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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争鸣各方已经达成了一个理论共识：对文学本质进行超历史、超语境追求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必须反对；但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的“非本质主义的本质论”却是合理的，并主张从历史、语境、关系、中国立场等具体条件出发进行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本质论”建构。今天，包括“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在内的一切“本质论”都需要认真检讨。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中心主义、部分代整体、还原主义、独断论等为特征的文学本质论无法达到把握文学存在的目的。也许建构以现代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文学存在论，并将之确定为多元化文论语境中文学基础理论范式，才有利于中国新世纪文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键词 本质主义；文学本质论；非本质主义本质论；文学存在论 毋庸置疑，当前文艺学界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意义重大，它可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重要契机。中国当代主流文论话语一直是本质论理论范式与研究模式。新世纪开始一批中青年文论家发起了对主流文论话语的批判，将它称为“本质主义”，主张超越这样的“本质主义”并实现文学理论的新建构。面对挑战，主流派文论家郑重声明，按照双方对“本质主义”的共同理解，主流文论的建构实践本来就是“反本质主义”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在于，不管主流文论是“本质主义”的，还是“反本质主义”的，它属于“本质论”范式却毫无争议。与此同时，新锐的反“本质主义”者提出的多数建构主张的确已经超越了他们各自理解的“本质主义”。然而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中的多数依然没有超出“本质论”研究模式和理论范式。面对21世纪东西方社会普遍呼吁和必将走向生态文化和绿色文明的发展需要，不仅是“本质主义”，包括“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在内的一切“本质论”都需要认真检讨。 一、“反本质主义”之后的“非本质主义本质论”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先把参与此次争鸣各家粗略地分成三个阵营：一是主流派，即中国当代主流文论建构的践行者。二是建构派，他们把主流文论形态判定为“本质主义”，主张对文论进行非“本质主义”的建构。目前这一派已经明确打出了“建构主义”和“关系主义”两面旗帜。三是反思派，他们是对论争进行反思的第三方，基本都持反“本质主义”立场，但多数不赞同建构派的主张，提出了一些新的建构方案。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主流话语被建构派批判为“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给“本质主义”所做的规定是：在本体论上，“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在知识论上，在设置的现象/本质二元对立结构中追求“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普遍有效的知识”。[1]主流派赞同上述关于“本质主义”界说，但不同意他们的理论是“本质主义”的。辩护者认为，在中国“反本质主义的战争”早已经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总的来看都是反本质主义的”。[2]因此，新时期以来30年、建国以来60年甚至“五四”以来90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多数文学本质观的提出与更替，都是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出发对文学本质的建构。应该承认，这种辩护是有事实依据的。比如1970年代末以“文学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代替“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980年代以“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和“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代替“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1990年代“文学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提出，都不应该被看成是脱离现实的单纯抽象的文学观念的封闭运动，而应该看到这三个阶段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思想解放运动、文学独立性呼声、苏联和西方审美主义思潮二度传入、广义形式主义、语言论转向等文化语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上述各种文学本质言说莫不是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选择。此外，还有“文学是人学”[3]、“文学是精神主体学”[4]、“文艺的特殊本质是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5]等不同主体性本质观的相互流转，莫不如此。换言之，如果只把是否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作为“本质主义本质论”和“非本质主义本质论”的分野，那么主流派的文学本质建构的确应该属于后者。这也符合“建构主义”认为的从一定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建构文学本质就能跳出“本质主义”陷阱的理论逻辑。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而是“本质论”范式。双方一致的看法认为，“本质”不同于“本质主义”，言外之意即本质论中既包括“本质主义的本质论”，还包括“非本质主义的本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派的辩护的确是成功的。然而，这种成功的主要表现不过是为主流文论争得了一个“非本质主义本质论”的身份。此外，主流派还对文论建构中的“单一本质”问题做过自我反省，认为这样的文论思想可能导致“本质主义”。为了克服这个倾向，他们纷纷提出了“文学五十元”说[6]、文学三级本质观（“初级本质”、“中级本质”、“高级本质”）[7]、“文学三重本质观”（原型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意义）[8] ，等等。当然，多级本质观、多重本质观也还是本质论，还是在本质论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 “建构主义”在指认主流派为“本质主义”之后，提出了新的建构设想。针对反思派提出的一些质疑，“建构主义”文论家最近抛出了“建构主义文学理论论纲”，大致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提倡反“本质主义”，但不反本质，而是要言说本质。即“反本质主义分为‘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的主义’两种，建构主义属于‘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反本质的主义’……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但它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言说。”2）本质不是实体而是建构物。“建构主义不是认为本质根本不存在，而是坚持本质只作为建构物而存在，作为非建构的实体的本质不存在。”3）文学、文学本质、文学标准都是“社会历史条件和语言文化因素”的建构物。4）文学理论研究要调整研究范式、改变提问方式：文学理论要研究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5）倡导对话主义，“以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来补充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以“民主的文化商谈机制”抵制文论上的权威主义。[9]这个论纲是“建构主义”对自己理论主张的一个全面而精到的总结。它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建构主义”只反它所规定的“本质主义”，而并不反“本质”。在它看来实体本质不存在，追求实体本质的做法要反对；但作为建构物的本质是存在的，这种本质也是可以言说的。它所要建构的政治学的、知识学的文学理论不可能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但它被称为“也可以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言说”的理论。准确地说，它言说的应该是非本质主义的文学本质。因此，这一理论形态同样也可以被命名为“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当然，这个“非本质主义本质论”与上面主流派的同名理论已经完全不同，它不再直接追问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亦即它的研究对象不再直接是文学本质以及建立其上的其他文学问题，而是各类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本质言说的话语条件和权力关系。综合关于文学存在着建构性本质和文学本质可以言说的观点，可以对这一“非本质主义本质论”作如下理解：它是通过对各种文学本质言说形成的话语条件和权力关系的考察，获得对文学本质及其各种文学问题进行言说的理论。也许正是如此，才有学者把“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称为“整合主义”的，并建议它应该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观念与理论依然存在大致的‘交叉共识’”中寻求“最大公约数”，从历史化、地方化再走向它的反过程，即“单个理论的系统化、非历史化、非地方化”，以此“整合”出新的文学本质观和其他理论观点。[10]总之，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建构主义”所要建构的文学理论仍没有超出“本质论”范畴。 “关系主义”批判的对象是历史上所有视“文学是独立的，纯粹的，拒绝社会历史插手”的文学理论。[11]中国当代主流文论自然被包含其中。这样的文论被解释为是建立在表象/本质二元对立思想模式下的、本质决定表象的决定论的、寻求深度或内在性的、视世界图像是静止的、无法与运动的历史相兼容的、因而也必定是维护既定体制的“本质主义”文论形态。在“关系主义”看来，“本质主义”种种弊病的病根来自于表象与本质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或思想模式。因为这样的思想模式遮蔽了二元之外的多元关系及其各因素之间的非强制性地位和非决定论的品质。而这些被遮蔽的领域就构成了“关系主义”的关注对象。“关系主义”把世界描述为关系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世界的关系网络中，文学也不例外。那么“关系主义”文论要做什么呢？回答是：通过比较文学与处于一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文化样式来把握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等。即“将文学置于同时期的文化网络之中，和其他文化样式进行比较——文学与新闻、哲学、历史或者自然科学有什么不同，如何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话语部落，承担哪些独特的功能等等。”[12] 即“我们论证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事实上包含了诸多潜台词的展开：文学不是新闻，不是历史，不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这种关系网络之中逐渐定位”。[13]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不同的工作方法也因此而得以昭示：“本质主义力图挣脱历史的羁绊，排除种种外围现象的干扰。收缩集聚点，最终从理论的熔炉之中提炼出美妙的文学公式。”而“关系主义强调进入某个历史时期，而且沉浸在这个时代丰富的文化现象之中，理论家重要的工作就是分析这些现象，从中发现各种关系，进而在这些关系的末端描述诸多文化门类的相对位置。”[14]可见，“关系主义”的确是坚定地反“本质主义”的，但它并没有放弃对“文学是什么的”寻求。当然，就像“建构主义”那样，这个“什么”不再是被它称为“本质主义”的那种形而上学式的本质，它被表述为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等，确切地说应该还是某种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文学性”。雅各布森这个被“关系主义”批评为是一种概括本质主义理论的名词，却应该是“关系主义”努力寻找或抓取的研究对象的最好称谓。换言之，“关系主义”仍然要考察一种东西，它是文学所独有的，可以使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区别开来的某种属性。在具体的操作上，“关系主义”要通过“比较”和“文学不是什么”的判断式达到询问“什么是文学”的目的。不过它不再相信仅从“本质主义”设置的二元关系中可以实现这一目的。而主张把本质主义的二元结构扩展为共识性和历时性相交叉的多元关系。从这种多元关系出发，通过比较和“文学不是什么”的排除法，实现对文学性或文学本质属性的掌握。由此可见，“关系主义”建构的文学理论最终并没有逃出“非本质主义本质论”的理论怪圈。 反思派中最响亮的一种声音来自于“否定主义”或“穿越主义”。“穿越主义” 通过对“建构主义”的反思提出，当前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本质主义思维，而应是造就这种思维的“‘中心化的本质行为’和‘把本质绝对化’的文化”。今天中国还是“一个没有真正告别‘意识形态’思维、而且不自觉地以‘新意识形态’代替‘旧意识形态’的民族”，还不具备使“对文学独立的本质性理解化为现实”的能力，这样“彻底放弃‘本质论’或‘本体论’思维”，不仅会使已经问题重重的文艺学走不出困境，而且会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自主化’建设更加遥遥无期。”[15]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穿越主义”一再强调“不能轻易告别‘中国式文学本质论’、‘中国式文学本体论’建设努力”。它试图建构的就是“中国式文学本体论”，这样的文学“本体论”被它认定为是对传统中西方文学“本质论”进行“穿越”的结果。它的具体内容是:“通过对中国文学如何穿越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艺术现实所构成的现实之束缚、建立一个区别于上述现实的存在世界，以直接建立‘中国文学何以成为自身’的问题来间接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一中国式的本质追问，从而与中西方各种文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观，构成‘不同而对等’的对话状态……”[16]通过这样的“穿越性”努力就可能建构出一种既包含着“知识论”又包含着“价值论”的“复合型”的“价值知识论”文艺学。它认为文艺学“既应该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又应该回答‘好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并把‘文学’与‘好文学’的价值关系和期间可能存在的方法阐释清楚。”[17]而“文学性是一种独特形象世界生成的程度”[18]命题的提出，就实现了以“是不是好的文学”统摄“是不是文学”的理论整合，最终是通过对前者的研究抵达把握后者的目的。应该承认，“穿越主义”试图“穿越”主流派和建构派理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它具有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当代意识，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设视角。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穿越”还是在“本质论”框架内的“穿越”。它想“穿越”传统“本质论”以抵达“本体论”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当它把“本质论”与“本体论”的区别看成是“‘本质论’倾向于回答‘文学是什么’而‘本体论’倾向于回答‘文学是通过什么区别于非文学’的”时候，[19]这种穿越的努力注定要化为泡影。因为“文学是通过什么区别于非文学”还是个“本质论”问题，企图通过这个问题的回答进入“本体论”，只能像传统“本质论”一样使存在论降格为“本质论”。通过对“什么是好文学”的分析“间接回答‘文学是什么’”同样还是个“本质论”思路。“文学性是一种独特形象世界生成的程度”的命题还是个文学“本质论”表述。如此看来，如果说“建构主义”反驳“穿越主义”理论“钟爱本质主义” [20]还有几分情绪性的偏颇的话，说它是“本质论”的也许不会引起过多争议。具体而言，“穿越主义”的建构设想同样也可以归入“非本质主义本质论”范畴。 上文列举分析了主流派、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穿越主义的理论建构实践与建构方略，这些肯定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思考。不过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见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典型的风景。这是在“反本质主义”之后成长起来的一片片各具特色的但又都是在“本质论”格栅内绽放自己的风景。面对这样的风景不免让人沉思，反本质主义之后，中国新世纪文论还驻足于“本质论”的园地能否寻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新世纪的东西方社会文化现实还能为这一片片“本质论”的风景提供生长的土壤吗？我们这个时代究竟需不需要文学理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也许这个老而又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二、文学本质论的先天缺陷 本来，在西方的一些反本质主义者看来，本质主义和本质论具有共同所指，他们所谓的反本质主义其实也即反本质论。但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却将之进行了性质截然不同的区分。如上所述，今天本质主义已经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各类或直接或间接或变形的在关系、历史、语境中建构文学本质或思考文学本质问题的“非本质主义本质论”的大行其道。笔者认为，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建设迫切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上述理解的“本质主义”，而应是包括“非本质主义本质论”在内的一切文学本质论。更明确地说，不但追求和建构超关系、超历史文化语境的文学本质的本质主义需要批判，即使是把立足一定的关系、历史、语境的文学本质建构和变相的文学本质研究确立为新世纪文论研究的基础理论，也并不符合当代现实与理论发展的需要。 文学本质论是哲学本质论在文学理论问题上的具体落实和延伸。而哲学上的本质论又是作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核心的本体论的变种或具体形态之一。如所周知，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英文原词为Ontology，其本意为研究On（存在、是、有）的学问，更接近本意的翻译应该是“存在论”。这一词源意义说明，被中国学者称之为“本体论”的理论是以把握存在为最终目的的，而两千多年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行程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直到今天，以把握存在为最终目的仍是一切形而上学得以成立的标志。关键在于，西方传统本体论采取的把握方式本是20世纪哲学、人文学术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总体上看，它是历史地形成的通过抽象的逻辑演绎方式以特设的终极存在者解释一般存在者存在依据的实体论的或实体中心论的形而上学话语。而作为“本体论”的简化形态或替代形态的本质论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以部分代替整体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西方从古希腊直到19世纪末期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过都是在主体理性支配下的，企图通过抓到“存在”中处于首要的、决定的、基础意义的本体抑或本质达到把握存在本身的目的。最初，这个本体被理解为世界万物时间上在先的本原。巴门尼德曾经确立了存在必然是逻辑上在先的“一”的存在论思想。柏拉图则把存在分割为“可感的世界”即虚幻的现象世界和“可知的世界”即绝对真实和超验的世界两部分，后者被称为“相”或“型”（Idea，Eidos），是对前者具有决定意义的本体。亚里士多德把本体从超验世界拉回到经验世界。在他看来，On（存在）的含义起码包含着偶性的、真假的、范畴的、潜在的和现实的四种涵义。其中作为范畴的On处于基础地位，决定其他形式。而作为范畴的On又被分为本体、量、质、关系等十个种类。其中Ousia（本体）是十范畴的首要意义，“为其它范畴所依凭的事物”。而在具体研究中，亚氏继续寻找本体中的决定性要素。他认为本体的含义又被细分成了“是其所是”、“普遍”、“种”和“载体”四项内容。[21]“是其所是”即希腊文to ti en einai，是四项中最重要的，意指决定事物根本特征的某种恒久不变的属性。尽管亚氏关于本体的论述并不统一，但总体上还是把“是其所是”作为具有决定地位的要素来看待的。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拉丁语的转译，近代西语世界多把to ti en einai理解为Essence（英语）、Wesen（德语）即“本质”（另一中翻译是Substance即“底层”、“基质”）。为了强调“本质”在“本体”中的首要地位或重要意义，有的学者干脆就把Ousia（本体）直接翻译为Essence和Wesen。在黑格尔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to ti en einai被赋予了辩证运动性质，而成为了Wesen（本质）。黑格尔认为，作为主体与实体相统一的“绝对精神”（absoluter Geist）、即世界存在的本体。自然、社会、人的思维不过都是绝对精神不同运动阶段的具体外化。绝对精神的最初起点被称为“纯存在”，它在运动中获得了一种质的规定性时即转化为“定在”。“定在当返回其根据时，即是实存（Existenz）。”而实存的根据是“本质”。 本质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高级形态，“是存在的真理，是自己过去了的或内在的存在”。黑格尔的一句常为人们引用的名言是：“我们常认为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象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事物中有其永久的东西，这就是事物的本质。”[22]认识论哲学追索的终极对象就是这个本质，抓到了本质也就等于把握了事物的本体，也就进而把握到了存在。 由此可见，当某种哲学因为“本质”在“本体”中的决定意义而以“本质”代替“本体”，或直接把“本质”看成“本体”（包括不同发展阶段）时，“本体论”便蜕变为了“本质论”。如果说本体论企图通过抓取存在中的被理性设定的决定性因素“本体”达到把握“存在”的目的，那么本质论则或者企图通过抓取被理性设定的“本体”中的决定性因素“本质”，达到把握“本体”进而间接把握“存在”的目的，或者是通过把握“本质”亦即“本体”达到直接把握“存在”的目的。如此说来，本体论不过是存在论的简化形态，本质论又是本体论的简化形态或变形形态。这样，本质论必然会为自己埋下、制造出如下几大隐患和弊病：其一，当把“存在”缩小为“本体”或“本质”，或者先把“存在”缩小为“本体”然后再把“本体”缩小为“本质”后，以局部性（即使是出于决定意义的局部）的“本质”阐释整体性的“存在”是否可能？其二，无论是“本体”还是“本质”都是主体理性的设定物，如果设定它的主体理性出了毛病，是否意味着这种理论必将走向坍塌的命运？比如康德反思的结果就是主体理性因缺乏知性直观能力而无法认识本体/物自体。其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本质中心主义。即本质被确定为存在的中心，对其他非本质性存在因素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和决定性意义。而一旦某种被规定为中心的本质利用中心位置和权力过度膨胀时，就会带来许多严重问题。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等，就分别是把人类确定为世界存在的本质、把理性确定为人的精神存在的本质、把西方文化确定为人类文化存在的本质、把男性确定为性别存在的本质、把语音确定为语言存在的本质的产物。今天，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所带来的世界生态危机、人的精神危机、各个层次的文化危机等种种现代性后果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其四，上述透过现象看本质和以部分代整体的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必将导致理论研究的还原主义。即对丰富复杂的现象世界中非本体、非本质性的存在成分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将复杂多元世界看成或还原为简单与一元性的本体、本质。并一厢情愿地认为，破解了这个简单的、一元的本体、本质就可以把握丰富复杂的整体存在。其五，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本质论也必然会唯我独尊地认为，探究世界和事物本质就是哲学和一切人文学术研究的最具形而上性质的基础理论，关于其研究对象的本质论就理所当然地构成本学科其他具体理论探讨的理论基座。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隐患和弊病并不会因为某一本质论考虑到关系、历史、语境的因素而消除。因为是否在具体的关系、历史和语境维度中思考本质只能影响“本质是什么”、“本质如何确定”等问题研究的合理程度，而对主体理性天然合理的预设性、以“本质”代替“存在”分割式思维方式、本质中心主义、理论还原主义、为我独尊的独断论等并不具有矫治功能和决定意义。即是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当代文论理解的“本质主义”和“本质论”具有同样的缺陷。 当哲学本质论被具体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时，上述种种隐患和弊端也被带入到了文学本质论中。在西方文论的发展史上，关于文学本质亦即“什么是文学”或“文学是什么”的回答不下百种之多。尽管这些关于文学本质的具体答案五花八门，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通过对文学的某种本质的破解把握文学存在。与此同时，它们都是通过现象看本质和以部份代整体的本质论思维模式的产物。即把文学的某个局部环节或要素看成决定性的甚至从完整的文学活动中分割出来，然后进行理性主义的分析和设定，最后把这个局部性存在的某种属性宣布为文学本质。如此做法也就注定无法实现真正完整把握文学存在的目的。古希腊最古老的摹仿说只着眼于“世界—作品”关系，把作品摹仿世界存在的属性规定为文学艺术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把诗（文学）看成“摹仿技艺”，实际上强调了摹仿活动中作家的主体理性地位，基本上奠定了西方传统文论在“世界—作家—作品”的文学活动环节确定文学本质的框架模式。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19世纪30年代的再现说、19世纪到20世纪俄苏的反映论、社会意识形态论，都曾对作家的主体性重视不够。而苏联和中国现当代所谓能动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都有一个克服轻视作家主体性倾向的理论前提。不过，无论是摹仿、再现、反映、审美反映、社会意识形态论等都是立足于“世界—作家—作品”这个文学活动的局部环节作出的文学本质规定。各类主体性文学本质说立足的是文学活动的“作家—作品”环节。从中国古代的“诗言志”、“诗缘情”到西方19世纪初的情感表现论、20世纪初的直觉表现说、本能升华说、生命直觉说，再到中国当代文论中的精神主体学、充分主体性说、人类学本体论说等，主要是把作家主体方面的情感、思想、体验、心灵、精神、意识、潜意识、生命能量等等的表达、表现规定为文学本质。20世纪之后由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组成的广义形式主义文论尽管也部分地看到了作者、读者对文学活动的重要意义，但它们立论的视点主要是文学“作品”要素。为了追求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甚至主张割去作家的“意图谬见”和读者的“感受谬见”，只针对作品进行精密静止的共时性分析，它们认为作品形式的“程序”（什克洛夫斯基）、“诗功能”（雅各布森）、“非指称性伪陈述”（瑞恰慈）、“肌质”（兰色姆）、“含混”（燕卜逊）、“张力”（退特）、“超验结构”（韦勒克）等才是文学本质。而在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这条理论发展线索看来，文学本质应该在文学活动的“作家—作品—读者”的框架内确定。文学的本质是读者意识中的“纯粹意向性客体”（英伽登），是作品与读者的“视野融合”后形成的“效果历史”（伽达默尔），是作家和读者通过作品实现的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萨特），是读者以“期待视野”为根据走进文本“召唤结构”填充文本“空缺”而进行的“读者参与创作”（姚斯、伊瑟尔）。行文至此，读者必然会想到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批评四大要素”模式图。艾氏认为：“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三类主要是用作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23]按照引文提到的两两要素关系及最后单独以作品为视点的顺序，艾氏分别将西方文论史上的文学批评理论称为“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对照本文的上述分析会发现，艾氏对不同批评理论类型所立足的文学要素关系的设置并不完全合乎实际。但他已经基本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同理论关于艺术本质和价值的阐释都是从文学活动的局部环节和某个要素出发做出的判断。本来，中国当代文论自1980年代后期已经把刘若愚改造过的四要素活动说引入中国，并与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理论接榫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活动论。这里蕴含着从整体论视角探讨文学存在方式问题的理论契机。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当代理论界却把它看成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这种将存在方式混淆为文学本质的问题亟需认真清理。 综而述之，在本质论思维模式支配下，上述种种文学本质论莫不是选取它们各自认为的文学活动的重要的、决定性的、基础性的环节片段，然后再对这个局部环节或片段现象进行还原式分析，从现象背后抽取出某种特殊属性，并将之确定为文学本质。这些以部分代替整体、本质中心主义、还原主义、独断论为特征的文学本质论，构成了西方从古希腊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论发展主线。它们在两千多年的文论发展行程中“你方歌罢我登场”事实本身已经表明，任何文学本质论都没能真正实现它一贯追求的把握文学存在的目的。这并不是那种具体本质论不合理的问题，而是本质论范式本身与生俱来的缺陷造成的。换言之，如果不打破本质论理论范式，而只在本质论范式内部作调整，当代文论研究也就难以实现突破性进展。实际上，经过20世纪以来的新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化思潮的普遍质疑和批判，本质主义/本质论的种种弊病早已昭然若揭，在西方文学理论界几乎失去了藏身之所。奇怪的是，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却总能看到它一幕幕复辟的活剧。 当然，笔者反对文学理论的本质论范式，并不主张走向文学存在论的取消论。西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反本质主义/本质论之后往往既走向“本质虚无论”，又走向“存在取消论”，代表性的是解构主义。在它们那里，世界、事物根本不存在形而上之维，剩下的只有形而下的现象。具体落到文学理论问题上，就是既反对文学具有固定的本质，又反对文学的任何存在论思想。笔者认为，当今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存在论思想，不过这个存在论思想不应还停留在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阶段，更不应以本质化约替代本体，而应真正走向存在，恢复“本体论”（Ontology）的存在论本意。也许，从21世纪的社会文化现实出发，在吸收中外文论关于文学存在论研究的有效资源的基础上，建构以现代哲学存在论为基础的文学存在论，并将之确定为多元化文论语境中的文学基础理论范式，可能是实现中国新世纪文论研究新突破的一种明智选择。 注释： [1]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2]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M].文艺争鸣[J].2009.(7). [3]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J].文学理论争鸣辑要（上）[Z].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56. [4]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文学评论,1985.(6). [5]杨春时.生存与超越[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40. [6]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55. [7]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4. [8]杨春时：《论艺术本质的多重性》，《艺术百家》2009年第1期。 [9][21]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J].文艺争鸣,2009.(7). [10]方克强.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1]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3. [12][13][14]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J].文艺研究,2007.(8) [15][16][17][21]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J].文学评论,2008.(4). [20]吴炫.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穿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J].文艺争鸣,2009.(3). [2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47-154. [22]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3.242. [23]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单小曦，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