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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散文集，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新形式，并且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形成文坛独特的“余秋雨现象”。其中一些批评不是过度地吹捧，就是随意地贬损，缺乏深刻有力的论证和独立的价值言说立场。“余秋雨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着理论匮乏和批评家队伍媚俗跟风等问题。对此，建构中国文学批评“一体两用”的理论框架并强化批评家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的理论品格才是解决危机的长久之计。 关键词 “余秋雨现象” 散文 硬伤 文学批评 “一体两用” 一、文坛“余秋雨现象” “余秋雨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坛独特的景观。首先作为一种创作现象，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散文集，一改传统散文写作模式，借助散文这种极富亲和力的文体反思文化，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生命哲理，把智性渗入景观，把学理融入世俗，以饱蘸人格情感的笔触阐释自然山水，超越了对有形的自然景观的欣赏和赞叹。余秋雨用生命哲学构筑的话语“复活”了历史，与人性相通的历史景观成为其精神的依托和理想的承载，二者在互阐互释过程中彼此生成了一种以文化人格、生命价值为本位的话语，进而沟通了景和情、雅和俗等美学层面。 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的确是散文史上的一次成功尝试，批评界对余秋雨散文的文体性质、革新意义、文化意蕴、艺术品格等进行了从一元到多元，由平面到立体的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研究。如关于文体性质，就有多种界定：“学者散文”、“大品”、“新体文化散文”和“随笔”等；著名的散文研究家楼肇明对余氏散文在散文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余秋雨在艺术修养的广闻博识上，第一次直追本世纪那几位学贯中西的现代散文的奠基者们，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注：楼肇明：《当代散文潮流回顾》，《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马云龙在谈及其艺术作品风格时说：“余氏散文彻底涤除了传统游记以游踪为线索，移步换景以模山范水的定势，作者徜徉在山水之间，要寻找和发现的不是山水的秀丽而是我们民族在文化上的优长与缺失。这种革新是作者立意高远的合逻辑的结果。”（注：马云龙：《重返大家气象：秋雨散文的超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周彦文也认为，“作品从旅游散文与学者散文突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自然、历史和艺术对话的主体形象。”（注：周彦文：《独特的书，独特的作家——编后记》，《世界文化精品·余秋雨卷》，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 余秋雨散文在文体的拓展和话语更新上确实有着独到之处，他的成功让人想起上世纪30年代以写“幽默闲适小品”见长的林语堂，他们都开拓了介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沉迷色性的粗俗文化之间的另一个潜力巨大的读者市场：追求个人生活体验诗意化的市民文化阶层。余秋雨也曾坦言：“……我是一个清醒的人，知道这（《文化苦旅》）不是因为署了‘余秋雨’三个字，而是标示着社会对某一文化态度的需要，而我恰好碰到，迎合了这种需要。”（注：周岩森：《余先生的自我表白》，《文论报》1995年1月15日。）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显示出知识分子在挣脱和超越传统精英意识主宰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后，力图以一种更加平易近人的“对话者”和“交流者”的身份和姿态融入民间大众生活，在重新自我定位中谋求文学的新发展，彰显个人价值和意义。 其次，作为一种批评现象，余秋雨成为众矢之的，学界对其人其文大肆评说，褒贬不一的批评充斥整个文坛。起初是赞声四起，充分肯定其散文的创新意义，后来便是种种指责和非议，甚至是近乎“谩骂式”的非理性批评。两者针锋相对，相映成趣，形成了文坛独特的景观——“余秋雨现象”。 在论争的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余氏散文中的“硬伤”问题。高恒文在第822期《文学报》上载文指出《文化苦旅》中学问的“硬伤”很多，东方生也在《佛山大学学报》上集中对《文化苦旅》的“硬伤”，加以全面考证。（注：东方生：《严肃与荒诞的巨大成功——余秋雨“文化散文”质疑》，《佛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尤其是近年来上海《咬文嚼字》月刊资深编辑金文明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引发的“金余之争”更是使余秋雨成为文坛重点关注的人物。“硬伤”本是一种有关学术规范的通俗说法，要求作者所引用的历史文献资料准确无误，强调学术作风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批评家指出余文中的“硬伤”本来是有益于作家创作的，但是更多的人往往是抓住“硬伤”这一点大做文章，每每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的做法难以让人获得真知。其实，“金余之争”本是不同学术领域间的问题，两人考察作品的着眼点根本不同，双方各执一词维持僵局，只会给文坛带来混乱，旁人看久了也索然无味。笔者认为，一方面余秋雨理应对“硬伤”问题加以注意，创作时力求准确；另一方面批评家也应该讲究原则性与宽容态度的统一，所谓“博通者失于疏漏，专精者隅于寡识”，批评时予以适度地理解和宽容，才能在形成自己的话语表达的同时，又不构筑成话语霸权。 论争的焦点之二是河满子的《笔者谈屑》为导火索，谢冰的《正视自己的过去》和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等文章发起的，指责余秋雨在“文革”期间作为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管理的“上海写作组”骨干力量“石一歌”的主要成员，在浩劫中指鹿为马，无所不为，对此他们要求余秋雨做出解释和忏悔。余秋雨批判愈演愈烈，认为他由过去的文化打手变成今日的文化红人，在“硬伤”问题上罪加一等，直接关系到对个人经历和人格问题的追究和拷问。这样的旧事重提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讨论的范围，倒是成为媒体炒作的“卖点”，不仅给当事人双方带来了不必要的伤害，而且也影响了读者的判断力。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作品本身来说，作家道德品行的高低并非都一概能决定作品的艺术价值。“知人论世”也只是我们参照的标准之一，人品和文品不一定都是成正比，因人废文大可不必。何况余秋雨在“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多数人不得而知，因此，超出于他散文创作之外的争论，不在本文的关注之列。 文坛对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批评，无论是高度地赞誉，还是随意地贬损，大都缺乏深刻有力的论证和独立的价值言说立场，甚至流露出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表达。余秋雨散文的走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文化苦旅》印数达90多万册，《霜冷长河》重印达33次之多，其中虽不免有炒作之嫌，但这也是任何只重“短期利益”的商业运作所无法产生的效益，这是其一。其二，余秋雨散文并非尽善尽美，笔者认为把他的散文视为前无古人的巅峰之作有“溢美”之嫌，但我们也反对某些批评家断然否定余秋雨的学识和价值。如有人认为“余秋雨身上毫无现代学术气息”，“缺乏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的生物”，“余秋雨对人类的理性思维大肆践踏，把学术研究变成三流诗人的呓语”（注：王强：《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1期。）。另有人也说作者“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业余散文爱好者，摆弄现代汉语的词藻而步入一条媚史之路”，“整一本《文化苦旅》都是陈年白酒（如古文化）与当今矿泉水和自来水（如优美的语词）掺和的产物”，“是当今散文界典型衰败的标本”（注：杨溢泽：《〈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还有人把余秋雨的散文和妓女相连，把《文化苦旅》喻为“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注：朱大可：《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等等。尽管这些人立论大胆，锋芒毕露，但都粗疏草率难以服人。“批评”本是个中性词，但在许多人笔下变成了“语言暴力”和“文字武斗”，作家和批评家由挚友变成了敌人，批评完全偏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忘记了真正健康的批评应该是一门“向作家提出有益告诫的艺术”。 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隐忧 “余秋雨观象”不仅反映了论争各方的立场观点，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当下文化界心浮气躁，混乱无序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对当代文学批评做些反思。 首先，中国文学批评建设中理论匮乏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它严重地阻碍了文学批评的长足发展。20世纪后20年，随着西方批评理论的不断引进，表面上看中国文学界热闹非凡，众声喧哗，各种新范畴和新思潮层出不穷，实际上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理论术语、流派以及原则的介绍和解释的层面上，很少能够结合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特定语境加以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们丧失了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规范发言的能力，在追奇猎异、趋新若鹜中让自我走向了同化甚至消亡。王彬彬说：“尽管八十年代后半期，各种理论满天飞，似乎是理论过剩，但其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却经受着真正的理论饥荒”（注：王彬彬：《回顾与前瞻》，《作家》1993年第8期。），我们对于西方批评理论的盲从，犹如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导致了批评家在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学理性阐释时底气不足，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且给人“死搬硬套”的做作感。西方批评理论的确拓展了我们观照文学的视域，但我们不仅要学会，更要会学，学习的关键不是一味效仿，东拼西凑，而是对其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上的创造性发展。 此外，就是批评的“缺席”，尤其是批评家价值立场的“缺席”，这也是造成理论匮乏的根源所在。现在评论性的文章铺天盖地，但多为读解式批评或直觉和印象的感悟式批评，时常激情满怀而语言乏力，褒贬鲜明而论析浮浅，这样的批评仅仅是赏析，缺乏理论深度。宁宗一认为“所谓文艺批评中的理论思维的贫困和思想的贫困，就其根本点来说是哲学意识的贫困。”（注：宁宗一：《响应“新学院派批评”的建构》，《天津文学》1992年第11期。）刘挺生也指出“批评家的懒惰态度和精神的无能，给批评带来了双重贫困：科学性的贫困和想象力的贫困。”（注：刘挺生、张闳等：《当前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倾向与双重贫困》，《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文学批评不是就作品论作品，就现象谈现象，而是要从“实际批评”上升到“理论批评”的高度，体现出批评家鲜明的批评个性和独立的价值立场。真正的批评家和一般人的评论的区别就在于他拥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够也应该建立文学批评的普遍法则，进而形成一定时期特定的文学观念或文学风范。 其次，在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下，文学批评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批评家队伍的媚俗跟风也给文学批评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以“仁义礼智”为行为准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信条，他们以“精神导师”的身份自居，负有“以先知觉后知”的历史使命，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主义理想。而今更多的批评家则选择对市场和大众口味的迎合，采取一种逃避价值介入的消极言说立场，周旋于学界和商界之间而安身立命。当下文化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文人下海、作家“触电”已蔚然成风；急功近利的“炒评现象”和“酷评现象”，横扫一切的“棒杀批评”和“捧杀批评”比比皆是。市场高效的运作和媒体强大的炒作已经渗透到文学领域，“一些商业竞争的常见套路，如包装，夸张，逢迎，赶潮流和随机应变被全盘接受与采纳”，“有的批评家仅以一纸合同就出卖自己的批评主权，换取了丰厚的回报；有的批评家为捧红一角，叫响一出戏，炒热一本书，摇唇鼓舌，不遗余力”（注：刘挺生、张闳等：《当前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倾向与双重贫困》，《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批评家为牟取私利而以批评的沦落为代价，他们在利益的驱使下，自动放弃坚守的价值立场和原则规范，并且试图谋求与现实社会的任何妥协关系，道德和理想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批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消解和弱化，使得批评被降格成人情上的吆喝叫卖，情绪上的随心所欲，实用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盛行把文学沦为非文学的争端，批评在争鸣中促成思想交流和精神对话的功能丧失殆尽，文学批评本身的合法性、严肃性和有效性也遭到了质疑。 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各种社会力量所瓦解和利用，批评家的“棒杀”和“捧杀”更是人为地加速了我们文化之林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批评界冷嘲热讽，对余秋雨全面围攻，添油加醋，众口一词已形成可怕的话语权利，许多人被感情冲昏了头脑，被舆论蒙蔽了双眼，丧失了批评的理性原则。倘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那么历史悲剧必将重演，每个人都只能在欺世盗名的巨大谎言中苟且偷生，这无疑也将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文学是人类逃避异化的最后领地，人类的精神家园需要你我用爱心和责任共同守护，在破坏和建设、打倒和扶植之间我们理应凭学术良心做出果断的回答。 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使得各国间文化交流对话日益加深。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能自给自足，固守国粹，也不能迷失自我，唯洋是尊。中国文论不能在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中丧失自主言说的能力，我们应该采取前瞻的、开拓的和创新的姿态来建构和巩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体两用”。 所谓“一体”就是“以实践为体”。其中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一是立足于我国的社会变革实践和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发展的现状，具有强烈的前沿“问题意识”，凸显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和当下性。社会变革转型时期的现实深刻作用着和影响着文学批评的发展，文学批评是对各种现象和问题的回应和提升，两者处于动态的运动发展过程中，“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的理论化”都是文学批评题中的应有之义。强调和突出文学批评的实践品格，有利于增强批评触及文学现实的尖锐性，迅速对文坛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做出反应，也有利于我们在批评实践中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真正的主流批评，应当是对文学的主流趋向、时代的审美风尚有主导力量的批评。 二是以中国文学批评建设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理论成果为基础。所谓“以实践为体”，就是以前人摸索总结的实践成果为基础，因为任何批评理论都不是也不可能凭空出世，它们或多或少都有前人理论的影子。对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占有和继承，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保守僵化”，而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对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很明显，这样的继承不是简单的移植和组接，而是予以全新的阐释和创造性的整合发展。 所谓“两用”就是以“中西文论资源为用”。中西思想理论资源的兼容并用，是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具体而言，就是“在对话的基础上，用现代阐释学的观念和方法：对西方文论，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译解阐释；对中国古代文论，则放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加以读解阐释，阐扬其内在价值，激活其理论生命，在阐释中生成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和话语系统。”（注：赖大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我们要在极端世界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压迫下，在世界话语氛围中，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独特言说。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型”是近来学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中国文论在西学中严重遭遇“失语”后转向对传统古典文化的求助，但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感的背后，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究竟是西学为体，还是中学为体，不是我们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一定时代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取决于这种思想理论资源对新时代现实需要的适应程度，即能不能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注：赖大仁：《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构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古为今用”的立足点应该是吸取古代文论中的审美精神实质和理论思路，并结合当代文化语境做出现代阐释。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虽是老调，却是忠言。 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知识分子任重道远，如今文学的“边缘化”境地使得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角色选择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紧迫。究竟是趋利避害，把握住文学发展的历史机遇，还是随波逐流，甘作利益的俘虏，成为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抉择。处在权利话语和商业文化挤迫中的文学批评，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品格，就会丧失基本的审美价值判断，造成功利化思想的泛滥。人为生存解决生计问题无可厚非，但是选择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就意味着同时肩负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一方面要注重对自身的理论学术根基的加强，培养独立的学术思想品格，强化理论的原创意识，另一方面要有明确独立的批判立场，并且有实践这个立场的自觉性和韧性，这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难也最可贵的地方。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特质和使命。面对今天的市场化和世俗化，“独善其身”的隐士和“冷眼看世界”的智者都不值得提倡，批判精神的缺失不是明哲保身的谨慎，而是自我退缩的怯弱，知识分子正确的立场是优化它，而不是拒绝它。仅仅对一个人有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个人价值惟有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并达到最大值，因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注：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承担了什么》，《文论报》1998年11月26日。）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5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