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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应该怎样面对底层精神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摩罗 参加讨论

     这几年不断有人指出,中国文学已经死了。所谓文学死了,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学写作者停止了文学产品的生产,而是指社会公众对这些文学产品不再关心,或者说,在社会公众看来,当下的文学作品跟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干系,不值得倾注时间精力予以关心。
     就文学生产而言,这个时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最为丰富的时代。仅仅长篇小说每年就出版一千余部,而那没有出版或者自费出版的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至于散文、随笔、诗歌等等文体,只要打开任何一家网站就不难感觉到其生产势头之盛。夸张一点说,所有经常上网的人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学写作,所有这些人或者已经作品丰厚无愧于作家的称号,或者暂时作品不多但是增长势头很好实际上是一个潜在的作家。
    如此多的作品、如此多的作家,为什么无法铺垫出文学的锦绣前程,反倒以此宣告了文学的死亡?问题出在哪里?症结隐藏在什么地方?我们能找到这个症结所在吗?
    不要忙于作结论,本文也没有寻求一个准确结论的企图。我在这里只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跟底层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关系。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以往的理论家是如何建构文学与底层人精神文化的关系的?我们以往的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是如何面对底层人的精神文化的?由此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在今天如此广大的作家群体和如此广泛的创作实践中,这个传统在如何发挥制约作用?这种制约跟今天我们所意识到的文学的死亡是什么关系?就文学的本来意义而言,我们的文学本来应该如何面对底层人的精神文化?如果我们的文学传统没有做到这个“应该”,那么我们日后应该怎样尽力实践这个“应该”?
    我们的文学源头无疑隐藏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中。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在主张平民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在理论上带着强烈的平民化倾向。陈独秀和周作人都明确指出所谓新文学就是平民的文学。谁是平民?当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力者”。李大钊满怀激情地说这是一个劳工神圣的时代,我们所建设的新文化当然必须体现这种神圣性。瞿秋白更加进一步指出,所谓新文学就是应该为这些广大劳工服务的文学。毛泽东更是将平民和劳工具体化了,落实为工农兵这三种身份,并主张要写工农兵的生活,要为工农兵的文化需求写作。“工农兵”既是一种政治身份,也是一种经济身份(社会资源分配的底层),同时无疑也是一种文化身份。无论从政治资椿故蔷米试椿故俏幕试吹慕嵌人?我们都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工农兵就是底层人。
    看来,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具有影响力的言论领袖都在主张、在强调文学必须跟底层人建立密切关系,甚至可以不太夸张地说,他们的文学精神就是立志为底层人服务,他们从事文学建设的战略眼光一直是盯着底层人的。
    可是在这样的战略眼光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价值信念、文化胸怀、政治功利、历史目标、审美趣味、社会认同、宗教观念?
    如果从理论上阐述这些问题,一定可以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若干奥秘,尤其可以揭示那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观念背景和文化倾向。
    毫无疑问,从事新文学提倡、创造、建设的人物,全都是精英人物。他们虽然主观上企图描摹底层人群的生活风貌和精神状态,但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精英意识形态和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众形象。他们感兴趣的仅仅在于底层民众对精英群体的理解、认可和追随,而对于底层民众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俗,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等等词语是他们为底层人写下的诊断报告,底层人必须无条件接受精英群体的文化启蒙和灵魂改造是他们做出的最后判决。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等底层民众形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为深刻表现底层人群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在精英群体中广泛流传。精英群体带着启蒙的激情、批判的冲动、拯救的善意、教育的理想、改造的愿望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群体进行反复的描述和展示,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复制式的描述和展示,营造了自身的繁荣和浩瀚,精英群体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和展示中充分体验了自身的崇高和勤奋。
    可是,塑造这些底层人物形象的精英小说究竟跟这些底层人有没有文化上的关联?消费这些底层人形象的精英群体跟这些底层人究竟有没有精神上情感上的沟通?
    实际上,这些号称为平民写作的精英人物,没有任何一篇小说是写给底层人阅读的。底层人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阅读这些小说。因为底层人从来没有生活在精英群体所构建的论题和语境之中。
    例如,底层群体一直保留了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礼神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从来没有从底层社会消失过。底层社会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每一间简陋的草房里都同时生活着灶神、门神、床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于底层民众的家中,还存在于底层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比如祠堂、庙宇、集市、店铺、村巷、道路、驿站、亭阁楼台、山川田野等等,无不被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所覆盖。他们的心灵空间也体现了这个鬼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底层民众的精神空间是一个上天入地、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世界,它的丰富性、原始性、草根性常常是精英群体的文化想象力所不可抵达的。那些借助一个文人、两个政客、三个地痞、四个商人、五个小姐、六个嫖客来演绎人间恩怨是非的精英小说,与底层人的精神世界相比,难免显得单薄、浅陋、苍白,二者几乎可以说格格不入。
    与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相对应,他们的审美趣味也带上了若干仙韵神味、妖氛鬼气,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和主题模式。或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仙女下凡、狐狸成精。讲英雄传奇必须有勇有谋、有功有德,讲爱情故事必须死后团圆,讲牛郎织女必须藕断丝连,讲大奸大恶必须见到报应,讲大善大美必须见到美满结局,讲平凡人物则深谙人兽相通的哲理,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总是那么通透而又宽容。
    一百年来,精英群体创造了卷帙浩繁的现代小说,业已建立自己的主题模式、审美趣味和文体特征。他们一直自觉地用自己的主题模式和底层群体所欣赏的主题模式相对抗,并企图以此改造民间文艺的主题模式和审美趣味。但是,精英小说的文体特征、叙事方式以及主题模式,一直无法得到底层群体的了解和认可。充斥于现代小说中的进步与反动、执著与怀疑、个人与集体、个性与时代、民主与专制、理想与现实、团结与分裂、绝望与希望等等主题与底层群体的距离,远远大于仙狐鬼怪与底层人的距离。用精英群体的审美趣味改造底层群体的审美趣味的企图,年复一年地遭到失败。
    人类作为地球生命之一种,与荒野的乔木、地上的鲜花、天上的飞禽、山谷的走兽、海里的游鱼、草间的鸣虫共有着同样的生命,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命状态。人类作为一种有文化的物种,与诸神、魔鬼、神仙、精灵、巫觋等等共同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这就是人类真实的文化状态和精神状态。
    底层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态,比今天精英群体所理解的文化概念要广阔许多、丰富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建构的文化观念,实际上只是精英群体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当他们以精英的姿态建构这些话语体系时,根本不屑于了解底层社会的完整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只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对其中不利于自己的因素予以否定和批判,并由这种部分的否定与批判发展为整体的否定和批判。所以,一百年来精英群体与底层社会的文化体系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底层文化体系因为没有话语权利,只能处于被歪曲、被肢解、被否定、被批判、被限制、被取缔的不利地位。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底层传统文化被破坏、被取缔、被消灭的内容不可胜数。这是中国文化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底层群体所遭受的巨大伤害。
    在这个精英群体批判底层社会精神文化的过程中,现代文学特别是其中的主流文体现代小说忠实地执行了其创造主体(精英群体)的思想主张,准确地体现了其创造主体(精英群体)的文化态度和情感倾向。我们从所谓新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所读到的底层社会,被抹上了一层又一层批判的油漆,这些油漆的名字是愚昧、自私、落后、迷信等等。所以,真实的底层社会及其精神文化,精英群体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精英群体所创造的现代文学,也基本上没有认真研究过。
    时至今日,当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遭到历史性的遗弃的时候,本来就不曾对之稍加青睐的底层群体也绝不会趁机将它捡进自己的菜篮或粪筐。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所怀有的启蒙愚众、改造民间的文化理想,从来没有得到过愚众和民间的认可与配合。在往后的岁月中,如果现代文学对所谓愚众和民间没有更深入的研究、更通透的认识、更丰富本真的表现、更体贴的理解、更真诚的尊重,如果现代文学对所谓愚众和民间不能躬下自我崇高的腰肢、扩展自己的文化胸怀、打通天上人间的精神通道、变化自己的文化面孔,那么,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不会是底层群体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民间文化,而只能是现代文学本身。这样的文学死了也就死了吧,这样的文学不死才怪。
    也许现代文学应该庆幸一百年来底层群体从来没有关注过、理解过自己。假如底层人真的有机会读懂这个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文学体系及其符号,恐怕只会加强他们跟精英群体的分歧和隔膜。他们不可能像精英人物所期待的那样,对阿Q们予以蔑视和批判,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出阿Q有什么不能见人的过错。他们很可能会说:阿Q只不过想得到一位妻子(而不是一群)、一间草房(而不是别墅)、一张睡觉的宁式床(而不是金銮殿),他的要求难道太高吗?你们为什么对阿Q这么一个遮风避雨的理想也如此极尽嘲弄和批判?你们所谓解放阿Q,难道就是让阿Q永远一无所有吗?
    如果阿Q的兄弟这样发问,我们有什么样的回答称得上真诚而又问心无愧?
    我们的文学如果不甘死灭,如果还想继续占有历史舞台,继续维持自身的繁荣和价值,那么,它不但需要找到新的文化资源,还需要找到新的社会良知的起点。
    (注:本文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存在看做一个整体,“现代文学”一词包含着这个整体的文学进程和文学体系。)
    原载:《文艺争鸣》2007-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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