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胡适真的是中国新诗（白话诗、自由诗）的首创者吗？中国新诗真是肇始于胡适的《尝试集》吗？这些其实是大可质疑的。胡适之于新诗，究竟做了哪些尝试？其尝试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也是不妨重新思考的。
    

笔者疑惑有年，考索有日，得出的结论却与流行的说法处处相悖。今且不避冒犯，直言道出，还祈尊者谅之，方家正之。
    

1、古人早有白话诗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包括《朋友》（后改名《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其中《蝴蝶》写于1916年8月23日，后在《尝试集》中，位列第一编第一首，于是有了“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之称：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易竹贤《胡适传》[5]之《最先“尝试”白话新诗》一节记载：胡适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口，忽见一对黄蝴蝶，不觉神与物游，写下这首白话小诗，初题《窗上有所见口占》。以为这是胡适当年独自尝试白话诗的孤寂心境的写照。
    可是，此诗字句整齐，恪守五言，只是不讲究平仄和对仗，算不得自由诗。其句式，大致是五言诗的上二下三，只有“也无心上天”一句例外，算是上三下二，或上一下四，略微见出他的“诗国革命自何始，须知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但这也没有太多创意。主张“以文为诗”的韩愈，早就写过“淮之水悠悠”、“知音者诚稀”、“有穷者孟郊”、“乃一龙一猪”之类出格的诗句。而通篇出以白话，可谓白话诗，但要说这是我国“最先尝试”的白话诗，却是不大说得通的。
    实际上，1917年闪亮登场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语言虽或是白话，不用文言，体式却是清一色的五七言格律诗的旧套：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要如何待他？
    ——胡适《他（思祖国也）》
    雨脚渡江来，
    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
    江楼看落日。
    ——胡适《江上》
    “知其不可而为之，”
    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
    一部《论语》都可废。
    ——胡适《孔丘》
    如果这也算白话诗，则白话诗在中国古已有之。“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静夜思》即是。《静夜思》也是不用文言，径以白话入诗的。而且，也是不讲究平仄规范的，其“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就与五言绝句的平仄规定出入很多。
    如果这也算白话诗，则中国历代诗歌，尤其是乐府民歌中，白话诗比比皆是。其中有些诗运用当时的口语白话，今天读来已经有点隔；有些则古今相通，今天仍然浅显亲切，一读就懂。如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又如：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折杨柳枝》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零在他州。
    ——宋话本《冯玉梅团圆》记吴歌
    在中国，白话诗古已有之。这不是笔者故作惊人之语。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人编选出版过几种白话诗集，包括1925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徐珂编，叶圣陶校订的《历代白话诗选》，1926年7月大东书局出版，张廷华编《（分类）历代白话诗选》，以及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徐珂编《历代女子白话诗选》。
    胡适所著《白话文学史》[6]也曾列举过一些古人的白话诗，如汉代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如李延年所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如唐人王梵志的诗：“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中较些子。”“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既然如此，胡适自己的那些句式整齐的五七言白话诗（不止《白话诗八首》）尝试，岂不是多此一举？对照古人的经典之作，看胡适的尝试之作，其艺术价值很难高估。
    

2、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
    胡适爱填词。《尝试集》里标以词牌的共有十三首，所用词牌有《沁园春》《生查子》《百字令》（即《念奴娇》）《如梦令》《虞美人》《翠楼吟》《水龙吟》《水调歌头》，以及作为《尝试集》附录《去国集》里的《满庭芳》《临江仙》等。其中《沁园春》四首，其余各一首。
    但胡适填词并不认真地去填，他遵守词牌的字数、韵脚规定，却不依其平仄要求。就像他的五七言诗并不遵守近体诗格律。在词的框架内，填入白话，有时分行，有时不分行，这就形成了他的另一种“白话诗”。例如：
    先生几日魂颠倒，他的书来了！虽然纸短却情长，带上两三白字又何妨？ 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多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
    ——《虞美人·戏朱经农》
    众所周知，词起于唐，盛于宋，词较之于诗，语言更白，更易懂。就以《虞美人》这个词牌为例，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已是相当标准的白话诗，今人读来，仍然不会有任何语言障碍。看看公元十世纪的李煜词，再看公元二十世纪的胡适词，后者究竟“尝试”了一些什么呢？莫非一定要去除一些典雅，加上一些调侃，才是白话诗？
    有时候，胡适的这种“填词白话诗”，其语言又显得不够口语化，离文言近，去白话远，真的像是缠过的小脚，放也放不开。试看：
    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不用衔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 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
    ——《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孤负。待得他来，又还被如许浮云遮住！多谢天风，吹开明月，万顷银波怒！孤舟载月，海天冲浪西去！
    念我多少故人，如今都在明月飞来处。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地球无数！几颗疏星，长天空阔，有湿衣凉露。低头自语：“吾乡真在何许？”
    ——《百字令（六年七月三夜，太平洋舟中，见月，有怀）》
    试比较，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以及敦煌曲子词《望江南》：“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倒比胡适的填词白话诗还要白得多，更加贴近于今天的读者。
    上面抄录的胡适的几首词，都是他在1916年决意做白话诗之后的作品，而不是之前的作品。之前他填过的几首词，如1912年的《水龙吟》：“无边橡紫榆黄，更青青映松无数。平生每道，一年佳景，莫如秋暮……”虽然也收在《尝试集》中，却与白话诗的距离更远。
    所以，胡适以填词做白话诗的尝试，大抵也是失败的，对于新诗的文体创建，谈不上什么启示意义。
    在中国诗歌史上，词白于诗，曲白于词，元人散曲更近于白话诗，如关汉卿《一枝花套·不服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如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如果可以用填词的方式做白话诗，倒不如尝试一下散曲。
    

3、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
    唐五代宋词，以及元曲，从诗（古体、近体）分离出来，强调听觉效果，白话口语即被大量运用。明清时代的民歌俗曲与之一脉相传，与时俱进，白话诗、自由诗即已形成。
    《挂枝儿》（冯梦龙辑评）[7]是明代的一部民间情歌集，共四百多首，几乎全是白话诗、自由诗。其语言皆为鲜活的民间口语，其句式多参差错落，行止自如。如《喷嚏》：“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自从别了你，日日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常似雨。”冯梦龙附记：“此篇乃董遐周所作。遐周，旷世才人，亦千古情人。诗赋文词，靡所不工。其才吾不能测之，而其情则津津笔舌下矣。”又如这一首《账》：
    为冤家造一本相思账，
    旧相思，新相思，
    早晚登记得忙。
    一行行，一字字，
    都是明白账。
    旧相思销未了，
    新相思又上了一大桩。
    把相思账出来和你算一算，
    还了你多少也，
    不知还欠你多少想？
    冯梦龙附记：“琵琶妇阿圆能为新声，兼善清讴，余所极赏。闻余广《挂枝儿》刻。诣余请之，亦出此篇赠余，云传自娄江。其前尚有《诉落山坡羊词》，颇佳。”
    另一首《送别》，冯梦龙有“最浅最俚，亦最真”之评：
    送情人，
    直送到门儿外，
    千叮咛，万嘱咐：
    早早回来！
    你晓得我家中并没个亲人在，
    我身子又有病，
    腹内又有了胎，
    就是要吃些咸酸也，
    那一个与我买？
    卓人月编选，刊行于明崇祯初年的《古今词统》云：“夫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明代情歌《挂枝儿》之类，其缠绵真率之情思内容且不论，单凭这浅白俚俗之口语入词，不格不律自由洒脱之白话造句，开20世纪白话诗、自由诗之先河，已足以“为我明一绝耳”！
    《霓裳续谱》[8]是清代流行于北京一带的时调小曲的唱词总集，共六百二十二首，由天津“三和堂”老曲师颜自德习唱，王廷绍编订，乾隆六十年（1795）刊刻。作者有民间艺人及歌手，也有文人学士。试看一首《寄生草·你来了奴的病儿去》：
    你来了奴的病儿去，
    你去了奴的病儿来。
    你来了忧愁撒在云霄外，
    你去了相思病依然在。
    讲个明白，或去或来，
    来了去，去了不来，倒把人想坏。
    《白雪遗音》[9]是清代另一部俗曲总集，华广生辑录。嘉庆九年（1804）编订，道光八年（1828）刊刻。收入曲词七百余首。其中亦多“白话诗”、“自由诗”。试看这首《独坐黄昏》，仿佛李清照“寻寻觅觅”的变奏，却是更见洒脱，自由不羁：
    独坐黄昏谁是伴，
    默默无言。
    手掐着指头算一算，
    离别了几天，
    长夜如小年。
    念情人，
    纵有书信不如人见面。
    一阵痛心酸，
    走入罗帏难成梦，
    欲待要梦见偏又梦不见。
    后会岂无缘，
    倒枕翻身，
    想起了前言，句句在心间。
    嗳，我想迷了心，
    恨不能变一只宾鸿雁，
    飞到你跟前。
    辗转睡朦胧，
    梦见情人将手攒，
    醒来是空拳。
    反观胡适的《尝试集》，自称白话诗，较之明人清人之作，出语并不更为流丽，造句并不更为练达，其“尝试”何在？“敢为天下先”又何在？
    雪色满空山，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里狠欢喜；
    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
    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狠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胡适《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此诗因一片红叶而生。先是五言，后改为七言，算不得自由体。诗意也没有什么新异之处，甚至落入前人窠臼。君不见，陶渊明《饮酒》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南宋陈与义《春晓》诗云：“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说的都是“不料此理狠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胡适《老鸦》
    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胡式白话诗，有些理趣，缺些情韵，少些乐感。此诗倒是提供了一种比照：明清的民歌山歌时调小曲宛如黄鹂、杜鹃、百灵，在其婉转悦耳的歌声背景上，胡适的《老鸦》哑哑的啼，实在不怎么动听。
    

4、学堂乐歌已有新诗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科举的废除，新式学堂的纷纷建立，为振兴民族精神，传播启蒙思想，培养健康情操，音乐课受到重视，音乐工作者投入极大热忱进行创作，“学堂乐歌”兴起。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一书就曾指出：“学堂乐歌是新诗的萌芽，许多乐歌的歌词作者苦心突破旧体诗词的格律，试图开创新的诗歌语言和形式。从他们所作的歌词中，可以看到新诗发展的轨迹。”[10]傅宗洪《学堂乐歌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起点》[11]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述。学堂乐歌的第一首创作歌词，是沈心工1902年留学日本时所作的《体操》（后改名《男儿第一志气高》）：
    男儿第一志气高，
    年纪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
    来做兵队操。
    兵官拿着指挥刀，
    小兵放枪炮。
    龙旗一面飘飘，
    铜鼓咚咚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
    操到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
    男儿志气高。
    1903年沈心工回国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男儿第一志气高》即在这里唱响。1904年此歌被沈心工收入他自己编选的《学校唱歌集》初集，随即广为流传，几至家喻户晓。据李叔同《昨非录》一文记述：当时“学唱歌者，音阶半通，即高唱《男儿第一志气高》之歌。学风琴者，手法未谙，即手挥‘5566553’之曲。”[12]
    当年的学堂乐歌中，这种清新自然的白话歌词还有很多，例如沈心工的另一首《燕燕》，表现童趣和爱心，收在《学校唱歌集》二集（1906年版），也流传极广：
    燕燕，燕燕，
    别来又一年。
    飞来，飞来，
    借与你两三椽。
    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
    快去衔土，
    快去衔草，
    修补趁晴天。
    燕燕，燕燕，
    室内不可留。
    关窗，关窗，
    须问你归也否。
    你最好新巢移在廊檐头，
    你也方便，
    我也方便，
    久远意相投。
    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作为学堂乐歌，至今传唱不衰，显示着古典雅韵的魅力。其《春郊赛跑》（1906年问世）则浅显直白，更为符合少年儿童的活泼天性，也更像是一首白话诗：
    跑，跑，跑！
    看是谁先到？
    杨柳青青，
    桃花带笑，
    万物皆春，
    男儿年少。
    跑，跑，跑，跑，跑！
    锦标夺得了。
    1904年，十三岁的胡适结束了家乡九年的私塾学业，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梅溪小学、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应该是在《男儿第一志气高》一类的歌声中成长的，学堂乐歌对他的影响之深可想而知。然而，在《尝试集》里面，能找得出一首像《男儿第一志气高》一样自然流畅琅琅上口的白话诗来吗？
    1921年，胡适写出一首《希望》，补入《尝试集》第四版：“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后来被人谱曲传唱，改题《兰花草》，也算可嘉。
    现代时尚，诗与歌殊途，渐行渐远。诗人不肯认同歌词，也妄自尊大，瞧不起歌词。其实，诗与歌原本就是一家。就表达和传播方式而言，诗可分三种，即歌唱的诗，朗诵的诗，阅读的诗。歌唱的诗，就是歌词。而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经典，《诗经》正可谓《歌经》，其三百〇五篇，原本都是合乐能唱的歌词。或者说，春秋时期那一部歌集，即是古诗；二十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其中不少篇章就是新诗。
    

5、胡适之前，译诗已有白话诗
    1919年，胡适翻译了一首美国诗，题作《关不住了》。胡适自己很看重这首译作，自许为“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
    可是，还在胡适翻译《关不住了》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已经用中文翻译《圣经》，翻译基督教的赞美诗。限于他们的汉语水平，也为通俗易懂，其赞美诗的翻译，并不译成典雅古奥的格律诗，而都译成白话诗。已有学者关注于此。[13]试看几节传教士的译诗：
    可叹浮生空梦一场
    地上荣华如云不长
    今生红尘何必流连
    好花开过不能再鲜
    早起看见轻霜薄雪，
    没到日中已经消灭。
    花开满树眼前富贵，
    一阵风来忽然吹卸。
    万物无常不必思想
    只有天堂可以永享
    忧愁越消恩光越亮
    可得永生真福无量
    仰望天堂一心向上
    走过两边绊人罗网
    天使欢喜等候接望
    大众赞美弹琴高唱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翻译了英国诗人拜伦长诗《唐·璜》中“哀希腊”的两节，植入他自己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译诗云：
    咳！希腊啊，希腊啊……
    你本是和平年代的爱娇，
    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芷波歌声高，
    女诗人热情好，
    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
    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
    即今在否？
    算除却太阳光线，
    万般没了。
    玛拉顿后啊，
    山容缥缈，
    玛拉顿前啊，
    海门环绕。
    如此好河山，
    也应有自由回照。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
    难道我为奴为隶，
    今生便了？
    不信我为奴为隶，
    今生便了！
    1914年，胡适在美国全译了拜伦这首歌，共十六节，题为《哀希腊歌》，诗前有长序，其序有云：“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惟任公仅译一三两章。其后马君武译其全文，刊于《新文学》中。后苏曼殊复以五言古诗译之。民国二年，吾友张耘来美洲留学，携有马苏两家译本，余因得尽读之。颇嫌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当时余许张君为重译此诗。久而未能践诺。三年二月一夜，以四小时之力，译之。既成复改削数月，始成此本。”谨录胡适译本的第一节、第三节，以与梁启超的译本对照来读：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
    实文教武术之肇始，
    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长夏之骄阳兮，
    纷灿烂其如初。
    我徘徊以忧伤兮，
    哀旧烈之无余！
    马拉顿后兮山高，
    马拉顿前兮海号。
    哀时词客独来游兮，
    犹梦希腊终自主也；
    指波斯京观以为正兮，
    吾安能奴僇以终古也！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梁启超是改良派，虽与黄遵宪一道鼓吹“诗界革命”，却止于“旧瓶装新酒”，诗的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而胡适是白话新诗的创始人，梁启超、黄遵宪的止步之处，正是胡适之出发之处。可是，当我们对照读了梁启超与胡适先后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只能得到相反的结论：梁启超的译诗是白话诗、自由诗，新鲜活泼，畅快淋漓；胡适的译诗却是辞赋体，古雅有余，鲜活不足。
    诚然，胡适这组《哀希腊歌》译于1914年，是在他立志做白话诗的1916年之前，收入《尝试集》附录之《去国集》，只是“欲稍存文字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胡适1919年的那首译诗《关不住了》吧。诗末注云：“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译美国新诗人Sara Tea sdale的Over the Roofs”。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屋顶上吹来，
    一阵阵五月的湿风；
    更有那街心琴调
    一阵阵的吹到房中。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拿它与传教士的译诗相比，尚不及前者流丽浅白，易读易诵；拿它与梁启超的“哀希腊”相比，又不及后者练达畅快，自由舒展。所以，如果说《关不住了》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那只是胡适的新诗纪元，不是中国的新诗纪元。
    

6、南社诗人的白话诗、自由诗
    如果说“诗界革命”其实“无革命而有维新”（黄遵宪语），只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诗的语句形式的突破有限。其“新语句”只是在古体诗的框架内的一定的散文句法以及新潮或通俗语汇的运用。其后，作为一个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诗人继起，活跃于诗坛，在诗体的破旧立新方面则走得更远。高旭、于右任等的歌谣体新诗成就尤为突出。例如，于右任的《元宝歌》《劝资政议员歌》《劝军机大臣歌》，这些政治讽刺诗，分明就是白话诗、自由诗：
    一个锭，几个命，
    民为轻，官为重。
    要好同寅，压死百姓。
    气的绅士，打电胡弄。
    问是何人作俑，
    樊方伯发了旧病。
    请看这场官司，
    到底官胜民胜？
    于右任这首《元宝歌》最初发表在1909年5月18日《民呼日报》，署名大风。[14]诗中提到的樊方伯，即樊增祥（1846-1931），曾任陕西、江宁布政使，布政使时称方伯。1989年2月23日《社会科学报》发表贺锡翔的文章，题为《于右任的〈元宝歌〉是第一首白话诗》。于右任的《元宝歌》算不算中国第一首白话诗，还可以讨论，譬如，学堂乐歌的《男儿第一志气高》算不算？梁启超的译诗“哀希腊”算不算？历朝历代的那么多自由洒脱的乐府歌谣算不算？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不能算。
    劝军机，勿引罪。
    明圣天王，代为元老讳。
    勿负责任只吃饭，
    饭吃饱了只去睡。
    两眼朦胧，两手只受贿。
    也莫管他人民痛，乾坤碎。
    这是于右任的《劝军机大臣歌》三首之一，1910年12月21日《民立报》发表。白话入诗，自由挥洒，抒写其对于腐败清廷的怨愤之情，可谓得心应手。
    1911年6月，保路运动兴起，南社诗人高旭激于反帝爱国情怀，作《路亡国亡歌》，其笔墨更为口语化，真正称得上是“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作诗如作文”（胡适语）。试看其片段：
    日凄凄，黄云飞，
    路亡国亡将安归！
    ……
    诸公知否欧风美雨横渡太平洋，
    帝国侵略主义其势日扩张。
    二十世纪大恐怖，
    迅雷掩耳不及防。
    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
    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
    ……
    我察寰球列国尽属盗跖化身夜叉相，
    我愈怕他让他，
    他愈不怕愈不让，
    即今哪国肯让外人享？
    独我神州此权丧失倒太阿，
    一波未平又一波。[15]
    辛亥革命之前，已经有如此神采飞扬的白话诗、自由诗问世了，何用五六年之后，胡适再来尝试“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之类，劳筋苦骨，终日矻矻？
    

结语
    

从语言角度考察，诗起源于白话，在发展过程中逐渐雅化，成为文言，与鲜活的民间语言逐渐脱节，之后便会转过来向白话回归。唐诗变宋词，宋词变元曲，都是这样一个路径。诗如此，文也如此。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就是试图以复古的名义，将六朝以来已经“不像话”的四六骈文，重新散文化、白话化。语言的发展是渐进的，文学的发展也是渐进的，但到了某个时期，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就有了激进（突变、革命）的可能。这时，某一乘时而起的人，便可能成为“创始人”或“旗手”。
    

1916年8月4日，胡适在给任鸿隽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尝试集》代序一)
    

欲以数年之力练习以白话作文作诗的胡适，求功心切，仅仅过了半年，即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八首》，三年后更推出《尝试集》。海内为之轰动，诗国从此易帜。胡适求仁得仁，尽管毁誉参半，名至实不归，终成一代诗宗。
    

宋代以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时有风起云涌之势；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完成以后，文化革命酝酿已久；“诗界革命”之后，中国诗界即或迷茫却一直葆有革命的冲动。年轻的胡适以其敏锐和果决，揭起一面“白话诗”的大旗，诗国立即应者如云，狂欢如节。
    

胡适的历史功绩，就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套用一句文革语录：这面大旗的打出，对于诗界革命的完成，对于诗坛的革故鼎新，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没有这面旗帜，白话诗就不可能迅速集结、扩充，形成强大的阵容。
    然而，胡适的历史功绩，也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早期新诗的主要领潮人胡适不具有充分的诗人气质，也不具有充分的诗学家气质。早期新诗自称‘白话诗’，兴奋点只在‘白话’，不大在‘诗’。”[16]试想，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语出《尝试集》四版自序)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的白话诗，宋元的词曲，明清的民歌俗曲，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以及近人的白话诗译作和创作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白话诗也不会招致那么多“只有白话没有诗”的嘲讽和尴尬。
    无视前人的艺术经验，无视现成的艺术技巧，无视我泱泱诗国既有的艺术资源和成就，一切从头摸索，一切从头尝试，“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除了浪费时间和精力，造成诗坛的粗制滥造之风，还有多少积极意义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