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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在美国试验现代白话新诗，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新诗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文体形式。不仅在大陆，即使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中，新诗也已经蔚成风气，成为一个不移的文学事实。从中国文学暨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中国现代白话新诗是用现代白话文创作的诗歌作品，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固定形式的束缚，将诗歌形式创造的权力完全交给了作者自己。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决定一首诗的长短、押韵与不押韵，押什么样的韵，换韵还是不换韵，怎样换韵，用什么样的节奏，节奏有无变化以及怎样变化，怎样处理诗的结构和诗的语言，怎样造成诗的效果以及造成什么样的效果……所有这一切，都交给了作者自己。于是有的人认为新诗没有了形式。新诗怎么会没有形式呢？只不过没有了别人为作者事先设定的形式，一首诗有一首诗的形式，不将任何的形式作为新诗的规范。这实际上为新诗的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更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心灵体验，没有更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更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要想在新诗创作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用新诗创作成就的薄弱否定新诗这种文体形式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在任何时代，都是出类拔萃的作品少，而不能传世的作品多。但只要将现当代那些最好的诗歌精选出来，我们就会看到，它们在诗歌形式创造的成就上是远远超过中国古代格律诗的创作的。仅从形式而言，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实际是极其有限的，中国古代诗人就用这极其有限的形式抒发自己的自然感受和人生感受，倒是他们感受的真切和自然、感受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充实了这有限的形式，而在有限的形式中创作出了无数的好诗。从形式上，五律就是五律，七律就是七律，彼此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五律、七律中那些好诗，主要不是因为形式不同，而是因为内容不同，表达的情感、情绪感受不同，它们是通过对已有的一种诗歌形式的微调而实现自我情感、情绪感受的传达的。中国现代新诗则不同，只要是成功的新诗，就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其形式和内容是融为一体的：没有这样的形式，也没有这样的内容；没有这样的内容，也没有这样的形式。形式的创造与意义的创造是同步的，甚至同样一个新诗诗人的两首不同的好诗，也是形式各异、内容也各异的。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形式，关键的问题是怎样看待新诗的内容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新诗的内容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主题和哲学上的理念，而是语词的意义要被“形式”所熔化，从而获得在散文语言中所不可能获得的意义或意味。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当代新诗是对外国诗的简单的移植，甚至认为中国现当代新诗是对外国诗的拙劣的模仿。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对于那些拙劣的新诗未尝不可这样说，但对于那些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新诗作品则绝对不能这样说。诗，是语言的艺术，中国现当代新诗是用汉语写的，而不是用外语写的，是汉语的艺术，而不是外语的艺术，只要一首中国现当代新诗是有审美价值的，那就一定证明它是中国诗歌，而不是外国诗歌。诗是最不能模仿的，对本民族诗的模仿还不能成为好诗，对外国诗的模仿就更不行了。 从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文学又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其中又尤以新诗为最。除了少数写新诗和研究新诗的人，似乎说新诗的好话的人越来越少，而说新诗的坏话的人却越来越多，甚至一些以新诗名世的著名诗人和以研究新诗名世的著名诗歌评论家也这么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在五六十年代，贬新文学革新的，认为新文学背离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大都从现代话剧入手。认为现代话剧是舶来品，不是民族形式，不是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戏剧样式。现在这样说的人似乎少了下去，其原因大概因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票房价值也低落了下来，与现代话剧有点同甘苦、共患难的味道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变的《家》，老舍的《茶馆》都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像《狗儿爷涅》、《天下第一楼》等当代话剧作品也很有些不俗的表现，事实证明，中国的观众似乎也不是那么不习惯“西洋”话剧。现在同样的命运似乎又落到了新诗的头上。在五六十年代，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田间、李季、贺敬之、郭小川，都是我们无法否定的新诗诗人，讲新文学的坏话，是不好从新诗说起的。但现在有些不同了。现在我们没有了那时青年的盲目的热情，并且似乎厌恶了所有的热情，又遇上了一阵文化上的寻根热，新诗的境遇就艰难了起来。要寻根，思想上的“根”比较容易寻，我们的思想原本就与孔子、孟子的思想没有多么大的差别，一寻就寻到“孔孟之道”那里去了。文学则不同。电影、电视的“根”在中国古代是无论如何也“寻”不到的；小说的“根”好“寻”，但“寻”不到中国古代正统文化那里去，并且这个“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寻到的，不好反过来埋怨那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散文有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许地山、丰子恺、林语堂、梁实秋、何其芳、张爱玲这诸多名家，当代名家又大都是写散文的，其成就并不一定比中国古代散文更差，“寻根”的热情也高涨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新诗”就成了人们蔑弃的对象。古代中国是个“诗国”，诗歌创作的成就最大，将中国古代那些大诗人以及他们的名诗佳作拿出来，中国现当代新诗就被比下去了。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我们把中国现当代新诗比了下去又能怎么样呢？从此就不让那些写新诗的人写新诗了吗？从此我们就只能写中国古代的格律诗了吗？对于这个问题，那些埋怨新诗写得不好的人，似乎也没有这样说，但是埋怨还是照样埋怨。 我认为，在这里，存在的是一个评论家怎样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评论的问题。评论家能不能只是一个判断家呢？很多人很可能认为这就是评论家的职责，但我认为，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还可以说这种评论态度是要不得的。一个评论家不同于一个普通的读者，读者是可以仅仅运用自己的直感或直观判断的，但他们的这种直感或直观判断除了回答调查问卷的问题之外，是没有公开发表的价值的。评论家的评论之所以需要发表，就是可以与人交流，要在相互的交流中给人以启发。所谓启发，就不是与别人的直感或直观判断的结论完全相同，而是有与别人的直感或直观判断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别人知道了彼此的不同及其原因，有可能改变或部分改变自己原来的直感或直观判断。所以，评论家的评论绝不能仅仅是自己直感或直观判断的结论，你认为好，我认为不好，双方只说出自己直感或直观判断中的结论，是无法实现二者之间的交流的，对别人是不可能有所启发的。要交流，就要陈述自己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感到它好或是不好。这样，评论家就要更深地进入到作品之中去，更细致地感受和理解这个作品。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与自己当初的直感或直观判断没有什么不同，原来“感到”好的，现在“知道”了它确实好；原来“感到”不好的，现在“知道”.了它确实不好。这个“知道”，是因为发现了它所以好或者不好的原因。在这时，你对原作的感受至少更加深刻和细致了。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原来感到好的，现在感到并不那么好了；原来感到不好的，现在感到并不那么不好了。也就是说，当你更深地进入到作品之中、更细致地感受了作品本身之后，你对作品的直感或直观感觉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评论家对自己的直感或直观判断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也得有点怀疑精神，也得想一想为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到更深入地进入到作品中去、更细致深入地感受、分析作品的需要。评论家的直感或直观判断应该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的再度体验，是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的新的直感或直观判断。就其全部评论活动而言，这个过程是永无终止的，一个评论家的审美感受是在变化发展着的。正是因为如此，他能发现一般的读者发现不了的美，能感受到一般的读者感受不到的精神震颤。他的才能主要不是停留在那些大家都已经感到、认识到的价值和意义的空间，而是主要探讨那些一般读者尚没有感到、没有认识到或感觉得不清晰、认识得不深刻的价值和意义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评论家没有理由仅仅重视中国古代诗歌而轻视中国现当代新诗。中国古代诗歌的成就是伟大的，但这种伟大又是被我们大家所共认的；中国古代那些优秀的诗篇是非常美的，但它们的美又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感受到的。对这样一个诗歌传统，我们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但对于中国现当代新诗传统则更有研究的价值，因为这个传统还很年轻，如何感受和欣赏中国现当代新诗作品；怎样看待中国现当代新诗创作的成就和不足，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现当代新诗创作的发展，至今仍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我认为，直至现在，我们仍然更多地用感受和欣赏中国古代诗歌作品的方式感受和欣赏中国现当代新诗作品，仍然更多地用西方的诗歌理论分析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新诗创作中的理论问题。如何从发展中国现当代新诗的独立审美功能出发感受、欣赏、分析、评论和评价中国现当代新诗创作，并从这种评论中逐渐发展出中国现当代新诗的诗学理论来，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甚至还没有人注意解决的问题。我们还能不能仅仅用王国维的意境说感受和评价中国现当代的新诗创作？我们还能不能仅仅用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分析和研究在中国现当代特殊文化背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诗创作？这不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吗？在所有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我们对新诗的价值和意义、对新诗创作的成就和不足做出的一系列判断不是很值得怀疑吗？评论文学作品，是离不开评论者的直感或直观判断的，但仅仅依靠评论者一时一地的直感或直观判断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直感或直观判断也会欺骗我们。《红楼梦》的价值和意义在普遍轻视小说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不会有一个较近正确的判断的，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直感或直观感觉也并不是那么可靠的。所以，新诗需要阐 释，需要研究，需要探讨，过早地对新诗这种文体下这样或那样的结论都是靠不住的。 与此同时，一个普通的读者之所以可以仅凭直感或直观感觉对某个作品做出直接的判断，是因为他只是一个接受者，而不是一个评论者，他对作者的文学创作不需要担负任何的责任，即使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也无损于作品本身以及社会对它的接受。一个文学评论者则不同。文学评论是人类和民族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就是为了人类和民族的文学发展的。尽管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意见都有利于人类和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但我们的主观动机却不能不放在这个基点上。从一般读者的角度，一部作品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作者，但从评论者的角度，却绝对不能这样认为，因为评论者也应当是人类和本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文学是在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中产生和发展的，没有读者的作者和没有作者的读者都是不可想象的。文学评论起到的就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交流的作用。这种沟通，靠的不是一味的吹捧，也不是一味的贬斥，靠的是文学评论者对文学创作的更加深入细致的感受、分析和认识，靠的是对作者和读者两方的真诚的同情和理解。即使新诗创作真如有些人说的那样不值一哂，我们也没有幸灾乐祸的理由，因为这绝不仅仅是诗人本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些文学评论者的悲剧，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悲剧。我们不能仅仅埋怨中国现当代诗人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写出更好的诗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写出更好的诗来，甚至我们还写不到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的作品的那种水平，我们必须同中国现当代诗人一道思考走出困境的道路。我们在检查诗人自身的原因时也得同时检查我们自己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文学观念和文学制度的原因。假若我们从同情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角度，我们至少能够感到，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就是不利于新诗创作的。我们在一天天地实利化、物质化下去，我们对诗、对诗的精神已经没有了真诚的期待。我们天天反对着“激情”，嘲笑“激进主义”者；我们厌恶“狂热”，厌恶所有不冷静、不理智的言行。当然，我们这样做也有我们的理由。从鸦片战争以来，困扰着我们的就是国家太“弱”，人民太“穷”，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物质，是金钱，是权力，我们已经无法从物质中分离出我们的精神需要来。但我们也应想到，一个缺乏“激情”的民族怎能会产生伟大的诗人，产生伟大的诗篇呢？不靠“激情”，诗人的精神又怎样冲出物质的重围、获得自我的独立表现呢？不靠“激情”，诗人用什么撞开我们封闭已久的心灵、让我们拥抱另外一个灵魂呢？不靠“激情”，诗人又从哪里找到转动一个个沉重的方块汉字的力量、以让它们焕发出从来未曾焕发过的异彩呢？我们没有真诚的诗的渴望，也就没有对中国现当代诗人的感同身受的同情和理解，我们的稿费是依照字数计算的，我们把诗人挤到了靠写诗无法养活自己的程度；我们的教授是靠论文的篇数评定的，我们把诗人挡在了大学院校之外、使他们连讲授中外诗歌课程的资格也无法得到。但我们却说“五四”诗体革命搞糟了，中国现当代没有产生出足以同中国古代诗人相媲美的伟大诗人来。难道这是合理的吗？ 研究文学的人到底不是研究科学的人，研究文学的，总不免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也是如此。我想，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到现在，“学术”已经很繁荣了，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多；“散文”也很繁荣了，连我们这些大门不出、二门不到的学者和教授也都个个成了散文家；“小说”的繁荣更不必说，连十几岁的孩子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写出一大堆长篇巨著来。电影、电视、特别是电视连续剧更是多得像塑料袋一样。这些都已经无法引起我们的惊异，也无法真正撼动我们已经麻木了的心灵。还有什么能够给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一个新的惊异呢？还有什么能够给我们世俗化了的心灵一个猛烈的震动呢？我认为，那就只有中国现当代新诗了。我们经历了太长久的贫穷，我们太需要物质世界的温暖，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仍然可能惊骇于五光十色的现代科技，仍然可能陶醉于满面红光的现代消费，即使我们讲着老子、孔子、朱熹、王阳明、鲁迅、胡适、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一些中外名人，也像打麻将的人掂 量着自己的骨牌一样，希望从中流出我们的物质幸 福来……但是，总有一天，四千年的贫穷积欠下我们的物质幸福都被我们享受过了，被物质掩埋得越来越深的心灵再一次感到窒息，感到压抑，感到一种爆发的需要。于是在一个不知道时候的时候，从地心的深处、从人心的深处，一股股带着令人清醒的凉意的精神湍流，冲破厚重的物质地表猛然喷发出来。这种喷发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那不就是一个、几个伟大的诗人的诞生吗？不就是一部、几部、几十部伟大的诗篇的诞生吗？像但丁之于意大利，像弥尔顿之于英吉利，像雨果之于法兰西，像歌德之于德意志，像惠特曼之于美利坚，像普希金之于俄罗斯，像舍甫琴科之于乌克兰，像密茨凯维支之于波兰，像裴多芬之于匈牙利，像泰戈尔之于印度，像聂鲁达之于智利……在那时，我们在他们的诗篇里，看到的将不再是成功，不再是名利，不再是形式和内容，也不再是令人艳羡的诗人的荣誉，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自己的精神，我们自己内心的渴望与追求。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不是联缀缝补起来的历史记忆的碎片，不是在讲堂里、会议上宣读的高头讲章，也不是用龙凤麒麟绣织的旌旗和壁毯，而就在我们真实的心灵中，在我们真正的生命感觉中，在我们做人的尊严中：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感到，我们彼此不是敌人，不是竞争对手，不是互相欺骗的对象，而是被汉语言文字熔铸成的一颗不可分割的大的心灵，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我们，在诗中，在中国的白话新诗里，将走到一起。 不要鄙弃新诗，不要鄙弃中国现当代诗人。他们不是天才，我们也不是天才。我们都是泥土，但未来的天才又是有可能在我们这些泥土中生长的。 历史留给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时间要比留给我们的时间更加久远，新诗是有前途的。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