3月6日。 邹嘉彦（1996）《华人语言与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此文载《语言文字应用》(北京)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郭熙，男，河南社旗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本土汉语和域外汉语协调策略研究：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东干话是19世纪下半叶从我国陕、甘地区迁移到中亚居住的回民所使用的汉语西北方言。目前使用这种话的人约10万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对东干话的属性前苏联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汉语方言，如龙果夫（A. A. Dragunov）；也有人认为东干话不是汉语的方言，而是一种从汉语分化出来的民族语言。分别参阅胡振华（2000）和丁宏（1999）。 [2] 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就出现了两次台湾居民移居加拿大的风潮，所以那里的汉语有不少与台湾的相近。 [3] 见《福建侨报》2000年9月29日。 [4] 见《福建侨报》2001年4月20日。 [5] 新浪网2001年7月11日转自《北京晨报》。 [6] 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2月1日。 [7] 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2月1日。 [8] 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3月15日。 [9] 见《福建侨报》2001年3月30日。 [10] 在国外工作、学习和临时访问的中国人不在其列。 [11] 《联合早报》2000年12月4日社论。 [12] 同上。 [13] 《亚洲周刊》2001年7月9日—7月15日，第23页。 [14] 《联合早报》2001年5月8日。 [15] 同上。 [16] 下面一些语言材料引自本人在马来西亚韩江学院的演讲稿。参见郭熙（2001）。 [17]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月28日。 [18]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3月2日。 [19] 见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网页：http://www.rcl.cityu.edu.hk/research/index_c.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