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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还是有内容可说的话题。传媒时代确切的说是传媒发达时期,因为在传媒不发达的时候,文学批评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像今天这么密切。 之所以作为一个问题来看,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文学批评在传媒时代与前传媒时代是不一样的;另一层意思是文学 批评可能受到了干扰,批评不再是原来那个批评了。我们无从考证古人的文学批评是不是也有通过传播这条路径广布于世的,中国有报馆也只是近代的事,目前能读到的大多以文论形式的批评基本是以专章典籍的方式留存下来的。这样我们可以推断新文学批评有传媒的推波助澜也就不过一个世纪的事。 传媒发达了当然是好事,不能因为鼓噪太多就一味指责传媒什么也不是,至于文学批评的不景气或者所谓“酷”评和“恶”评的存在,到底与传媒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陈晓明教授在《文学批评当下的境遇或向死而生》中就直陈旧弊,他说:“一方面以前文学批评的生存空间——文学期刊杂志变得边缘化,其结果也使文学批评边缘化;另一方面,在报业市场化、报纸追求‘眼球’效应的背景下,纯学术阐释式的文学批评被拒之千里,使得文学批评再难给文学的经典化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代之的是满眼所见的‘酷评’甚至‘恶评’,一些专业的文学批评在此便被武断地格式化。”以陈教授的学者身份说这番话是不足为怪的,学院批评讲究范式和逻辑,不仅不能忽视批评对象,也不能忽略批评主体。正如南帆先生在批评底层书写的时候,大致也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学者的真知灼见是供研究用的,与大众理解的文学还不太一样。事实上,文学一直存在主流文学与大众文学之分。传统学院派批评更多关注的是主流文学,因此批评主要是向职业化方向迈进的。传媒兴起以后,文学的市场化需求需要传媒的救助。这样主流文学向传媒倾斜,包括批评的传媒化,使得个人化批评开始充斥市面。 的确,传媒散布的所谓文学批评与学院批评存在很大的区别。姑且不谈其他,就说字数,正统的学院批评至少有三千以上,而在一般都市报纸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除了专业的几本文学批评类期刊,一般的文学期刊不太愿意登载大幅的批评文章,个中原因很多,有一点是共同的,批评不太符合更大多数人的需要,占版面不经济。另外在内容上传媒批评更倾向于短平快,说穿了是为出版服务,信息功能大于学术功能。应该说,在文体上是有些不同的。 学院派以为传媒批评是对正统批评的干扰,或者说是妨碍了正常的批评。我以为学院派的忧心似乎没有必要,不管传媒批评以何种面貌出现,它的基本点是服务于人阅读的,既然是服务于人的,在基本层面上应予肯定。我们只能说这两种批评方式的职能各有所长,功能自然不同,既然文学有主流文学与大众文学之分,为什么不允许文学批评有两种形式存在呢?从这层意义上,我倒以为传媒使得我们批评出现了流变。出现流变未必是坏事,对这种新文体在建设中包容,我以为是明智的做法。有的学者提出,用学院批评改造传媒批评。尽管很难,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办法。当一个时期人们集中遑论创作存在这样那样的诟病,文学批评更难逃其咎,批评虽然有其独立的一面但总归要有附丽于具体文本的一种特性,当批评成了“空对空”的虚拟话语,或者成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分析,这样的批评面孔一定是可憎的,甚至堕落成一种游手好闲的文化掮客。 我们既不鼓励“民粹”式的呼喊“文学死了”的论调,更不愿听到诸如“文学在发展在进取”这样不痛不痒的总结。我想理应带着整体观的思维全面分析文学批评的不足是当务之急的工作。特别是批评主体的扩大和批评载体的泛化后警惕批评的流俗化倾向。当然这些论点是基于有批评者提出当下文学批评“三分天下”的观点的基础上的。其实,所谓的“三分天下”也是针对批评主体的实际状态主观上来划分的。甚至当有学者提出文学批评需“合力”的时候也隐含或是预设了一个前提,也就是文学批评主体的多元化现实。我们多年来仍跳不出一个思维——非是即非,要么是赵太爷式自上而下的“你也配姓赵”的宏论,要么就是自下而上的转入一般关于“民主”问题的精神对抗,前者缺少“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选择观点的自由”的胸怀,更缺少心平气和的交流与接纳;后者缺乏对规律的尊重,将科学的问题等同于一般言论的诉求,忽视了文学批评“先锋”的一面。个体与个体之间往往因为风格的问题,各自保留对对方批评的客观分析,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自话自语”的伪生态空间。它的前提是既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性,又采取不去得罪人的“中庸”姿态。无数的虚拟话语构成了批评中的“泡沫话语”,与此同时,注入的虚拟语词越多,“泡沫话语”也就越多,批评的超越性更是难以为继。 “动态的批评”肯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因批评对象的不同和批评外部语境的差异,批评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样一个批评家既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话语方式,读者也可以对同一篇作品吸收不同批评者的观点,所以这里的“动态”是文学批评的“常态”也是批评的独特性所在。批评既不是垄断的,也不是无秩序地乱发一通“言论”,说到底它仍旧是“一种学问”,虽不是以“知识”作为惟一性,但也绝非没有“知识”的。同样的道理,文学批评虽不是以人人都能看懂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但也不是到了除了批评者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懂为止。因此,文学批评既不是“束之高阁”的通灵宝物,更不是退至市井甘与同沽酒卖浆者合流的市侩小儿。以我狭隘的理解,批评应是穿越与洞察作家心灵的“宝莲灯”,既有神奇的魔力的高贵之气又有人间烟火的素朴之心。正如赛义德所说的“理论的旅行”之双向目的,绝非是封闭的“孤芳自赏”或是伴之以“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言之有物是起码的要求,目中有人是基本的常识。 期待“有效”的批评仍旧是一种精神追求,至于方式方法那是一种底气与智慧的融合,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的理解,需要建立一种辨证的批评,即总体化、中介化和历史化。由于总体化,我们才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存在语境中来揭示局部现象的各种封闭,以否定性的思维来打开局部的局限性;由于中介化,我们才可以在文化与社会或者说文本与现实之间找到转换的语码或范畴,才可以在局部与整体、抽象与具体之间建立起辨证的联系;由于历史化,我们才可以克服在认识过程必然会遇到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矛盾,完成从历史的“文本”走向历史的“真实”的辨证运动,最终达成对历史必然性的总体把握。 詹姆逊所说的方法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但其开放的心态,多维的视角,以及对批评动态的审视都是值得借鉴的,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看起来这是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在一起的,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相砥砺,共同构成文学批评的表征。 原载：光明日报2009-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