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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永翔先生的文章（《文汇报》2006，7，23），特别欣赏他"挖脚跟"这个比喻。现在大家都讲西方的阐释学，而不大讲中国的注释学，这篇文章的一大好处，就是生动、精准而有趣味地写出了传统中国的注释之学，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挖脚跟"。但是永翔兄这篇文章，似乎给大家一个结论：作者之旨意，就等于那个挖出来的"脚跟"。（最明显的，是他给出关于"当仁不让于师"的正解。）其实这还是有问题的。我的意思很简单，第一，注书是一定要挖脚跟的，第二，挖了脚跟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脚跟"也并不能肯定就是诗人的旨意。我想通过讨论，更增进对于传统注书学问的新理解。 为了表达的权威，先引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元白诗笺证稿》第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在陈先生看来，仅仅是挖了脚跟，还是不够的。因为，"最初之出处"，只不过是时间上"最初"而已，并不等于就是意思上的"最近"。陈先生在另一处，又将代表作者真正意思、所引古典的真正出处，称为"非最初而有关者"。他说："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柳如是别传》第11页） 以《柳如是别传》为例，譬如，陈先生发现，钱牧斋表扬柳如是的《有美诗》"眉怃谁堪画？腰纤孰与擩"一句中的"擩"字，最初的出处是《考工记》注以及《毛诗》郑笺。但是无论《考工记》注或《毛诗》郑笺，这个字都仅是用来指木匠对于材料的"柔而滑之"的摩挲加工，或女子对于衣服的揉搓之功。与"腰纤"是不相干的。但是《西厢记·千秋节》"百般擩就十分闪"（第606页），就不仅可以用这个字来指腰肢的柔滑，且更兼有对于搅腰之手及对方"羞颜慵怯"情态之想像，如此才可能懂得风流教主钱牧斋"遣辞用意之妙"。 陈寅恪在《别传》的另一处，解说陈子龙的一联诗时，又明确用"第一出典"、"第二出典"、"第三出典"这样的分析用语（第116页），由此看来，典语应有一个自足的系统。第一典故，有时并不具有真正的意义，其作用有时只是产生了后面的典故，而真正的意义，也许在第二第三典故意义之中。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项重大秘密。陈寅恪对这一秘密的发现，借用胡适的说法，"不亚于对一颗星星的发现"。下面再举一个经典的例子。 友人邓小军教授写过一篇《红豆小考》。他发现，晚明遗民写了不少的红豆诗，尤其是钱牧斋生日作寿时，聪明的柳如是特意探得红豆一颗，并写诗以祝寿。那么，如果要挖脚跟，是不是只要挖到王维的"此物最相思"，就可以知晓他们红豆诗的意义了？或者，再挖下去，挖到《文选集注》卷九晋左太冲《吴都赋》"相思之树"，就可以知晓他们的诗意了呢？不是。邓小军教授更追到第二出典： （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条） 老杜在江南重逢的音乐家李龟年，安史之乱后流落湖湘，曾以一曲红豆相思曲，打动了无数流浪士民之心，唤起了他们思念故国故君之情。从典故系统看，这条材料只能算是第二出典，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出典，就不能真正理解明遗民红豆诗的故国之思，不能通晓陈寅恪先生所论柳如是"寓红豆相思之意，殊非寻常寿礼可比"的深意。 所以，中国注释学传统，一方面注重穷尽源头的功夫，另一方面也看到典故辞语在语言历史过程中的含义变化，而并不固定于源头的最初含义。这后一方面，大概又有点像索绪尔的能指所指关系，也与西方阐释学传统，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当然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