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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的《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0年7月5日),是一篇切中时弊的文章,对于当下文学的弊端,鸟瞰全局,高屋建瓴,直指要害,一针见血。而且,这也延续了他许多年间所坚持的文学应该铸造民族灵魂的论断。雷达提出的思想启蒙的声音在部分作家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或者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或者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的人欲放纵如身体写作,等等,都是值得关注、更需要峻切批评的可悲现象,这样的批评可以说深得我心。不过,在对这些现象的根源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却有些不同意见,想在这里提出来,进行商榷和讨论。 一、 如何全面理解时代与文学的关系 首先,是对市场化时代与文学的相关性的理解。雷达提出,“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时代的空气,不单是使得“小说本身也就在更广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换为一种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的负面形态,还有其积极的、更值得重视的一面:市场化时代的来临,不仅为文学增添了新的活力,改变了文学的“一体化”处境,使文学生产和流通的方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具有了多样化的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化时代的新气象新现实,时代的剧烈转型和激烈动荡,为作家提供了空前的创作素材和人生经验,提供了产生时代史诗和宏大叙事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当前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东方特色。杰姆逊在为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之际,启蒙主义乐观承诺的时期,人们可以按照人的想象和规模去征服自我,重建社会秩序;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发明浪潮的到来,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对现代、未来和进步等观念充满怀疑时代的开始;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社会全面实现,后现代主义兴起并将曾经伴随着各种各样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视作老套过时的历史阶段。在西方,这一进程从卢梭开始曾经进行了200年的现代性反思,这一进程在日本却压缩为一个世纪,因此,杰姆逊指出,“柄谷行人的著作打动我们的主要理由……在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日本现代化的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在古老的东方大陆,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性进程比日本更晚,在英美法等国曾经较为从容地展现的数百年间现代性三个阶段的更迭,在百年中国历史中以重叠和超越的姿态展开,由于空间的辽阔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其表现形态更为丰富复杂,摇曳多姿;尤其是当下,市场化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它对社会生活和欲望释放的强烈刺激造成的加速度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样态,为人性的考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聚光镜和放大镜。这就是中国文学面对的繁复的现实,也是中国文学隐含的魅力和独特性之所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进程已经完成,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边际得到明确的界定,社会的延续顺着时间向度自然展开,因此,在“上帝之死”、“人之死”之后,西方学者可以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在百余年来中国的进程中,直到当今的时代,历史这一超级能对每个人的生存状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还是在市场经济兴起的今天,社会环境、大众心理和政治决策对个人命运乃至社会阶层的支配性,都是鲜明昭彰的。 二、 如何理解批判和建构的关系 雷达指出,当下的文学“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普列汉诺夫曾经引证他人的论点说,与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社会现实相比,作为其反映的文学艺术是有选择的,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其失去的爱情,一个守财奴却无法歌唱其失去的金钱。这里所言,就是强调生活自身泥沙俱下,兼容并包,艺术创作却必须明确其价值立场。被视作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词中明确宣称,人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他比起其他动物来得天独厚地掌握了语言,而是他具有怜悯、同情、善良和自我牺牲等优秀品质并且代代相传。就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人文精神和底层关怀,并不是稀缺资源,不在少数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力求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时代的主脉,肯定积极的价值,比如曹征路的《那儿》所歌颂的为捍卫心灵正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莫言的《生死疲劳》所张扬的农民对土地的执著的眷恋和生死与共,毕飞宇的《平原》中通过右派分子顾先生背诵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性和异化的论述,所暗含的“回到马克思”的热切呼唤,铁凝的《笨花》对于乡土情怀和民族生命力的讴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所褒奖的“兄弟阋于墙,共御外辱”的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明确选择,周梅森的《国家公诉》对代表底层民众利益、为民伸冤为民请命的检察人员凛然正气的鼓吹。就以雷达此文提到的阎连科的创作为例,阎连科在述说当代中国乡村的血泪苦难的同时,总是力求发掘出中国农民的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和追求精神。在《年月日》中,对十亩地里一棵独苗的爱护,显然超越了功利目的;在《日光流年》中,看似简单可笑的“活过四十岁”的有限目标,却激发出无限的精神力量,悲剧性的奋斗过程胜过了卑微的“目的合理性”;在《受活》中,与不可承受的现实相对应的,是“世外桃源”的乌托邦境界的强大召唤。极而言之,遭人诟病的《无极》和《十面埋伏》,其实也都隐含了对超越功利主义的爱情至上的肯定。简单地判断说,当下的作品缺少正面的价值建构,恐怕会有所遮蔽吧。 我对上述的作家和作品,充满敬意,充满欢欣。但是,那些没有表现出正面的价值建构的作家作品,并不就因此应该受到批评。诚如洪子诚所言,那些富有道德激情的作品,并不就具有作品评价中的“道德优先”,仍然要放到审美评判的尺度上来加以衡量和品评。雷达所言,“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于价值判断的不可或缺,并不就等于在作品中必须体现为正面建构的能力,也并非当下文学的当务之急。大量的泡沫化的影视剧,其善恶分明,褒贬直观,都是以对普世价值的肯定为其出发点的,其对于正面价值建构的溢于言表,远胜于文学和小说,究其实,却是和其市场效益的追求互为表里的,正面价值建构只不过是一种煽情的包装而已。 文学的衡量尺度,首先应该是表现出对人性的理解的深度和塑造富有深刻内涵的人物形象的功力,其次是尊重艺术规律,强调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以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而言,作品的批判激情的彰显,是间接地表现出对正面价值的呼唤。再以莎士比亚为例,最被人们称道的,不是他早期的积极肯定爱情、具有正面建构精神的《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等喜剧系列,而是追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的《哈姆雷特》,痛斥人欲横流、金钱万能的《雅典的泰门》,控诉良知泯灭、人性沦丧的《李尔王》,等等。昆德拉就宣称,文学是超越道德的,小说的唯一使命是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和小说形式创新的可能性;《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笑忘录》和《玩笑》对人性和社会显然具有深刻的怀疑和追问,但是其普世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丹纳评价说,一心想圆他的贵族梦的巴尔扎克,他的写作心态,就像一个趴在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沙龙的门缝上偷窥其间的贵人迷,对他所描绘的上流社会风情充满觊觎之情;巴尔扎克的浩瀚创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用稿费还债(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巴尔扎克因为办印刷厂和投机商业所欠的债务才得以还清),和维持他的奢侈的日常生活(他对贵族生活的模仿和挥霍无度);但是,由于他的“内存”丰富和质量之高,由于他对追逐金钱和贵族生活的感同身受,巴尔扎克的作品,却为社会转型期的法兰西社会描绘出大规模的历史画卷,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宏伟的经济实力支撑下生气勃勃地闯入贵妇人沙龙、并且取日渐没落的贵族阶层而代之成为贵妇人沙龙的新主人的世代更迭,作了精彩绝伦的书写。那一幅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本意只不过是奉旨行事,向当朝皇帝打一个“小报告”,其精湛的艺术才华却把这幅现场纪实变作不朽之作。在现代的中国语境中,鲁迅先生曾经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安在”,主张文学要充当“国民精神的火光”,在他的创作中,为了鼓励先行者的勇气和信心,如他所言,会在夏瑜的坟墓上平添一个花环,会在人力车夫的质朴善良面前做真诚的反省和忏悔,但是,他最发人深思的,却是对阿Q精神的刻镂,对吕纬甫和魏连殳的灵魂的追问。“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价值,还必须将其投入人生和社会的激流漩涡中,切入人性的深处,加诸艺术的锤炼,方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三、 文学和作家的匮缺何在 如前所述,当下的时代对文学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的,相反,它是千载难逢的,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在剧烈地旋转,历史与现实、欲望与良知、都市与乡村、欢乐与悲哀、崛起与低回、迷狂与彻悟、传统与现代(后现代)、活力与悖谬等等,都在以空前的速度撞击、交汇,正是赋得沧桑句便工的大好时机。就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也并不缺少道德正义感。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如何强化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入理解,才是当下作家的最大缺憾。这也就是雷达将其排在第三位而且语焉不详的“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在当下,无论是展叙百年中国的风云跌宕,还是对当下社会的巨大转型进行艺术勾勒,都需要有把握历史脉搏的高度,需要有观照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制高点。 当下的许多作家,有了较多的艺术实践,对文学的基本技能素有训练,写到如今,完全是在进行内力的比拼,眼界的较量,襟怀的展示。就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而言,百年中国一直是处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出发,“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付出了沉重万分的代价,却仍然在艰难前行。在此过程中,社会心理、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民情风俗、价值判断都处于空前的动荡之中。也就是说,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相互激荡、冲突和融合,构成了时代的主调,并且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特色,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异彩纷呈,变化多端。正如黑格尔所言,在这一进程中,许多时候,不是善良愿望,而是恶和情欲,构成了历史前进的推动力。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浓缩了也强化了中国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巨大矛盾,道路的艰辛、苦难的积淀和寻找的顽强,世所罕见,这样的现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经验”,它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完全有可能产生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伟大作品。但是,无论是血泪酿成的苦难还是历史吊诡的螺旋,从创作素材到不朽巨著,都不会自动转换,都需要作家的深邃目光和透辟思索。遗憾的是,尽管近些年来在思想文化界,现代性与后现代之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辩,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问,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思,都是围绕当下中国的文化选择而展开,对这一命题的阐述和争辩一直在进行,但是,作家对此的关注却为数甚少。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那就一刻也不能停止理性思维。80年代的文学进程,从“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之所以生机勃勃,产生一批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思想高度的作品,就在于作家们不懈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追求。遗憾的是,今天的许多作家,或者陶醉于所谓的个人化叙事,或者自诩于对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的关怀,而放弃了理性的追索。就人性的深广来说,雨果有言,比大海更广阔的是蓝天,比蓝天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性的发掘和追索,是文学的永恒的生命力的所在。问题在于,要表现人性的广阔,作家首先要具有广阔的精神境界。我们今天的急功近利和自我禁锢,包括文学上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急于走向世界的“诺贝尔情结”,一方面是在80年代对外国文学饥不择食地恶补之后对世纪之交世界文学潮流的淡漠和厌倦,以为“万物皆备于我”,束缚了自家的视野。或者说,因为自己的心灵的狭小、精神的平庸,就无法以博大的胸襟去探测他人的心灵世界,去体验和展现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迷大悟、大生大死。因为自己文学追求的浅尝辄止,也失去接受新信息新启示的精神空间。这些现象,我以为才是当下的文学最应该重视的。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艺争鸣》 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